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浅谈越文化视角下的乡土言说，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师承关系: 文化同源与心灵沟通
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为“拟”许钦文而作，更意在扶持许钦文。从表象上看，许钦文的创作成功，是一位大师对一个后学的提携与扶持，但作家间的师承关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从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考量，许钦文的创作出自鲁迅的精神嫡传，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两者共同的文化传承背景。同一文化土壤的滋养使他们在文化人格、思维特征、审美倾向上颇为相同，从而能够实现更多的精神沟通。地域文化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往往会对作家的文化人格乃至文学创作发生重要作用，此种精神资源的自觉承传，必使鲁迅与许钦文在乡土写作上的师承关系有了更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此可以作出多方面探寻，下述几点，是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其一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意识，造就了作家开拓进取精神的趋同。越地的“面海”环境是越人走出封闭、外向拓展的重要地域因素。“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渡海; 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陶舟模型与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都表现了海洋文明的特征。”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存方式，使古越文化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一种好动善变、外向开拓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此种精神前后相续，内化为越人开拓进取型文化人格，流淌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在近现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中得到加倍的张扬。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故乡到外地，从域内到域外，广纳博取异质文化，终于造就一代文化伟人。这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精神的集中展现，对后起越地作家无疑是一种无形的感召。许钦文的青年时代，正值五四时期，时代潮流风云激荡，他不甘于无所作为，反感于故土封建传统陋习甚深，毅然来到北京谋生求学，接受新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受到鲁迅的感召。他到北京后成为北大的旁听生，主要是仰慕时在北大任教的“乡贤”鲁迅之名，对鲁迅的授课是每课必听，于是就有了从鲁迅那里直接受教的机会。北京的生活与学习，为他获取了坚实深厚的思想文化储备，对他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乡土文学家至关重要。鲁迅在评述许钦文的乡土小说时，曾称其为“侨寓文学”，意即此类乡土文学非在故乡产生，而是“侨寓”外地所作，作者“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 1 ](P255)。这是对此类小说特质的精当概括，当然也揭示了作家具有鲜明的外向拓展意识。正是由于未被都市流浪生活消弭的浓郁乡土情结，所以与鲁迅一样，虽身处异地，仍心系故土，他的创作也常常带有鲜明的越地区域性特征。其二是在秉承越人强烈的反传统方面表现出精神趋同性。越文化中的刚性质素蕴含着对旧文化、旧传统的激烈的反叛精神，鲁迅几乎先天性地对故乡特立独行、富于叛逆和反抗的精神进行了自觉的承继与张扬。他最为推崇的越地先贤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尤其对起于越地的“浙东学派”的启蒙先驱敬仰备至，如明末流亡异乡的“逆民”朱舜水，以身殉节的文学家王思任等，并表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由是遂有鲁迅“硬骨头”性格的形成，也才有其创作中对旧文化思想体系的摧枯拉朽的批评。
