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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秦莹 单位：云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教育为社会服务是我国办教育的根本宗旨，当高等教育的类别与层次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重点一致时，其地位就高，意义就体现得充分；相反，如果高等教育的类别和层次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重点有一定距离时，其地位相对就较低，意义也就体现得不尽完整。建国以来，高等农业教育在不同的“五年计划”期间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历史地位不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国家战略重点长期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农业和农村虽在短期内被推到前台，但高等农业教育并未因此而获得影响全局的主导地位和战略意义。2006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了国家建设重心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高等农业教育作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内在关联的重要因子，在以农村为重点的国家建设中具有其特殊的战略地位。
一“、一五”接管、调整期初步明确战略地位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实施期间，既是高等农业教育由社会主义中央政府接管、调整的关键时期，也是明确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战略地位及其使命并取得初步成效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农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主要体现在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任务中，当时全国独立的高等农业学校仅有18所，综合大学农学院有30所，总体上学校规模较小，且多分布在沿海地区，在校本科生仅10726人，研究生20人，专任教师只有937人。“一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1953年）根据前苏联办学经验进行了教学改革，改系科为专业，改学分制为学时制，设置教研组；翻译前苏联教材，制订统一的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压缩专科教育，发展研究生教育；请前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引进新学科；在发展数量的同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高等农林院校调整为27所，原有的182个系科调整为124个专业，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基本上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满时，高等农业院校在校生已达36198人，在校研究生183人，专任教师达到了6526人，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也从海外归国报效祖国，全国农林院校共为国家输送18000多名毕业生，在农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二五”受“极左”路线影响致使战略起伏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实施期间，高等农业教育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宗旨“极左”地体现到了极致，同时也呈现出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建设相一致的战略起落。在全国农业合作化任务顺利完成后，为了促使农业教育和农业生产任务紧密结合，1957年国务院决定把教育部对高等农业院校的领导权转移给农业部，1958年农业部为配合“二五”计划的实施，明确了新的战略部署：“打破常规，实现学校”，实行“三勤”（勤工俭学、勤俭办学、勤俭生产），“三放”（下放农村、下放班系、向工农开门）。农业高级专门人才的下放锻炼增强了师生的生产实践能力，也为农村带去了农业科技信息，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村生活的变化，农业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政治任务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由于“”的影响，196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提出“要大大发展农业科学和农业教育事业”，“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资金，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迅速培养出大量的各级农业技术人员”。为此，农业高等教育采取了跳跃式地突击发展方式以应对“”的需求，据农业部统计，1960年高等农业院校设置迅速发展到最高峰：本科50所，专科89所，五年一贯制22所，综合大学或其它高校内设置农科的17所，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陡升至178所！迅速膨胀的高等农业教育还未来得及建设，就遇到了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紧缩，才迈出去要大干一场的步伐像“触电”似的快速收了回来，到1962年底，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仅保留本科院校33所，专科学校5所，共38所。但从总体上看，高等农业院校极短时间内戏剧性的增减已严重违背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更无从体现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战略部署，致使高等农业教育自身以及社会主义农业建设都受到严重的负面冲击。
三“、三五”到“四五”战略地位由高峰到低谷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实施期间，高等农业教育在开局时即将获得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由于“十年”的影响，高等农业教育基本丧失了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战略意义。一改前两个五年计划以工业为重点和中心的发展战略，“三五”计划将农业放到了首位，高度重视“解决吃穿用”问题，高等农业教育迎来了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排头兵的重大机遇。然而，1967、1968年开始的“”不仅使农业教育特别是高等农业教育成了重灾区的重灾户，而且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三五”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8年还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以来惟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高等农业院校“停课闹革命”，招生工作推迟，毕业生派遣也推迟。1969年高等农业教育按照“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以办分校、五七干校、试验农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到农村、边远山区建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导致农业院校校舍被占，仪器、设备、图书等被毁坏散失、人员大量流失，整个高等农业教育非但无以发挥其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排头兵的作用，反而成了需要建设的重灾区。1966-1976年“”期间“，三五”、“四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遇到了政治环境的负面影响，计划与经济规律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不相符合，以“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力量来作为完成指标的依据，严重违背了客观规律。高等农业教育在这十年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尽管1970年恢复招生办学，但学校被强行推广“朝农经验”，广大教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到1976年，高等农业院校有38所，在校生近5.3万人。“”期间毕业生约7.5万人，国家取消了文化考试，缩短学制，以干代学，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受到严重影响，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成效相对较低，战略意义也无法体现。#p#分页标题#e#
