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教育论文范例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M村位于江西省某乡最东南端，群山绵延，山高路陡，植被覆盖较好，去往该村的惟一公路正在修建，目前交通还较为落后，从县城火车站到该村所在的乡镇中心需坐2小时30分钟的乡间客车，到达该村还需1小时40分钟的车程。该村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来源主要靠种植水稻、油茶以及其他经济作物。在收集该村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笔者以实地研究的方式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进一步调查该村的教育现状。将M村的230户居民以户为单位对其编号，从中随机选取30户作为样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对这30户的户主进行了走访，了解其家庭的基本情况和其子女的受教育情况。同时调查了该村唯一的村小学。之后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以期知晓当前农村教育的现状并对今后农村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启发借鉴。

二、研究发现

就教育水平来说，该村40岁至59岁的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基本处于小学及以下水平，4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基本达到了初中水平。文盲也有一些，主要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子女基本完成或将完成义务教育，少数大学毕业或在读，总体看子女的教育水平比其父辈高。结合访谈得出：

（一）义务教育受到村民的广泛认可

在国家基础教育政策的大力推动下，特别是2006年以来实施的“两免一补”政策使得义务教育由家庭缴费逐渐演变为国家财政承担，调动了农村家庭对义务教育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的逐渐名副其实让村民受益匪浅。访谈发现，大多数家庭都支持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仅有两例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外出务工，其余都已完成或将完成义务教育。如，村民李某（中年女性，上个世纪末从邻村嫁到该村）说，她和丈夫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家种地、照顾老人和孩子，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于自己家中种植的几亩棉花和几亩蔬菜；夫妻俩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在中心小学上五年级，女儿在本村读三年级，学杂费全免，目前只需交纳少量的书本费。当谈起国家的教育免费政策时，父母和孩子都脸带笑容，连说政策好，两免政策让他们受惠不少。村民杨某（男性，60多岁，小学文化，收入以种田为主，共有13亩地，主要为花生和水稻）对于子女教育也大为认同。他有三个子女，大女儿小学毕业，嫁给本村的一位村民多年，下有一女，在本村读学前班。二女儿初中毕业多年，去年嫁到邻村。三儿子先后就读南昌大学，同济大学，并于去年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广州。这些年家庭的全部收入都用于了三儿子的教育费用，但是通过谈话，发现老人不后悔供儿子读书，他仍然坚信知识是农村子弟改变命运的较好出路。

（二）教育投入与教育期望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一、农业教育在殖民奴化教育中的地位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原本的教育遭到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大肆破坏，各类学校被迫关闭或停办。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侵略者以强化经济掠夺政策的“产业开发”为主要目的，从而加强了职业教育的开展，恢复了一大批职业学校，取消初、高级中学的文理科，把普通中学改为农、工、商等科的职业学校。如在伪安东省就把安东、庄河、岫岩、临江、通化、抚松、长白等县的十所中学，改成了农业学校等实业学校。可见，在日本侵略者实行奴化教育的初期，就把以农业教育为主的实业教育作为其奴化教育的重要内容。1937年5月2日，伪满政府正式公布《学制纲要》，并于1938年初正式实施“新学制”。新学制强调“重视事业教育和实务教育”，将国民高等学校都改成了四年制，农、工、商、水产等职业性的学校实务课程不断增加，削减文化基础知识课程。在伪满洲国国民高等学校中，农科学校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历年增加和恢复的国民高等学校也多数是农科学校。农业教育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农科学校的增加上，日伪政府在农业教育师资的投入上也是巨大的。以中等教育为例，截至1940年，全东北有中等教育学校188所，其中农科学校占44.68%;在师资方面，所有中等学校教职员共2901人，其中农科学校教职员1269人，占全部师资的43.74%。相比工业科学校教职员293人，商业科教职员664人，水产科教职员27人，伪满政府对农业教育的师资投入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可见，农业教育在伪满教育体系中占据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伪政府的教育进入了“战时体制”阶段，但农业教育依然是伪满奴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国民高等学校方面，1942年“伪满”共有学校165所，其中农科108所，占全部学校的65%;1943年共有学校175所，其中农科120所，占全部学校的69%。在职业学校方面，1942年公私立职业学校共有60所，其中农科学校就有28所，占全部职业学校的46%。这就说明，伪满农科国高，在整个国民高等学校中，都占据了优势。伪政府正是为了加紧掠夺东北地区的农业资源以支持侵略战争，而持续深入地发展农业教育。

