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文学疯子的悲剧意蕴，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悲剧哲学家尼采说：“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1］他认为，悲剧源于现实生活，是对生命生存意义的一种揭示。个人生命及精神的价值往往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实现，个人的抗争只会酿成悲剧性的结局———现代悲剧就是以人的精神沦落来深刻地展示生存的悲剧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疯子”形象，他们都用“非理性”的言行举止与“理性”的现实世界对抗，通过肯定生命存在的价值，在逼仄的社会现实中为自我争取生存空间，且都因为必然性的失败而饱含丰富的悲剧美学价值。莱恩认为，疯癫预示着分裂，“其经验整体经由如下两种主要的方式分裂为二：其一，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其二，他与自身的关系出现了分裂”［2］2。其实，这两种因素并不能截然分开，疯癫必然是其合力所导致。与周围世界的分裂意味着自我与现有社会秩序规范及伦理道德的对立，个人被驱逐出群体之外，成为孤独的禁闭者，主要由这一因素而致疯的形象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祝福》中的祥林嫂、《疯妇》中的双喜太娘和《林家铺子》中的张寡妇等；与自身关系的分裂意味着作为“人”的自我的个性、价值、欲望、追求等无法得到肯定与满足，个体生命与自我存在面临威胁，主要由这一因素而疯狂的形象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雷雨》中的繁漪、《原野》中的金子、《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白蒂和《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等。“疯子”或者因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话语霸权而陷入真正病理学上的疯狂，或者只是披着“疯子”的外衣，实际上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和认知能力的清醒者，他们用否定一切、破坏一切、反抗一切的“疯言疯语”喊出自我的声音，争夺话语权利———哪里有权威和话语权利的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疯子”们通过疯狂举动向既有社会规范宣战，争取和维护自我生存空间和个体生命价值，这种绝望与反抗、争取与维护的行为体现出深刻的悲剧性美学内涵。
一、狂人：“吃人世界”的孤独呐喊
鲁迅的作品中塑造了较多的“疯子”形象，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祝福》中的祥林嫂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恐惧、多疑和有知觉障碍等症候，属于精神病学上的“被害妄想型”精神病。在狂人看来，迫害者想方设法要迫害他：赵贵翁、路人和小孩子睁着怪眼睛看他，议论他，嘲讽他，想“吃他的肉”；给他看病的何先生跨出门不远就对大哥说：“赶紧吃吧”；他的大哥也成了合伙吃他的人中的一个———“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从满本的历史书上只看到“吃人”两字。福柯认为“疯癫”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是“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紧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的“共谋”［3］。可以看出，狂人处在一种被常人世界所孤立的禁闭处境，无法与周围的人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他与身边的人有着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作为“正常人”的群众总是表现出一致性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与作为“疯子”的非正常人的“狂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格格不入，形成尖锐的对立。赵贵翁、古久先生、小孩子等对狂人的这种态度和行为，表现出冷漠、提防和嘲讽，并时刻准备着“吃他的肉”。这些人性中的阴暗面在小说中有多处表现，其内里正是几千年来国民性中“麻木不仁”的精神特质，而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正是封建伦理和礼教中“吃人”的“仁义道德”。
