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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素春 聂鸣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相关文献研究
创新型城市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研究机构CO-MEDIA的创始人CharlesLandry(1994)提出，他认为创新型城市必须具备“三T”：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3]。随后，很多国外学者从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4]、城市产业[5]、城市治理[6]展开对创新型城市的研究，但研究视角拘泥于社会学，而且大都以某个具体的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对创新型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杨冬梅、赵黎明等(2006)较早对创新型城市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将创新型城市的内涵界定为：在新经济条件下，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一般是由区域科技中心城市发展演变而成，是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融合的一种城市演变形态；完善的城市创新系统是创新型城市的主要特征[7]。总体来说，国内对创新型城市的研究集中在创新型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和国内外一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经验总结。对于创新资源集聚的研究，很多学者都是把它作为创新型城市的一个特征简单描述。Gert-JanHospers(2003)指出创新型城市是孕育知识经济的地方，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城市是集聚性、多样性、不稳定性和良好声望的结合体[8]。JamesSimmie(2001)认为城市创新主要源于典型的集聚经济、相同部门企业的空间集聚，以及与其他更为高级的世界出口市场的联系[4]。我国学者杨冬梅、赵黎明等(2006)认为创新型城市是创新资源高度集聚于城市空间的一种城市发展形态，是城市发展知识化和高级化的产物。建设创新型城市要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如经济较发达、政府治理效率较高、科技资源聚集等[7]。当深入研究创新资源集聚时，学者们更多的是立足于区域创新系统[9-10]，这个“区域”可以是一个产业园区，也可以是县域、市域，甚至国家。与创新资源集聚研究相比，学术界对创新资源流动的研究较少。有些学者侧重于部门之间的创新资源流动[11]，有些学者则研究了地区之间的创新资源流动[12]。
评价体系设计
目前对于什么是创新资源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必须是创新活动的执行者或服务者。普遍认为人才是创新的最重要的资源，教育和科技投入是创新的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源能为城市创造多元化的知识，掌握先进的技术并将技术成功商业化，提高城市的综合实力。资金投人反映了政府、企业以及相关机构对创新活动的重视和参与程度，对人们掌握和使用知识进行创新和创造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知识储备是知识经济的源泉，也是城市创造力的源泉[13]。因此，文章选取R&D人员数量、R&D项目数、R&D经费内部支出、教育事业费和科学事业费反映创新的资源投入；知识储备则由高校在校学生数反映。除了高校，研发机构和企业也是创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特别是具备研发能力的企业，所以将研发机构数量和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作为纳入创新资源集聚的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资源流动指标的选取比较困难，因为创新资源流动更多的是隐性知识的传递、扩散，嵌入在各式各样的创新活动之中。技术成果交易额是衡量知识流动常用的指标，通过技术交易的资源配置作用，可以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使得大批科技成果实现了自身价值，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由于外国直接投资能产生技术溢出，外国直接投资企业通过技术、产品和要素的联系，将内含的人力资本、研发、管理经验等无形资本向东道国扩散，这种技术溢出有利于东道国的创新[14]。因此，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作为衡量创新资源流动的一个重要指标。信息设施作为创新资源的物质基础，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创造和信息传递的介质和载体，尤其是互联网，作为发展最快的信息基础结构，对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起着重要作用[13]。因此本指标体系用移动电话用户数和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两个指标表征信息化条件，间接反映创新资源的流动程度。另外，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活动的内容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贸易形式外，还包括运输、保险、劳务输出、旅游等，特别是经济技术合作。而城市的发展必须积聚充足的资金，采用先进技术，培训专门人才，广泛收集信息，发展对外贸易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为此，进出口额也被纳入衡量创新资源流动的指标体系。此外，随着我国公共图书馆的逐步开放，公共图书馆成为了人们知识交流的场所，公共图书馆总藏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创新资源流动的潜力。
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创新型经济，而创新型经济是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一直以来专利都是衡量知识产权的重要指标，所以可以用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来衡量创新型城市建设。根据世界银行的关于东亚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报告，创新型城市必须具备高新技术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组织(KIBS)和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最好体现，故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列入指标体系。由于新产品销售收入反映了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产品创新，比较客观地揭示了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所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这一指标不可或缺。创新活动的另一主要成果是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业态转型的推动作用，该作用通过GDP和第三产业产值来衡量，这两个指标还可以反映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再生产。要实现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顺应当前全球倡导的低碳发展的理念，就必须致力于将产业结构从能源资源密集型为主向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为此，单位GDP能耗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是衡量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
