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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德良 单位：嘉应学院
城市林业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学者ErikJorgensen(1965)[1]提出,但城市林业学术思想及其科研、教育等却在美国得以发扬光大,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林业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及日本等也于20世纪70、80年代分别接受了北美城市林业的思想,并凭借与美国的强势关系以及强大的经济基础,城市林业的科学研究等也达到了近于美国的水平[2-8]。回顾城市林业从学术观点到全面实施的建设与发展过程,分析、研究欧洲各国、美、日等城市林业先进国家成功的奥秘,可以清楚的看到,美、欧洲各国、日特别是美国城市林业之所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一是城市林业及系统管理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环境运动”及其痛定思痛的反思中,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政府、研究者、民众的大力支持,也正因为获得了官方、民众的大力支持,使得城市林业在高起点上得以顺利地发展;二是大力加强城市林业科学研究,通过各级政府与行业及专业协会等的广泛参与,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现代城市林业科学研究与管理人才、提高城市林业科技水平是城市林业发展成功的又一个重要方面[7-8]。当今中国城市正处于深刻的(形态结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社会变更时期,林业正处于“破坏与建设相持”的历史新阶段,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期,前瞻性地开展国内外城市林业科学研究的对比分析,汲取他们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对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的城市化建设浪潮中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城市绿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创造和谐的城市人居环境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7]。
1国内外城市林业科学研究的比较分析
1.1研究规范性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范畴、任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对于城市林业这样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目前其研究的规范性还有待于提高,如对于城市林业的概念,ErikJor-gensen(1965)[1]最早提出“城市林业并非仅指城市树木的管理,而是指对受城市居民影响和利用的整个地区所有树木的管理,这个地区包括服务于城市居民的水域和供游憩的地区,也包括行政上划为城市范围的地区”;美国林业工作者协会城市森林组为城市林业下的定义为“城市林业是林业的一个专门分支,是一门研究潜在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福利学的城市科学。目标是城市树木的栽培和管理,任务是综合设计城市树木和有关植物以及培训市民,其范围包括城市水域、野生动物栖息地、户外娱乐场所、园林设计、地面污水再循环、树木管理和木质纤维生产等”[9];而欧洲目前对城市林业的理解尚不尽完全相同,普遍是指管理位于城市内部或周边的树木和森林资源的一门科学、技术和艺术,目的是为了能让城市的树木资源更多地给社会提供环境、艺术、经济、福利等方面的服务[10]。此外,我国学者王木林(1995)、吴泽民(1996)、彭镇华(1999)、李吉跃(2001)等对城市林业都表达了各自的理解[6-7,11]。又如目前全世界对于城市森林范围还停留在各自表述阶段,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的GreyGW和DenekeTJ及我国台湾高清教授认为,城市绿地和风景林及城市周边的水源涵养林都应划入城市森林的范围,瑞典规定距市中心30km以内的林地为城市森林。美国和有些欧洲国家以乘坐陆地交通工具去旅游当天能返回城区的半径范围为城市森林规划建设的范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王成、王木林等强调要考虑行政区划和实现城乡一体化[6,11-12]。鉴于目前城市林业的基本概念、研究范畴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研究规范与标准,各个国家也只是根据各自历史文化传统或游憩的需要等制订自己的标准与规范,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城市林业,在中国城市森林分会的组织下,组织有关机构如: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研究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等单位展开对诸如城市林业、范畴等一些基础性的概念,结合中国的实际制订一个权威而统一的标准(中国版),这对于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及城市林业学科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13]。
1.2研究系统性