四“、五五”到“六五”改革开放初期获得新的战略机遇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实施期间，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从低谷走向复苏和发展时期，并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战略取向。“五五”计划和“六五”计划均包含在《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中。高等农业院校在“六五”计划实施过程中也大力进行了恢复整顿，将“”中被迫搬、撤、并、分的学校，逐一退还校舍，恢复在原址办学，少数学校另择新址重建。农业部和教育部先后确定18所农业、农垦、水产院校为农业部属院校，其中北京、南京、华南、华中、沈阳、西北、西南农业大学以及北京农业工程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83年国务院专门发出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有关高等学校要为农村培养和输送专门人才，为农村各类学校培训师资。农、林、商、工科等院校在办好本科的同时，要注意发展专科。”1984年4月，教育部与原农牧渔业部、林业部在全国高等农林专科教育座谈会上明确肯定：“高等农林专科教育是高等农林教育中一个相对独立、不可缺少、长期存在的层次”，并初步形成了农林专科教育的培养规格、发展途径和改革方向等。上述可见，高等农业教育在国民经济的战略调整中，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已明确将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战略选择，突出了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六五”期间是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相协调的起步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七五”到“十五”市场化过程中战略取向转变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到“第十个五年计划”（2000—2005年）实施期间，高等农业教育以招生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为契机，不仅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实现了资源配置主体由政府向市场的转变，而且开始从“服务农业”向“服务农村”战略转移。“七五”计划实施期间，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点，计划和市场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新旧体制的“共存共荣”难以为继，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移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教育届却在这一时期敏感地实践着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从1989年起，在毕业生就业方面，包括农业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就逐步改变了由国家统包统分当“国家干部”的就业制度，积极推进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拉近了高等农业教育服务“三农”的距离。“八五”时期（1991—199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推进最快的时期，就高等农业教育而言，在办学层次方面，除了稳步发展本科教育外，还大力发展了研究生教育和专科教育，使层次进一步合理化，1993年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在校生比例为0.5：1：0.8；在专业结构方面，由单科向多科发展，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由面对农业向面向农村服务过渡；在多种形式办学方面，改变了单一的全日制普通班一贯制，实行全日制与业余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存，积极发展函授、夜大、自学考试等业余教育。由此可见，高等农业教育在“八五”期间开始进入了“服务农业”向“服务农村”战略转变的实质性阶段。高等农业教育“服务农村”在“九五”、“十五”计划实施阶段主要表现为政府宏观运作下的农村微观支持。这种战略选择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始于“九五”期间经济“软着陆”的机遇，人才培养链条的维系主体双元化，其中一元仍是政府，另一元则是在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家庭。到“十五”期间“高校扩招”初具规模，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在这一时期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中介的战略地位，即农村和城市家庭以教育资金投入的形式支持高等农业教育，而高等农业教育又以人才培养的形式向农村及城市输送高级专门人才，社会支持教育，教育服务社会的双向互动得以体现。
六“、十一五”实现“由城市到农村”的重大战略转移
回顾“一五”到“十五”半个世纪的战略计划，始终围绕“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中心，农业在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仅只作为基础和辅助在起作用，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经历风风雨雨所发挥的战略作用也只不过是次位之功。“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是中国进入21世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重大战略转移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方略的提出及其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的战略转移，“由城市到农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换位，而是一个复杂的方向转变，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人口较少的城市转向人口较多的农村，意味着关系国计民生问题的战略大调整，不仅给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而且给农业、农村和农业以及与“三农”密切相关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高等农业教育与“三农”之间的内在关联决定了它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史为鉴，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经历的起伏证明：什么时候高等农业教育与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客观要求相符合，什么时候就能较好地体现其服务社会的宗旨，也就能赢得农业建设中应有的战略地位；什么时候高等农业教育与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客观要求相脱节，什么时候就会丧失其服务社会的功能和失却在农业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立足现在，高等农业教育只有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准确定位，才能为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也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空间，体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