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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武汉,在近代史上,不仅是中国的物质商品交易中心,也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证券交易市场。 一、武汉证券市场出现前的社会准备 187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次年,招商局汉口分局创办,这是武汉历史上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股份制企业。从19世纪90年代起,武汉地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获得长足发展,迄辛亥革命前,共创办各类企业122家。这些企业大多采取集股筹资的方式经营,如1906年开办的著名的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就是由汉口商人宋炜臣、王仿予等发起,公开向社会集资,筹集资本达300万元。此外,19世纪90年代由洋务派殿军张之洞在武汉地区创办的一批官办企业逐步转化为官督商办或完全商办的股份制企业。如当时东半球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1890年由张之洞奏准招商承办,其时盛宣怀集股一百万银两代表股东承办此厂,从此改为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为一公司,重订章程,加招股本,由官督商办改为完全商办股份有限公司。汉冶萍公司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股份制企业。至于张之洞在19世纪90年代耗资400万银两苦心经营的湖北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官局也因经营管理不善、资金周转不灵,不得不于1902年,由商人韦紫封、邓纪常组织的应昌公司承租接办;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又转租给徐荣廷等人组织的楚兴公司,后来发展为华中最大的裕大华民族资本集团。股份制企业是证券交易的基础和根本。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出现,他们发行的具有近代意义的股票也开始在市面流通、转让。 从清末起,由中央政府名义发行的国债日见增多。湖北地方当局也借赈济、旱灾或善后为名发行各种彩票。邻近各省发行的各种债券也常常流入武汉。 债券和股票的证券在发行后,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如数兑付现金,补偿利息,发行机关为推行证券,准许在市场上买卖。正是在股票及各种债券大量出现的基础上,武汉的证券交易市场渐次形成。 民国初年,武汉开始出现证券商号,称为股票公司,经营买卖汉冶萍公司和既济水电公司的股票业务,同时兼营包销各种彩票,兜售帝俄的卢布、德国的马克等外币。当时除既济水电公司股票在该公司选举董、监事时,有人收买,凑足获选的股权数额,始略有起色以外,在平时该公司每千元股票,仅值洋300元。至于其它各种股票,交易均微,偶有买卖,均由该业中人各自上门兜揽,无异掮客。倒是各类彩票因有巨奖的吸引力而销售颇旺,经营包销的有万福来、大利、大有、中华等12家股票公司。 他们除在自设的门市店销售外,另以9折批发与市面及四乡小同业销售。 二、第一个汉口证券交易所浮沉始末 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证券交易的法规,从此我国证券交易开始走上了正轨。自此以后,各地开始筹设证券交易所。 1919年初秋,黄菊生、郭子兴、袁富生等人由沪来汉,筹设汉口证券交易所。选定汉口花楼街粤华坊街面房屋为所址,由黄菊生任筹备处主任。汉口证券交易所比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迟一年出现,比著名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早一年产生。 汉口证券交易所定为有限公司,资本额20万元,分为2000股,每股100元。开业时先收四分之一,其余按每3个月收四分之一,在一年内收足,股票由所印发,分为记名式与不记名式2种;每25元称为一套,可以在场内、场外与其他各种股票及公债一样,随时进行买卖。在10月初开始收集第一次股款后,召开股东会,成立董监事会,选出董事黄菊生、郭子兴、杨和生3人;举黄为董事长,袁富生、汤涤新2人为监察,经理黄暂兼,会计袁兼,场务郭兼。所内交易各种有价证券,各省、市纱厂、矿厂、公司股票及本所股票。一般成交时按票面1000元收取交易费1元;成立本所股票25元(1套),取费5角。费由买卖双方各付半数,均在当日交割清楚。 汉口证券交易所初期业务不振,到次年2月,即决定收进公司第二股款。黄菊生、袁富生等人紧紧抓住这一时机,纠合亲信党徒,每日在场内大量买进卖出,如:裕华沙厂、大兴纱厂、上海永安公司的股票,以及本所股票,恒在20万元至30万元之间。由于业务旺盛,便把本所每套25元的股票哄抬到27元;到3月初,升至30元;3月半后再升至35元以上;4月末由会计处宣布:“从上年10月初开业,到本月底止,除各项开支外,净剩红利9万1千余元”;到5月初收入第三次股款后,股票已升至50元了,并仍有继续上涨之势。黄菊生等乘势故意将后盘抬高,以暴利为钓饵。