二、东北地区农业教育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一)伪满“新学制”下农业教育的主要内容

1．普通学校教育中的农业教育

(1)初等教育中的农业教育

日本侵略者认为，小学教育是殖民地统治的基础，为了加强殖民统治，造就伪满洲国需要的“国民”，必须从初等教育着手。在伪满洲国的初等教育中，就包含着对中国东北地区儿童进行简单浅显的农业教育。1938年《新学制施行规程趣旨》中规定，“新规程之学科目中，尤须留意者，为初等教育之国民科、作业科、实务科”，这里的“作业科”、“实务科”就包含着简单的农事教育的内容。伪满民生部公布的《国民学校规程》规定国民学校科目就包括作业课，作业课的内容包括简易手工及扫洒、园艺初步以及简单的农事等。在国民优级学校课程设置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每周共有32学时的课程，其中就有4学时的实业课。实业课授课的要旨为:“授与关于实业之普通知识、技能，依地方情况得课以农业、工业或商业。”

一、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趋向国际化

随着人类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传播的高效率，全球生活将趋于同步化，时空差别缩小，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推动全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科技、教育及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成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以国际教育贸易市场开放为前提，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为推动力，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教育市场，优化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并促进高等教育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人才。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提高人才素质和高校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应采取相应措施改革发展，如增加专业人员出国交流、大力引进在国外已取得较大成就的留学人员（如我国近年中组部实施了“千人计划”、中国科学院实施了“百人计划”）等，以保证我国不同领域学科发展处于世界前列。农业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冲击。高等教育国际化给高等农业院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培养出能面向社会、面向国际的专业人才，成为高等农业院校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分析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创新改革，以完善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体系，促进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我们的强国梦。

二、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现状

1.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呈现国际化趋势，但仍需加快步伐。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随着高等农业院校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以及留学回国人员的增加，我国农业高等教育逐步与国际接轨，农业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逐步加快，甚至不同的学科，如生物信息学、人类医学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始应用于农业的某些研究领域，但高等农业教育国际化仍然任重而道远。我国农业高等教育国际化仍存在一些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需进一步改革完善。比如高等农业院校设备更新较慢、引进设备利用率较差、师资水平提高缓慢、教学设备陈旧、教学理念和教学手段落后等。农业院校引进高端人才力度不够，缺乏在管理、教学和科研中有突出成就的领军人物。

2.我国高等农业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优势和特色发展。

近些年，高等农业院校为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需要，纷纷扩大招生规模，提高了更多人的专业素质和水平，但许多院校把增加学科专业种类、扩大专业规模放在第一位，新增设的学科专业多脱离了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更多强调规模的发展，过多注重经济效益，使得高等院校学科专业设置同质化现象严重，优势和特色发展受到影响。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传统的涉农学科专业缺乏政府的政策保护，致使部分特色专业招生困难，甚至专业取消。许多涉农专业不能着眼于本区域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特点，不能主动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形不成区域传统与特色。

一、教育概况

1.师资力量

南京农业大学现有教职员工2726人，专任教师1501人，其中59.8%具有博士学位，57.3％具有高级职务，23.9%具有正高职称；45岁以下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76.7%。2010年，埃格顿大学共招生10001人，其中纳库鲁校区1966人，主校区恩杰罗校区8035人。同年，埃格顿大学共有教职员工2165人，其中1-4级（中级以上职称）818人，5-10级（中级职称）610人，11-18级（讲师以上）737人。埃格顿大学能够胜任教学任务的教师数量不足，师生比数值偏低，势必会影响到教学效果，不利于培养合格的人才。学校有培训教师的学院，参加中非高校合作计划的中国高校也在师资、管理人员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援助和支持。南京农业大学自1994年起与埃格顿大学合作，包括学生、学术、师资的交流。师资力量差异也为两校开展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2.藏书规模

