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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洪成 王蒙 单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重镇当属岭南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它们代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最高水平。岭南大学是美国传教士在华南地区开办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机构。1908年，美国农学硕士高鲁普就职于岭南大学，实地研究中国农务。1912年，高鲁甫为岭南学堂中学三年级学生开设初级农业课程。1918年，岭南大学开设农科课程，为了便于农科专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在校西辟一农场，实验中西蔬菜花果的种植，并兼及畜牧、种子改良。此外，又辟学生实习场两所，设华南植物标本物一所，而桑地、蚕室、鸡屋、牛房等亦依次设立。由于教会办学与欧美现代教育改革声息相通，活动教学、自我实践、学校社会化与课程生活性更为鲜明。岭南大学的教育设计实取活动主义，学生除了遵守规则之外，能自行发起种种事业，并创设农学会［2］164。岭南大学经过钟荣光校长四处募捐的努力，于1921年将农科从文理科大学内独立出来，成立了岭南农科大学，后改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岭南农科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促进农科高等教育，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改进华南地区乃至中国的农业事业。其管理办法是：于岭南董事局之外，另组一岭南农科董事局，担负管理及维持之责。岭南大学农科成功办学的关键在于实施了农场实验研究与成果推广。王卓然在《教育一瞥录》中对该校农科教育实习及教育推广情况有所记录：“岭南大学有农科生近100人。开辟学生农事实习场2所。农事实验场1所，研究荔枝桔类、中西菜蔬、果子牲畜等项。往各地采集植物标本4 300余类（种）。
新建育蚕室2座，种桑60余亩，以供给蚕业学生百人之用。”［3］5211914年9月，美国教会创办的私立金陵大学正式成立农科，聘请美国农业科学家和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到金陵大学任教，并引入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方法。1924年改组成为四年制农学院。金陵大学在大学程度的办学层次上开设农科，其办学规模及影响日渐扩大，翘楚国内农科大学之首，这对中国近代农业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1933年刊行的《私立金陵大学一览》对此有所描述：“民国三年，本校教授裴义理先生，因感于农林人才之缺乏，遂开设农科，次年添设林科，至民国五年，合称农林科，各省资送官费学生来校肄业者甚多，盖是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者，仅有本校一处。十年秋，北京教育部派员来校调查，准农科立案，十四年冬，复正式认可，是为外资创设大学在中国政府之最先立案者。”［3］582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迅速崛起，除了拥有一流的教师、所需的实验农场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同中外各机构特别是与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使之在政策和资金上有充分的支持。这一时期，一些教会大学开始创办农科，设计农科课程，招收农科学生，根据当地经济结构及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农业科技研究，从而拉开了中国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帷幕。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创立，恰是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阶段，其意义不仅在于充实、强化高等专业教育的类型，而且有助于直接推动政府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农业职业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由此也对中国农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兴盛时期
教会大学初期的办学目标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传播基督教与促成青年得到高等教育，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三件工作要做：一是培养青年基督徒；二是培养有知识的基督教领袖；三是引导基督教男女青年归主。但20世纪20年代以来，基督教大学办学专业性与世俗化逐渐加强，办学方向趋于服务社会以及探索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可谓走向了另辟蹊径的征程，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诚如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在《基督教大学的目标与重心的转移》中所称：“一般富有思想和开通的领袖，渐渐地萦念到发展一种良好的大学教育上去了。他们所要发展的大学：第一，当使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优美工具；第二，当保存原有文化的最优美点；第三，当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上所能贡献的最优美点之模范场所；第四，当培养青年男女，使之对于民众能作有用的服务工作。”［3］147由于培养目标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教会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伴随着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的加快，教会大学的各个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趋于完善，教师与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农业教育作为教会学校的科系，也同时得到了快速发展。