6月中旬,则该所每套股票竟升至65元,盛传有升至100元之望。黄菊生等在市场上表面是抬价买进,暗中却在场内、外大量卖出,市价便回跌到60元以下。后来他们见价就卖,乃逐步跌到25元的原价尚无买主。黄菊生等人计已得售,连同股款共骗得40余万元,便于6月末一同潜逃了。喧嚣一时的汉口证券交易所被迫关门。 汉口证券交易所昙花一现,表面上看起来是少数人哄抬本所股价所至,其根源其实在于当时武汉地区工商业不够发达,股票交易缺乏股份制企业发达的基础以及民众缺乏证券意识等原因。 三、汉口证券业公会与第二个汉口证券交易所 汉口证券业公会于1931年1月,由胡云程、郭浩然、陈荣山、吴诚安、杨月停等发起组织,并制定公会章程和市场规则,呈准政府备案,由陈荣山任主席。会址在生成南里,附设交易市场,会员自由买卖,专做国内公债股票及各种有价证券,概以买卖现货为限。1933年5月,汉口钱庄业经营证券所的有20余人参加公会,使会员陡增至50余人。钱庄业会员提出三点建议:1、公会改造。2、交易市场迁入钱业公会。3、兼做期货交易。经会员大会讨论,除同意公会改造外,其余两条未被采纳。同年汉口证券业公会进行改组,由德隆钱庄经理孙坤山任主席,经营范围仍限于现货买卖,不做期货。证券价格参照天津、上海等市的电报行情及本市的供求变化而定。买户于议定价格及数量后,即付款换取证券;卖户于收款后即将证券交割。当时经营的证券有:一期、二期汉口市政公债;一期、二期善后公债;湖北官票;河南善后公债;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股票等。#p#分页标题#e# 1928—1932年,湖北省、汉口市发行的地方公债有17年长期金融公债等8种,发行额约5000万元,还有各种中央公债从而使汉口市面上的证券买卖较前旺盛。1933年5月,汉口证券业公会内附设交易市场,除星期日及例假外,每日午后交易一次,限于现货。由于当时上市的仅六、七种地方债券和既济水电公司的股票,由开盘到收盘,涨落差额一般不出半元。 1935年春,汉口金融界人士沈涌之、孙渭占、龚榕庭、唐星三等组织汉口证券交易所,集股30万元,有经纪人50名。经纪人接受买卖委托时,向委托人取得买卖契约(合同)及证据金,至交易终了时,收受应得之佣金。佣金的支付,债券买卖按实际交易额的1—2%计算,股票交易按实际交易额的2.2—5%计算。 其经营范围比原来的交易市场有所扩大,除做现货外,还可加营期货。买卖双方议定各项条件后,确定交割日期,则到期交货,在未到期前,卖方在征得买方同意后,亦可买回所议定的证券,买方如得到卖方同意亦可卖给卖方。根据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交易所法》关于“交易所不得为本所股票之买卖”的规定,新成立的汉口证券交易所本所股不再上市交易,这时买卖的债券有16种之多,成交额也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从4月8日至5月4日,历时4周,总计成交证券1316.4万元,5月增为1696.5万元。 1929年的《交易所法》规定“无论何人,不得在交易所以外以差金买卖为目的设立类似交易所之市场而进行买卖。”按此规定,汉口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原附设于汉口证券业公会的证券易市场随即停闭。 汉口证券交易所开业初期成立额在中国内地各交易所中名列前茅,但与当时全国最大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相比则微不足道,其一个月的交易额还不足华商证券交易所一天的成交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据1937年《湖北年鉴》分析:“(汉口)地方券基金充实,在过去咸按期还本付息,市价升降不大,且流通票面甚少,无论现期两货,均不能作大量成交;中央券主要顾主之(汉口)银行业尚未参加买卖,依然在沪成交,故该所开幕之始,营业尚佳,继则日趋清淡。”1935年6月以后,因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汉口市场银根紧缩,证券交易每况愈下,8月成交额不到200万元,9月只有59万元,10月竟全月无市,到11月交易所因亏损只能停业。 1936年1月28日,汉口证券业公会鉴于市场证券价格混乱,交易不便,就将停闭的证券市场恢复。但证券市况依然沉寂,每月仅开拍5至10种地方债券。成交额1936年5月为25.4万元,6月仅为9万元,7、8月为20万元,9、10月降为10万元,12月以后至1937年4月更降为每月4—8万元。其营业范围仍限于现货买卖,每日交易时间为下午1至3时,由该会会员商号轮流主持,并规定仅限于会员参加成交。买卖证券的顾客由各会员商号自行接待,交易市场不负责任;市场只负责市价的开拍。这些规定不同于一般证券交易所。当时汉口经营证券的商号计有27家,分别是正大、聚康、鼎新、汉兴、中纪、湘记、元春、丰纪、仁昌、新德、协康、云纪、恒泰、德陆、宝兴、鼎泰、诚纪、宏纪、震华、顺丰、大有、长源、源丰、豫亨、寿记、慎大、协昌,比1934年的51家减少将近一半。交易市场恢复数月后,因业务清淡,于同年5月30日进行了改组,原主持人汪仲池辞职,推选史福荪、曹廷祥、吴诚安、陈荣山、胡云程等5人为委员,吴诚安为常委。 1938年,武汉沦陷,汉口所有证券商号全部歇业。 抗战胜利后,武汉市面虚假繁荣,游资充斥。汉口地区在一年内先后复业的证券商号多达65家。1946年11至12月,武汉地区的裕华、大兴、大华、既济水电公司、新市场、第一纱厂、源华等企业的股票上市,由证券商随时兜售。1948年8月,证券公会恢复,在金元券急剧贬值的情况下,未及半年已无证券交易,1949年经同业会议决定,停止浮动。