2014年，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总馆馆藏书籍总数是埃格顿大学主图书馆书籍总数的18.2倍。埃格顿大学主图书馆大多数书籍由英美国家作者编写并出版，价格昂贵，还有一部分是由美国援助机构（USAID）等国外机构捐赠。书籍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自然科学居多。也有肯尼亚出版(如macmillan)由肯尼亚作者编写的书籍，价格相对较低，但数量极少，远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

3.课程设置

中国农业院校学生在第一、二学年的基础阶段需修习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和政治理论等课程。南京农业大学的课程包括通识教育共49学分（思想政治理论类14学分，英语类12学分，计算机类5学分，军事体育类7学分），专业基础课16.5学分，专业核心课16学分，综合性实验教学环节18学分，拓展教育26学分。英语是肯尼亚的官方语言，也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语言，因此肯尼亚高校学生在低年级阶段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英语。埃格顿大学与农业相关的学院有农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理学院等学院。学生要取得学士学位需完成4学年8个学期的课程，每学期6-10门课，每门课约3个学分，一学期修满18-25学分。以农业经济管理系本科课程为例，第一学年基础课和专业课并重，既要掌握数理化等理科基础知识，又要学习专业知识。从第二学年开始，以专业课程知识学习为主，所开设的课程与专业密切相关，而且非常重视实践，如田间实习、农场管理等。第三、四学年仍以专业知识为主，但逐渐设立论文写作等以研究为导向的科目。　　南京农业大学与农业相关专业的课程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实验相结合。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各省地理条件差异大，动物类型多样，课程设置无法体现某一地区的特色。　　　　埃格顿大学与农业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不仅以专业知识为主，注重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而且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设具有当地特色的专业课程。如动物科学系开设的骆驼生产、马管理、养蜂、养蚕等课程与肯尼亚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相适应，而且分科细致，对于动物生产的知识细化到到奶牛、生猪、山羊等具体的动物。

1传统农业面临的危机

清代康乾之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已发展到了顶峰。然而人口的激增也为此后的中国社会埋下隐患。据宣统年间统计，我国从康熙五十年（1711）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131年间人口增加了3倍。人均占地面积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0.4593hm2降到光绪十三年（1887)的0.1606hm2。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因此，中国传统农业面临转型，提高单位面积亩产量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除了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以外，清代中后期中国对外贸易的衰落也增加了传统农业的压力。丝、茶一直是中国主要的出口货物。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迅速增长。丝至光绪六年（1880）达到82201担，次年丝的出口量逐年减少，至光绪十一年（1885）仅为57984担。茶的出口量起伏比丝更甚。光绪十四年（1888）出口量达到210万担。此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的茶贸易逐渐走向衰落，受到日本、印度、锡兰等国的挤压，出口量大大缩减。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仅出口138万担。以九江口为例“，九江开埠之时，以出茶甚多，曾谓之茶埠。嗣以美国用日本茶，英用印度茶、锡兰两地之茶，九江茶商遂不振。今则出口较多，似不难复昔时之盛”。出口的萎缩导致大量茶商、茶农损失惨重。丝、茶对外贸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生产技术的落后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制茶较中国优越的地方，在于机器胜于手工。中国的小农生产是不能与印度的大茶园竞争”。蚕丝业也是“咸同以来，蚕种受病，出货日少；缫丝守旧，成色日劣；遂到出口锐减，价格日低”。可见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的落后直接导致了对外贸易的衰落。此外，西方国家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兴起，也使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处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在经历工业革命后，进入了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农业革命时代。19世纪后半叶，美国人开始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机械；光绪四年（1878），英国人托马斯将钢铁厂废渣制成“托马斯磷肥”并出售给农民；光绪八年（1882），法国人发明波尔多液防葡萄霜霉病，且及时地用于生产实践。机械在农业中的应用，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度加工等。这些先进生产力让传统农业望尘莫及。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了西方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而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在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施肥技术，又保证了农业收成。从此，西方农业技术开始真正超过中国。19世纪末，中国传统农业已失去其领先地位。