实证研究
利用表1的指标体系，文章对19个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进行测量，并研究前两者对后者的影响。文章选取2010年的统计年鉴，时期资料为2009年度，结合各个城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提取2009年的截面数据。其中，对于当年不可获得的数据，笔者通过邻近年份的数据推算；有些缺失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数据由笔者根据统计年鉴公布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计算；“教育事业费”和“科学事业费”均为政府财政支出。为了消除变量间在数量级和量纲上的不同，便于后续计算因子得分，先将原始数据标准化，计算公式为z=xi-xs，式中，xi为样本观测值，i=1，2，…，n，x为样本均值，s为样本标准差。#p#分页标题#e#
由于选取的指标较多，指标之间可能会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而指标间的共线性问题会使研究结果产生较大的误差。为了排除这些指标内在的相关性对研究的影响，以及减少指标过多造成的结果不稳定，同时又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上述数据，文章采用可以减低维数的因子分析法，统计工具为SPSS16.0。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检验，判断其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检验方法为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一般情况下，KMO测度在0.6以上且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显著，则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统计工具得到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量分别为205.964、103.972和202.643，相应的显著性概率均为0.000，可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同时，创新资源集聚的KMO值为0.748，创新资源流动的KMO值为0.687，接近0.7，创新型城市建设的KMO值为0.757，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表2给出了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和创新型城市建设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对于创新资源集聚，前两个特征值大于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90.359%，所以提取前两个因子。创新资源流动只有一个特征值大于1，但方差贡献率为76.798%，占了特征值的绝大部分，所以提取一个因子就可以说明创新资源流动性。对于创新型城市建设，有两个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5.533%，提取这两个因子即可描述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显示了创新资源集聚和创新型城市建设两个综合因子与它们的评价指标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创新资源集聚这一综合因子，结果显示由2个主因子构成。第一个主因子与除了X5之外的其他因子都有很强的正相关，而这几个因子都与研发投入有关，包括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因此将其命名为创新资源投入因子；第二个主因子与X5密切联系，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这是进行创新活动的新生力量，因此将其命名为创新资源储备因子。对于创新资源流动这一综合因子，由于各个指标之间密切联系，只提取出一个主因子，没有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值，所以不妨直接将其命名为创新资源流动因子。对于创新型城市建设这一综合因子，由2个主因子构成。第一个主因子与Z1、Z2、Z3、Z4、Z5和Z6有很强的正相关，这些因子与知识产出、技术产出和宏观发展水平有关，因而将其命名为创新产出因子；第二个主因子对Z7和Z8有较大影响，这两个因子都与环境有关，可以将其命名为环境贡献因子。将标准化后的原始数据代入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出各个主因子的得分，再根据各个主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计算综合得分，根据综合得分，对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进行排名可得，创新资源集聚度高的城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一般也较高；同样，创新资源流动性较强的城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也一般较高，例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三个综合因子排名都在前三位。为了进一步研究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影响，文章借助相关分析。根据散点图（见图1），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和创新型城市建设均是正相关关系。对创新资源集聚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排名做Pearson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为0.889，检验的p值为0.000，创新资源流动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相关系数为0.909，检验的p值为0.000。比较两个相关系数，创新资源流动对创新型城市建设影响更大。
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虽然得到了创新资源的集聚度、流动性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前两者对后者影响的差异性，但是包含在因子中的能够反映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个性与共性特征的信息却被忽略了，为此需要利用聚类分析揭示这些信息。按照标准化后的指标值对城市进行Q型聚类，聚类方法选择Ward法，度量标准为平方Euclidean距离，分析所得聚类树，如图2所示，样本城市可以分成两大类，北京、上海和深圳为第一大类，其余的城市为第二大类，其中第二大类又可以分成两个小类。第一类：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城市的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综合因子排名都在前三位，得分都很高，说明创新资源集聚度高，流动性强，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高。北京是我国创新资源高度集聚的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资源流动性很强，创新产出因子得分为2.189，仅次于上海，但由于环境贡献因子得分为-1.419，低于平均水平，所以创新型城市建设综合因子得分屈居第三。上海虽然创新资源集聚度不及北京，但是上海已发展成为国际化大企业的区域总部或研发总部的集散地，创新资源流动因子得分为2.985，创新产出因子是所有城市中最高的，最终使得创新型城市建设得分位居榜首。深圳的创新资源集聚度和流动性都不及上海和北京，但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8507.73亿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产业，培育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提升城市的集成创新能力，加之注重环境治理，环境贡献因子得分最高，使其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综合得分反而高于北京。
