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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郑京辉 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有感于农村经济的衰败，实施了一系列复兴农村的计划，一些部门开始做农村经济的调研工作。虽然这些政府部门不是农业经济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但从事了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为此学科的传播及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对高等院校农业经济的科研与教育采取了支持鼓励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乃至繁荣。如1943年，鉴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农业教育方面的贡献，教育部特颁令予以褒奖［2］(P293)。就传播群体而言，主要是:①教会及外国学者。民国初年，西方教会组织派遣一批人员来中国从事农业改良和推广工作，同时也传播了西方农业经济学知识。卜凯既是这一时期受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他在金陵大学任教的二十余年间致力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教学和研究，被认为是民国时期农业经济学的权威，“国民党政府将他的主要著作《中国农场经济》指定为农业大学的教科书。全国解放以前各大学的农业经济教授，几乎都是卜凯的学生”［3］(P78)。此外，卜凯还利用与美国各高校的友好联系，邀请很多有声望的外国学者来系任教或讲学，1930—1937年，先后有十九位外国学者到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工作［4］。②留学生群体。民国时期，在农业经济学传播与建立进程中留学生无疑充当着重要角色，这一时期有影响的农业经济学者大多都有留学经历。例如，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先驱许璇于清末留学日本;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唐启宇于1920年代初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外，金陵大学作为中国较早开展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的机构之一，在选派留学生方面贡献突出，如徐澄、乔启明、杨蔚、刘澜涛、应廉耕、崔毓俊、沈宪耀和王立我等先后被派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这些留学生在金陵大学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农村调查实践经验，而留学经历又进一步加强了其理论基础，提高了科研能力，很多人都成为农业经济学领域的权威。
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学的传播载体主要是期刊及译、论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高潮中，各机关、团体创办的有关刊物多达百余种，根据刊物发行机构性质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高校类、政府类和民间团体类。①农科学校及其他高校农学院发行的刊物。随着各高校农学院的成立，农业经济学也成为各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部分，很多高校农学院发行了自己的刊物。这些刊物主要是介绍此学科知识，刊载当时农业经济调查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学术研究、教学为主要目的。②政府类刊物。国民政府一些新设的农村调查研究机构和其他许多农林部门在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同时，也纷纷发行了各自的刊物。这类刊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发行的刊物。这类刊物影响大，发行时间也较长。如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发行的《农业推广》及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主办发行的《农情报告》等。第二类是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实验区发行的刊物。这类刊物种类繁杂，发行者主要为各省的农工厅、农矿厅、农村合作组织、实验区及其他农业推广改进部门，就其影响和发行时间而言，虽远不能和第一类相比，但也自有很强的地方性。如浙江省农林改良总场发行《新农村》及福建省农业改进处发行了《福建省农业统计资料》等。③民间学术团体发行的农业经济研究刊物。这类刊物种类繁多，其影响范围、发行时间长短依各团体情况而参差不齐。较有影响的有中华农学会发行的《中华农学会丛刊》、农村教育改进社发行的《新农村》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的《中国农村》等。
虽然这些刊物情况各异，但综而观之有以下特点:①内容上，无论是哪类刊物，农村经济调查都是其中刊载的重要部分。大多刊物不仅设有调查专栏，而且还不定期发行调查专刊，这也反应了当时各农村经济研究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②时间上长短不一。此时农业经济刊物的繁荣主要是受社会潮流所鼓动，但因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定及经费无法保证等问题，许多刊物往往维持不了一年便被迫停刊。③风格上，这些刊物的发行者身份极为复杂，包括了当时持各种政治和社会主张的组织及个人，而且各组织性质也有很大差异，因此这些刊物各有其宗旨及特色。④由于农村经济衰败的时代背景，无论这些刊物有何特色、持何种政治和社会主张，均以关注农村、救济农村为目的。从这一时期出版的农业经济学论著来看，学者们经历了一个从译介西方农业经济学著作到开始撰写中国本土农业经济学教材的历程。在农业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初，所用教材基本是由外国论著翻译过来的。