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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阅读中的价值发现
受到新批评派文艺理论家李维斯等人的影响，夏志清将文本本身的价值放在文学史评判的首要位置，他注重从文本入手发现作家作品的具体价值。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序中他写道“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显然，夏志清的这部文学史的写作目的是要从众多的作家作品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文本，并对它们的文学史价值给出评判。这样的写作目的要求夏志清必须从大量的文学文本入手，在阅读过程中把优秀的作家作品与平庸的作家作品区分开来，再对“入选的作家则作更深一层的研究，尽可能审读他们的全部的作品”，从而发现这一作家最为优秀的作品，这种过程体现了新批评派文艺理论家们强调的“文本的细读”。夏志清对于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作品文学价值的发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文本细读”的原则。
夏志清善于从文本细节入手从而发现作家的整体写作风格。以张爱玲为例，夏志清在阅读张爱玲的文本时发现“‘苍凉’、‘凄凉’是她最爱用的字眼”，“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她的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在诸如此类的细节发现之后，夏志清总结道：“人的灵魂通常都是被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夏志清在描述作家的风格时会精心选用最能表现作品独特性的文段，然后对文段作进一步的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有时为了清楚地使读者体会作家的风格不惜引用长达几千字的原文，在对钱钟书的写作风格进行阐述的时候他便引用了《围城》中接近6页的原文。对细节的描述使得读者重新领略了作家原著的内容，读者的评判和夏志清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共鸣，从而挖掘出了作品的闪光点，夏志清的论断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令人信服。文本的细读是夏志清的重要叙述风格，这样的一种渐入佳境的描述方式是传统文学史写作中所不具备的。
此外，夏志清的这种细读原则还体现于他对作家文学史地位的评定。他在确立中国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时往往会与西方的作家进行比较，从而确立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夏志清拥有深厚的西学功底，深谙西方文学发展脉络、水平以及西方文学理论体系，他以西方文学的发展状况为参照系统，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进行辨别和思考，《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几乎每一个重要作家文学史地位的确立都是在这种比较中得出的。他将张爱玲与简•奥斯丁、乔叟进行比较，说张同时兼备了简•奥斯丁的涉笔成趣、笔中带刺和乔叟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在异同比较之后，夏志清说张爱玲“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夏志清注意在文本阅读的过程中寻找作品与西方文学优秀品质的相似之处，他以西方“为圣灵写作”的旨趣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注重作家对心灵深度地挖掘和真实忠诚地表现。在对沈从文的写作风格进行描述时他发现沈从文肯定神话的想象力的重要性，这一创作目标是和叶芝相仿的，又指出“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显然，沈从文对于人类心灵的关注这一重大价值的发现是与夏志清这种中西对照的比较方法分不开的。
夏志清的这种信手拈来的随性比较，显示了他对被批评作品的熟悉以及对世界文学发展脉络及水平的深刻研究，显露出了较高的文学品趣和渊博的学识，尽管这种比较有的时候缺乏所谓的客观理性，如一些学者评价说“夏志清的这种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往往表现为一种脱离文化历史语境的片面的深刻。”但是这个过程使得作者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整理，赋予了这部文学史以宏阔大气的世界性文学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中西方文学的差异与距离，同时启发读者应该不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范围而应该从更宏大的视野中认识中国文学的真实水平，这让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一个立体的感官上的认识。
韦勒克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夏志清的这种文学史写作方式改变了那种过分追求“史”而忽略“文学”的写作方式，做到了对文学的回归，这种写作方式一方面凸显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性价值，使得夏志清能在浩瀚的作品之海中筛选出“优美的作品”，另一方面对于作品细节的描述比较让读者重新领略了作品的魅力，给读者留下了自主评价审视作品的空间，启发读者看到某些先前未注意到的细节得出新的评价，也这实际上产生了文学史阅读过程中的一种互动，夏志清的论断在这种互动中变得更加明晰。
阅读体验的忠诚再现
