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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瓦解了四民社会的根基，中国的“士”阶层作为社会重心的声望开始日趋下沉。到“五四”前后，当传统的“士”转化为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并作为一个社群崛起时，这一颓势也未有多大改观。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主观意愿上已日益疏离于政统。之后，随着“民族国家”这一宏大叙事的建构，现代知识分子迅速地分化为革命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大社群。而革命政治意识形态最终赢得了文化思想领域内的领导权。尊崇民粹观念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其话语体系内不断地对工农大众“圣化”，又不断地把知识分子“矮化”，最终知识分子被驱赶到了大众的对立面。在这一历史的行进中，不仅革命知识分子、大众始终对知识阶层的价值有所质疑，而且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走上了“反求诸己”的窄路，渐而这一历史实践的某些合理性也逐步丧失，反智主义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思潮终于浮出了历史的地表。当这一思潮渗透在新文学开创的知识分子叙事系统时，在反智立场上对知识分子价值进行解构性的书写也形成了具有线性意味的历史。
一、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反智论的潜流，然而在清末民初乃至“五四”之后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促其萌生、勃兴的力量却源自西方。其时，西方各家思想学说蜂拥而至，“群雄竞起”而“百家争鸣”，并未有一种思潮能力排他家学说获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但法国无政府主义、俄国民粹主义因其鼓吹“互助论”、“以民为粹”颇具道德感召力，因而成为当时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思潮。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越过社会政治运动的边界而波及到文学界，其明晰的标志便是文学运动对“劳工神圣”这一观念的接纳与宣扬。“劳工神圣”这一口号，最初本由蔡元培1918年11月在庆祝协约国胜利演讲会上提出。1920年5月蔡氏又在《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号”上题词“劳工神圣”，与孙中山之“天下为公”一并刊出。当时的知识界人士纷纷著文对此表示赞同与呼应。蔡元培在其演讲中曾明确指认“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1］
但许多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并不以之为然。他们将“脑力”与“体力”严重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只有“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部分更为激进的批评者甚至不仅把知识分子从“劳工”的范畴中剔除出去，而且把知识、知识者知识的获取，均视为人间罪恶的渊薮。在这浓重的颇具民粹意味的“劳工神圣”的时代氛围中，不少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拥有知识的合法性质疑，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由此发端。浸润在“尊劳主义”风尚中的文学界，迅速地对这一思潮做出回应。在1920年前后，一些知识分子写作了大量讴歌劳工的作品，但凡叙事中出现知识者与劳工同时在场的文本，基本可提炼出一个叙述模式，即通过某个具体事件展示劳工阶级的种种美德，作为示范而对麻木的知识分子形成感召。这与“五四”时期劳工文学中另一常见的叙述模式，即描述劳工的悲惨遭际意在唤起他们觉醒的作品，形成了一组微妙的反讽。“五四”启蒙指向的两个向度:对知识者自身的拯救与唤醒麻木的大众，在这一反讽的张力中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奇景。知识者要负责劳工大众的觉醒，而觉醒的劳工要负责知识者灵魂的救赎。如果说“‘五四’人生派乡土叙事中小说家们主要站在思想启蒙的立场上理性审视乡土农村，所取的视角是俯视的话，”那么，劳工叙事的字里行间则充满了对底层人民的仰视和崇敬。鲁迅于1919年12月1日发表在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的《一件小事》，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时风体认的一个象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真切地表达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劳工大众面前普遍具有的原罪感。在这一时期，通过文学书写和政治辩论对知识分子大加挞伐，具有浓烈反智倾向的著名人物是瞿秋白。在瞿秋白心目中，知识阶级与统治者不过是一体的两个名称而已。
