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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新文学”的提法引起学术关注后，有学者怀疑，汉语新文学是否可能取代或覆盖中国现代文学。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汉语新文学仅仅是一个文学历史范围的界定，只是它的界定较为明确，较少歧义，也较为简洁方便，它在概念上不具有排他性的能力和要求。实际上，汉语新文学的学术定性完全建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趋于成熟的基础之上，其学术可能性则出现在上述这些成熟学科余留下来的某些有待深入和拓展的学术空间。作为最成熟和最稳定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有关其研究也最为深入，但它仍然存在着许多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这就成了汉语新文学的学术目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三个关键词，其寓含的学术命意确实余留许多有待深入和开拓的内容，值得从汉语新文学的角度去进行解析。
一、中国：被忽略的空间维度
在倡导汉语新文学之前，我们探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汉语新文学之所以用语言形态取代国族定性，就是因为“中国”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着太多需要探讨的空间。这种空间足以容得下汉语新文学的学术发展。只有进入到现代历史时期，“中国”的概念才清晰、明确且毫无争议。在现代以前，“中国”概念常常是在比喻意义上或在不完全意义上使用，甚至进入到当代文学历史时期，“中国”概念引起的政治和文化的曲解和歧解也多过现代历史时期。面对“中国”概念最明确、最清晰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阶段，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当然最有条件打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品牌。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种习惯性的模糊表达上可以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这至少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具有相当的普及性和约定俗成性，具有相当的文化认可度和学术认同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学术概念，至少反映和强化了“中国”这一历史文化概念的学术事实和文化事实。自从中国走出清王朝的历史，进入到民国时代，学术界和知识界就乐于运用“中国”概念进行学术和文化表述。如果说“中国文学史”等学科概念得自于日本“支那文学史”之类的借鉴，则民国以后各种以“中国”名目出现的学术表述和相应话题，主要出自于对现代国体的敏感与认同。本来应该用汉语限定或修饰的关键词都改用“中国”，连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这一纯粹从语言角度撰述的名著，也在引论中确立“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这样一个前提。于是，汉语新文学被明确指称为中国新文学，其他如中国哲学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艺论战等等概念，完全占据了现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位置。自清末以来致力于语言革命的学术努力，在这种国家认同的时代情感中演化成了以“中国”一统天下的学术格局和文化话语形态。由“中国新文学”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概念就此奠定了深固的历史基础。
但是，无论是学术表述还是文化话语表达，“中国”这一概念更多地体现着历史命意和文化命意，作为多民族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中国”，甚至空间地域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却很少被关注。当我们讨论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很少将中国版图里的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纳入其中作通盘考察：一方面由于我们学力的限制，即研究中国新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很少有能力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另一方面也是观念的盲区，以为“中国”概念代表的只是纵向的文化历史，而忽略了横向的空间意义，只有到了民族和边境等等特定的话题上，才自然地想起“中国”概念的空间内涵。当我们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话题时，“中国”所指较为明确的内容便是历史意义上的，在地域的空间意义上和在民族的涵盖意义上的“中国”往往不属于自然联想的基本内容。
对“中国”概念如此理解，昭示着一个非常现实的缺憾：我们还没有能力把握，因此也没有习惯于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既然坚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必须超越历史地理解“中国”的习惯，而从空间意义上完整地、准确地、全面地理解“中国”。当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我们的视点习惯于聚焦在北京、上海这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中心地带，对于其他地域的文化和文学只有在特定的话题上才被间或提及，如东北作家群、四川作家群、浙东作家群、华南作家群等等，对于台港澳文学则常常忽略。在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框架中，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文学既是不可或缺的又是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空域；另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空域，非常明显也非常复杂，其一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其二是孤岛文学和国统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复杂性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这种空间结构上。尽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认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异之论，但中国现代文学空间架构及其复杂性的认识却长期处于懵懂状态。“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建设经由左翼文学、抗战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演化为不同时段上述三个政治空域的复合并存状态。这三个政治空域的文学都直接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延续了30年代的文学成就，但又在不同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氛围中显示着各自发展的路径。