鲁迅塑造了狂人这一富有“意味”的典型形象，与《长明灯》中的“疯子”一样，表面疯狂，实际上是一位封建专制文化的叛逆者，是在“庸众”中保持清醒头脑并与之进行斗争的“独异个人”。只是这一精神界的战士“虽为民众而战斗，却往往反而被他们所灭亡”［4］，其悲剧意蕴在狂人自身力量的弱小与世俗力量的强大的悬殊对比中得以显现。对于狂人所置身的那个“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生活环境和固有秩序，他是一种异质性存在，是现存秩序的破坏者、颠覆者和历史文化的怀疑者、反叛者。然而世俗的力量在现实中形成一个话语的包围圈，狂人处在这个包围圈的漩涡之中———真正独异的思想者的话语权被剥夺，丧失了话语的权利。狂人不得不以“疯癫”的姿态从大众的阵营中独立出来，高声呐喊以唤醒愚昧的民众，只是人们对于他所做的努力和牺牲毫不在意，毫不理解。狂人在这种不被理解中体味着深深的孤独———他终究是一个孤独的战士！狂人最后被治愈了，“赴某地候补矣”，身上已没有了“疯”的气质。这意寓着先觉者最后被大众同质化，狂人由一个清醒的“异端者”回归到封建文化等级制度的“吃人”行列中。由“战士”到“庸众”，由“被吃”到“吃人”，狂人的这一结局不仅表现出常人世界吃人性无时无处不在的巨大力量，也表明狂人在与常人的对立冲突中必以失败而告终的悲剧性。鲁迅这一颇具反讽性和荒诞性的情节安排，加剧了小说的悲剧意蕴，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他对20世纪即将展开的中国社会新的精神之旅面临挫折与挑战的悲剧性预言。
二、繁漪：“什么我都烧个干净”的绝望与反抗
繁漪是曹禺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画廊中一个富有独创性的美学形象，她因不能让周朴园满意，而被周朴园称为“疯子”、“怪物”。但她忧郁、残忍的外形下却跳动一颗“交织着最残酷的恨与最不忍的爱”的“暴风雨”一般的心［5］，有着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的根源正是她要求冲破封建势力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追求自我与爱欲，争取个性解放的强烈伸张。正因如此，她的反封建的举动被周家这个处处渗透着封建气息的专制家庭强行披上了“疯狂”的外衣。孰不知，这疯狂的外壳下却有着繁漪最清醒的自我意识、最热烈的爱欲伸张和最强大的原始生命冲动。在周家这个封建大家庭里，繁漪承受着双重的打击、失望、痛苦和悲剧。一方面是她从周朴园那里遭逢到的悲剧：一个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折磨和压迫。周朴园的封建家长的威严使她得不到一丝灵魂的喘息，即使生活在一个物质生活优越的家庭里，却遭受着无处伸张的精神折磨，这对一个追求个人幸福自由的女性来说，其心灵上感受到的痛苦比一般人更为深楚。另一方面的悲剧来自周萍：追求个性自由爱欲的女性在爱情中被始乱终弃。繁漪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下才爱上周萍的，而周萍在封建专制的强大压力下胆怯、退缩和逃避，最终选择抛弃繁漪。周萍的爱情是繁漪在这个封建家庭里唯一生活下去的希望和精神寄托，然而周萍的始乱终弃将她的希望活生生剥除了。于是繁漪不顾一切“疯狂”起来，发出“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的绝望嗷叫。“疯癫用粗野不羁的言辞宣告了自身的意义；它通过自己的幻想说出自身的隐秘真理；它的呼喊表达了它的良心。”［3］繁漪正是在非人的处境下发出令人惊栗的野兽般的嚎叫，呼喊着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良心”。曹禺在《雷雨•序》中说：“她是一把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繁漪在经历压抑与反抗、希望与绝望、复仇与疯狂的多重极端情感和悲剧性体验下，如“火山”般爆发了，她以其巨大的生命强力和摧毁一切桎梏的勇气充当了反封建的叛逆者和个性自由的守护者。