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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玉伦 单位：焦作大学校长办公室
发轫于清末的中国近代农业教育至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已获得规模有限的初步发展。无论沿农业发展的历程进行分析,还是从教育沿革的轨迹进行评判,近代农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并对其后的农业生产和教育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近代农业教育于清末产生的社会背景
传统的中国农学是一种“经验农学”,是强调天人合一,用“阴阳协和,五行相生”的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在非电热机械农具时代,这套理论是有成功之处的。与此不同的是,18世纪的西方确立了一套全新的“实验农学”体系,通过对动植物个体乃至构成生物体基本单位的细胞进行解剖分析,利用人为控制的有限环境来进行农业生产过程的模拟实验,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发现和抽象出生物个体的生长规律,以此来指导现实的农业生产[1]。由于生产实效的明显优势,“实验农学”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单纯的农业技术之外,近代以来,外来势力把中国作为倾销其过剩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凭借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将侵略的触角伸进广袤旷远的农村,中国农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日益加深。加之国内人口增加、天灾频仍,终使芜秽不治,蓬蒿没路,国用匮绌,民生日蹙,农业生产日益走向衰败的边缘。经济困境与内外交困的社会处境相交织,促使一批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士绅重新体认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和以往不同,此时的“农本意识”把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纳为其重要内涵,不仅肯定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地位,更强调利用新型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洋“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设机关,有如骤雨”[2](P1419)的先进生产方式倾慕不已。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也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改良中国落后的农业生产。以光绪帝一系列关于农业变革相关谕令的颁布为标志,近代农学从知识启蒙开始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实验农学为学科体系的近代农业教育、科研得到官方的认可,并得以逐步实施推广。在教育领域里,封建专制教育空疏腐朽的颓势至清末未减,形式完备的教育制度已徒具虚名,各地官学和书院不过是科举入门的阶梯。学校管理日渐松弛,昏聩之师滥充其数,捐纳生徒滥厕其间。科场考试更是丑态百出,剽窃诡随,倩枪顶替,通融关节,贿赂公行,曾一度起过积极作用的科举制度,日久生弊,积弊成俗,破屋漏舟,无可修补。与针砭科举相交响的是呼吁改革传统教育、建立新式教育。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行以达知、明体达用,“读书者实事求是”[3](P240);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资产阶级改良派笃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4](P109)。这一切都预示着穷途末路的传统教育必将迎来蜕变重生的新机遇。在实践层面,从洋务教育起,声光化电等反映西方近代文化基本内容的科技知识,步履艰辛却势不可挡地挤占着为孔孟经史所垄断的教育地盘,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以科举选士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体制,最终在这场转型中未能逃脱分崩离析的历史命运。受“欧风美雨”的浸渐,出于对自身传统的反思,新式教育逐渐崛起,新式教育类型之一的实业教育应运而生。1904年颁行的癸卯学制,把中国教育送入早期现代化的轨道,由张之洞、罗振玉主持设计的这套学制定位“农工商各实业学堂,以学成各得治生之技为主,最有益于邦本”,使几千年来一直为儒家正统教育所鄙视和排挤的农业教育,被正式纳入国家颁行的学制体系。近代农业教育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促动下扬帆起航。