因而，在空间地域意义上把握“中国”的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我们的学术认知还存在着许多有待开垦的余地。例如，除了北京、上海，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是否还存在着某个第三中心地域？如果存在，第三个中心会在哪里？著名作家李?人在论述五四时期的《川报》及成都这个城市时，阐发了一个相当特别的“第三个中心”的观点：“那时，成都真是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点之一。”其余两个中心自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比如是中枢神经，上海与成都恰像两只最能起反映作用的眼睛。”[1]“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在新文学的意义上，上海的中心地位可能还更为突出。但除了这两个新文化中心外，人们可能会想到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作为现代化和开放化程度同样鲜明的天津，作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乃至作为民主革命首义之地的武汉，分别在一定意义上将其阐释为第三个新文化中心，一般很难想到将“老远的”成都定位为或联想成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中心”，更何况将成都理解为与上海几乎处在起同等“反映作用”的重要位置。李?人作为成都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对这个川中都市在整个中国新文化史上的重要性的价值评估有可能会有所偏重，然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过来人，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对社会文化运动有着深刻体认和理论建树的文学家，他的观察和定义远远不只是情感的表达。特别是他对于成都及周边社会生活有过长期的体验，同时还拥有巨大深广度的描写经验，李?人所定义的成都，以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新文化运动，没有理由不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都能明确感受到，成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气氛非常浓厚。李?人将成都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并且与上海相提并论，并非没有根据。更重要的是，类似问题的讨论令人联想到“中国”不单单是一个历史概念，也应该是一个空域概念，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空间布局。#p#分页标题#e#
在空间感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无疑须将中国版图上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都予以学术接纳。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汉语新文学的地方。汉语新文学面对的是汉语世界的新文学成就，而中国现代文学必须在空间上覆盖整个“中国”，而且是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国。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国不仅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和广西、宁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还包括没有分裂出去的外蒙古。余光中在《乡愁四韵》中歌唱道：“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这里“海棠红”的海棠叶是现代历史上的中国版图的形状，是当时历史情形下包括蒙古在内的中国国土的形象化比喻。17世纪，与康熙皇帝私交甚好的蒙古宗教领袖库伦活佛作出了归附大清的决定，蒙古一直属于中国，及至1945年2月11日美?苏?英三国签订涉及外蒙古主权的雅尔塔协议之后，经当时的国民政府于1946年承认，外蒙古才独立出去，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应该对此前的蒙古现代文学负起研究的责任，如纳楚克道尔基的小说《浩沁夫》和诗歌《我的祖国》，特别是他影响巨大的剧作《三座山》，还有达木丁苏伦的小说《被抛弃的姑娘》等，都有理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关注的对象。在完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努力中，应该包含对这个海棠叶所寓含的所有区域文学的学术覆盖。
在涉及到国体国境等重大问题时，我们必须保持审慎的态度，必须承认经过国际公法所确认的现实，但对于历史，我们更应该保持尊重。在中国文学版图的认识上，我们应该显豁地分辨出“现代”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原则区别。海棠红的版图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应有范围，而金鸡啼晓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形象。一段时间以来，有学者倡导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虽然是在中国传统文学研究范畴内的运作，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如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础上绘制“中国”的文学地图，会发现我们的研究目前只能抵达“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地域。这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将我们的学术视角伸向“海棠叶”所借喻的广大腹地。因此，最稳妥的办法是将我们的研究老老实实地限定在我们的学术能力范围之内，限定在我们的学术正常抵达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提倡汉语新文学，这样将非汉语的文学写作和文学运作列入另外的门类，吁求有特别学术背景的专门家去研究。
二、现代：“现代性”，抑或“新旧”
汉语新文学沿袭了新文学倡导者在文学进化论理论基础上所习惯使用的“新”字，而避开了后来更为流行甚至更为经典的“现代”命题。“现代”概念在我们的学术讨论中常常像一个发酵的巨大面团，里面充塞着足以引起学术争议的气泡气孔，这些空隙同样适合于汉语新文学的学术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其核心词语是“现代”。“现代”是文学性质的标示，当然也可以仅仅是时间性的概念。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必须同时对“现代”一词的这两方面的概念内涵负责。越来越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会关注并突出现代文学的现代品质，也就是文学的现代性。文学的现代性是一个讨论了很长时间，甚至引起诸多学术争论的概念。这种讨论很难说取得了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因为在这方面论证的几乎所有中心论点，都必须而且应该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文化学意义上作出解释，而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的阐解每每显得绵软乏力，不得要领甚至幼稚可笑。偏偏又是文学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现代性的概念饶有兴趣，津津乐道，于是这种讨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有学者总结出九大命题，分别是科技现代性，政体现代性，思维现代性，道德现代性，教育现代性，法律现代性，学术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语言现代性。[2]这种关于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性的总结也许是最全面的，然而再全面也无法覆盖文学的现代性所要求的方方面面：难道行为方式和礼仪风俗的现代性不是文学的现代性所要表现的当然内容？难道经济现代性在文学现代性的题材展现方面是可以或缺的内容？其实，孕育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社会在什么时候及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上述现代性的指标，当这样的现代性指标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时文学的现代性才得到显现或才能得到承认，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复杂到文学理论家自身其实都难以回答。