如金陵大学农业教育除有农林本科相关科系外，并设有农林及灾荒研究系、农业速成科、乡村师范科、暑期学校、函授学校，在鼓楼左、太平门外有占地400余亩的农场以及其他未建筑之校地，一律作为农林实验场之用。农林实验室设备齐全，为了促进农林水利事业发展，并推动学院农林本科改良麦种、棉种、蚕子的研究及试验，该校加强办学国际化，并注重科技下乡，使科技用于生产实践。据文献记载：“美国纽约省立康奈耳大学与本校农林科，定于五年或十年之内，每年派专门教授一人到本校教习植物接种法。以期养成此项专门技能的学生，将来分赴国内各地实地推行。本校深信植物接种法为中国今日改良农业之需。罗福教授等于此项学术研究有素，且为实验场之专家，将来必能以研究结果，贡献于今日之农业。此举非特促进本校植物接种系之增设，并可永久巩固中美学者之感情也。”［4］
墨妮在《金陵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册》中刊文《记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人裴义理》，对该校农科创设背景、教学原则及影响作用作了介绍，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对教会大学农科教育相关问题的认识。1910年，裴义理先生受金陵大学之聘，担任数学教授。1911年，裴义理先生承办我国北部以工代赈工作，常在农村和灾民相处，看到我国农民生活实在贫困，认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先从改良农林事业着手。1914年，金陵大学适应社会对农业技术及专业人才的需要，由裴义理先生一手创办农科，采用半工半读制度来培养实用人才。第二年春，添设林科，以造就林业专业人才。当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的只有金陵大学。因此，鲁、皖、滇、赣四省均送官费生到金陵大学，读农科、林科的日益增多。1916年，农、林两科合并为农林科。创办金陵大学农林科时规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注重实际教材，学以致用。如开垦地、栽树、播种、耘草、收获等工作，都由学生亲自操作。裴义理先生认为，要把书本上学来的理论，在实际中体验，才能求得真知，只有这样，学与做才不至于陷入空虚，才能与国计民生发生直接利益。虽然当时风气未开，未能完全实行，但裴义理先生依然主张知行合一，变更当时风尚，可见独具慧眼。二是提倡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农林科初创时期，仅有经费5 000元，教员二三人，学生十几名，然因方针正确，办法合适，主持人有计划、有毅力，所以，奠定了金陵大学农学院永久的基础，能逐年扩大起来。从办学到抗战开始，大学本部、农业专修科以及各科训练班，其毕业生达1200余人，占全国高等农业学校毕业生的1／3，而从事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工作的占总数的95％。没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失业，且供不应求［2］594－595。#p#分页标题#e#
燕京大学在1921年成立农学系，为四年制本科，1923年获得“预防灾荒基金”22．5万美金，使学校得到发展，专业有农艺学、畜牧学、园艺学等，在新校址附近的海甸（淀）有1 500亩的实验园，重点是发展畜牧专业［5］18。但后来由于教会大学系科的全面调整，燕京大学农科于1930年被合并到金陵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另一重镇，在这一时期同样确立了其在高等农业教育上的地位。岭南大学在1918年已开设农科课程，20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独立的农学院，到30年代中期共有畜牧、农业、植物、病理、蚕丝等5个系［6］162，并在教育、教学的组织管理上分为教务、实验、营业、劝农四部分。教务部自大学成立后，开设田艺、园艺、畜牧、桑蚕、农产制造五科。此外又特设短期蚕业科及一年农业专修科。每成立一处农场，即附设专校，如蚕业、糖业、牛乳业等，教授附近中小学生及农家子弟。实验部自开办农大后，除承受岭南大学原有农场外，还陈请南京国民政府指定附近岗田地约800余亩，由该校按期备价收买。试验总场已设立，至各处试验分厂，也陆续进行。营业部该部宗旨再将该校现时所存有产品，如种子、树苗、蔬菜、瓜果牛乳、自养家禽、自宰猪牛及自制糖果、肉食罐头等，设法销售校外。此举不仅使教员、学生能够进行试验，物品不致糜费，且使学生有机会练习商业知识。民国十年，各项收入，为数共8．1万元。现分外地营业、行店营业及劳工监理三股，并力尽行，将来即以所得余利，充做该校常年经费。劝农部该部初名推广部，后改成今名。其宗旨在于宣传该校研究所得成绩，以振兴地方农业。当大学未能成立之前，曾开广东第一家畜展览会。在大学筹备期内，适逢广东开办第二次农产品展览会，不久后又赴赛大新公司天台农产品奖励促进会。更与营业部合劝农民栽种木瓜，发出苗木数千株。所刊行的《农事月刊》、《农学季刊》，销量也不少。其他如幻灯演讲，组织义农会，种植勉励会，调查荒地及农产，协助各处植木公司等，也均在进行中［2］556－557。
在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不少教会院校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以及该地区经济生活特点，着重发展适应当地特色的实用专业。如金陵大学农学院深入研究动植物病虫害及小麦、玉米、棉花等品种改良，岭南大学农学院则重点发展园艺、蚕丝、柑橘类等相关领域，而华西协和大学在畜牧、水果种植与运输领域颇有成果。这样的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设置，有助于形成特色专业的个性优势，突出本学校在该领域的影响。但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由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很难调节，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基督教一直受到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敌视与排斥。