从各国译著的比例来看，大多是美国、日本、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论著，由于日本农业经济学主要是受苏、美影响，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学主要是受美、苏两国影响，并最终形成以卜凯为代表的中国美国农业经济学及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并立并存的格局。从两个学派论著的比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论著并不多，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学派建立其学说的途径有所差异，卜凯代表的美国农业经济学是在高校建立其学说，学科建设意识较强;而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则是通过对卜凯等其他各流派的批判中确立学说，其理论主要体现在批判性文章中，尚缺乏系统的学科建设意识。故这些农业经济学论著中多为充当高校教科书的卜凯一派学说的论著。随着西方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人们很快发现完全套用西方农业经济学对改变中国破败的农村经济并无实际意义，中国必须要建设适合本国农村情形的农业社会科学。为此，部分学者开始根据中国农村实地调查资料编写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经济学教材，并逐渐在农业经济学的传播中居于主体地位。
从现有已知材料来源来看，无论这些论著从属哪个学说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注重从中国农村经济实际问题出发，以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编著。从这些论著的编写方式与特点看，作者多是鉴于农业经济学书籍的缺乏而致力于撰著，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和普及农业经济学基本知识。从编纂方式来看，大多是从讲义而来，编著的用途多是为了当作教科书，而内容也相对较简单。如薛暮桥的《农村经济常识》一书是他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时编写的教学大纲基础上整理而成，《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一书则是有感于廖谦珂《农业经济学》译本理论的深奥和篇幅的庞大，而抽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辑成的一本适合中国文化教育水平的通俗读物。王一蛟亦云，其书编写目的“全为便于讲授及学生参考用……俾初学农业经济学而及一般青年学子，对农业经济学，得一概念而已”［5］(《自序》)。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第一批本土化农业经济学论著问世，从这批文本中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农业经济研究学者们在此学科本土化建设中所作的种种可贵努力。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种种差异与争论，但在研究对象、范围以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等方面有了相对较为统一的认识。农业经济学概念表述。农业经济学在中国兴起之初，学者们并未形成相对统一的概念，其意义依各经济学家学理差异所定而不同。正如董时进所言:“近来农业经济学(或农村经济学)在中国渐成时髦，惟名词被人滥用，意义愈加松弛。”［6］(P4)以至于“一方各行其是……无一致确定之见解”［6］(P1—2)。林伦彦则认为，农业经济不过是经济学的特殊部门，即它是研究社会的生产、交换及分配的原理原则如何适用于农业部门的一种学问［7］(P1)。唐启宇认为，农业经济“乃研究农人利法各点相互之关系，与农业对于他业之关系，而求农业之繁荣者也”［8］(P308)。#p#分页标题#e#
董时进则将农业经济学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就广义言之，农业经济学是以农业及其与他业间经济关系为研究资料，以经济为研究目的的一门科学，政府机关、学校科系或学术团体多采用此种定义;就狭义言之，农业经济学系以经济学的态度，从国家或社会的立场，研究农业及其与他业间经济关系之科学，普通农业书籍多沿用此意［6］(P4)。综上可见，论者往往根据个人实践和经验定义农业经济学，因此不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或主观性。“或偏于普通经济学理论之应用于农业，或偏重于私人企业之农场经营。”［5］(P4)这种差异出现主要源于对农业经济学的性质认识上有所不同，出发点有所不同，研究侧重点亦有所不同。“若视农业经济为理论的，则溯其种种关系所范围之法则，如土地、农工、器具诸要素之选择及配合;若视农业经济为实行的，则各种法则之施诸实用者也。”［8］(P1)若视农业经济为私经济，则研究侧重如何应用经济学原理于农业经营，以求其最大的利益;若视农业经济为公经济，则侧重国家与农业的关系，研究国家如何实行农业政策，如何扶助农人增加其繁荣。尽管这一时期学者对农业经济学含义的解释有如上差异，但需认识到:一来这是学科建设初期都要必然经历的过程，也是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表现;二是这些差异并不存在质的对立，应用经济学原理于农业方面以求农业的繁荣，这是共识，只是在定义时对其具体研究对象、范围的大小、侧重点等等有所不同而已，而这些差异又都可以归结为广义与狭义上的范畴里。应用经济学原理于农业，以求农业经济之繁荣，是这一时期学者的共识。农业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农业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而且它和地域自然环境的限制密切相关，所以，各国和地区所讲农业经济学的内容有很大不同。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产生初期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农场管理或农业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学科研究的深入，其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充。“惟几十年来，农学界中咸以为农业经济问题决不可能仅就农场为研究对象，因农业生产逐渐企业化，其复杂性定较其他工商业为甚。社会组织，农业物价，金融调剂，市场需要种种问题均与一国农业盛衰，经济发展有密切之关系，故此门学科之范围以日见扩充。”［5］(P4—5)唐启宇指出:“治农业经济学者即须明了生产分配之情形，历史之沿革，习惯之养成，风土人情之状况，故研究之范围殊广。”［8］(P6)