第二类：南京、武汉、成都、西安、重庆、天津和杭州。除了重庆和天津是直辖市，其他城市都是省会城市，这7个城市的创新资源集聚度和流动性在样本城市中都处于中等水平，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位于第二梯度。这些城市的突出特点是聚集着众多高校，如武汉被称为“大学城”，而且不乏名校，创新资源储备因子得分都较高。天津作为直辖市和港口城市，天然的条件使其创新资源流动因子要高于同类的其他城市。另外，除了重庆，其他城市的环境贡献因子得分也表现良好，单位GDP能耗都接均水平，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较高。重庆的环境贡献因子得分远低于平均水平，单位GDP能耗高达1.181吨标准煤/万元，这与它的产业结构有关。重庆产业以汽摩、建材、冶金、化学和装备为主，这些产业大都是高耗能产业，高耗能产业的技改空间比较有限，工业节能需要从技术节能之外增加管理节能。第三类：嘉兴、无锡、厦门、哈尔滨、郑州、长沙、济南、合肥和洛阳。这类城市的创新资源集聚度低，流动性不强，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偏下。其中，嘉兴、厦门、洛阳创新资源集聚度排在倒数前三位，尤其是因为缺乏高校支撑导致创新资源储备因子得分很低。值得注意的是，无锡的创新资源集聚度和流动性两个综合因子得分排名都在中等水平，但是它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却排在第6名，这要得益于它的环境贡献因子，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8.6%，单位GDP能耗只有0.76吨标准煤/万元。厦门与深圳有相似的政策环境和地理优势，但厦门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远远不及深圳，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厦门没有注重创新投入，科学事业费、R&D经费内部支出、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均不到深圳的30%；另一方面厦门进出口不理想，2009年进出口总额为433.1亿美元，远远低于深圳的2701.6亿美元，不能通过大量的进出口，获得技术溢出，发展低碳经济，从而提高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p#分页标题#e#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创新资源集聚、流动与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三方面的结论：首先，创新型城市的创新资源集聚度和流动性参差不齐，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上海、北京和深圳遥遥领先。其次，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和创新型城市建设密切相关。创新资源集聚度高的城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一般也较高；同样，创新资源流动性较强的城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一般也较高。最后，创新资源集聚和流动共同作用于创新型城市建设，与创新资源集聚相比，创新资源流动对创新型城市建设影响更大。只依赖创新资源的集聚或流动难以全面提升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创新资源必须同时实现集聚和流动。为此，文章提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加强城市创新资源的集聚度，包括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落户，支持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动，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培养创新型人才等。城市本身具有集聚创新资源的天然的有利条件，但这个天然条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需要在机制、政策方面不断完善，使创新资源集聚成为积极的自发的行为。首先是出台激励创新的相关政策，如对企业可行的创新项目优先贷款、设立创新风险基金、对创新产品减免税、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等。其次是加大对科研院所创新活动的财政投入。结合城市的产业特点制定科技支撑计划，合理分配财政投入，尤其支持重点产业关键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最后是营造创新环境，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为促进创新资源集聚提供保障。
第二，提高城市创新资源的流动性，包括鼓励产学研合作，加强城市间合作以及国际交流。在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同时，要积极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牵线搭桥，促成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以及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合作；建立有效的技术交易市场，实现知识需求和供给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创新型城市产业集中、科研院所密集的优势，加快研发成果产业化。对于城市间合作，可以通过建立城市战略联盟，构建跨区域的创新平台，共享创新资源。在国际交流方面，一是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贸易，以进出口贸易为载体，获取依附在产品上的新技术、新知识；二是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城市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领先知识。此外，还要完善创新资源流动所需的基础设施，为资源流动提供便利条件。
文章作为对创新资源集聚、流动与创新型城市建设关系问题的初步探讨，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如采用的是截面数据而不是面板数据，不能反映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时间滞后影响情况；指标体系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创新资源流动方面，几乎都是间接衡量的指标；创新资源集聚和流动对创新型城市建设影响的内在机理尚未探讨，这些不足和问题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