二、近代农业教育在清末初步发展的基本脉络
清末,近代农业教育处于起始阶段,其类型大致有三种:农业留学教育、大学堂农学科和隶属实业教育领域的各级各类农业学堂。遣员放洋,取石他山,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奠基之措。农业留学教育方面,1896年清政府首批派遣的13名日本留学生中,有1人学农;1897年浙江蚕学馆派嵇侃赴日本东京西原蚕业讲习所学习蚕丝理论和技术,以后又派毕业生方志澄、朱显邦赴日本学习。1903年京师大学堂派31人留学日本,学农及学农艺化学各1人;1905年山东派24人赴日,其中习农学者10人,同年农工商部派30人去日本学农。留日学生还创办有《农报》、《农桑》和《中国蚕丝业会报》等刊物,研究推广农业技术。从1909年起,清政府选拔赴美留学179人,其中13人学农,他们中有邹秉文、竺可桢、过探先等人,后来成为农林教育界的著名专家。据不完全统计,1011年,中国农科留学生日本112人,欧洲各国12人,美国51人。尽管数量十分有限,去向也以东瀛为主,但农业留学教育开阔了学生视野,汲取了他人经验,也为早期近代农业教育的开展储备了师资。京师大学堂的农学课程和之后成立的农科大学,是清末时期层次最高的农业教育。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成果之一。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堂分八科,其六为农科大学,农科分四门,分别为农学门、农艺化学门、林学门、兽医学门。京师大学堂早期只设农学课程,1905年,作为八个分科大学之一的农科大学开始筹建。1911年11月,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罗道庄校舍建成,农科大学迁至新址,罗振玉任校长。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是当时农业教育中规格最高者,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选用等对各地各级农业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担任农业教育主角的是隶属于实业教育系统的各级各类农业学堂。1904年颁行的癸卯学制,在普通教育的两翼设计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实业教育包括农、工、商等门类,农业教育分高、中、初三个层次。事实上,在正式的教育制度文本形成以前,农业教育的实践早已展开。创办于1896年的江西高安蚕桑学堂,被一些学者看作近代农业教育、乃至职业教育的开端。戊戌以前成立的农业学堂还有遵化农算学堂、江宁农务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温州蚕学馆、杭州蚕学馆等。
戊戌前后,光绪帝一系列变法诏书屡屡督饬各地兴办包括农业学堂在内的新式学堂,农业学堂的兴办掀起高潮。广西农学堂、直隶农务学堂、山西农林学堂、湖南农务工艺学堂、四川蚕桑公社等,在此时期陆续成立。癸卯学制于1904年颁行后,各地办学更加规范,此期湖北、直隶农务学堂分别改办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和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江西高等农业学堂、山西农业学堂、浙江高等农业学堂先后成立。另有为数不少的中、初等农业学堂也在各地建立。据学部统计,1907年,全国农业学堂高等4所、中等25所、初等22所;1909年,高等5所,学生530人;中等31所,学生3226人;初等59所、学生2272人。至1912年,全国共有各类农业学校263所,学生15379人。以1907年教育统计数据为例,农业学堂占全部实业学堂总数的38%,学生占全部实业学堂的32%。除综合性的农业学堂外,专科性的教育机构也相继出现,早期更是如此,蚕桑学堂居多。以今天重庆直辖市所辖地区来说,当时就先后有十几所蚕桑学堂成立。林业教育除在普通农业学堂开展外,单独的林业学堂有奉天森林学堂、江西高等林业学堂、贵州森林学堂、云南森林学堂等。兽医学科的专门学堂只见有北洋马医学堂的记载。渔业方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东巡抚周馥在烟台创办烟台水产小学堂;1906年,直隶提学使卢靖(1856-1948)创办直隶水产讲习所;1906年,张謇、黄炎培等在吴淞创办初等实业水产学堂。茶业方面,1910年,四川盐茶道在灌县创建“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另有农业教员讲习所,专门培养农业学堂师资。各地农业学堂的数量和规模有着较大的差异,表现出区域布局上明显的不均衡。光绪三十三年统计,奉天、吉林、黑龙江、陕西、贵州、甘肃、新疆等地,农业学堂的数量均为零(应和实际有出入),而直隶、山东、湖北等省份相对较多。到1911年,直隶已有各类农学堂11处。1910年,湖北全省共有高等农业学堂1所,中等农业学堂6所,初等农业学堂40所,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共计农业教育机构48所,占全省实业学堂总数的71%以上。边远的贵州,在省立蚕桑学堂的影响下,不少府、州、县也陆续办起了蚕桑学堂,如独山蚕桑学堂、安顺蚕桑初等小学堂、贵州官立农林学堂等。相比之下,安徽农业学堂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层次也较低,七所农业学堂全为初等学堂。黑龙江省中等农业学堂仅为一所,余皆初等,规模较小,个别学堂只有教员1人、学生十几人,且均兴办于光绪三十三年之后。总体而言,农业教育在清末取得初步发展,学科领域基本齐全,结构体系基本成形,区域布局已覆盖多数省份,近代农业教育的雏形已经呈现。#p#分页标题#e#