正因为这样，有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完全否认中国现代文学所存在的现代性品质，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并没有获得现代性，它不属于现代文学史范畴，而只是有古典向现代过渡的阶段”。[3]这样的论述在展开时相当精辟，因为它将文学相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文学的现代主义品质视为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这是相当具有学术分量的现代性判断。然而文学研究毕竟不能光是为精辟的理论力度喝彩，它还须对文学历史乃至社会历史负责。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文化运作的历史语境之后，文学建设连同它的理论建构和创作调整，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某种程度的现代性之路；无论这种现代性获得了怎样的成色和怎样的程度，现代性的步步逼近乃是事实而不是雄辩。本着这样的历史认知，论者倾向于将现代性简化，即认为那只是“一股营建新传统的时代气息”：“强调‘自主’的主体意识与强调世界性的开放意识”的融合。[4]对于开放和世界化的态度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这是判断近代性心态还是现代性心态的基本标尺。中国现代文学以前无古人的开放姿态和无比的积极主动性表达着学习世界文学，建设世界文学和融入世界文学的愿望，这是其现代性的基本心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品质的基本保障。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需要在一定意义上对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复杂的理论问题作出回答，而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注定是见仁见智的，可能很容易提出答案，因而提出的几乎所有答案都不可能获得基本认同。这似乎构成了一个学术的悖论。汉语新文学的研究是脱离这种悖论的不二法门。当人们避开“现代文学”，而是用“新文学”的概念之后，研究者对这样一个复杂繁难问题操控的主动权就更为明显，因为新文学的研究可以绕开文学现代性问题，而只讨论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的新与旧，并由此轻而易举地划定其间的界限。要完成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所命定的学术任务，即使弹性地处理了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也还必须对“现代”概念内涵和外延作较为清晰的界定和把握。这样的界定要达到一定的清晰度也并非易事，有人愿意将“五四”运动的爆发视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更多的人坚持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当作中国现代文化的起步，有人愿意回溯到辛亥革命，还有不少人干脆将现代的起点算到世纪的起点，有人甚至想推到戊戌维新乃至鸦片战争。至于现代的下限，虽然一般认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将其推延至今，消弭现代与当代区隔的论点亦有相当的市场。关于“现代”历史起讫点的理解体现着社会历史观、政治观和文学观念的纠结，不同的现代历史起讫点的把握与认同，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必然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学术面貌。#p#分页标题#e#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相当普通乃至约定俗成的学术表述，研究者所面临的任务却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凡是在现代历史时期发生的所有文学现象都须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之中。于是，现代时期的传统文学写作，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框架内，我们不仅要研究新文学，还必须研究有影响有价值的旧体文学写作。例如旧体诗词，产生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柳亚子等一代诗人和词人，他们的旧体诗词写作作为现代的文学记录，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到位的评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抗战文学运动的高潮中，传统诗词的写作在现代文人那里不仅是表达情怀、借以宣传的方便手段，而且还是表达民族情感，体现民族传统文化皈依气节的特殊方式。正是在这种现代文学的意义上，旧体章回小说，特别是俗称“鸳鸯蝴蝶派”的民国旧派小说，以及抗战热潮中兴起的章回体小说，当然也包括与“鸳鸯蝴蝶”的南派小说相对的武侠北派代表，在市民社会大有影响的《蜀山剑侠传》的作者还珠楼主等等，都应该纳入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另外，在现代文学时期出现的传统戏曲的创作，还有在抗战时期涌现的许多民间文学的写作，都值得文学史家去搜集并展开分析。总之，传统文学写作文体非常繁富，何以只有旧体诗词和章回体小说能够在现代文坛登堂入室，饶有成就，这倒又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暂且搁置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习惯概念所包含的种种学术争议，运用汉语新文学这一概念，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复杂学术问题的探讨和实际纠结，而且能够集中学术思考，循着比较单纯的线索寻找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在内涵和外延都相当明确的学术条件下进行文学史和文学内在规律的研究。
三、文学：文学写作与非文学写作
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是汉语新文学研究，都必须以文学为基本对象。然而，在我们面对的文学史范畴内，“文学”包括哪些内容仍然值得探讨。不言而喻，文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学创作，是那种依托于、承载于各种被我们承认了的现代文体之上的作品。作家研究和流派研究实际上是文学创作研究的延伸和发展的结果。但文学创作绝不意味着文学史的全部，甚至不是文学作品的全部。文学作品通常是文学创作品的简称，其实它还应该包括文学的一般写作品。文学写作并非全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有严格的定义，是指文学家依据生活中的审美体验以及头脑中的审美想象，以语言为材料创造艺术形象的写作活动。并非所有文学家在其所有的写作中都负有创造艺术形象的任务，文学家的有些写作品，如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家的学术性写作等等，都不是创作品，但却是文学的一般写作品，不应该排斥在文学之外。不仅如此，现代文学家关于非文学话题的批评性写作，也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内容。