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小议自然灾害对游牧经济的影响，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寺院的喇嘛听鼓声，草原的牧人看天时”———自然灾害的影响
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和单一性是与自然环境相统一的结果。“游牧生产依靠于牧草，而牧草的生长要受到季节、气候、载畜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种对于自然条件有极强依赖性的生产方式是很容易受环境影响而波动的。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损失将十分严重，因此当地有许多民谚都体现了游牧生产者对自然天气的关注和敬畏。如“寺院的喇嘛听鼓声，草原的牧人看天时”“清明节后落透雨，夏秋草茂牛羊肥”“牛蹄窝里水汪汪，天旱日子不会长”“蚂蚁搬家上高山，洪水将要到草原”“冬季飞禽忙搭窝，草原一定有厚雪”“战士抵不过一粒枪，富人最怕一场雪”等。
历史上常见于北方游牧地区的自然灾害有蝗灾、旱灾、雪灾、寒灾，史料中也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史记》中记载太初元年(前104年)冬天“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汉书》中记汉宣帝时，匈奴壶衍鞮单于以万骑击乌孙，归来时“会天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十一”，于是丁零、乌桓、乌孙乘其弱而攻，杀其人、马、牛羊，加上之前的恶劣天气，使得匈奴大为虚弱“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原来依附它的周边部落也四散而去，给匈奴以重击。到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每一次的灾难都给匈奴部落带来了重创。到了唐初，兴起于草原的突厥部落也遭遇了同样的状况，唐太宗贞观元年“其国(突厥)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贞观三年“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同年，郑元壽入使突厥，回奏太宗“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内炊饭化而为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当覆灭”“无几，突厥果败”，即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由李靖率军擒颉利，东突厥灭亡。到了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但是北方草原地区自然灾害导致的后果仍然不可小觑。《元史》五行志中载“定宗三年戊申，野草自焚，牛羊十死八九，民不聊生”。
其他的北方民族如党项、回鹘的衰亡也与自然灾害紧密联系，这与游牧民族自身的经济方式有很大的关联。游牧经济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于中原及其以南的农耕区而言，气候条件相对恶劣，气温寒冷、干燥少雨、无霜期短。与之相适应的游牧经济在此条件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经不起风霜雨雪等自然灾害的袭击。一旦遇见很容易造成人口、畜产的大量死亡，给牧民的生活、所在部落的生存带来危机，也给牧民带来一定的心理阴影，“由于灾害的频繁和剧烈，使畜牧业生产经常受到摧残，在牧民的思想中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幻觉，总认为自己的牲畜有个难以逾越的界限。”从而产生消极生产的惰性，对于畜牧业的发展和牧民生活的改善十分不利。因此看云、动物的状态来识别天气，以保全牲畜的方法，既体现了对大自然的依赖，也有利于牧民面对灾害时进行提前预警，采取相应措施，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二、“瘦马怕泥滑，孕畜怕霜草”———畜养条件的限制
游牧经济对自然条件依赖极强，它对牲畜的畜养条件也有诸多限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匈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駃騠、騊驈、驒騱”。而后的史书记载北方草原地区也多放牧这些牲畜，不同的牲畜对牧场环境有不同的需要，因此牧民根据马、牛、羊等不同的种类进行放牧，以达到游牧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游牧经济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牧民、草场、牲畜。这三个构成要素中牧民依靠牲畜生存，而牲畜的存活依赖于草场。草场的选择是游牧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一旦草场出现丁点闪失，如前文所提到的自然灾害，将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这一方面十分重视，“地丰水草，宜羊马”“随季节而迁徙，春季居山，冬近则归平原”，便是顺应“今日行，而明日留，便畜牧而已”的游牧生产方式，选择适当的草场来保证游牧经济的正常发展。