教会大学的爱国师生普遍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主动而有选择地接受教会教育，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迫使学校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而致力于教育内容的专业化、世俗化和科技化［7］10。对此，天主教开展了所谓的“中国化”措施，基督教也开展了“本色运动”，即中国化运动。教会大学被迫向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案注册，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在名义上成为私立学校［8］63。经过1922年在全国爆发的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大学入学的学生更是趋向于非基督教徒家庭，且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被设为选修课程。为了尽快走出阴霾，教会大学重新给自己定位，确定了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目标，以通过为社会服务来体现耶稣基督的精神。教会大学的决策者们认为，教会大学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几个特殊的领域，使它成为其他大学的典范和实验中心，就是必须进行农村教育建设的研究和实验［5］68。
这就引发了教会大学20世纪30年代参与轰轰烈烈的农村重建运动。教会大学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帮助建设农村：一是进行农业方面的科研和教育；二是对农村提供援助。金陵大学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及其他学校也实施了规模较小的计划。金陵大学农学院于1935年设立农科研究所，内设农业经济学部、农艺学部和园艺学部：大学本部设有农艺系、森林系、桑蚕系、植物学系、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园艺系、乡村教育系农业工程系和农业推广部（系）。为了培养专门人才，还设立了农业专修科、短期训练班、农业工程函授和农民夜校等。其系科设置，上自农科研究所，下迄短期训练班，各级农业教育无不具备。193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负责拨出开办费4 000元及每月经费500元，金陵大学则派出推广人员及提供推广材料。实验区开办宗旨有三条：一是从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组织及地方自治等方面推进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二是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实验基地，将大学研究成果推广到该区农家；三是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及其他机关研究乡村问题的实习基地。乌江实验区取得很大成功，到合同期满时已经实现自给自足。自1930年至1937年秋实验区还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1937年底，日寇进攻南京，该实验区损失惨重［9］384－387。192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东部的一个小镇建起了“乡村研究所”，开始了农村发展研究工作。研究人员深入农村，引进优良品种，指导农民发展家禽生产，利用荒地开辟果园。为了增加农民家庭的就业机会，他们还帮助当地发展毛织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建立信贷合作社，为农民购买良种、耕畜等提供低息贷款，信贷合作社所得的利润被用来建立学校、修筑公路及其他福利事业［10］132－133。1930年，燕京大学迫于无奈将农科转给金陵大学，但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农村的关注，反而更集中精力从事中国乡村建设这一宏伟事业。1930年，该校与华洋义赈会、香山慈幼院共同创办北京清花园农事讲习所，招收初中毕业以上学生，授以农业技能及知识，三年毕业，学生之膳食、讲义费用，完全由学校供给，学生非农民子弟不取［11］165。
1930年的2月，燕京大学社会系开办“清河社会实验区”。该实验区工作人员统由社会学系委派，并尽量聘用当地人才。工作广泛开展分为经济、社会、卫生、研究四大类的各项具体活动，如经济类就有信用合作、小本贷款、家庭工业、畜牧、农业改良等方面内容。1934年，福建协和大学设立农村服务部，由陈希诚主持。经济系和教育系分别开设农村合作及农村服务两门课，为开展乡村建设服务。1936年秋，该校试办农科，设农学和农业经济两个系。1939年，进行学系调整，农学系扩张为农艺学及园艺学系，与原有之农业经济系合并正式成立农科［11］227。福建协和大学在农学专业教学和科研方面也有重大成就，农学院在邵武开辟了农艺试验场150亩，森林试验场1 000多亩，另有畜牧试验、植物病虫害研究所、园艺实验室、水碓和制茶试验所，供师生从事科研与实习。华西协和大学的乡村建设工作主要集中在引进和改良奶牛、山羊、家禽、水果、蔬菜和农作物的品种及实用技术方面。但由于缺乏资金以及受教会大学管理的限制，到1934年才成立农学系。1940年，华西协和大学改农学系为农业专修科，设有农艺、园艺、畜牧三组，这也为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2］114－118。无论是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燕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还是华西协和大学，他们都在不同地区体现着教会大学农业教育进入兴盛时期的探索及不懈努力，其世俗专业化的特色及服务农业经济的现实成就，不仅巩固了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地位，也促进了整个中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的建设。#p#分页标题#e#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衰退及消亡时期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始走向衰退，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教会学校完全消亡。这一过程是逐渐发展的，并非突然间消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对我国全面侵略的战争。