由于技术和认识上的滞后,传统的绿地规划一般只是在城市规划总图上根据现有用地完成“城市绿地率”、“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硬指标,而进一步的实际问题则较少深入考虑。城市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如何解决现有城市的环境问题?怎样才能创造出理想的城市人居环境?一个城市究竟需要多少绿量?量化的依据是什么[14]?城市森林的结构和分布如何?形态和布局如何与城市的形态有机结合?建成区的绿地如何与郊区的城市森林、城市农田、水域湿地等协调发展?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凡此种种,由于错把手段当目的,只求满足建设部门有关城市绿地规划的硬性指标,致使我国城市森林总体质量不高,生态、社会及经济综合效益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对环境压力的承受力也十分有限[15]。从目前国内外对城市林业研究的总体情况上看,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林业的产生和历史渊源;城市森林的功能效应;影响城市森林建设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城市森林的调查和评估;城市森林的经营和管理;城市树木的价值体系;城市林业法规和管理体制[16]。如对城市森林生态效益的系统评价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涉及到城市林业的众多方面,如城市森林的本底调查、群落结构、空间分布格局、制订效益评价标准和规范等,目前国内大多受研究手段的限制,只能以有限的野外观测数据为基础进行单因子或有限几个因子展开研究,研究结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倘若借助于3S技术等现代新技术进行系统性分析,如美国林业(一个非盈利的民间保护组织,www.americanforests.org)开发并采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CITYgreen对包括亚特兰大、新奥尔良、休斯顿、华盛顿特区和圣安东尼奥州20多个城市在内的生态分析,这些分析将城市森林改善空气质量、碳储存和吸收、能量利用、防洪控制等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价值[4-5,17-20],其研究结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以大大改观,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仅见于北京、天津、广州、上海、沈阳等少数城市的航空遥感综合调查研究。此外,众多中国城市林业研究工作者,往往只注重于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研究,如有的城市研究工作者只注重城市森林的结构研究、有的则侧重于热岛效应的研究或侧重于污染气体的治理方面,由此可见,各地区的研究虽各有优势,但都比较分散,即各地区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未将城市森林各方面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因而不能为生产管理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研究的系统性还有待于加强[13]。#p#分页标题#e#
1.3研究方法与手段
传统上城市森林资源调查(各种类型面积的调查、森林总生物量调查和森林生态环境资源和功能的调查),通过随机布点的野外调查或城市森林本底资源调查,可以了解城市森林的面积、类型、个体数量、生长状况、健康情况、森林群落多样性、森林贮碳和制氧能力等各项数据,为城市森林的面积和功能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但这种方法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耗时较长。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3S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以恢复生态学、景观生态学为代表的理论方法已经或正在逐步运用于城市绿化的研究中,成为宏观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技术方法和手段[4-5,11]。1997年起,美国陆续发射了一批高分辨率的商业卫星,商业卫星影像的分析与应用技术将是一场资源数据获取技术以及利用方法的革命,运用这些数据相关的自动制图、影像精确辐射校正、土地覆盖变化的自动控制等关键技术正在研究之中[21]。事实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将遥感作为城市植被信息获取的基本手段,而GIS则为管理城市森林提供了宏观手段和先进平台,在资源清查基础上,建立城市树木的分类管理系统,根据需要,对现状数据库进行更新,以预测城市森林的发展趋势,为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提供设计工具和决策依据[22]。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有[6,11]:天津以彩红外航片为主,编制了天津市植被图,并结合其它手段,研究了大气污染的生物效应,进行大气污染的植物生态监测;广州应用彩红外航片和天然彩色航片绘制了广州植被图;北京用天然彩色航片绘制了北京一定地域建成区内城市树木绿地分布图,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城市森林与环境效益;上海于1988~1991年间进行了城市航空遥感综合调查研究,主要应用彩红外航片研究城市绿化覆盖率的计算方法以及绿地变迁,同时建立城市树木遥感解译标志,并进行城市行道树生态质量评价与功能区域的分析研究;1992年后上海进行了城市三维绿量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城市绿化生态效益的估算问题;从1994年起上海开展第二轮航空遥感绿化调查,在这项为期3年的研究中,除了进行绿化覆盖率、绿化变迁等常规调查外,重点研究了城市绿化信息的快速提取、城市绿化景观生态分析以及城市植被地理信息系统等[17];1997年在北京大学的地理信息系统———城市之星(CITYSTAR)软件基础上进行城市林业专题的二次开发,建立了以广州城市林业管理为主体内容的实用系统(广州市城市林业管理信息系统GZUF-MIS),并应用此软件开展了广州市城市森林格局的研究[23];2001年来,沈阳主要利用CITYgreen模型对沈阳市城市森林的结构(植物配置、层次结构、种群、群落的水平和垂直结构)和生态功能(净化空气、调节小气候、防止水土流失、防污滞尘、降低噪音等)进行调查和测定。上述这些研究虽与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近10年来3S技术在我国已引起了城市林业工作部门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开展的沈阳市城市森林结构与生态功能的调查和测定,使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1.4研究内容