三、清末农业教育的新式教育特征
和科举教育显著不同,清末农业教育所追求的教育目的、传授的教育内容、采用的教育方法都引领着教育发展的潮流。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型教育的转化,一定程度地体现着新式教育的诸多特点,表现出教育理念的现代性、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师资队伍的专业性、学生进级的规范性等特点。农业教育促动了教育理念的更新,清末农业教育动摇着封建官吏、大纛高轩、钟鸣鼎食的传统价值取向,倡导学子胼手胝足、泥涂黼冕地参与社会生产实践,这是教育观念上天翻地覆的革故鼎新。其对农业生产的主动适应与服务,使专门化以后教育与生产相脱离的趋势出现逆转,其对教育对象生计出路的体顾与关注,使高高在上的教育更加贴近于民众。农业教育的课程已成系统,全部课程大体可归作四类。一是基础文化课程或称普通课程。如自然科学的算学、格致、博物、化学等,社会科学的国文、修身、历史等。二是专业基础课程。如高等农业学堂农学科的植物学、昆虫学、气象学等,这是完成专业课程学习必不可少的基础。三是专业课程,是获得专业技能的主干课程。如森林科的造林学、森林利用学、森林保护学。四是实验实习课程,是实际动手能力和劳动技能的训练课程。如高等农学的耕牛使役、农具使用、肥料制造、农用手工等,总门数在25门之多。
从教学内容看,清末农业教育已脱离以往单纯的生产技能的传授,而形成从基本的社会、自然科学基础,到专业性的学理,再到生产实际的劳动技能的知识体系。知识本身也跨越了纯感性的生产经验,而丰富为理论性、实验性、技能性、经验性。一些课程特别是由外籍教师传授的专业课程,及时吸纳了当时国内外农业生产的新技术,体现出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大量设置的实习课程,更体现出农业教育注重实际、贴近生产的本质要求。对照中国农业教育的历史发展,以往的农业教育多是依托农政部门,通过农政官员推行的。清末农业学堂的师资已专业化,师资来源一是旧学生员和匠师工目。农业学堂虽然以传授农业技术为旨趣,但必要的文史基础亦不可少。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等科教员,多有出自旧学生员者。如湖北中等农业学堂的国文教习于泽润、邹和济、吴赐宝分别为副贡、贡生和附生。也有一些是具有实践经验的技师、农艺师,如福建蚕桑公学于1900年“雇浙江桑工,料理桑园,并教授接桑等事”[4]。二是吸收聘募外籍教习。据汪向荣《日本教习》一书的考察,湖北农务学堂前后聘有11名外籍教员,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前后9人;山西高等农业学堂前后8人[5]。学科分布以农学士为最多。外籍教员虽也鱼目混杂,但总体而言,其对中国农业教育师资的弥补、对近代西方及日本教育理念的传播、对中国农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具深远影响。三是任用留学归国人员。如山西农林学堂译员张呈祥、周翼均为日本留学生。甘肃官立中等农业学堂东文教习贾鸿声曾在日本同文学校习普通科。四是自我培养,由新式学堂毕业生充任教员。蚕学馆的首届毕业生被派往杭、嘉、湖、宁、绍五府创设养蚕会,“令卒业诸生充教习”[6]。四川蚕桑公社学生毕业,分赴于四川37个县、一百多个蚕桑传习所、公私蚕社、直缫复缫丝厂充任教习。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为提高农业教育的效率和质量提供了保证。清末农业学堂学生规模普遍较小,杭州蚕学馆第一届毕业生只有16人,福建蚕桑公学1900年“本科定额8人,别科定额12人”,就是规模稍大的湖北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也仅“招农科三十名”。
后期规模有所扩大,1907年陕西中等农业学堂236人,云南中等农业学堂351人。癸卯学制对各级农业学堂的入学资格包括年龄、学历、能力、品行、身体诸方面均有规定。由于新式教育尚无基础,合格学员无多,实际办学不得不降格以求。宣统元年,学部限定的五年变更时间届期,入学要求趋于规范。实际上,当时学生仍参差不齐,1911年徽州茶商公立中等农业学堂招生,初等预科招生22人,最大者16岁,1人,最小者9岁,2人。“细加考验,每不及格”。对毕业学生的出路安排,各级各类学堂很不相同。杭州蚕学馆“学生学成后,即分带仪器,派往各县并嘉湖各府,劝立养蚕公会,以为推广”;山西农务学堂学生“卒业后即可散归本地,充小学堂教习”;湖北农务学堂俟学生学成之后,“量其才能,推升工师,酌给辛(薪)资,令分赴各州县转相传授”。获取功名,取得出身,或入高一级学堂继续深造,或步入仕途谋取一官半职,既是实业学堂学生的另一出路,也是科举废除后的新型文化资本。