越文化人格中的坚硬品性，亦铸就了许钦文的文化人格。他自觉承继了越文化“刚硬坚韧”的精神特质，极其敬仰“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和“倔强的魂灵”，并在作品中数次表达对富于叛逆精神的“乡先贤”的向往，诸如躬自蹈厉、坚忍犷悍的越王勾践，批判神学化儒学的东汉思想家王充，重气节操守的明末思想家王思任、刘宗周等，无不成为其仰慕对象，每每行诸笔端，表达崇敬之情。他和鲁迅一样，经历了家道中落及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使其能深味人间苦难，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原始残酷的传统乡土文化有着深刻的体悟，而对故乡下层民众的同情又使得他情系故土。于是，许钦文与鲁迅的乡土写作，便有了创作视角与精神指向的惊人一致: 特别能感受传统“无意识”笼罩下农民灵魂的痛苦与精神的愚昧，并给以艺术的表现。其三是基于对越文化民间艺术的共同喜好，在审美倾向等方面产生诸多共同点。鲁迅习惯于在反常的艺术思维中解构传统与正统: 他绝不重视“正统”或“正宗”，“却另外去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即着力于发掘被压抑在民众潜意识中的本真的生命形态。他喜欢看越地的目连戏和赛会中的“无常”，他赞扬“女吊”是“比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正源于鲁迅试图用民间“异端”的鬼怪世界去颠覆正统的但却是虚伪的现实世界。许钦文亦对传统文化中那种“正统”的伦理道德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曾回忆“记得幼时看‘大戏’、‘目连戏’、‘跳吊’总要到半夜后，虽然未到半夜已经疲倦，但我也要熬着看了才肯回家”。正是由于“女吊复仇的坚决很感动人”，“女吊的本身是美的，她受苦，被迫害，使人感动”[ 7 ](P59)，故此，他的小说集《故乡》封面即采用了友人陶元庆所画的复仇之鬼“女吊”形象。他还从小喜欢看社戏《白蛇传》，尤其对于横加干涉并压迫别人个性自由的法海和尚，充满了愤怒。越文化中这一反抗传统的“异端”思想在他青年时期即可见端倪: 面对家庭的包办婚姻，他与妹妹联手反抗，走出了家庭，终至被“驱逐到异地”。同鲁迅一样，此种思想也灌注在他的乡土写作中，作品渗透着他对自由与民主的呼唤，对专制和愚昧的反抗，从而与越文化思想精髓贯通了精神联系。
创作文本: 承续鲁迅的乡土言说
许钦文的乡土写作承续于鲁迅，不仅可从文化接受越文化视阈下的乡土言说——— 许钦文师承鲁迅的乡土小说独创性意义源上发见，考察两者的创作文本，此种精神内涵的承续性可以获得尤为明晰的呈现。基于对传统文化下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深入体认，鲁迅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故此，鲁迅的乡土小说落笔于深远的历史文化积淀，透过对越地乡风民俗的细致描绘，深刻剥露传统中的负面因素，包括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犀利的剖析。承续鲁迅的这一创作思路，许钦文的小说也在审视乡土、乡村批判与解剖封建宗法制度中展开，既渲染面对故乡昨是今非的感伤和失落，更表达对乡土中国人生悲剧的深广忧愤，表现出越文化“土性”深重的一面。两相对照，不难看出许钦文小说所展示的乡村文化内涵，在诸多层面上承续着鲁迅的乡土言说。环境设置。小说设置的场所、环境，即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也往往成为一种文化符码。鲁迅乡土小说中的环境设置在“鲁镇”、“未庄”或“S 城”。这里蒙昧、封闭，封建礼教盛行，带有越地地域文化的鲜明印痕，亦是古老传统文化的缩影。许钦文的不少小说描写的是鲁迅同一的“故乡”，小说背景就径直指为“鲁镇”，有时则用“鲁镇”所属的“松村”，显示出两者的直接关联。诚如杨义所说:“以‘鲁镇’和鲁镇所属的‘松村’作为故乡的代名，透露了这些作品与鲁迅小说的乡土因缘和文学因缘。”而背景设置的相似性，正表明了文化内涵的同一性。与“鲁镇”和“未庄”一样，许钦文笔下的“松村”也是一个闭塞守旧、落后愚昧的地方。小说《老泪》以“松村”为故事背景，回叙一个70岁的老太太彩云坎坷的一生，表现的正是对越地传宗接代落后民俗的批判。小说《鼻涕阿二》的环境设置也在“松村”，作品展示的“松村文化”特征更酷似鲁迅笔下的“未庄文化”:“维新势力虽曾一度影响这个村子，但犹如一阵清风吹过池面，过后还是老样子”;“人力车夫比起轿子，本来是一个进步，因为一个犯人坐过这种车子上法场处斩，反维新的人就说这种车子是‘杀头车’，讲人道的维新家也不敢坐了”;“自由恋爱传到村上，但自从一只大黄狗与一只癞皮狗在路上交尾，被人呼做自由恋爱后，就变成污秽的名称了”;“松村人重男轻女，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松村人尚‘藏拙’，有着‘毋多事，多事多败’的格言”和“‘有力的就是有理的’习惯”，如此等等。这些描写，只要稍作对照即可发现，“松村人”的陈腐观念、处世哲学与《阿 Q 正传》中的“未庄人”简直毫无二致，它深刻剖示了古老乡村的陈规陋习，承续着鲁迅的笔触作深入开掘，无疑深化了许钦文小说揭示的文化意义。风俗习惯描写。#p#分页标题#e#
