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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意义下，文本细读被视作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文本细读是语义学对文本进行解读的重要方法和显著特征。”文本细读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精神”。所谓“精神”一般有三种含义:“哲学范畴;表现出来的活力;内容实质。”本文取二、三种含义，即“文本细读”能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内容实质”，并显示一种“生命的活力”。“细读”即为“表示任何以详细研究文学作品的语义、方法、韵律、格律等方面之内，以结构为主要任务的批评分析方法”。文本细读之方法理所当然地为现代文学教学研究者所运用，并结出了硕果。然而，综观现代文学的诸多研究成果，许多研究者虽然秉持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但似乎并未遵循文本细读的“精神”。即没有如实地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内容实质”，从而也就放逐了文学研究的“生命活力”，于是滑入“感性”的文本细读层面。
一、引注混乱:“文本细读”中的臆想性
赵树理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受到较大关注，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评论文章，如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茅盾的《关于〈李有才板话〉》，以及荃麟、葛琴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在这之后，关于赵树理的研究著述也往往以茅盾等人的评论文章为参考依据。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后来的这些研究著述在参考前人成果时，无论是引述还是标注都存在诸多错误。
首先，引述“原文”语段错误百出。例如，一本为中文系学生编撰的现代文学指导用书中有一段话说到赵树理发表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乡土题材小说，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这段表述是存在问题的。茅盾当年评价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时认为，该小说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而不是评价《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这两部小说的。竟然还有学者把茅盾的这句评语当作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观点，着实令人不可思议。此外，有著述引用了郭沫若评价赵树理乡土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一段话，所引用的话是“我(指郭沫若)”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意义”。这段话中所引用的郭沫若评语有着明显错误，首先是搞错了研究对象，其次是引文内容不准确。郭沫若于1946年8月16日在《文汇报》上刊发了一篇评论文章是《〈板话〉及其他》，不是评价《李家庄变迁的》，文中原话是“我(指郭沫若)”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感情”。该编著在引用原文方面错了三处，即误用“简朴”“和”“新的意义”三个词语。
其次，标注“引文”混乱不堪。所谓标注，是指标出资料的来源出处。例如，一本研究赵树理的专著中有个页下标注是:茅盾《论赵树理的创作》。这儿把文章名称也标错了，茅盾当时写的评论文章是《论赵树理的小说》。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漫谈的书中，标注茅盾的评论文章《论赵树理的小说》一文的出处是“《文萃》1947年第10期。”这里把发表年代搞错了，茅盾是于1946年12月在《文萃》第2卷第10期上发表《论赵树理的小说》。另有两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都有个页下的引注:茅盾《谈〈李家庄的变迁〉》，《文萃》第2卷，1946年第10期。查阅研究资料发现，茅盾从没有写过《谈〈李家庄的变迁〉》这篇文章，而写过《论赵树理的小说》，就发表在《文萃》第2卷第10期上。窥一斑而见全豹，诸多错误和硬伤存在于赵树理等作家作品的研究中。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研究者的惰性心理和捷径习惯使然，研究者虽然也阅读了文本资料，但不是真正的细读，更不是对“原始资料”进行的文本细读，于是在引注方面错误百出，混乱不堪。
二、妄加评论:“文本细读”中的定势性
长期以来，梁斌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红旗谱》备受称赞，被纳入“三红一创”经典之列，溢美之词如《红旗谱》的“作者是有着很强烈的史诗意识和史诗追求的，而作者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史诗的高度”。这种从思想内容层面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内容往往是形式的内容，就文学作品而言，形式主要指向文体中的语言、修辞和结构等层面。于是，若从语言修辞层面来细读《红旗谱》，则会发现学界已有的评价不够客观，并且产生评价定势倾向。然而，直到2010年6月，标题为《〈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一文刊登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冲击了一直以来阅读《红旗谱》的定势模式，如该评论文章标题所示，《红旗谱》“每一页都是拙劣的”。这虽有夸张之嫌，但小说《红旗谱》中的语言表述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商榷。例如，小说开端一章中有段话讲到主人公朱老忠在候车地方看见一个男的背身站在售票窗口处，朱老忠乍看到这个男人的形象是“长身腰，长脑瓜门儿，挺实的腰膀”，朱老忠便嘀咕了一句:“嗬!好面熟的人!”这段话意思是说朱老忠在车站里认出了20多年不曾见过的童年伙伴严志和。可是，20多年不曾见过的一个人背对自己站着，怎么可能会一下子认出来呢，这个情节显然不太符合生活逻辑。文学来源于生活，然而，《红旗谱》中像这般“非生活化”的语言表述与情节安排比比皆是，但长期以来研究者赋予这部小说的溢美之词则多而泛滥。究其原因，固然与注重作品内容而忽略艺术形式的社会历史批评语境有关系，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文本细读”中的定势思维———人云亦云在作祟，这显然背离了现代文学应有的研究精神。
