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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乾之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已发展到了顶峰。然而人口的激增也为此后的中国社会埋下隐患。据宣统年间统计，我国从康熙五十年（1711）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131年间人口增加了3倍。人均占地面积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0.4593hm2降到光绪十三年（1887)的0.1606hm2。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因此，中国传统农业面临转型，提高单位面积亩产量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除了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以外，清代中后期中国对外贸易的衰落也增加了传统农业的压力。丝、茶一直是中国主要的出口货物。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迅速增长。丝至光绪六年（1880）达到82201担，次年丝的出口量逐年减少，至光绪十一年（1885）仅为57984担。茶的出口量起伏比丝更甚。光绪十四年（1888）出口量达到210万担。此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的茶贸易逐渐走向衰落，受到日本、印度、锡兰等国的挤压，出口量大大缩减。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仅出口138万担。以九江口为例“，九江开埠之时，以出茶甚多，曾谓之茶埠。嗣以美国用日本茶，英用印度茶、锡兰两地之茶，九江茶商遂不振。今则出口较多，似不难复昔时之盛”。出口的萎缩导致大量茶商、茶农损失惨重。丝、茶对外贸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生产技术的落后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制茶较中国优越的地方，在于机器胜于手工。中国的小农生产是不能与印度的大茶园竞争”。蚕丝业也是“咸同以来，蚕种受病，出货日少；缫丝守旧，成色日劣；遂到出口锐减，价格日低”。可见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的落后直接导致了对外贸易的衰落。此外，西方国家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兴起，也使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处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在经历工业革命后，进入了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农业革命时代。19世纪后半叶，美国人开始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机械；光绪四年（1878），英国人托马斯将钢铁厂废渣制成“托马斯磷肥”并出售给农民；光绪八年（1882），法国人发明波尔多液防葡萄霜霉病，且及时地用于生产实践。机械在农业中的应用，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度加工等。这些先进生产力让传统农业望尘莫及。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了西方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而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在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施肥技术，又保证了农业收成。从此，西方农业技术开始真正超过中国。19世纪末，中国传统农业已失去其领先地位。
2科教兴农思潮的炽盛
中国传统农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的农业教育被当代学者称为“经验农学”。在这种农学体系下，农业知识主要靠经验的代代相传，即《管子》所谓“农之子常为农”，其“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然而，面对现代新兴的农业技术，这种言传身教家传世袭的教授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科技的教育需求，专业的农学教育机构的建立已是势在必行。清末，中国部分有识之士已注意到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与西方农业技术的差距，开始呼吁继承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并引入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发展农业教育，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现代化。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在《农会报•序》中指出“：秦汉以后，学术日趋无用。……学者不农，农者不学，而农学之统，遂数千年绝于天下，重可慨矣”。二十七年（1901），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朝廷：“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查外国讲求农学者，以法、美为优，然译本尚少。近年译出日本农务诸书数十种，明白易晓，且其土宜风俗与中国相近，可仿行者最多。”张之洞、刘一坤等还提出了兴农学、办学堂的具体方法。即：在京师设立农务大学堂；鼓励学生留学日本、欧美学习农学，并奖以官职；各省广印农学书籍，分发各州县“体察本地情形，劝谕绅董，依法试种”；每县设劝农所，邀请各乡绅董来讲学；在省城设立农务学堂，“选中学校普通学毕业者肄业其中，并择地为试验场，先行考验实事，以备分发各县为教习”，等等。此外，罗振玉与梁启超还分别办了《时务报》和《农会报》，鼓吹师法西方、科教兴农，重农兴学之风一时炽盛。
3现代农业教育的兴起
在朝野上下科教兴农的呼声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光绪帝下诏令兴农学，命各省督府劝谕绅民兴办农学堂，命总理衙门颁行农学会章程，命各学堂翻译各外国农学书籍。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壬寅癸卯学制”），把农业教育纳入正式的学制系统。在清廷颁布的“壬寅癸卯学制”中，将学堂分为“普通”和“实业”两个系统。针对实业系统，清廷又制定了《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将实业教育分为农、工、商三科。其中农科分初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农科大学四级。初等农业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实能从事简易农业为宗旨”。中等农业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农业为宗旨”。高等农业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各农业学校之教员、管理为宗旨”。高等农业学堂毕业生可升入农科大学。同时又规定对于章程中所列的科目各省因地制宜，根据地方情形取舍分合。随后，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农业学校很快在全国普遍开设起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我国第一所涉农专门学堂———杭州蚕学馆建立，创办者是浙江知府林迪臣。蚕学馆聘有日本教习，于次年4月开学。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设立湖北农务学堂，聘请美国农学教习授课，并在美国购买农具、种子。该学堂分为农、蚕两科，是我国多科性中等农业教育的发端。同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未分科，只开设了农学课程。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在保定创办直隶高等农务学堂,这是我国大学专科农业教育的肇端，学堂聘请了日本、美国教习进行讲授。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批准京师大学堂兴建农科。宣统二年（1910），京师大学堂农科开始招生，教师悉聘日本人。京师大学堂农科是清廷学部举办的唯一一所农科大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后，各级农业学堂在全国各省普遍开设起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效。据统计，宣统元年（1909），全国高等农业学堂已有5所，分别位于直隶、江西、山东、山西、湖北等新政办得较有成效的省份，学生已有530人；中等和初等农业学堂分布较广，在全国23个省份中，中等农业堂有31所，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有59所，学生2272人。而且，在当时农、工、商各科实业学堂中，农业学堂相对发展最快，办学成效最为显著。在各科实业教育中，农业无论是学堂总数还是学生总数都远高于工业、商业，分别占到实业学堂总数百分比的50.80%和47.80%。这一优势在中等学堂中尤其明显。由此可见，在清末农业教育受到了各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办学颇有成效。
作者：刘恒 刘秀丹 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