他在政论小说《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中质问，“中国的知识阶级是什么?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向来自命为劳心者治人的一班人。”［2］在其看来，知识阶级尤其是旧的知识阶级成了旧道德旧制度的代名词，不铲除之社会就不得进步，所以必须打倒知识阶级。“劳工神圣”观念的传播一改历史上对工农阶级的轻贱，有力推动了革命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促进了革命的进程，但其“重劳轻智”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在革命进程中的定位。在其介入文学叙事之后，它集中放大了劳工“神性”的一面，而在传统中作为道统承担者的知识分子，却普遍地被赋予软弱自私的品性。当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原罪”意识被成功地开启时，新文学反智叙事传统的逻辑起点也由此奠定了。
二、1928年，成仿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这篇长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对“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学运动做了评估，在对知识分子于启蒙运动的业绩稍作肯定后即提出了文学知识分子应该前进的“方向”，“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3］而早在两年之前，郭沫若也曾放言:“文学的这个公名中包含着两个范畴:一个是革命的文学，一个是反革命的文学。”［4］他们的鼓吹不仅为“革命文学”的语言形式、内容及功能指向做出了规范，不仅强化了文学与政治的联姻，而且把评判文学、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唯一化。而以此为绳墨，大多数文学知识分子及其文学实践很容易被置于不道德的境地。
当然，成仿吾希冀的“革命文学”在当时并未经文学实践而实现，倒是“革命+恋爱”的“革命文学”迅速地成为一股时尚左右了当时的文坛。此种范式的“革命文学”承袭的语言模式依旧是五四时期知识阶层的流行话语;而其叙写内容也仍是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及思想。当时及后来的批评家普遍认为，这类小说有违艺术原创精神，不过是一种叙事模式公式化地机械复制而已。而更令职业革命家不满的是，这种“革命文学”为残酷的革命现实蒙上了一种罗曼蒂克情调。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曾著文《革命的罗曼蒂克》从艺术和政治两个维度对这一风潮进行了清算。他说:“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做到”，只提供了“最肤浅、最浮面”的描写。［5］一位研究者这样表述，“在这种所谓‘小布尔乔亚式’的恋爱纠葛转向‘普罗列塔利亚式’的英雄壮举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现实逻辑和心理逻辑的桥梁”。［6］“革命文学”种种不成熟的表现，包括它叙事逻辑上醒目的缺陷，显然不能草率地归于革命小说家的幼稚。在历史的视域内考量，后来的“延安文学”才是真正符合成仿吾标准的“革命文学”。而“延安文学”之所以超越“革命文学”的原因虽然复杂，但其得益于文学知识分子能够深入体验真实的“革命环境”的历史机遇是分不开的。“革命+恋爱”的“革命文学”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社会革命运动的回应，它为处于时代惶惑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生活在都市的边缘知识分子设计出的革命之路本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但大多数出身于亭子间的革命文学家明显缺乏对革命的深度体验，对革命策略的熟稔。当他们企图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述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必然性时就不免力有不逮。而当知识分子与大众融合的复杂过程(不管是理论预设或是历史实践)这一更为重大的现实问题的思考，不能被革命文学家了然于胸时，与之相关的书写也只能在“革命文学”的文本中暂付阙如，而那种“突变”叙事逻辑作为现实逻辑替补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换言之，革命文学家“圣化”工农大众，对工农阶级的革命能力(理论和实践)、道德程度拔高，或许是出于民粹至上的信奉，但把这视为他们在无意识的层面，为弥补带有缺陷的叙事逻辑的努力也未尝不可。#p#分页标题#e#