民风乡俗的落后与野蛮，在乡土小说家笔下往往构成他们对宗法制社会犀利抨击的锋芒指向。在鲁迅小说中，祝福祭祀、捐门槛等风俗习惯成为他展开文化批判的切入口。许钦文亦如此，借助剖析风俗习惯的阴暗面以加强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蕴。如《老泪》写乡村的“接种”习俗: 彩云丈夫临死时，要她和别的男子“接种”，以便产下“遗腹子”为其接续“香火”，这给彩云带来无穷的痛苦。小说中关于松村妇女烧香拜佛的描写，写媒婆做媒的种种繁琐习俗，无不令人啼笑皆非。此外《鼻涕阿二》中关于对死人超度的迷信习俗，以及《过年恨》中关于浙东过年的禁忌习俗，也都是落后愚昧的文化心态展露，可以在鲁迅小说中找到印迹。落后的文化心态总是在隔离的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土性”深重的乡民总是难以摆脱狭隘的眼光造成悲剧。许钦文的小说也表现了乡民们这种蒙昧的文化心理。《石宕》以采石工人毙命石窟的惨剧为叙事焦点，又以村人为谋稻粱，自甘冒险，前赴后继，仍采石为生的凄境作结，以沉郁凝重的笔触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意韵悠长又感人肺腑的展示。因此，有论者认为:“‘土性’在他那里，可以说无论是坚硬为石还是凝结为血，都有一个共同指向——— 刚劲，而刚劲背后映出的却是愚昧与悲哀，其蕴涵的文化批判意味是不难体味的。”病态灵魂的刻画。本着揭示国民劣根性并设法疗救的根本目的，鲁迅的创作“始终紧紧抓住‘人’这个轴心，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其乡土小说正是以病态灵魂的深入剖析而直击古旧中国的本质所在。承传鲁迅的创作精神，许钦文也用生动的笔触刻画了诸多求做稳奴隶而不得的奴性形象。《鼻涕阿二》是最典型的例证。小说描写宗法制社会毁人于无形的冷酷: 菊花因是二胎女儿而为全家鄙视，落了个“鼻涕阿二”的绰号; 生活加于她的每一苦难都是“默默服从”，丈夫阿三沉水死去，婆婆把她卖给一家姓钱的，“她并不觉得怎么样”，同样默默承受。一旦为人作妾，从此灾祸丛集，为“争取做人”，她虽用尽心计，耍尽手腕，但仍到处受欺侮，最后死于困窘，连在丈夫的牌位上刻下自己名字的资格都没有。在阿二身上，既有祥林嫂式的无知、麻木，又有阿 Q 式的“精神胜利”: 在经受重重欺凌之后，她稍有机会，便去欺侮比她更弱小的女性。小说揭示了依据封建等级制判断个人价值，进而规定个人命运的乡土生活逻辑与社会心理，写出了宗法制乡村人的心灵扭曲与悲剧性人生轨道。其小说的病态灵魂揭示，注重社会价值，谙于心理分析，当他将思想内容与心理分析技巧圆熟地结合起来运用时，便能产生鲁迅式的忧愤深广的现实主义效应。妇女悲剧命运探究。鲁迅在表现古老中国苦难乡村的不幸人们时，常常把视线投向承受更多重压迫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写出了《祝福》、《明天》这样的传世名作，这对出于同一地域的后起乡土小说家也是一种有力的感召。许钦文也有不少妇女题材作品，承续着鲁迅对妇女悲剧命运进行探究。《老泪》从批判落后习俗视角切入，表现一个妇女的悲剧人生: 因丈夫早死，她只能通过和别的男子“接种”而生下“遗腹子”。儿子长大讨了媳妇后，不料死了儿子，于是又为媳妇招来“女婿”，却又死了媳妇。其悲剧命运，颇近于《祝福》中的祥林嫂，这里当然有对“传种接代”习俗的讽刺，但集中批判的是封建传统观念。《大水》表现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女子的一生，造成妇女的终生痛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疯妇》是从另一个视角探究妇女的悲剧命运。作品写农民双喜之妻，本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妇女，她希望得到丈夫的爱，追求美好的生活，因而总是喜欢穿戴着丈夫买给她的漂亮服饰，站在河边凝神眺望丈夫回家的方向，但这却招来了婆婆与村中长舌妇的交头接耳、飞短流长，让她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发疯死去，旧的礼教扼杀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作品写一个儿媳妇被逼至疯至死的故事，并没有简单地将此归咎于婆婆的个人品质，而是引导读者将审视的目光越过俗套的婆媳不睦而投向作为人物生活背景的封建礼教，以引起人们对妇女价值的重审，无疑对妇女的悲剧命运有更为深入的开掘。
“领路”效应: 乡土写作的价值提升
在文学史视野内，鲁迅开拓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范式，成为这一派文学的领路人，其“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苏雪林曾评述: “自从他创造了这一派文学之后，表现‘地方色彩’，变成新文学界口头禅，乡土文学家也彬彬辈出。”[ 14 ]许钦文便是此种“彬彬辈出”者之一。由鲁迅“领路”，他踏入乡土文学殿堂，其师承鲁迅以越文化为背景的乡土言说，体现了越文化精神的现射，其创作显示了较高的艺术品位，乡土写作的价值由此得以大大提升。此种师承经验和“领路”效应显示出丰富内涵，值得认真总结。