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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袁野 单位：沈阳农业大学社会科学部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1895年，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后，形势发生逆转，千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反为中国所师。此后，日本对清末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模仿日本的中国农业教育学制体系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鉴于日本以采用西政西学而强，便多次派员赴日考察教育。1898年张之洞派出以姚锡光为团长的第一个赴日教育考察团。该考察团归国后，姚锡光发表了见闻录《东瀛学校举概》。该书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各类学校，既包括日本的官立、公立、私立学校，又包括日本的普通学校（小、中、师范学校），各专门学校（高等、大学、学院、技术学校），以及其他各类学校（商业、盲哑、华族女学院）等。《东瀛学校举概》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称为“：在中国介绍日本学校的嚆失。”[1]1901年，罗振玉等7位教育家受张之洞和刘坤一派遣赴日，罗振玉则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刊载于中国第一份教育期刊《教育世界》上，向读者传播日本的教育制度。作为成员之一的是张之洞教育改革的重要幕僚，他回国后不久便发表至少3种日本教育方面的译著①，并且直接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工作。收效最大的考察团当属1902年赴日考察的吴汝纶代表团。吴汝纶将其在日本的见闻，包括在文部省讲演摘要、学校图表、学科课程表等全部收录形成著名的《东游丛录》。而《东游丛录》此后又成为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模版。以上这些考察均为清末教育改革准备了充分的资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全盘模仿日本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出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其与日本学制极其相似，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认同。如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弗兰克指出：“《奏定学堂章程》容量极大，包括从京师大学堂到幼稚园各类学校的章程、考试、教师、教科书等，大都是模仿日本模式的。”[2]日本学者阿部洋也认为“：《奏定学堂章程》表述了学校系统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特性，是完全仿照当时日本系统的。”[3]
同样可以在具体的农业教育学制体系中对上述论点进一步证明。将“癸卯学制”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农业教育学制体系相比较，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横向来看，两个学制都是普通和实业（其中包括农科）两个系统，除职业与实业系统的名词与内涵有细微的差别之外，其他均相同。从纵向来看，两个学制系统在学程上基本相近，除中国的学程比日本略长外，基本上差别不大。此外，二者在农业学堂的具体分级上也基本一致，只是名称略有不同而已。如，“癸卯学制”将农业学堂分为初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和农科大学四级；而1900年日本农业学制同样也将农业学校分为乙种农业学校、农业实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农业专业学校四级。还有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两个学制系统均设有“大学预科”。这是英、美等国家学制中所不具备的，也可以说这是“拷贝”日本农业教育的最有力见证。除宏观上二者有相似之处外，在办学的具体细节上（课程设置、规章制度、办学宗旨等）同样有一致之处。如，由清廷学部举办的唯一一所农科大学———京师大学堂农科，自1910年开始招生，先设农学一门，以日文教授，聘请藤田、桔义、小野等人为教员。该校从学制、科门、课程、教材、标本、仪器等，基本都是照搬日本。由此可见，清末农业教育学制基本上承袭了日本19世纪末的农业教育学制。尽管这一学制存在诸多不符合中国农业教育实际之处，但其颁行确立了中国现代农业教育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是我国现代农业教育学制的奠基石。
二、大量日本教习直接参与清末农业教育工作
新学制颁布后，各级新式农业学堂纷纷建立。而此类新式农业学堂面临的首要严峻问题便是师资的匮乏。1904年1月颁行的《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称：包括农业在内的实业学堂，“中国现尚无此等合格教员，必须聘用外国教师讲授，方有实际”[6]。张之洞也指出解决此问题的最佳途径为———“博延外洋名师”。那么，聘请何国教习任教最为妥当呢？“查各国农学，首推美国，日本近亦讲求，拟请远聘美国农师一二人，来华教习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7]故此，各农业学堂最初聘请的教习，以欧美为主，自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习来华，在各级农业学堂的外籍教师中占绝对多数。这一时期清政府大量聘请日本教习主要原因有四：近代日本先于中国引进西方先进农学，在农业教育方面颇有成绩；可减少到日本留学人数，既可节省开支，又可减少新思潮在国内的传播；可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输入、吸收完全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从近邻日本聘请教师比从欧美聘请费用较低。关于最后一点原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受聘于湖北农务学堂的格罗•D•贝利尔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说到，“‘日本人愿意拿我们1/3的工资，而且他们和总督（张之洞）很热络。’他不懂得迎合中国人的要求和需要，他不懂中国语文，而且据说为人太呆板，老是顶撞中国雇主，在3年合同期满前，1900年便被解雇”[8]。而取代他的正是日本的农业专家美代清彦。基于上述原因，清末开办的农业学堂专业课教师多从日本聘请，日本教习在各农业学堂分布如表1所示。最初的专业课教师都是日本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在最初时期就曾一次聘请日本教师多达10余人。各农业学堂所聘日本教习多能够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教学效果比较突出。