为了尽可能保存历尽艰辛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成果，国内高校在冒着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纷纷忍痛内迁，教会大学也开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不得不考虑各自的出路，或挂起美国国旗，用来防止日本人的袭击或没收财产，或迁入西方列强在华的租界寻求保护，或听从国民政府关于内迁的意见，举校西迁［6］133。如金陵大学准备西迁于四川成都，但当时美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金陵大学的一些西方人士对迁校无所谓，国民党政府方面，认为公立大学已经搬迁，教会大学迁不迁无关紧要，于1937年10月4日在南京开学。但开学20多天后，局势严重恶化，只得通知闭校停课，金陵大学在11月18日停课西迁［9］80。农学院人员及图书仪器标本175箱随校本部西行，1938年3月1日借华西大学校舍正式开学［9］300。金陵大学西迁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据1944年金陵大学的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损失1 467．85万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万元，设备损失147．95万元元，林场损失1 020万元，折合美金达444．80万元［9］81。因此，学校的教学、科研条件受到严重削弱。抗战初期，虽然岭南大学位于远离华北战区，但也未能免受其扰。当广州沦陷后，只有少数人留守校园进行收留难民的工作，大部分师生都分批到达了香港。学校在香港新界租到一座大房子和周围的农田，供农学院使用。11月18日，农学院二、三年级的学生开始恢复上课和实习。战争使得学校在搬迁中不仅有房屋、设备等物质方面的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学校生源的不足，没有学生的学校何谈教学与研究。以第一学期为例，有470人报考，学校录取了其中的297人，最终只有180人到校入学，报到率只有60．6％。学生流失率也比较高，这一年第一学期，学校的在校本科生总数有536人，到第二学期仅为513人［13］99－101。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由于领导层在是否西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长期存在的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对学校利益及发展前途的不同考虑，使得齐鲁大学一度出现了两个校址———济南原址和成都华西坝新址。由于学校内部管理不统一，再加上内迁的损耗，大大削弱了学校的实力［10］129。抗战开始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迁到华西校园，他们与华西协和大学就农业研究与乡村建设进行合作，因而使四川的乡建工作得到发展。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华西从事奶牛改良都给予密切合作，1940年，政府批准华西立案二年制的农业专科课程。1941年，国民政府农林部拨款2万元，专门用于食品的保存和运输研究，这是抗战时期华西在农业研究方面最杰出的贡献［5］110，但也足以看出其领域的狭隘性。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使得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华所具有的特殊政治优势消失殆尽，一些教会大学第二次内迁开始。由于香港的沦陷，岭南大学又迁移到了内地，从大村到坪石，从坪石回到大村，又从大村疏散到黄坑，从仁化、连县、五岭，最后到梅县。几度迁移，使得学校的教职员队伍大大缩减，很多老师都转移到其他学校或从事其他工作去了，教学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也比较缺乏［13］105－106。内迁后的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在农业研究、教学、推广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就其影响来说远远没有战争前范围大。学生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更为紧要的民族存亡的抗日爱国活动中，农村建设运动在没有了学生的参与后，温度自然骤降，农业教育的萎靡更为凸显。
随着18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教会大学同其他私立及国立高校一样也都认为最艰苦的时期结束了，希望迁回原址后学校能快速恢复到战前水平。1943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会、英国委员会、中国董事会成立了计划委员会，开始协商拟定战后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蓝图。1946年11月，由国民党独裁专制政策造成的国共之间的内战爆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但教会学校还是开始着手复校事宜。复校的任务极其艰巨，各教会大学竭尽全力争取资金复校。如岭南大学收到的捐助来源多元化，其中基督学校联合会给岭南大学拨款3．5万美元，香港在1945年和1946年分别捐款两次，各机构也都伸出援手，如英国援华会、美国援华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另外，学校还得到其他机构或个人的捐款［13］112。农学院的实验区、实验农场也开始慢慢恢复，正当各项事宜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由于内战造成国内经济持续恶化，使得经济失控，通货膨胀极高，各大高校陷入到资金空前紧缺的时期。1948年底，各高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教职员工的生活都得不到基本的维持，“反饥饿、反压迫”等罢教、罢学风波又起。1949年，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因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在联名发表要求发薪的警告无效后，罢教20多天。这件事震惊整个社会，被认为是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13］119。金陵大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947年，金陵大学的预算迅速扩充到5．64亿元。而到了1948年4月，金陵大学会计室主任毕律斯报告称：仅该年1～6月，金陵大学预算就缺60亿法币［9］110。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学校复校工作的进展，正常的教学活动受阻，其状况比抗日战争中还糟糕。