不过，发展至1920年代后，农业经济学基本体系逐步确立，各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所开课程将其研究范围概括为以下数项:普通农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农场社会学、农场管理学、农产贸易学、农业统计学、农产物价、农村合作、农业金融、农业政策。农业经济学与农学及经济学的关系。农业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农业”的科学，故此学科同农学及经济学有着密切关系。董时进说:“农业经济学为经济学之一部，而侧重于使用者……同时农业经济学亦得视为一种之实用农学。”［6］(P5—6)首先，农业生产关系是经济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且随着农业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董时进解释说:“经济学之主干，不外生产分配交易等项，而农业至今仍为世界最大的生产事业，农业上之佃租、工资、信用、贸易、运输等事情，均为经济界极重要之分配或交易问题。”［6］(P5)其次，农业经济学亦是农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董时进认为，农学有技术及经济两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逐渐由单纯的生产变为营利的职业，农业经济学应之而产生［6］(P7)。童玉民则将农学分为总合农学、通论农学及各论农学三类，而通论农学即农业经济学［9］(P2)。虽然农业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同农学及经济学有着密切关系，但农业经济学作为一独立学科又有着不同于农学及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王一蛟认为，三学科间的差异可作如下分述:其一，农业经济与农业科学不同。从研究目的来看，“农业经济研究之目的，在谋一国农业之发达，而使农业经营者，获得最大利润及最高之享受，故其研究偏重于经济。但一般农业科学多偏重于生产，其主要目的，则求农产品之品质及产量之增进，对于经济利益殊少顾及。”［5］(《导言》)因各研究的目的不同，二者工作方式也有差异:一般农业科学者的工作范围大多只限于本身或农业生产期中之某一阶段，但农业经济学则不同，“其工作方式，必须统筹大局，提纲挈领”［5］(《导言》)。其二，农业经济与经济学不同。王一蛟认为，两者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所研究的领域及范围的广狭义有所不同。他说:“经济学为研究人类经常生活有关经济活动之科学，故其范围乃研究人与社会间所发生之种种关系。惟农业经济学之研究，系以农业为对象，而农业之生产基于土地，故农业经济学研究者，为人与地之关系。”［5］(《导言》)而董时进则将农业经济学与农学、经济学并立，认为农业经济学即经济原理应用于农学中的部分，其体系下又因与国家和个人的不同关系而包括了农场管理、农业政策等诸多方面［6］(P6—7)。
农业经济学内各分支学科关系。在民国时期，除农业经济学之外，又有农村经济学、农业经营学、农场管理学、乡村社会学、农政学等名称，与农业经济学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随着该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也开始注意并试图将它们区别开来。寿勉成即指出，农业经济学以产业为研究对象，其所重视之处在于农业科学经济;农村经济学则以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其所重视之处不仅在农业经济，而尤在农业发展对于人生的关系［10］(P1—2)。又如，对于农业经济学与农业经营学，董时进从研究范围和目的两方面进行论述:在研究范围上，他将农业经济分为私人、社会国家两个方面，讲求私人方面的为农业经营学，讲求社会国家方面的为狭义的农业经济学，亦可单称为农业经济学。在研究目的方面，他指出:“农业经济学之主要任务在研究发展及改良农业之经济的要素，求出适宜的经济法则，其态度侧重于学理之探讨，其目的倾向于基本的事实及原理。农业经营学及农政学之主要任务在讲求发展及改良农业之有效的方法，前者讲个人农业之发展改良，后者讲国家农业之发展改良。”［6］(P10—11)此外，还有农村社会学、田场管理学、土地经济学等诸名称，对于这些概念的差异，亦有学者作了细致区分。由此可见，该时期农业经济学的相关名称多而杂乱，各学科“关系非常密切，殊难划一截然之界”［6］(P10)。其原因有四:其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农业经济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开始细化出许多分支学科，并形成了自身较完善的体系，而当中国人狂热引进西方农业经济学时，这个体系要想在中国建立起来则必然要经历一个重新整合的过程。其二，农业经济学在西方各国的名称及其研究范围与状况本来就有所差异，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此学科仍处在传播与整合过程中。童玉民指出:“美国所称(农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与夫法国所称(农村经济学)究其内容，或则偏于国家实行农业之政策，或则多由社会方面立论，综核其范围已包括农政学及狭义之农业经济学，即将公经济与私经济相混。惟近来美国已将(农产交易学)(农场管理学)(农场簿记)等科独立，亦不可不知……德国所称AgrarFolitik译称‘农政学’，译称‘农业经营学’。”［9］(P5)#p#分页标题#e#
