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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卫平
2003年在中国和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SARS,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流行病的危险性。通常我们把危害严重而传染性强的流行病称为瘟疫。从人类与流行病斗争的历史和对现代社会功能的认识中,我们可以总结有益的经验,探讨防治“瘟疫”保证社会卫生安全的良策。
1流行病传染的历史和人类与流行病的斗争
1•1流行病传染的生物因素
中医书籍里有“疾疫”、“瘟疫”、“温疫”、“厉疫”、“厉气”、“时行”等说法。温,指发病时体温高,疫,指的是人人可能被感染。可见,“疫”就是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罗马帝国的灭亡,瘟疫的流行是一个重要原因。地球上的生命是多种多样的,某些微生物和它们的寄主的历史比我们人类还要长。考古学家在古代动物的遗体上发现过龋齿和寄生虫病。流行病的病原是微生物———细菌或病毒。人类被细菌或病毒感染,有的是直接从呼吸道或消化道通过空气、水或食品而来,另外,细菌或病毒常常借助动物传播。虫类如苍蝇、蚊子、跳蚤和寄生虫,野生动物如鼠类、蛇类、猫科动物,驯化动物如牛、马、羊、犬、鸡、鸭等都可能患病然后传染给人类。要防治流行病,必须研究消灭或抑制有害微生物的方法,同时,还必须研究动物作为宿主或传播者的作用,研究防止病原通过动物危害人类的有效方法。
1•2流行病传染的社会因素
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人们在一个一个的部落里生活,即使是到了纯粹农耕生产方式的时代,由于人口较少,分布稀疏,传染病的流行并不严重。例如在古代中国的前秦时期,许多地方的都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然大大减少了疾病流行的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出现,人口增加而且居住集中,商业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使流行病的传播的可能性逐渐增加。战争、贫困、统治者的腐败、不良的生活方式成为流行病发作和造成大面积危害的社会原因。公元6~7世纪,西欧流行麻风病,随着十字军的东征,所到之处都发生了越来越多的麻风病感染,到了13世纪达到高峰。14世纪初期开始,欧洲战争频繁,居民受到战乱之苦,疲惫不堪,传染病更加容易肆虐流行。16世纪后,欧洲人入侵非洲和美洲,又把许多传染病带到了那里。统治者的腐败、政治的黑暗、文化的愚昧,加重了流行病的危害。欧洲流行鼠疫等疾病最严重的时期,就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中国东汉末期、唐代安史之乱时期、明朝末期、清朝晚期、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先后发生较大规模的瘟疫,而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时期,流行病就相对发作较少,即使出现,也能够较快得到控制。“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是百姓的经验之谈。过去,不管是天灾、兵灾,都使政府慌乱甚至瘫痪,居民贫弱甚至流离失所,疾病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1•3人类与流行病斗争的历史经验
自从流行病出现,人类就一直在与之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在重要的有两条,其一,是必须依靠科学;其二,是必须建立公共卫生体系。
1•3•1科学是战胜疾病的锐利武器一开始,人们对流行病缺乏正确的认识。在中国,出现瘟疫被认为是触犯了上天,受到了上天的惩罚。直到明清时期,“叫魂”、跳大神、画符、祭祀来祛除邪气的做法还十分流行。在欧洲,“疫病”也被认为是上帝的惩罚或企图从星象学上给予解释。由于缺乏正确的科学知识,民间则使用一些原始的土办法来治疗疾病。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收效甚微或根本不起作用。
在长期与流行病做斗争的实践中,人类逐渐通过观察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现象,并通过实验寻找战胜疾病的办法。我国古代以有以“人痘”来预防天花的方法。1796年英国医生真纳在人身上接种牛痘,证实了可以预防天花,使人类在疫苗免疫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19世纪末,在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科赫的实验室里,进行了传染病的病原学和疫苗的免疫原理的实验研究。由此,医学界普遍认同了微生物是传染病的病原,找到了抗击传染病的根本途径。接着,磺胺类药物的发明,青霉素及一系列抗菌素的广泛使用,给人类带来了福音。梅毒、结核病过去的“不治之症”有了特效药。经过百年的努力,天花、白喉、麻疹、麻风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实践证明,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科学的进步,是人类防治流行病的锐利武器。尽管像流行性感冒、SARS这样的病毒我们还暂时无法制服,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依靠科学,迟早我们可以战胜病毒。
1•3•2公共卫生制度是人民健康的保障体系
有了科学的医疗方法,不一定就能完全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建立良好的公共卫生制度并认真执行,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疾病的流行,使科学的防治措施落到实处。这里,公共卫生制度包括卫生检疫制度、隔离制度、专业医院制度、水和食品卫生制度、公共卫生设施建立制度、流行病调查制度、居民卫生管理制度、政府公共卫生投资制度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由于国际人员交往和货物贸易中可能把细菌和病毒传播到他国,海关的检疫十分重要。1383年法国的马赛正式设立海港检疫站。1863年,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海关医务所,开始了中国的海关检疫制度。为了防止疾病患者传播疾病,欧洲教会从11世纪起,建立专门的隔离院收容麻风病和黑死病人。这种结构后来逐步演变为隔离措施严格的传染病医院。18世纪后,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都通过了卫生法令,对修筑街道,改良地下水道,处理污水等有明确的规定。1911年我国的东北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