2科教兴农思潮的炽盛

中国传统农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的农业教育被当代学者称为“经验农学”。在这种农学体系下，农业知识主要靠经验的代代相传，即《管子》所谓“农之子常为农”，其“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然而，面对现代新兴的农业技术，这种言传身教家传世袭的教授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科技的教育需求，专业的农学教育机构的建立已是势在必行。清末，中国部分有识之士已注意到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与西方农业技术的差距，开始呼吁继承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并引入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发展农业教育，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现代化。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在《农会报•序》中指出“：秦汉以后，学术日趋无用。……学者不农，农者不学，而农学之统，遂数千年绝于天下，重可慨矣”。二十七年（1901），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朝廷：“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查外国讲求农学者，以法、美为优，然译本尚少。近年译出日本农务诸书数十种，明白易晓，且其土宜风俗与中国相近，可仿行者最多。”张之洞、刘一坤等还提出了兴农学、办学堂的具体方法。即：在京师设立农务大学堂；鼓励学生留学日本、欧美学习农学，并奖以官职；各省广印农学书籍，分发各州县“体察本地情形，劝谕绅董，依法试种”；每县设劝农所，邀请各乡绅董来讲学；在省城设立农务学堂，“选中学校普通学毕业者肄业其中，并择地为试验场，先行考验实事，以备分发各县为教习”，等等。此外，罗振玉与梁启超还分别办了《时务报》和《农会报》，鼓吹师法西方、科教兴农，重农兴学之风一时炽盛。

3现代农业教育的兴起

在朝野上下科教兴农的呼声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光绪帝下诏令兴农学，命各省督府劝谕绅民兴办农学堂，命总理衙门颁行农学会章程，命各学堂翻译各外国农学书籍。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壬寅癸卯学制”），把农业教育纳入正式的学制系统。在清廷颁布的“壬寅癸卯学制”中，将学堂分为“普通”和“实业”两个系统。针对实业系统，清廷又制定了《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将实业教育分为农、工、商三科。其中农科分初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农科大学四级。初等农业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实能从事简易农业为宗旨”。中等农业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农业为宗旨”。高等农业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各农业学校之教员、管理为宗旨”。高等农业学堂毕业生可升入农科大学。同时又规定对于章程中所列的科目各省因地制宜，根据地方情形取舍分合。随后，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农业学校很快在全国普遍开设起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我国第一所涉农专门学堂———杭州蚕学馆建立，创办者是浙江知府林迪臣。蚕学馆聘有日本教习，于次年4月开学。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设立湖北农务学堂，聘请美国农学教习授课，并在美国购买农具、种子。该学堂分为农、蚕两科，是我国多科性中等农业教育的发端。同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未分科，只开设了农学课程。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在保定创办直隶高等农务学堂,这是我国大学专科农业教育的肇端，学堂聘请了日本、美国教习进行讲授。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批准京师大学堂兴建农科。宣统二年（1910），京师大学堂农科开始招生，教师悉聘日本人。京师大学堂农科是清廷学部举办的唯一一所农科大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后，各级农业学堂在全国各省普遍开设起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效。据统计，宣统元年（1909），全国高等农业学堂已有5所，分别位于直隶、江西、山东、山西、湖北等新政办得较有成效的省份，学生已有530人；中等和初等农业学堂分布较广，在全国23个省份中，中等农业堂有31所，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有59所，学生2272人。而且，在当时农、工、商各科实业学堂中，农业学堂相对发展最快，办学成效最为显著。在各科实业教育中，农业无论是学堂总数还是学生总数都远高于工业、商业，分别占到实业学堂总数百分比的50.80%和47.80%。这一优势在中等学堂中尤其明显。由此可见，在清末农业教育受到了各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办学颇有成效。