新中国刚成立，各项工作都在改造中，国家没有精力一次性实现对教会大学的全部接管。于是在中共中央制定的“积极恢复，初步整顿，初步改革”的总方针下，各省确定了“坚持维持院校，逐见改革”的初步措施。但是作了两条规定：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校长不得由外国人担任。这在当时是顺乎国情民意、非常必要的［6］149－150。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由于中国人民参加了战争，美国冻结了中国大陆在美的所有财产，基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对教会大学的接管。1951年，对20所接受西方接济的大学给予最终的处理，其中11所收回后改为公立，另外9所收回后仍为私立，由中国人开办。金陵大学的情况属于第一种，而岭南大学则属于第二种，仍属中国人自办学校。至此，教会大学完全被新中国接管，由于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不合理，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更好地为新中国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全国院系大调整，按照政府的调整计划依次推进，境内教会大学随着1952年院系调整的完成而退出中国历史舞台。#p#分页标题#e#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启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有计划、大规模的调整和改组。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凡不符合《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和《修改专科学校规程》的大学及专科学校，或改组，或降为独立学院，或停办。教育部还规定：教会大学或学院不得由外国人出任校长或院长。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重新定位了学校的目标，向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总体政策导向靠拢，力图形成“联系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的应用性专业特色［14］57。教会大学同时受中外双重管理，但越来越偏离教会的控制，受国民政府的约束增强，国民政府直接给教会大学拨款作为补贴，使得教会大学作为私立高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要求，教会学校开始组织课程改革，提出教会大学按新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暂行管理办法》的条文，重新向政府申请注册。教会大学纳入新中国教育体系只是作为收回教育权的第一步骤。1952年，教会大学被拆分，融入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教会大学农科作为教会大学的一部分随之充实到其他院系。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从创立到消亡，短短的几十年中，拥有丰富的农业教育办学经验，不但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成功典型，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模板，也为当今外资在华投资办学提供了很多中国化的方法。教会大学的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教会大学农业教育透过课堂教学、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形成了独有的办学特色。
现代历史学家吴梓明在《从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看基督教大学应以何种形式为国家教育事业服务》中称：岭南大学至1930年间，它的办学特色在于其办学目的不是为传教，而是“实行人格的教育养成科学之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钟荣光校长在一次演说中也指出，岭南大学办学的目的乃“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精神，使学成不至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换言之，岭南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一方面是为国家培养科学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注重人格的训练，特别是以基督牺牲的精神为榜样，培养学生勇于服务的精神。岭南大学的校训“今之学者为人”，目的当然是发扬真理，贡献所学，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虚名或禄位［2］563－564。教会大学对于农业教育的重视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应把农业发展放在首位，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农业教育的宗旨要服务于农村、农民，不能只探究理论，不重视科研的推广，没有被推广的科研成果就不能产生它应有的效果。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发展脉络是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部分，透过对其历史演进的探究，能有裨于我们更好地为当代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及服务农村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