如，曾担任江苏两级师范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教习的藤田丰八，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藤田丰八（1869～1929），字剑锋。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科。1897年接受罗振玉邀请来到中国上海，受聘为上海农学会农学报馆专职日文翻译。据统计，《农学报》直至第162期译自日文的文章约有420余篇为他所译。1898年藤田丰八又被聘为“东文学社”日文总教习，负责培养日语人才。国学大师王国维此时就曾受教于藤田丰八学习日文。1908年藤田又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教习。“藤田丰八不仅学识丰富，而且工作认真负责，很受好评，在社会上和政府农业部门中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清末我国的农学团体、农业院校和试验机构乃纷纷聘请日本学者和技师到中国进行农业教学。”[9]对于藤田的工作，其好友罗振玉就曾发出“藤公热心……其厚谊尤非今人所及也”[10]的感叹。又如，就职于湖北农务学堂的美代清彦，他和其他4位日本农业专家在武昌工作到1908年，“对湖北省的农业教育和农业实验工作有着重大的贡献”[11]。此外，聘日本人轰木长、前岛次郎和西原德太郎为教习的浙江蚕学馆，成效也十分显著。该馆“尤注意考研蚕病，考精究制种之术，每年所制之种，以贱植售之民间，饲之辄得丰获，视民间普通所制种或丰收至倍焉……馆中所制种除售之本省之外，若江苏、安徽、江西、福建，亦争购求，恒苦不给焉”[12]，浙江蚕学馆在1900年就培养出了第一批农学人才，共有16人获得了毕业文凭。总之，从整体上来看，日本教习在清末农业教育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清政府学习新式农业教育的重要途径。大量来华的日本教习，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农业专门人才，推动中国农业教育、农业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p#分页标题#e#
三、大批留日学生成为清末农业教育的中坚力量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近邻日本正是因为学习西方才走上强国之路。正如张之洞所云“：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木夏本、陆奥诸人，皆20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13]故此，他们纷纷主张派员赴外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技术等，以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张之洞在谈到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主张以去日本学习为主，认为“事半功倍，莫过于此，”并列举了五点理由：“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谴；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14]因此，日本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家。1896年，朱宗光等13名留学生赴日，揭开了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的序幕。此后，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中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留日热潮。这股热潮的兴起，对以日本为蓝图的近代农业教育制度的确立，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1899年，为解决清末农业教育师资短缺的严重问题，总理衙门遵议出洋学生肆农工商矿各学章程折：“谕旨向来出洋学生，学习水陆武备外，大抵专意语言文字，其余各种学问，均未能涉及，即如农工商及矿务等项，泰西各国，讲求有素，夙擅专长，中国风气未开，绝少精于各种学问之人，嗣后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堂，专门肆业，以备回华传授之处。”[15]1903年，清政府学部在《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又要求各省务于一年内选派一二十名学生出国学习实业（包括农科）各科。据记载，在此之前，1896年清政府首批派学生13人去日本，其中一人学农；1897年浙江蚕学馆派2人至日本学蚕。此后，1903年京师大学堂派31人去日本留学，学农及学农艺化学各1人；1905年山东省派24人赴日本，其中有10人学农，同年农工商部派30人去日本学农[16]。1907年，清政府规定，凡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须充当专门教员5年，以尽义务；在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这使得赴日学农留学生回国后，均在各级农业学堂任教，有的则担任农业学堂、农业科研单位的领导人。如，毕业于日本盛冈高等农业学校的黄立猷回国后就任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教务长；就读于日本农科大学的屈德泽学成回国后则担任湖北高等农业学堂的坐办。这些留日学生进一步充实了各级农业学堂的师资，成为推动清末农业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农业教学用书、汉译农书多来自日本
农业教学用书，是农业教学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是构成农业学校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清末农业教学用书的匮乏，却成为这一时期农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阻碍。当时，各类农业学堂所使用的教学用书，主要是洋教习和归国留学生在国外使用的教材。数年后，这些新办的农业学堂毕业生出任教师，仍然沿用自己求学时的教材。如前所述，此时从事农业教学工作的主要是日本教习和留日归国学生，因此，清末农业教学用书主要来自于日本。如，农学专家沈宗瀚回忆其在杭州甲种农校和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习情况时，就指出此2所学校教师多译述日文笔记充教材。[17]尽管这些教学用书存在着脱离中国实际的缺点，但它毕竟将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科学理念、科学知识传入中国，这在开辟农业教育近代化、培养近代农业科技人才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农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上海农学会组织编印的《农学丛书》。《农学丛书》共7集，其中第1集20册，第5集12册，其余均为10册，累计共82册。这套丛书内容极为丰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为译著（所占篇幅最多）；其二为中国古代农业科技要籍和部分时人著作；其三“为一些与农事有关的文牍、章程、调查报告、各地物产表等”[18]。“《农学丛书》共收录译著、汉文著作及各类文章计239篇，其中种植类72篇、农理35种、章程文牍24篇、畜牧水产21篇、蚕桑18篇、物产16篇、农具12篇、昆虫9篇、肥料7篇、农业教科书7篇、农产品制造6篇、山林5篇、小说游记等其他类7篇。”[20]
《农学丛书》所载译著，其所据原本多来自日本，这里包括日本人独创内容，日本人译自西方的译著，经过日本人消化、吸收西方先进农业科技后所作著述等。如，锋几太郎撰、川濑仪太郎译《植稻改良法》，稻垣重为撰、藤田丰八译《制芦粟糖法》，中村鼎撰、川濑仪太郎译《耕作篇》，美国和尔连氏著、日本户井重平译述《肥料保护篇》等。以上汉译农书，“明白易晓，且其土宜风俗与中国相近，可仿行者最多。其间即有转译西国农书，一切物性土宜之利弊，推广肥料之新法，劝导奖励之功效，皆备其中”[21]。这些汉译农书对于近代农业知识的普及、农业科技的推广、农业教育的发展，均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在清末农业教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农业教育学制体系、课程设置，还是师资力量、教学用书等，都有来自日本的影响。从教育交流的角度来看，在清末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初期，日本对其影响是积极的，扩大了人们对近代农业教育的认识，丰富了农业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加快了清末农业教育近代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