根据1989~2005年(11月)间在重要中文刊物发表的标题中含“城市林业”的相对重要的论文有44篇,如林业科学(2篇)、林业科学研究(3篇)、应用生态学报(1篇)、世界林业研究(8篇)、生态学杂志(1篇)、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篇)、南京林业大学学报(3篇)、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1篇)、林业资源管理(8篇)、林业科技开发(1篇)、林业调查规划(4篇)、林业经济/问题(7篇)、林业科技(1篇)、城市环境与生态(1篇)、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篇),首先将上述论文按综述、国外城市林业介绍、理论与方法探讨等进行分类,对其分布作粗略统计(表1),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论文多数属于文献综述类,占总数的39%;其次是理论与方法探讨,占总数的20%,若加上译文和国外城市林业介绍,这4类“抽象式”论文共占总数的66%,而以地方性城市森林建设、管理、规划设计和信息化管理软件研制的论文则只占34%,说明我国城市林业研究工作者特别是在2000年以前,主要是进行城市林业的理性思考较多,而作具体、深入细致研究工作的较少,这一方面可能是受研究项目较少和开展森林城市建设的城市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可能受前期林业分类经营思想影响而对城市林业的效益评价、经济与资源问题研究得较多。此外,透过1998~2004年标题含有“城市林业/城市森林”硕博论文的信息也可以发现,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在2001年以后有所改善,特别是透过2004年5位(中国)博士的博士论文信息(表2),这种以地方性城市森林建设和研究为基础(分别为包头、扬州、沈阳),注重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实实在在的城市森林绿化建设的行为有了极大的加强。但即便与菲律宾城市林业研究的信息相比(涉及生物物理方面、生态环境方面、社会和经济方面、管理方面、政策/法律方面和项目、技术方面)[24-25],中国城市林业研究的内容在某些领域也尚不够全面,如对城市林业的政策、法规研究、城市林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尽管议论较多,但也只是说说而已,真正深入探讨者很少,此外,有关城市森林的能源效益、吸碳效益等也未见报道,而发达国家自90年代起对城市森林与全球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就显得较为热烈。
2启示与对策
2.1启示
2.1.1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机构1996年美国农业部林务局提出的城市和社区林业项目战略导向是确保城市林业国家战略规划成功实施的重要保障。“未来城市和社区林业发展:构建健康生态系统,创建充满活力社区”是美国林务局针对城市和社区林业管理存在的问题而采取的战略指导意见,成为美国直至2005年城市森林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指导性文件[18,26-27]。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在城市林业研究和信息传播方面起领导作用,在国际树木栽培者协会、美国林业工作者协会、美国林业协会等协调配合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美国城市林业独步于天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受美国的启示,为整合欧洲国家各国城市林业研究资源,在丹麦森林、景观和规划中心的发起和组织下,在“科技研究领域的欧洲合作”框架范围内,1997年以来,城市林业领域先后开展了COSTActionE12“城市森林和树木”、COSTE39“森林、树木和人类健康与福利”的科学研究,组建了欧洲城市森林研究和信息中心(EUFORIC),这些研究项目和信息网络平台为欧洲城市林业的合作研究、信息交换、人才交流与培养等开创了崭新的一页,使得欧洲城市林业研究的效率和效果得以极大地改观[11];此外,北欧城市林业合作组织(SNS)、欧洲国际林业联合会(IUFRO)、欧洲林业研究所(EFI)、德国莱比锡大学等通过资助或合作研究也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城市林业的发展[6,11]。尽管新加坡“花园城市”建设理念[28]有别于城市林业/森林,但在新加坡林务局的领导下,在“公园与休闲部”或“公园与休闲局”的具体操作下,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长期地实施,实在难能可贵,是中国“园林城市”、“卫生城市”、“人居环境城市”、“森林城市”等评比与建设活动值得借鉴与深思的。#p#分页标题#e#
2.1.2致力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开发欧美的经验[3-5,10,29]表明,作为统筹城市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的城市林业及其科学研究,除注意吸收传统林学、生态学研究机构的人员外,还应该大力吸收园林工作者、城市规划工作者、信息工作者(3S技术)、社会工作者、环境工作者、美育工作者等多学科人员参与综合研究与开发,加强与环保、旅游、国土资源、城建、规划等部门的通力合作,要有一种跳出林业(学)看林业的开阔心胸和宏大的气魄,唯有如此,城市林业才能在未来的征途上获得不懈的发展动力。
2.1.3要有一大批骨干或重点研究项目做支撑美国的城市林业科研体系包括联邦系统、高等院校和企业三部分,联邦系统的林业科研工作占有重要地位,面向全国。研究重点放在带有全球性和全国性的科研项目上,对有应用前景的课题进行超前研究。近10年来通过实施美国农业部城市和社区林业基金项目、美国全国城市和社区林业战略规划(NUCFAC)的挑战成本分摊基金项目、芝加哥气候改良项目、美国农业部林务局———林业协会的国家城市森林评估项目等重大研究项目,带动和激发了一大批城市林业研究工作者和相关机构致力于城市林业的科学研究,并为目前美国开展城市森林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8-20]。反观中国的城市林业,由于城市林业是一门新兴科学,尚未开展全面研究。虽然我们有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国家攻关研究项目,但因尚未把城市林业当作城市生态环境的主体来对待,多年来,城市林业或园林没有作为国家攻关或部(局)重点研究,所以不能为具体城市的规划提供城市林业确切数量、植物群落的树种、结构、空间等质量指标及参数,也难以对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等进行综合评价,更不能为城市规划验收、检查、监督和制定法规提供科学依据[13]。