曹禺指出：“她的可爱之处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追求自我个性的要求和反叛封建道德的勇气，就是她那“不可爱”的灵魂的核心。“悲剧给人产生悲哀的感觉，但同时给人产生力量的感觉。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悲剧精神。它是人类特定情感、意志和行动的构成体。”［6］我们通过繁漪命运的悲剧和其在反抗悲剧命运所做出的努力中反观女性的命运，看到的是要挣脱封建束缚的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不仅是繁漪叛逆精神的精髓，也是自五四以来回荡在时代上空“个性解放”声音的浩淼回音。#p#分页标题#e#
三、白蒂：“惭愧于征取一个使女的情人”的沉沦与救赎
白蒂是徐小说《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一个高贵、美丽却患有精神病的女性形象。她反对父亲指定的婚姻，并从此从那个冷酷无情、森严专制的家庭环境中逃离出来，就这一点看，她有着同繁漪一样反抗父权权威强加给女性身心的专制统治的叛逆精神和勇气。在开枪打死一个妄图对其非礼的男人之后，她患上了精神病并且彻底沉沦，吸烟、喝酒、赌博，同人吵架，整天混迹于下流场所，说着粗鲁的语言，做着与其上层社会贵族小姐身份极不相称的事情。如果此时白蒂的自我沉沦是以一种“疯狂”的“非理性”语言对禁锢人性的专制家庭及现有社会规范进行挑战的话，那么陷入与奉命来给她治疗的精神病医师“我”与侍女海兰的情感纠葛中，则是徒有的爱情在“谵妄的空隙中追逐自身”的精神迷狂与挣扎。白蒂爱上了“我”，而“我”却爱上了单纯善良且有着美好灵魂与人性的侍女海兰。高贵的自尊与强烈的权力意志力使白蒂“惭愧于征取一个使女的情人”，她压抑着强烈的爱意，常常陷入无名的虚空之中，一旦发现海兰与“我”的情感稍有升温，她便将自己放逐在歌舞之地、烟酒赌场而沦陷于精神的疯狂。侍女海兰试图用绝对忠诚甚至超乎一切的主仆之情将白蒂从精神沉沦中解救出来，作为医师的“我”也在想方设法拯救白蒂，然而海兰和“我”却不知其对白蒂的爱一方面让白蒂从虚空的边缘回归“正常”，而另一方面又将她狠狠地推入痛苦的地狱。最后细心的海兰发现了白蒂的痛苦源于得不到“我”的爱，不惜以“自杀”的方式来成全主人与“我”的爱情从而完成对白蒂的精神救赎。海兰的自杀，是用上帝的宽厚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将白蒂从现实的沉沦、精神的碎片中拯救出来，白蒂痊愈了，并且将自己献给了修道院。海兰用上帝的爱拯救了白蒂，却又使白蒂陷入另一场精神漩涡之中，她又背负了一个更大的精神负累———对海兰的深深内疚与亏欠。这使她不得不转而投入上帝的怀抱，向上帝忏悔以期获得拯救，这将是另一场永无止境的灵魂救赎。纵观中国文学作品中各类女性形象，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大致有三：社会或他人，自我以及不可知的命运，三种因素常常同时起作用且各有主次。社会、他人或自我造成的悲剧可以通过他人和自己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欲望、个性以及生命力得到改善，通过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拯救。而“命运”是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确如佛家的偈语“不可说”，难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徐将对白蒂的精神救赎诉诸于上帝和神，或许也暗含有对女性命运救赎神秘性和未知性的解读。
四、蒋蔚祖：“这是禽兽的世界”的强力控诉
《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是同《家》中的高觉新、《雷雨》中的周萍有着相似性格的悲剧性人物。他是苏州富户蒋捷三的长子，是家族权力的合法继承者，承负着父亲全部的热情和希望。蒋蔚祖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成长，举止优雅，通晓诗礼，但性格懦弱忧郁，优柔寡断，缺乏男子汉的血性和阳刚之气。他在妻子金素痕与父亲及家族关于家产的贪婪攫取与守护的矛盾中艰难地生存，父亲的失望、妻子的厌弃、家族的不和给他造成强大的精神痛苦。他要维护和保持有着诗书礼义传统的“苏州底典型”的家庭，不使它走向败落，同时又对人伦毁坏、道德倾颓的现代文明怀抱着极大的恐惧。