作者：刘恒 刘秀丹 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一、宝应县农村农动力现状

(一)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失衡

据报道：全国从事农业的50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占44.4%，江苏从事农业的6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57.6%，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8.2岁，其中女性占64%。而我县从事农业生产的60岁以上农村劳动力占58.5%，其中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平均年龄都已超过55岁，而且以女性居多。30岁以上50岁以下所占的比例很小，这一年龄结构的失衡状况将严重影响我县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

(二)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在逐年提高，但农民文化素质整体水平仍然普遍较低。以2012年为例，全县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约占总农村劳动力的70%，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0.2%，高中文化程度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分别占总农村劳动力11%和3.2%。近两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的进一步加大，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了外出务工。农村现有劳动力呈现出两极趋势：一是年龄大、二是文化低。对此，如何进行教育培训，提高留守人员的科技文化素质，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农民的思想观念陈旧、科技知识落后

农民思想观念陈旧、科技知识落后，是阻碍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从我县目前现有农村农动力状况来看，由于他们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受自然环境、资源因素、信息因素、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加上农村传统的精神文化因素在他们意识中的根深蒂固，因而导致了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留守农民，他们总是喜欢安于现状，满足于现实，不愿意接受新观念，新知识，从而难以改变现有贫穷落后的现状。

一、成人教育的办学现状、困难和问题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省外甚至国外许多成人教育办学机构不断涌入云南，良莠不齐的办学实体和花样迭出的办学形式使得成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招生无序竞争、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办学信誉不佳的现实困境。近几年更让农业院校感到困惑和危机的是，随着农业在职人员和农村新型农民接受大学教育的多样化需求，省内高校不断开设农科类成人教育专业，开放大学、网络教育也扩大农科类招生规模。云南农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面临与省内外大学的竞争，面临传统成人教育与现代网络教育的竞争。目前普通高校成人高等教育除医学等特殊行业外，成人生源已经逐年下滑，生源质量相比过去也有所下降，而云南农业大学成人教育管理机构和教学学院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危机认识不深、开放办学思想不解放、竞争意识不强、教学质量抓得还不够扎实等问题，成人教育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危机。处在社会转型发展促使教育转型发展的当口，只有学校领导和职能管理部门看清形势，正视现实，继续关注和重视成人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组织力量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强化改革措施和手段，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云南农业大学成人教育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在非学历继续教育方面，云南农业大学成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承担云南省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云南省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云南省农村妇女联合会科技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的培训任务，每年开展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农业与农村基层管理干部培训、农业科技人员技术培训、新型农民培训等，每年培训规模800人左右，培训计划和培训经费由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制订和拨款。为拓宽培训市场，近几年也主动为浙江、广西等省(区)农业部门、水产部门的管理干部和科技人员开展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培训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培训办学经验。与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相比较，培训教育(继续教育)这一块是指令性或任务性的工作，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欠佳，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由于师资和办学条件不够高端等原因，作为地方省属农业大学，非学历继续教育在短时期内较难形成品牌和规模效应。长远的科学规划、规范的办学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是非学历成人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成人教育学院名义上是管理继续教育的职能部门，但由于学校授予的管理权力有限以及缺乏明确统一的管理制度，学校各教学院系和处(部)都可以举办非学历继续教育，自主招生，自行管理，各自为战，非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和管理处于碎片化的分散状态。从理论上看，非学历教育市场广阔，是普通高校成人教育转型发展的新增长点，但由于办学体制不规范，没有实行统一归口管理，校内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等部门无序地展开内部竞争，有利益的大家争，无利益的大家推，办学质量难以保障，难以形成好的社会效益。