此外，“文本细读”过程中的定势性现象还能从研究者对小说《红旗谱》作出的“故事梗概”方面加以证明。例如，一位研究者曾这样概括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该小说开篇就讲述朱老忠一家人受到本村地主的迫害，父母亲被地主气绝而亡，朱老忠的姐姐受侮辱后跳河自杀，朱老忠一家子被迫逃亡远走关外。然而，小说原著一开始就没提说过虎子(朱老忠的小名)的母亲，因为虎子娘在虎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朱老巩(虎子的父亲)病死之后虎子独自逃到关外，哪里有朱老忠一家人被迫流浪关外的情节呢。另有编者概括《红旗谱》的故事情节则这般表述:小说中“性情十分暴烈的朱老巩被地主活活气死了”，直到“30年以后，逃亡的朱老忠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锁井村”，等等。小说原文意思是:朱老巩被气吐血晕倒，回家就躺在炕上，这样病了半个多月后死去，虎子逃走去了关外。二十五年之后，虎子(即朱老忠)带着老婆和两个儿子回老家锁井村复仇来了。可见，上述故事梗概是不准确的。这显然都是受到多年来《红旗谱》故事梗概的“定势干扰”，从而“臆想”原著。#p#分页标题#e#
三、爬梳剔抉:“文本细读”的合理通途
上文所举例证揭示了“文本细读”中的不良现象，这显然是对现当代文学教学及研究精神的一种疏离和放逐，很有必要加以匡正。本文倡导一种“理性”的文本细读精神，企图建构当下的现代文学教学及研究品格。
首先，回归原始资料。回归原始资料，就是回归原始“文本”。在文化研究视野中，一切表意的文化产品都被视为“文本”，一部电影，一幅画，甚至一种时装都是文本。就现代文学而言，原始“文本”指的就是原始期刊和原始作品(包括影印本、校对本)。上文提及的关于“赵树理小说研究中的引注错误”和“《红旗谱》故事梗概的误述”两种现象，就分别属于无视原始期刊和原始作品的例证。众所周知，文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大小取决于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度。否则，即使“细读”、“精读”第二手资料，也很难有新的发现，因为第二手资料在编撰过程中，往往渗透了转引者的主观个性———随意性或者定势性。例如，对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文艺理论资料的编撰与分析，就属于这种情况。30年代是“普罗文学”发展的高潮期，于1930年夏出现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叫嚣之声。随即，鲁迅、瞿秋白、胡秋原等人先后著文对“民族主义文学”观进行了回应和批判。尤其是以“自由人”著称的学者胡秋原，于1931年12月发表了《阿狗文艺论———民族主义文艺理论之谬误》(《文化评论》1931年12月创刊号)，此文旨在批判“民族主义文学”倡导者的“阿狗文艺”论。半年之后，胡秋原又发表了《钱杏?理论之清算与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之批评》(《读书杂志》2卷1期)。这两篇文章体现了胡秋原的文艺思想，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才是。一年之后，苏汶编选的《文艺自由论辩集》由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出版，其中收录了“自由人”胡秋原以及“第三种人”苏汶等的文章。但是，仅节选了胡秋原两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尤其把胡秋原批判“民族主义文艺论”的相关内容给剔除了，因此只能算是个“残本”。新中国成立后所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就是以《文艺自由论辩集》这个“残本”为依据的，而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是在这个“残本”上下工夫，因而其研究结论的价值便打了折扣。这就要求现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要回到“原始期刊”，甚至是“‘原始’的原始期刊”，这才是史料占有的合理路径，更是一种真正的治学精神。
其次，文本细读的理性驾驭。文本细读在表面上看似是一种直觉和感悟，但实质上需要理性的驾驭，即反复细读、注意细节、顺势印证。只有反复细读，才可能会发现有意味的“细节”，如文章标题、主人公姓名、重复语词、叙述视点、物象意象等等。然后，查阅史料、求证作家、同时代的研究者以及文艺理论批评家是否提及过这些“细节”，如此则不会轻易陷入牵强附会之境。这种结合了英美新批评和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文本细读”，便是一种理性的治学精神。
下面以笔者的“文本细读”体验为例加以说明。在读《雷雨》时，发现“哼”这个语气词在四幕剧中出现了45次，仅鲁贵就哼了12次。然后，翻阅曹禺创作谈发现，“哼”字与鲁贵性格以及行为是有内在关联的，即“哼”与鲁贵“偷窥”本性相关联。在对山东诗人王耀东新乡土诗歌的文本细读中，发现其诗歌中频繁出现“泪水”一词，然后查阅王耀东的创作谈，作家本人也屡次提到“泪水”物象，因此可以断定“泪水”之于王耀东的新乡土诗歌是有所用意的。丁玲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一般读者从这篇小说中能读出莎菲的困境，即“灵肉的不统一”。但是，这种困境是依托“细节”而得以呈现的，即文本中“懂得”一词(出现了26次)和“泪”一字(出现了21次)的重复度，这是颇有意味的。江苏作家罗望子短篇小说标题和人物姓名也是文本中的重要“细节”，查阅资料后发现罗望子本人就经常论及小说“标题”。如“昨天一天都不太爽，一天都在看一部长篇新作《零年代》，眼睛干涩。引起我阅读的原因是小说的标题。”(见“罗望子的博客”)于是，可以作出结论，罗望子短篇小说标题和主人公姓名是具有隐喻意义的，值得一探究竟。
综上所述，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疏远“原始资料”的后果便会滋生“定势思维”模式，“定势思维”的结果便导致文学研究的“去真失实”。究其原因，即在于研究者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缺席。拜“偶像”、拜“大师”、拜“权威”，是中国社会固有的民族习性和普遍的民众心理特征。迷信胜于怀疑，服从胜于叛离，习惯胜于创新，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匮乏导致中国社会文化的欲说还休，欲新还旧。五四时期开创了一个反“偶像”和“权威”的新纪元，正如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所言:“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这些极富启蒙色彩的言说，建构了现代学人怀疑和批判的“气场”，支撑了他们的学术生涯。对于身处浮躁年代的当代学人，则更富有启发意义:即一切从原始资料开始，细读文本，善于质疑。尤其是“文本细读”，它不仅仅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更是一种治学的精神，是“感性”体验中的“理性”行为。具体而言，就是回归原始资料进行爬梳剔抉、反复细读，有了疑问之后进行顺势印证，并结合英美新批评和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加以考量。唯其如此，方能绽放出最美丽的文苑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