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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义利之辨”。义利观即道义与功利的观点，是道德建设中的首要问题。编辑是出版事业的守门人，肩负着神圣的社会文化使命。编辑职业与“名、利”二字紧密相连，因此，正确的义利观是编辑职业道德的内涵。当前，由于中国图书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竞争的激烈使得有些编辑在对经济效益的狂热追求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职业道德操守，义与利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给自己、出版社及社会都造成了伤害，代价惨重，教训深刻。那么，新形势下，编辑工作应怎样解决义与利的关系呢? 一、义与利的博弈:见利忘义?为义弃利?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经济观念的核心是义利观。一般认为，义是指伦理规范，利是指物质利益。在图书编辑中，义与利可具体指为图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顾此不可失彼，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如制定选题、组织稿件、审读加工、整体设计，直到出版发行等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取向，就体现了义利之争。 现在，有的编辑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以经济效益为编辑出版至高的准则，将义利倒置，陷入误区，有损读者利益的问题，屡见不鲜。方便读者的事该做的没有做，如:学术著作的出版不做索引;图书的内容提要写成了商业广告;过于追求印张与定价，使读者不堪重负。还有的编辑经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从侥幸心理出发，不顾编辑的职业道德，置广大公众利益于不顾，出版了低级趣味和腐朽文化的东西，甚至选择思想倾向错误或反动的东西出版，损害作为国家公共事业的出版社的形象，最终带来自身经营的尴尬局面，不仅没有获得经济效益，反而给出版社带来了严重后果。 当然，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些非法出版行为并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通过各种伪装以迷惑人的形象出现，在策划组织书稿过程中，常常会撞上令人炫目的糖衣选题，它就像塞壬的歌声，它一出现，差不多每个编辑都能感觉得到，像妖精那样美艳，如果编辑没有定力，被这种妖气迷惑，就会让出版社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轻者让出版社遭受重创，停业整顿，重者则被取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这个过程来得快速而迅猛，如突发性急症，见利忘义的结果几乎就是自取灭亡。因此编辑一定要有敏锐而正确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必须按政策规定严格执行，否则，一旦失误，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编辑不能见利忘义，自然也无法做到完全为义弃利。 因为图书的经济效益是编辑职业和使命的重要因素，也是出版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追求经济效益是编辑工作的目标之一，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论怎样心怀美好的理想，导致编辑的图书尽管阳春白雪但却曲高和寡，出版的图书本本赔钱，试想还怎么再施展鸿鹄之志?上升到编辑活动的出版社，惨淡经营年复一年，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生存都成问题，又怎么能把出版事业进行到底?可见，没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编辑工作就会毫无意义;反过来，经济效益又是编辑与出版社持续发挥社会功用的物质保障，忽视了业务经营效果，会危及出版社的成长壮大，甚至会导致无力生存，这样，再谈编辑的社会作用也会变成一句空话。 如此看来，义和利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在现实中矛盾纷呈，蕴涵着许多变数，难以取舍。 二、义与利的统筹:义在利前，以义取利 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就要做到以义为先，即首先追求社会效益，这才是编辑工作的首要操守。编辑要从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出发，把握住出与不出，多出与少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坚守什么，舍弃什么，不仅严格把守书稿的艺术质量关，还要从政治和格调角度，严格审察，这也是编辑的责任意识，一个有觉悟的编辑应在每一个编审过程中有意识地规避风险，为出版社负责，为社会负责。这不仅是编辑的人生追求，同时也是出版社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出版社所追求的，也在于自己出版的图书有品位，有价值，有特色，有销量，不断达到两个效益的辩证统一。当下出版社要行之久远，就要始终坚守社会责任，反映社会主流，顺应时展，而不能不义而利。即使是义与利矛盾的情况下，也要舍小利保大义，适当舍弃暂时的、眼前的利益，以期追求长远的效益。义行利先，才能存之久远，长兴不衰。 其实，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只要重视义与利的统一，义就会向利转化。“义”须有“益”于国家、社会，由“义”到“益”再到“利”，环环相扣，不能脱节。编辑只有积极投身于出版事业，热爱自己的工作，才能敏锐触摸时代脉搏，把握社会的步伐，捕捉图书市场的热点与卖点;才能视质量为生命，视差错为仇敌，把自己编辑的图书做成精品;才能提高编辑业务水平，优化、提升作者来稿的价值;才能爱惜羽毛，不出不良图书，成为道义的担当者、正义的维护者。这样自然就会编辑出受到欢迎的畅销书与常销书，给出版社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良好的经济后盾更支撑出版社走向壮大，更有余力为读者、为社会出版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对编辑而言，由于图书出版与营销受到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有时可能出现“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形，即一本图书可能是精品佳作，但是一段时间内见不到盈利，这在出版界中也是经常遇到的现象。对此，编辑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相信读者的眼睛，经过时间的淘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千万不能遭遇挫折就轻易改变航道，转而编辑不良图书。 在中国编辑的传统道德观念体系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安贫乐道，君子固穷，乐于奉献，甘为他人作嫁，已经成为编辑的道德信念，乃至理想人格。举凡编辑楷模，无不具有这种淡泊宁静，不求闻达，鄙薄名利，安之若素的品格。这正是这种义利观的正面社会效应之所在。即使在今天，这种义利观对于我们编辑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义利观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在这里，义的高尚是以利的卑污作为反衬的，似乎只有舍利才能取义，如同“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一样，义与利也是不可兼而得之的。这种重义轻利的观念是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是迂腐的，它使人们陷入了思想观念上的又一个误区。在市场经济中，义的含义没有改变，仍然是指道德、信仰、理想、观念等，而利，在这里也不再是与义相对立、冲突的概念。没有义，利将无所施;而没有利，义也无所发展。义与利是相互依存的。市场经济只承认义与利的统一和谐，而不承认义与利的对立冲突。“义”和“利”的和谐统一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的有效调节，而市场经济本身是无力执行这一社会职能的。“义”和“利”的矛盾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内部不存在以往阶级社会那种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三者之间的矛盾仍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要求人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p#分页标题#e# 只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努力实现义利关系的正确定位，不断生产出优秀的精神产品，才能保障编辑个人与出版社发展的长远利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成为社会之公器，民众之喉舌，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