因此，当各国农业经济学论著纷纷传入中国时，必然会出现这些名称的并立与差异，而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农业经济学必然要经历一个对这些相关学科概念间的引介、辨析与吸纳、整合。其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经济学初建，学术界一时难以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因此在农业经济学的传播中，人们往往各取其好，更甚者依据个人经验、语言习惯等因素而形成并无实际内容差异的新名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名称上的混乱。其四，农业经济学是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日益破败的时代背景下传入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对这一学科的热衷便带有很强的实用性与功利性，更为关注的是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可以挽救农村经济，而对这一学科学术上的研究却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在名称使用上的纷杂。但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这些学科大多都在农业经济学研究的范畴里，它们或则可以是其代名词，或则只是其研究的一分支而已。如农业经济学与农村经济学在中国并无实际差异，“农村经济即已讲求农业经营上之利益为主旨，并且是就事实而实行，故在经济学上的关系，是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种”［11］(P1)。可见此时期农村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上与农业经济学并无实质区别。据前面对农业经济研究范围的论述可知，农产管理学、土地经济学、农政学等均为农业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而已。总之，随着中国农业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该学科的研究范围有一个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一方面，会形成许多分支独立学科;另一方面，也会和其他相仿学科研究内容逐渐兼容，而这正是农业经济体系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必然经历的过程。因此，这些学科与农业经济学间既有差异，又密切联系。但是，民国时期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细致研究区别正说明了此学科研究向深入发展，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建立的具体表现。
近代是中国社会转型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起步时期。然而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农村经济由于外国资本的进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大批农户的破产而开始衰败，社会各界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农村，他们持不同理论，从各自立场，以不同方法去研究农村经济破败的根源，寻求救济良方。在此背景下，民国时期农业经济学的传播便具有如下特点:传播发展迅速、规模大。20世纪初，农业经济学作为农业理财学出现在中国的学堂教育，但发展比较缓慢。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状况日益恶劣，农业经济学才在中国迅速传播，并异军突起，成为世人瞩目的新兴学科。正如万国鼎所论:“农业经济学虽是一种新兴的学科，近二十余年来的进步很快。”［12］(《译者序》)在众多机构参与到农业经济研究的同时，关于农村经济的各类刊物及农业经济学论、译著也如雨后春笋涌现，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传播的重要“载体途径”。研究的基础性。民国时期农业经济学发展极为迅速，但未形成相对统一完整的学科体系，仍处在传播、建设阶段。有学者评云:“我国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极幼稚，以我国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学正待创造。”［12］(《译者序》)为此必须建设适合中国农村情形的农业社会科学。因此，须“以科学的方法，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现象，作具体的观察和了解。有了明确的认识，然后才可以分析出来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然后才可以说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科学之建树，找到切实的根据”［13］(P2)。
研究的实用性及方法、对象的多样性。农业经济学是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破败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因此这一学科的创建带有很强的实用性与功利性，更关注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可以挽救农村经济，而对这一学科学术上的研究却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从当时农业经济学书籍的内容来看，学术界并不急于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而是本着哪个有用便拿来研究的原则，寻求农村经济衰败的根源与救济的方法。故而民国农业经济学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社会各界纷纷参与到农村经济的研究与讨论中，所持的理论不同，方法各异，研究对象也五花八门。民国时期，农业经济学的传播与建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出现并非农业经济繁荣的产物，而是作为挽救农村经济的手段被引入和传播的。虽然学科体系庞杂，但对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形成了一定认识，在大量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有意识编写中国本土化农业经济学论著，证明近代农业经济学作为一独立学科在该时期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