《内蒙古纪要》中记述了关于草场的选择:“春季雪融，则居低洼之乡，以就天然水草，草尽而去，年复一年，都于一定境内，渐次转移，其倾全力以采索者，惟水与草。至若冬季，霏雪凝冰，低地早已不得水，即草根亦被雪掩无遗，故必追居山阴，冰足以资人饮啖，草根之没于雪者稍浅，家畜赖以掘食”。选择好草场之后对于放牧也是有一套要求，根据不同的种类牧民采用不同的放养方法。羊的放养，需要常年跟人，夏季一般放两次，早上起早放，中午赶回来饮水休息，下午太阳不再正当头，再赶出去，落山前后再赶回来，冬天则因天气寒冷，出去得晚，回来得早，且走不远。驼不需要随牧，可自由在草原上驰走。牛、马为散畜，不要人放牧。马群走得很快，牛群三三两两各走各的。马吃起草来不分昼夜，天热时寻阴凉，天冷时寻暖处，都不易找到。牛冬季是白天吃草，到了夏季则白天贪睡，夜里吃草不停。牛马都能自己回家中饮水，方便牧养。《清稗类钞》中也有这方面的相关记载。此外，对于牲畜的孕育繁殖、患病治疗也有相应发达的技术，这些使得北方游牧经济虽遭受人为和自然的打击仍能够发展，这也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自身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经验。
三、“伏天雹打一扫光，人和牲畜都遭殃”与“麦在
面对自然灾害，不同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都会受到影响，但仔细深究，便会寻见差异———游牧经济在天灾下，人和牲畜都遭殃，而农耕经济则是“收到仓里才牢靠”，并未提及有多大祸患的存在，而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则是经济生产方式和储存对象不同造成的。游牧经济是“以游牧的劳动方式，随季节的变化而进行的有规律的循环往复经营畜牧业———四季轮牧为主的一切经济活动”。游牧经济以轮牧为其生产的主要方式，而这一生产方式将受到自然条件和畜养方式的影响，导致游牧经济具有不稳定性和相对局限性，容易因为突如其来的风灾、雪灾等自然灾害而导致牲畜大量死亡，牧民生活陷入饥馑。如《隋书•突厥传》中记载沙钵略可汗时的一段话“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形象地描绘了由于这种“靠天吃饭”的牧养方式，使得人民处于苟且之中。同时这种以活的生物作为生产、生活的依赖对象，即储存对象，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例如草场的退化、天灾的到来、牲畜的繁殖、战争的劫掠等一系列非常规因素的影响，都将会导致牲畜的大量死亡、失踪。
相对于游牧经济的这种不稳定和多变性，农耕区的经济则相对稳定。首先，体现在其生产方式的稳定性。生产方式的稳定性表现在生产对象的固定性，在固定的农业耕作区内栽种适合该土地生长的植物，收获粮食。这种生产方式同样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但相对较小，在自然灾害较浅的时候，可采用灌溉等人为手段帮助农作物生长，而灾害较重的年份，可吃上年的余粮，若来得及，也可“虎口夺粮”，影响并不会很大，当然若遇上“丁戊奇荒”这样的年份，是很可怕的，但相比牧区还是会好一些。因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危害只有在农作物生长期内才能发生，而且自然灾害的打击一般危害不到多年累积的财富，只能危害到当年的农业生产”，而游牧经济相对农耕经济这种时段性、季节性的生产方式，明显地会呈现出连续性生产方式的缺陷，一经掐断，恢复将变得困难。其次，储存对象易于存储。以植物种子作为存储对象，方便保存，易于放置，即使有灾情，一旦生产条件具备，又可恢复，若生产条件更为优渥，会比灾前的生产规模更大，极易生产力的恢复。再次，游牧经济的移动性导致其经济活动单一。一旦畜牧业受损，便无他业进行缓和，而农耕经济下，农业经济的稳定促使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一个地区遭灾可以从其他地区进行征调，当然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游牧部落在其政权强大时，可通过与中原互市等方式进行补缺，一旦政权衰落则只能是徒看天灾夺去人口、牲畜性命，部族衰败。
不同的地理环境养育不同的人，并创造出各异的文化类型。司马迁用“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一语道出游牧经济的特点。也正是由于游牧经济这一生产方式，使得历史上北方草原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先后兴起了众多游牧民族，呈“一个前仆后继式的连续的过程”。虽然游牧经济的形成是对地理环境的适应，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单一的生产方式现正在加以改进，并辅以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毛纺业、皮革业等。同时加大对牧区的科技投入，提高畜养手段和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游牧经济发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抵御风险能力。
本文作者：马晶 单位：内蒙古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