首先是选择特定文化地域观照乡土，为乡土言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越文化除了“远传统”显现刚健风骨的古越文化精神，还有“近传统”即宋明以来由“浙东学派”开启的启蒙文化思潮显示的强大影响力，正如梁启超所说，出于浙东的启蒙文化思想已处在当时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它成为促成近代“思想界的变迁”的“最初的原动力”，由是遂有近现代浙江启蒙文化甚盛的态势。这与五四反封建传统、实现人的精神启蒙的特定时代要求相遇合，便显出特殊意义。对于五四新文学而言，表现启蒙的最佳视角即是乡土。由于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农业老家”，因而从文化根底深挖开掘“土性”浓厚的乡土中国，便走向了改造古老民族文化的启蒙之路。鲁迅作为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正是在传统文化的开掘中看到了乡土表现的巨大潜力，才有其对乡土文学的深情关注。在鲁迅乡土小说创作精神的引领下，许钦文也把鲜明的理性批判锋芒投向乡土文化和它的集体无意识。其创作中关于对古老乡村民风民俗的文化批判，关于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启蒙，关于女性命运的文化关怀，以及关于乡民生存状态的文化观照，等等，都有着独到的发现与艺术表现。其创作以“土性”基调融入“五四”乡土文学潮流中，改变了五四小说的发展方向，提升了乡土文学的品位，其价值是颇引人注目的。将小说视角移向色彩丰富的乡村精神领域，丰富了“人生”的表现内容，弥补了“五四”初期文学缺乏生活实感的欠缺。其以清新的泥土气息吹拂文坛，也延伸了新文学启蒙的广度和深度，不啻使“五四文学”进入一个更高层次。其次是以独特的乡土视角表现重要的文化命题，特别是延续了由鲁迅开创的乡土写作蕴含改造国民性重大主题的文学传统，深化了乡土写作的文化蕴涵。鲁迅作为文化先哲，率先以深邃而远见的目光看到了描写“老中国的儿女”之于改造国民性的意义所在，乡土小说即是其观照国民性的重要视点。在《故乡》、《阿 Q 正传》、《风波》等作品中，鲁迅从生存与精神双重视角观照毕生受着压迫的农民，尤注重乡民悲剧人生、精神病态的描叙，寄寓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许钦文是在鲁迅的直接引领下走上乡土写作之途的，秉承鲁迅教诲，自然也会把写作重点移向反封建、改造国民性等的探索。正如他后来所提到的，他是跟着鲁迅学写小说的，“当时鲁迅先生是在指导我们揭发封建制度的罪恶”，要“注意反封建，攻击旧社会黑暗的根源”。#p#分页标题#e#
其创作也是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的生活中取材，着重剖析沉浮在破屋下灰色人生中的“受难的灵魂”，力图从老中国儿女的心灵深处寻绎民族悲剧的病根。如《步上老》叙写乡民的悲苦人生，主人公纯朴忠厚，长年辛勤劳作，仍然无法摆脱颗粒无收饿肚子的结局，而其“上门女婿”的身份使他一辈子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则写出了乡民的精神痛苦。《难兄难弟》、《风筝》等小说，同样写出了勤劳节俭的农民物质匮乏与精神受戕害的双重苦难。在这些小说中，他将笔触伸入到传统文化中积习难返的陋习弊端，于对乡土风俗的反思中展开激烈批判，探寻改造民族文化，使之走向现代化的深邃意义。再次，透过“民俗文化”这一最佳窗口，表现乡村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拓展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在乡土观照中，民俗文化描叙，最能切入本真的乡村生活，也最能体现地域色彩。因为民俗表现的是“一种民族的区域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当我们从文化这一视角去审视民俗时，它就不仅仅是民俗与文化的结合，而是一种对生存方式的解读和进入了”。正以此故，无论是鲁迅还是许钦文，在其乡土写作中都非常注意风俗民情描写，为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题材多样的、色彩斑斓的越地民俗画。自然，越地民俗存在多样形态，但“随着第三次海侵的开始，越族祖先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化，灿烂的河渡文化被迫中断，所以，直到春秋战国，初民尚处于愚昧状态，民风也很落后。秦汉以来浙东尚多各种迷信祭祀，禁忌、巫祝、厌祝、招魂尤见流行”。
基于对正统文化的批判，鲁迅意识到民众对改革的抗拒心理正是源于民俗文化“风俗”，“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改革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所以其创作所重的是对民俗文化落后性一面的批判。许钦文的叙述也在对农村乡俗陋习的批判中展开，承传了鲁迅注重揭示越地民风民俗的观照视角。如《老泪》、《鼻涕阿二》等作品对封建迷信习俗的批判，都是适例。许钦文以沉郁而愤激的笔墨切入越地风俗，在批判中渴望与呼唤进步开放的现代文明，正是其创作蕴含的现代价值意义。
本文作者：鲁雪莉 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