妻子的不贞和父亲的去世，击毁了他生命中的两大支柱与精神的全部寄托，他在绝望中走向疯狂。蒋蔚祖的疯癫隐喻着封建礼教体系的崩溃，他抛弃了整个传统的文化体系，同时他也看透了现代文明的黑暗与丑陋，不屑于在现代社会的泥潭中往自己身上抹黑，他成了历史的中间物、时代的边缘人，其悲剧所折射出的正是柔弱、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欲望高涨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尴尬乃至绝境。发疯前的蒋蔚祖处在对父亲的孝与对妻子的爱、金钱与欲望、善良与丑恶、传统礼教与现代文明的夹缝中，在力与力的强力碰撞下经历着灵魂的撕扯、矛盾的生存。疯癫后的蒋蔚祖反而异常清醒，变得坚决、犀利，透析一切善恶，在“蒋家二、三十人中他是唯一清醒的人物”［7］。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深层的巢穴”，摇身一变成了“人间底王者、航行者”，自觉将自己变为这个人间地狱的幽灵；他痛斥人间的黑暗，悲恸人伦丧失；他撇开一切现实的眼光、世俗的羁绊，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他甚至喊出了对这个时代最沉重的诅咒和控诉：“这是禽兽的世界，我已经是禽兽！所有的诗书礼义，所有的人伦毁坏无余了！”莱恩指出：“正常这个概念是限制和扭曲了人性，而关于反常和疯狂的定义则是社会性的压迫手段，相反，疯狂高于正常，是对病态社会的反抗，是现代人的福音。”［2］4当个人与社会、理性失去了对话的机制，健全的人性不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容纳，得不到合理的发展，当蒋家所有人还在为财产进行无尽的争夺和攫取时，蒋蔚祖借“疯癫”这一非理性行为表达了最为清醒和彻底的蔑视与嘲讽，那来自灵魂的呐喊是对现代文明中罪恶现实的反抗和现代人性沦丧的沉痛控诉。
路翎是七月派作家中偏爱写悲剧的代表之一，其悲剧意识常常通过人物内心遭受的“精神奴役创伤”体现出来，他曾引用苏联作家艾伦堡的话为自己的美学追求辩护，“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描写幸福，当然要比描写不幸愉快得多”；但只要现实中存在着灾难，就“不能简化人们的内心生活，从内心生活中抽出它的那些亲切的经验或悲哀”［8］。他主张与现实进行搏斗以反抗精神的奴役，蒋蔚祖这一文学形象就是此种文学主张在创作中的实践。但是，尽管蒋蔚祖用疯癫之后所呈现出的原始生命力与现实进行强力搏斗，然而他的抗争在强大的现实力量面前显然是微弱的。他向这个世界宣战却无力改变世界，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却只凭一己单薄的力量，他的抗争虽也轰轰烈烈地扰动了世界，但世界依然屹立于此岿然不动，他的努力注定要在现实中遭遇惨败。蒋蔚祖最后跳江自杀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看，“死亡”不也正是蒋蔚祖用生命的代价在绝望中做出的最后反抗吗？
#p#分页标题#e# 五、结语
我们从“疯子”身上看到的不仅有社会规范及道德伦理造成的社会悲剧，更有个性压抑、自我生存空间遭受蚕食所经历的精神挣扎、灵魂撕扯的人生悲剧。“疯子”的悲剧也不仅是“疯子”个人的悲剧，而是与整个时代、与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休戚相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不断决裂与整合的过程中，在各种危机与生机、黑暗与光明、破坏与创造共存共在的历史过渡时期，悲剧意识常常发生。雅思贝尔斯说：“当新方式逐渐显露，旧方式还依然存在着，面对尚未消亡的旧生命方式的持久力和内聚力，新方式的巨大突进最初注定要失败。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阶段。”［9］“”之后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新旧交替的过渡社会里孜孜不倦地寻找存在的出路，建构自我的形象，重新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只是新崛起的力量在旧有的保守力量面前往往显得弱小。觉醒的知识分子同时感受着热烈与悲凉、激情与孤独、忧患与焦灼等多种复杂情绪，作家们将这种意识深层的心理体验和悲剧情愫转变为外部的“疯癫”病状，用“疯癫”病状反抗现实，与现实对话，在绝望中表达内心呼唤，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中国现代文学普遍意义上的悲怆沉郁的美学风格和悲剧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