著名的卫生防疫专家、英国留学生伍连德博士冒着生命危险赶赴疫区,领导防疫工作。他划分了疫区和非疫区,阻隔疫病的蔓延,采取了消毒、焚烧尸体等措施,终于成功扑灭了鼠疫,被国际社会誉为“鼠疫斗士”。根据伍连德博士的经验和建议,政府当局命令在全国施行公共卫生预防措施。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世界各地,由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公共卫生事业迅速发展起来,改善城乡卫生设施,接种疫苗,建立防疫结构,宣传卫生知识,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培养卫生防疫专业队伍,逐步构成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公共卫生防疫事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旧中国猖虐一时的鼠疫、麻风病、天花、结核病等消灭或基本得到控制,传染病率很快降低,人民平均寿命大大提高。这次突然爆发的SARS,正是在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各级卫生组织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才能迅速被遏止。#p#分页标题#e#
2•1树立“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尊重科学”的理念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的文明程度、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并不一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如果政府放弃公共事业管理的职责,商人只知道赚钱而坑害群众,而群众被所谓的“时尚”引导选择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又不能以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再次受到自然的惩罚,人类文明就有可能受到新的挑战。试看某些发达国家出现的吸毒、艾滋病现象和动物传染的疾病(如口蹄疫、疯牛病、炭疽病等),无不是由于人的自虐和他虐以及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而导致的。只追求当前的享乐,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尊重生命;盲目地对大自然索取,破坏生态环境,乱食野生动物,就是不尊重自然。相信宿命论甚至邪教的歪理邪说,用未经科学证实的方法防治疾病,有病乱投医,被庸医谋财害命,就是不尊重科学。只有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把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结合起来,才能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使人类享有真正的幸福。
2•2变消极治疗为积极预防
如果以为药物的发明可以完全战胜疾病,只凭借医疗手段就可以防止细菌和病毒对人体的侵害,那只是一种消极的想法。人类曾经为青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的诞生欢欣鼓舞,为抗生素奇迹般地控制了结核病和梅毒而庆幸,认为再也没有对付不了的细菌和病毒了。其实,每一种病原体都有各自的生命方式,也会形成适应和抵抗药物的能力。细菌和病毒会时时演变,以新的变种出现,让药物失灵,也会在一个时期销声匿迹,在另一个时期卷土重来。就拿流感来说,1918年它曾在欧洲等地大肆活动,使2000万人丧生,后来人们逐渐掌握了防治它的办法,但今天它又以多种新的病毒形态出现,至今医学专家也没有找到对付它的特效药。迷信药物治疗,平时不加强自身的抵抗力,并不是明智的选择。积极预防的思路,则是既不放松药物特别是疫苗的研制,又坚持“以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卫生保健,倡导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在疾病未发时,防患于未然,消毒灭菌,有效处理细菌病毒的寄主;在疾病初起时,严格隔离,防止在易感染人群中大面积传播。
2•3建立政府主导型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
2003年抗击SARS之战,初期信息披露失实,少数官员行动迟缓,措施不力。党中央领导果断采取了措施之后,各级政府勇于负责,全国军民上下一致,医务工作者忘我奋战,才迅速扭转了局面,取得了胜利。小汤山医院的快速启动,为最终战胜SARS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再一次证明,对待突发的社会卫生安全事件,必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这个体系包括预警系统、紧急应变系统、卫生救治设施和配套设施,也包括居民社区的监视系统和信息传递系统。回过头来看,我们必须加强专业医院的建设,加速专业人才的培养,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和平时的卫生防疫工作,建立从城市到农村,从政府到医疗结构到社区和每个居民的社会卫生安全体系。面对不断变异的流行病这个恶魔,我们要警钟长鸣,常备不懈。人类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不断探索,强化社会的防御系统和每个人的自身机能,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