2.1.4要有强有力的科技研发中心美国早在1970年成立了Pinchot环境林业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森林,改变美国人口密集区的居住环境;此外美国按照《麦克斯威尼———麦克纳利条例》确立的按地区设立的7个林业试验站和1个林产品研究所的联邦系统科研管理体系,在美国城市林业的科技研发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1]。在欧洲业已形成以丹麦森林、景观和规划中心,以欧洲国际林业联合会(IUFRO)、北欧城市林业合作组织(SNS)、欧洲城市林业促进合作联合组织(1997)、欧洲林业研究所(EFI)以及德国莱比锡大学[7]等为平台的合作研究中心,为整合欧洲城市林业研究资源,加强人员、技术、信息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整体研究开发的效益与效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2对策
受江泽慧[30]在首届中国绿化博览会上指出的“十一五”期间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体系重点在三个层面展开“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科技工作的决定”的启示,结合国内外城市林业对比研究体会,特提出以下对策。
2.2.1建设一批国家城市林业科学研究中心在当前,我国城市林业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业已形成了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及其城市林业研究室(林业系统)、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及其城市森林创新组(中科院系统)、北京林业大学及其城市林业研究中心(教育系统)为骨干的三大研发中心,但与国外同类研究机构相比,从其综合研发实力及目前承担的研发项目来看,尚不足以支撑中国城市林业科学研究的重任,需要从人、财、物三方面加大投入,特别是需要从国内外引进智力资源和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克服目前各研发中心单纯依靠1~2个核心人员的不利局面,条件成熟时也可组建中国城市林业研究所或研发中心,以此整合全国范围的科研开发力量。
2.2.2建设一批国家城市林业科技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实验基地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相差很大,为此仿照美国按照区域布置林业试验研究站的作法,结合中国目前的机构布置与研究现状,为解决区域性城市林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拟建立以下地区性城市林业科技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实验基地:华北地区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为中心,联合中国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中心;东北地区以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东北林业大学为中心,整合吉林林学院(现为北华大学一部分);华南地区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为中心;西南地区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为中心,联合西南林学院、西南农业大学;中南地区以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为中心,联合江西农业大学;华东地区以南京林业大学、上海市绿化管理局为中心,联合浙江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福建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地区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为中心。
2.2.3以创建森林城市为平台、开展重大研究项目的联合攻关2004年以来,国家林业局开展了创建国家级森林城市的评比活动,这是我国城市林业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目前国家级森林城市的评比标准和实施措施等正在拟议之中,参照建设部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市”十多年的经验,拟议中的评比标准和实施办法绝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应该是一个逐渐完善和提高的过程,为公正、客观、合理地开展此项评比活动,以前述三大研发中心为基础联合相关机构,组织综合攻关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还可就(中国版的)城市林业/森林概念、范畴、城市树木价值及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等进行联合攻关,加强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以期为具体城市的森林城市评价及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等提供理论武器。由于城市林业对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研究城市林业中各种生物生存、生长、群落结构、生态发育状况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等,并进行综合评价,是一项难度很大有系统工程,此外,鉴于城市林业、园林植物领域多年来没有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的现实,建议国家林业局、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科技部、建设部等部委局,把城市森林/林业列为国家或部门科技攻关研究项目或重点研究课题,以期在不久的将来为我国的城市森林、森林城市建设提供具体明确的技术参数和决策依据。