文学事业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事业，其中包括创作本体、学术本体和批评本体等基本的本体形态。“创作本体基于主体的生命体验，在经验层次上表现对于世界的审美感受，并以文学的经典性、规范性为价值目标，踏踏实实地创作，力图拿出在文学史上有影响，在一定的时代有一定社会审美效应的文学作品。学术本体是指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历史进行学术研究的相关建树，这种学术研究不仅服务于文明的积累，而且贡献出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批评本体的文学家以社会、文化、文明批评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作为自己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通过文学视角进行社会批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以这种批评方式参与社会和时代。”[5]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时期，创作本体是基本的文学形态，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和文化环境，决定了批评本体同样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形态。《新青年》和《新潮》等启蒙文化期刊固然以倡导新文学为重要使命，同时更重要的任务却是以猛烈的态度批判传统文化，旧有道德和社会百态，所进行的是非文学性的思想文化批判工作。鲁迅从《新青年》时期就热衷于写作文化批判和思想批判的文字，包括“随感录”在内的战斗檄文构成了他早期写作的重要内容。后来参与组建语丝社，专门从事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营构卓有影响和力量的“语丝文体”起到了导引和示范的作用，而“语丝文体”便是典型的非文学性的批评写作。鲁迅后期的写作主要集中在杂文方面，这些杂文用以批评文学的只占少数，绝大多数是批评时事，批判历史，揭露种种社会相的文字，是典型的批评本体的写作。
批评本体的写作并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学家的社会和文化批评，是文学家履行批评职责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同样应该算是文学文本。因此，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进一步明确文学内涵的宽阔性。文学不仅仅是创作，也不仅仅是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学术，还应包括文学家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批评本体写作。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知识社会民主意识的提升，文学家局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纯文学”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文学家在从事文学写作时必须同时负起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文化批评乃至政治批评的责任，这同样是一种文学写作，同样是一种文学文本的营构，同样是文学史必须面对和研究的对象。
当代文学理论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家的文学行为早已是一种复合的整体行为，不仅仅是创作。德里达的所谓“文学行动”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但未能充分展开。文学家所从事的批评本体的写作，既然内容可能是非文学的，那么怎么可以认定为文学文本？当然须考虑到写作者的文学家身份。文学家以自己的身份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这种批评的风格、样态、观点甚至立场都相当独特，它可能而且应该被当作一种“文学的批评”，尽管“文学的这种批评”其作用也许与政治有关。[6]这里，又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出现了，如何确定写作者的文学身份？文学身份与其他身份相比较，其批评的特性到底有哪些？身份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潜在问题，这种研究的理想结果可以彻底疏解批评本体写作的文学理论定性和文学史定位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本体写作已经形成了非常厚重的传统，在更为广大的汉语新文学地区，文学身份者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引人入胜的文学景观。台湾的柏杨、李敖甚至就以这样的写作立定自己的身价。通过文学身份者的批评本体写作这样的文学定性，才能够对他们的写作予以精切准当的历史评价和学术定位。其他区域的华人写作也是如此，他们一方面试练自己的文学创作，一方面以文学者的身份进行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批评，以此发表自己的主张，表明族群的态度，而所有这些写作品都可以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批评本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这样的传统却并没有在狭义的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扬光大，因为进入当代之后，文学身份者的分工更加明确，行业管理也更有序，文学身份者超越于文学者身份越来越不可能。而在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等统称为汉语新文学区域，文学身份者从事非文学的批评却越来越普遍，批评本体传统因而得到了良好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批评本体是汉语新文学持续至今的重要一脉传统。文学的学术范畴将在理论探寻中进一步扩大，文学史研究的操作实践也将面临着更为丰富的对象。#p#分页标题#e#
除了批评本体的文本而外，还需要对文学倡导、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作更加清晰的学术界定。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与旧文学传统抗争，与传统文化习惯抗争，与现实的种种既定秩序和政治限制抗争的环境中发生发展的，因而其形成过程中充满着文学倡导、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并没有忽略这些内容，但都将这种文学运作当作文学创作的必要前提，当作影响文学创作的基本要素加以看待。其实，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倡导、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远不是文学创作的服务手段或者是文学创作的附属品，而是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但却独立于文学创作的文学运作。
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势力对垒比较突出的时代，在一种文学新质浑然崛起的时代，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典型时代，文学运作往往比文学创作更具有深刻的历史痕迹，更具有深远的时代影响力，因而对这一段文学史的成色、特征起到更加明显的影响作用。这样的学术认知也许不能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结构，但却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科学地、系统地认识汉语新文学的基本价值构成，为汉语新文学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汉语新文学史研究理论含量的进一步加大提供学术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