二、成人教育的办学定位、目标任务和发展思路

1.办学定位

坚持“立足云南、服务三农、面向基层、开放办学”的办学思想，充分发挥校内外教育资源的作用，建立和完善适应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需要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的办学模式，改革和探索现代远程教育，深化函授教育教学改革，严格教学管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努力扩大办学规模，巩固本专科成人学历教育，发展专业学位成人研究生教育，积极探索境外联合办学，大力开展短期培训等继续教育，做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确保规模、质量、效益协调发展。

2.目标任务

通过改革和努力，实现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层次提升为重点，增加办学形式为生长点，巩固函授教育，推行网络远程教育，搞活自学考试，加大大学后继续教育的发展，建设成为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效益明显、特色突出、质量优良的成人教育办学体系。各类成人教育在籍学生保持在15000人左右。其中本科生6000人，专科生4000人，专业学位研究生3000人，各类专业资格证书培训等非学历继续教育学生2000人。

一、新疆兵团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兵团产业结构不断重组和调整，引起兵团职业结构的调整，兵团职工数量和结构发生巨变:一方面，部分优秀兵团职工迁出;另一方面，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移民迁入兵团各团场。加之兵团人才引进效果不甚显著，兵团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逐年下降。截至2012年，新疆兵团农业从业人员共有407142人，主要包括以下两类:第一，团场职工，以团场土地承包户和基层技术人员为主，团场土地承包户主要由“兵团第二代”组成。上世纪50年代初，一声令下，戍边的10万大军就地转业，“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拉开了屯垦戍边的序幕。而这部分军人及其家属，以及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自愿支边的知识青年，组成了第一代兵团人。他们的子女，就是“兵团第二代”。其大多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化水平较高，一般为初高中程度，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大中专水平，他们现在正处中年，虽然文化水平及个人素质较高，但知识结构相对落后，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掌握不足。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主要表现为采用传统作业方式，不愿实现机械化;兵团的基层技术人员主要由本专科农学专业毕业生及少量“兵团第三代”组成，他们文化水平高，个人素养较好，年纪轻，干劲足，但却缺乏实践经验，在将农学理论转化为实践环节较薄弱，使得所学知识都成了“死知识”。第二，外来务工人员及季节工，这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来自河南、甘肃、四川、云南等农村地区。据统计，1966年，复转军人、大中专学生、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占当年职工总数的49%;但从1991年开始，兵团按计划陆续从内地接收农村劳动力充实团场一线，至2013年，这部分人已超过农牧一线职工总数的50%，他们文化水平较低，综合素质也偏低。只有少数人受过初中教育，大部分是小学文化水平，处于团场职工结构的下层，一般以出卖劳力，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为生。综上，兵团农业从业人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团场土地承包户知识结构陈旧，观念较为保守，对新技术的采用意识薄弱，接受能力较差;第二，兵团基层技术人员由于年纪尚轻，阅历较浅，虽然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科技知识，但很难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第三，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水平及综合素质较低，劳动技能不够熟练，效率较低。职工成员的构成结构决定了其亟须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现实。

二、发展新疆兵团成人教育的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发展新疆兵团地区的经济，就要提高兵团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然而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最根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高兵团农业从业人员，即兵团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这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强调的“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这一思想不谋而合。就新疆兵团农业从业者的具体情况而言，发展当地成人教育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转变兵团职工的观念，打破传统土地经营和管理模式

由于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效果和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而兵团职工又缺乏抵御新技术的不确定性引起的生产风险的能力，使得兵团职工的观念较为保守，认为传统的耕作方式更稳妥保险，不愿意采用机械耕作，这无疑给土地的经营管理带来很大的阻碍，也使得土地产量较低，耕作效率不高。以成人教育这一形式对其进行思想观念上的更新指导，转变农业从业者的传统观念，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将兵团农业彻底转变为现代农业。

2.提高土地承包户科技水平，促进生产机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