1907年,学部援中等实业学堂奖励章程,为山西农林学堂林科毕业生请奖,“优等之学生……十九名拟请奖给优贡”,“中等之学生……等四名拟请将奖给岁贡”,“不愿升入高等实业学堂肄业者分别以府经、主簿分省补用”[7]。清末农业教育的局限同样显而易见。学堂条件普遍较差,如陕西农业学堂经费“远不敷用”,不得不挪借开支。年终工匠领价,无从弥补,忿然而去;初春试验场滋繁五谷,而款无从出,徒望荒芜;就连平日员工薪水、工役口食,均无着落。一派嗷嗷待哺、艰难窘匮之惨象。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数量严重不足。以中等农业学堂为例,即便学堂单级单班授课,所开设的基础、专业和实习课程也要在三十门以上,而清末农业学堂教职员多在十几人,如此数量的教师担任如此数量的教学任务,很难要求他们达到一定的专精程度。学堂规模较小,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办学效益的发挥,黑龙江省一所实业学堂学生13人,教师1人,如此的规模,试想,教学该如何分工?管理该如何开展?学生基础较差,实际教学效果欠佳,1905年,兖州蚕桑学堂“一学期满,实习饲蚕亦毕,考验全班学生,留者仅十余人,其程度仍多卑浅”[8](P3846)。
四、清末农业教育的成就及影响
清末,农业教育奠定了近代农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从高安蚕桑学堂设立到大清土崩瓦解,清末农业教育前后还不及二十年。就是在这为期不长的时段内,中国近代学校性质的农业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其兴办成效显而易见,影响直至当今。今天的北京林业大学,可追溯至京师大学堂农科林科和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林科;华中农业大学源于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河北农业大学源于直隶农务学堂;山东农业大学源于山东高等农林学堂;华南农业大学源于广东农业教员讲习所;四川农业大学前身是1906年创办的四川通省农业学堂;浙江大学由求是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演变而来;浙江理工大学则与杭州蚕学馆有着渊源关系。农业教育的开展,培养了一批农业专门技术人才。四川蚕桑公社民立实业中学堂兴办于光绪二十九年,和其他农业学堂相比,并无过大的规模和过高的层次,兴办时间也并不领先。就从这所普通的学堂,亦不难发现农业学堂造就农业人才的成就。该学堂前后兴办九年,毕业学生六个班,110多人。先后有近30人赴日本深造,进一步学习农业技术。这批毕业生分赴四川三十七个县、一百多个蚕桑传习所、公私蚕社、直缫复缫丝厂充任教习、技师和技手,为四川蚕桑业的革新和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杭州蚕学馆毕业的嵇侃,主持纬成公司增设的制丝部,仿照日本丝厂,购置小箴坐缫车100台,并配置锅炉、蒸汽机,使传统的缫丝工艺大为改进。#p#分页标题#e#
农业教育还培养了一批彪炳史册、对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和农业教育影响至深的大家。北洋马医学堂毕业的崔步瀛(1888-1964),后来成为兽医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现代家畜内科学及兽医临床诊断学奠基人。浙江蚕学馆毕业的郑辟疆(1880-1969)成为民国时期蚕丝教育家、蚕丝技术革新家。中国学生最早在美国学农并获得大学文凭的是广东新会人陈振先(1877-?),回国后被授予“农科进士”,后主持奉天农事试验场,并兼任奉天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历任北洋政府农林总长兼教育部长等职。更有大批的普通学员分布于科研、教学和农业生产的实地,运用从学堂所学知识,为近代农业发展献力献策。开放式的农业教育,促进了农业改良和农业发展。农业学堂同时开展农业研究、科技推广,如开办农业讲习所或开办艺徒班,招收农家子弟“以期农事知识渐次灌输与乡民”。或开展技术服务、新品种推广工作。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向农民传授栽桑简法,向农民销售所译《栽桑捷法》、《育蚕捷法》,并向各地发送优良桑秧[9]。1902年,武昌地区“天雨连绵”,附近农村蚕业大受影响,湖北农务学堂由于掌握了科学技术,“收获颇丰”,次年亦然,周围蚕农纷纷仿效。不少学堂从当时负责农业试验、品种研制、技术推广的农业试验场脱胎而来,农林学堂基本上都设有农林场,供学生观摩实习。有些省份先成立农林试验场,在场内往往附设初等或中等农林讲习所等。后来学堂逐步发展,最后脱离农林试验场而独立,或农林试验场成为农业学堂的实习试验农林场。州县一级的农业学堂,更注重和当地农业的结合,如《秀水试办蚕学分会章程》中明确规定:“本会养蚕制种各法,听人前来观看,共见共闻,以开风气。”[10]淮安蚕桑公院“其旧法之未善者,用新法改良,准农民来园观看习学,裨人人得知种桑之法”[11]。农业教育在近代农学和农业科技的启蒙与推广中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