夏志清在评论作家作品的价值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是“视景”，这一词汇中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不管立场如何，作家都应该忠于自己的内心，真诚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描述方式是作品能够拥有较高文学价值的前提。而夏志清的文学史写作也体现了他对自身阅读体验的忠诚，是一种真诚的文学史写作。正如有学者总结的“他主张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必须依凭自己的阅读经验去做研究，必须独立审查和研究文学史料，避免‘意图谬见’，要敢于做出自己的判断，反对趋奉时尚。”夏志清对文本阅读体验的忠诚在他对一些作家的批评中显露无遗，这些作家往往是我们原先推崇备至的，如鲁迅、茅盾、巴金等人。夏志清以自己的阅读体验作为出发点，在细节分析比较之后犀利地指出了这些作家在文学审美性思想性上存在的不足。他指出巴金“无法在人物和场面上造成一种真实感”，［1］173批评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及口语算上，可能找不出太多的优点来”，在诸如此类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发现夏志清统贯如一的文学标准以及在这一标准观照下的真实阅读感受。他所批判的某些作家的作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已经从直观层次发现了某些不足，但是传统的文学史中对这些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且其那种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没有为读者留下质疑或思考的空间，这让读者自己的阅读体验产生疑虑，怀疑自己的文学趣味。忌惮于文学史的权威解读，一方面读者往往会违心跟随文学史的评判，让文学史的解读取代其真实的阅读体验，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也陷入了千篇一律难以突破的困境，另一方面也遮蔽了这些作家作品的某些真实价值。而夏志清的这种遵从“良心”的真诚写作点破了这种缺陷，大胆给出自己的真实阅读体验，这些阅读体验多是从一种供读者参考的角度去阐释的，并没有那种看似权威的学理味道，这留给读者极大的思考空间，启发了读者从阅读体验出发对作品做出自己的见解。我们不能说夏志清的评判都是完全正确的，但至少他的这种写作方式能让我们在标签之外重新以冷静审视的眼光阅读这些作品，启迪我们不要被标签所限制，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不能盲目跟随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立场。
夏志清为有力地表达出自己对作品的阅读感受，常常采用一些主观性非常强烈的语句，而这一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非议。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就批评夏志清的文学史写作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对于这个问题，夏志清回应道“我怀疑除了记录简单而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真能达到‘科学’的严格和精准，我也同样怀疑我们可以依据一套从此不必再加以更动的方法论来处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6］这样的回应涉及到了文学史写作的根本问题，即对于文学这一本身就包含着很大主观性的人类活动，是否存在着绝对的客观和科学，答案是否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研究会陷入一种不可知论的境地，文学的审美特征是一切文学研究所遵循的基点，这种特征恰恰是从主观的立场出发的，夏志清的写作是完全遵从自己“优美的文学作品”这一标准的，他真实地描述出了在这一标准观照下的阅读感受，从这一点看来，夏志清的写作是对自己理念和感受的“客观”。有学者批评夏志清的这部著作存在很大的意识形态偏见，认为其“对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实践的图景更多地采取了意识形态的分析，从而不能不影响到自己的艺术判断力。”［7］这种看法是对夏志清这部小说的误读。文学史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主观性色彩，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值得思考，我们不能因为夏志清的主观立场与我们所能接受的主观立场或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就断定他的看法是存在偏见的。如果这一主观角度去评价文学史，那么我们可能找不出任何一部符合所谓正确的意识形态立场或不存在意识形态立场的文学史，因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所谓“完全正确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文学史家的主观意识能否完全避免“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此外，对这一问题进行深究往往会使我们偏离了文学史写作的最终原则，即什么是优美的作品。夏志清并没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纠缠不清，他关注的更多的是文本的文学性价值，他笔下对作家和作品的区分只有好作品和不好的作品之分，而并非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在这一角度去考虑，他对作品文学价值较高的茅盾、张天翼、师陀等左翼作家的作品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更应该重视和认同的是夏志清从文学性出发的立场，如果一味苛求一个文学史的主观立场不出差错或者不含有主观立场，这必然会导致文学史家立场的消失与模糊，或者一味以史实性质的描述代替对文学作品必要的鉴赏，而不敢于描述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失去独立立场的文学史难免会沦为枯燥无味的史学叙述或者陷入相互复制的怪圈。
结语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我们常常会为夏志清那些新颖卓异的观点而感叹。他的文学史评判回归了文学本身，拾起它们未被人发觉的文本魅力，在众多的作家中找到了被以往文学史的“沧海”所遗忘的“珍珠”。最难能可贵的是，夏志清能够坚守自己的立场，用真诚忠实的语言描述自身的阅读体验和评判。他的文学史启迪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文学作品，以独立的立场得出自己的结论，启发文学研究者转换文学史写作思维，思考文学史写作的新的视角，为文学史的“重写”带来了新的范式。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极具个性的文学史著作，这种个性不仅赋予了这部作品极具魅力的灵魂，而且使得这部作品拥有了不可复制的高度，成为了文学史写作中的一股“清流”。
本文作者：金德芬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