抗战结束时财政部曾同意武汉组织交易所,由于各证券商持审慎态度,交易所一直未能成立。 1948年证券业名录如下:大有、正大、余牲、顺丰、天利、新生、源通、安成、信裕、恒孚、复生原、鼎裕、立生、正昌、源云、鸿昌、和昌、同丰、复昌、太利、汉祥记、西记、泰丰、长成、慎源、永昌、德泰、云春、润丰、复兴、永安、永兴、、诚孚、益大、源丰、裕生、济成、协泰。 四、近代武汉证券市场特点 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都是现代化的产物,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思想意识开化作准备是完全不可能的。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产业资本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中带有严重投机性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有过大的比重。这一切,必然会影响中国的证券市场,使近代中国的证券市场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武汉自然也不例外。总括起来,近代武汉的证券市场具有以下特点: 1、证券价格的升降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 近代武汉,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武汉是多事之秋,因此武汉证券市场价格受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较大。如大革命、抗日战争均使武汉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轨迹扭曲乃至打断。甚至某些企业的人事变动也影响着证券的剧烈波动。 如1935年5月,既济水电公司股票每百元票面价格原为37.5元。三天之内,由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负责人参加董事,价格竟涨到47.6元。由于证券市场风云变幻,因此投机活动十分猖獗,“多头”、“空头”转换迅捷,从而反过来又加剧了本已不稳定的证券市场垮台。 也正是在这种充满投机的证券交易中不少投机者一夜之间成为暴富,一夜之后又沦为赤贫。如1920年汉口万和钱庄汤老板从事证券交易,起初曾赚8000多元,一个月后反而亏蚀了2万元。 2、证券交易以债券为主。 进入证券市场交易的多为政府债券,工商业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向社会直接融资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旧中国武汉市的商业中,发行股票的仅新市场等,为数极少。民族资本工业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较大的发展。1936年,武汉的大小工厂有500多家,工业年产值约2亿元,但规模较大的工厂,向社会发行股票的仅既济水电公司、汉冶萍公司和四大纱厂等。因此,近代武汉证券交易市场是畸形的,发展不充分的。#p#分页标题#e# 3、证券市场与银钱业关系密切。具体表现在: (1)汉口的金融资本家曾兼营证券业,如1933年汉口有20余家钱庄兼营证券,为当时证券商号总数的40%。1935年4月开设的汉口证券交易所,就是由知名人士龚榕庭等10人筹资30万元成立的; (2)买卖证券是金融业经营的业务之一。 汉口地区的银行由于经营证券买卖的需要,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办法、证券行情等,列为重要的金融信息。如中国农工银行汉口分行曾委托上海分行代为买卖“十九年关锐”和“一八裁兵”两种公债20万元,一出一进,10天内即获毛利4200元。上海银行汉口分行信托部代顾客在本市或外埠办理各种债券领取本息,顾客称便,银行借此揽得存款,又收取5%的手续费。证券是金融资产的一部分,商业银行除经营证券业务外,有的还购买加入企业股票,直接投资。当时:汉口四明银行1923年6月为7.5万元,汉口广东银行1924年12月为5.47万元;大孚商业储蓄银行1936年12月31日贷借对照表有价证券余额为34.82万元,决算收益1.12万元,占总收益的7.65%;同期汉口商业银行有价证券余额为8.5万元,决算收益0.36万元,占总收益数的2.81%;证券作为金融业务中的担保品,如上海银行汉口分行为开展业务的需要,1923曾以28万元面额的公债作为向中国银行领用兑换券的保证准备金。 4、民众的证劵概念模糊且意识狭窄。 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大部分老百姓为了生存而奔波,只有少部分富人有此雅兴和头脑投资证劵市场,但对于证劵市场的真正意义概念模糊、意识狭窄,且从事证劵交易只陷于眼前利润,进行短频快的买进卖出,赚取差价。加之当时的证劵市场没有规范性的规章制度,后期即使有所规章制度,但也尚未严格执行,造成证劵市场处于漫无标准的混乱状态,不少投机者或一夜暴富或一夜赤贫,从而致使大部分民众对证劵市场持怀疑、观望态度。 至此,由于近代武汉证劵市场所处特殊的动荡时期以及诸多原因,其一直以一种不成熟、不稳定、不规范的畸形状态演绎着这段曲折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