2.2.4建议国家林业局成立城市林业司或类似机构成立城市林业司或类似机构可以形成强有力的协调组织中心,提高综合研究开发能力。从当前国家林业局机构设置及其各司职能职责看,甚至没有一个职能部门在其主要职责栏目中出现“城市林业/城市森林”这个专有名词,这与国家林业局开展森林城市评比的热情及其全国火热的城市森林建设热潮似乎是不相称的,也与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总论[31]把城市林业置于其发展战略高度来认识是不相符的。为加强城市林业/城市森林这一新兴领域的组织协调与管理,作者以为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林业职能部门比较妥当,一是可以树立城市林业领域的国家权威,加强全国的统一协调与组织管理工作;二是可以集中力量加强具有长远战略目标导向的研究、制订全国性的城市林业/森林优先研究领域、重点项目等。#p#分页标题#e#
2.2.5切实加强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以来,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彭镇华教授的带领下,16个城市共同参与的“中国城市森林生态网络体系‘点’的建设研究”(国家科技部项目)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城市的城市森林建设,其社会影响力更是无可限量。在国际层面上,亚欧城市林业科技合作业已启动,当前业已开始的工作包括举办研讨会、人员互访、网络平台的创设等,但作者认为与中欧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各具特色的园林艺术相比是远远不够的,为此,除继续开展上述工作外,还需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共同立项研究、扩大人员交流的范围等深层次的交流应该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3小结与讨论———未来中国特色城市林业研究的方向
3.1国内城市林业研究不足之处
对照美国城市林业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32,23]以及菲律宾21世纪议程确定的研究项目[24],作者认为中国特色城市林业研究在以下方面还有待加强。
3.1.1现有城市、城市边缘和/或城乡交界面的森林资源清查特别在城区,有关人口、组成、结构、密度、位置、病虫害和状况/健康的信息对于规划和管理绿色空间是必需的基本信息;城市扩张的速度和/或这些绿色区域转化为其它用途的转化速度也是重要的。目前部分中国城市就城市林业论城市林业的环境本底调查大体已基本清楚,部分中小城镇或西部城市可能连这些最起码的基础信息都不太清楚,更谈不上应用以3S技术为主的现代高新技术进行动态数据更新、管理和应用。
3.1.2社会和文化维度感知、态度、偏好、动机、参与、责任、支付意愿和其它社会作用的更多研究与蓬勃发展的城市森林建设热潮、市民大众对城市森林的美好向往的信息是不够的或不太全面的,为此应用社会学、美好的原理和技术开展城市林业的此类研究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十分必要的。
3.1.3城市林业的效益和成本需要的信息包括:城市森林碳交换、贮藏、吸收、空气质量的维护、能源保护的潜能;在城市水文学、野生生物保护或生物———多样性、噪声消除方面的作用;社会和经济效益如治疗作用、心理效益、在房地产价值方面的增加或减少。目前中国已部分地开展了上述相关研究,但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仍嫌不够,此外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森林、能源保护等领域的研究,几乎没有涉足。
3.1.4政策和法律方面包括国家土地使用政策和地方规划条例、及其实施范围和如何影响自然和人工绿色区域的融合,此外,这些绿化政策和项目、实施的范围和导致项目成功或失败的因素也都需要进一步评估,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国内鲜有人涉足,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3.1.5管理和管理实践按合同或内部规定在公共或企事业部位绿色空间的有效管理手段/战略和品种选择、种苗生产、作业器械和机构化作业等管理实践也需要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如深圳、上海等沿海开放地区开展了按合同制、承包制的养护管理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还需进一步完善与推进,此外,目前中国的城市林业的机构化作业及其相关器具的研究与国外同类的差距也正在逐渐地缩小;新品种的选育及应用虽也开展得轰轰烈烈,但绿化实践中的栽培品种相对贫乏的窘境仍未彻底改观。
3.2未来研究方向
鉴于欧美、菲律宾的经验,作者认为以下领域或项目是今后中国城市林业研究发展的方向。(1)生物—物理和城市林业实践研究,如基于GIS的生物—物理资源清查和城市绿色空间或城市森林单元的评价(体系);用户喜欢的城市森林/树木清查软件的开发;适合城市种植的乡土物种的选择和筛选;物种遗传改进和筛选抗污染、干旱与温差物种;有成本效益的种苗生产体系;(2)社会—经济研究,如碳交换、贮藏和吸收的潜力;空气质量改善;能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野生生物保护;社会和经济效益;意识、态度、爱好、动机、参与责任和其它作用;城市林业的社会接受能力;基于社区的森林管理方法的采用;城市森林及其经营管理信息的传播;(3)政策和制度研究,如在按合同制经营城市林业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城市林业效率;城市森林资源所有者、经营者和利用者之间开展对话;现存的和拟议的城市林业和土地使用政策的评价和回顾;城市树木条例的立法;不同组织机构及团体间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