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是一典型的“革命+恋爱”的叙事文本。它叙写了女学生王曼英如何走出大革命失败后的绝望与迷茫，收获爱情并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故事。在这一文本中，蒋光慈对革命大众(工人阶级)的圣化，突出表现在他所赋予大众的不可思议的道德魔力上。王曼英在上海滩迷乱的经历成为她投入革命家恋人怀抱巨大的心理障碍，但她于自杀途中望见劳作的工人却突然天启式地醒悟而成为一个革命者。更令人诧异的是，五四知识精英们倾尽全力而尚未能打倒的旧道德，在此却被先前的启蒙对象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当王曼英轻松地讲述她在上海刺激堕落的过去时，旁听的恋人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像在听一个不相干的故事。革命者及工人阶级道德的开明程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丁玲的《韦护》、茅盾的《虹》、华汉的《转换》、洪灵菲的《转变》、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等作品，也都把目光投向边缘知识分子，“选择革命才不至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成为这类文本宣讲的最为重要的主题。知识分子多元的社会角色在此化约为“革命者”与“反革命”身份的二选一，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三、1925－1927年大革命失败造就的恐怖，在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空间内，沉重打击了“五四”时代把“科学”、“教育”、“实业”等当作救国手段的知识分子们的热望，这无疑增强了知识分子和革命道路的有机联系。然而，到民间去、工厂去，绝非意指知识分子与大众混居同一空间即可。当革命圣地延安提供了真正能使知识分子融入革命大众的机遇时，知识分子和革命大众文化上的冲突开始激化而凸现。“走向工农大众后怎样呢?”既往的“革命文学”叙事往往到此戛然而止，然而“延安文学”的革命叙事将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实际上的革命领导者，作为二者之间的仲裁者，表明的态度倾向早已十分鲜明:知识分子必须主动消除?格，与人民大众亲密无间地打成一片。“他()发现，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这股力量能够横扫在它之前的一切障碍，包括那些不愿或不能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知识分子”。［7］自此，“知识分子的改造”开始作为横跨四十载的时代主题正式出现在文学书写之中。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从文学为谁服务、写作立场谈起，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全方位的规训。在讲话中，进一步强化了革命政治意识形态把知识分子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论证。这一身份归属显然使知识分子在以革命权利为中心形成的差序格局中居于边缘，从而奠定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逻辑起点。在其表述过程中，知识分子在道德人格上的滞后性;在革命事业责任承担上的摇摆性、不坚定性的论断也被反复叙说而合法化。质言之，“五四”一代激进的知识分子们所阐释的原罪内容在此得到了极大的扩充。而在这一系列论断中的潜台词中，革命领袖显然把自身排除在知识分子所属之外。阿尔文?古尔德纳在对新阶级与革命之关系述评时指出，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先锋党”的组织作中介才可能获得群众基础，而这一策略通常会使领导者有意掩饰自己的身份以靠拢要发动的群众，“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便经常被隐藏、掩饰、忽视、否认，甚至歪曲掉……”［8］延安革命知识分子为强化其政治与文化上的双重领导权而实施的策略，可视为上述论识的一个脚注。
卞之琳1943年写就的小说《海与泡沫:一个象征》，大概是文学史上最早书写红色政权下的知识分子假以体力劳动———“开荒”，改造自我的篇章。叙述者借梅纶年的视角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开荒意义的认同，在关系到人的生存最为直接的物质层面，体力劳动的价值远超脑力劳动的价值，因而他得出一个在今日看来令人震惊的论断:至文无文。丁玲的《在医院中》则代表了1940年代之后更为流行的另一种表述知识分子改造命题的写作范式。与《海与泡沫》独语式的反省不同，这类文本承续的依旧是“五四”以来那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更多地聚焦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的矛盾上，再而引入后者对前者的思想改造。这类故事的结局不消说，通常是以知识分子对农民习惯的屈从而告终。需要补充的是，反智思潮在1930年代之后不仅在左翼文学中日益凸显，而且在自由主义作家的笔下也常有流露。京派重镇沈从文的许多小说及文艺批评作品也对“知识”及“知识者”有所质疑。在其笔下所创造的“都市”和“乡土”两个系列的作品中，始终呈现出紧张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中，都市之所以不够“清洁”，与“知识”和其承载者“知识者”有着莫大的关系。
四、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变化首先表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出场，那么，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文学书写的首要变化则为知识者从小说题材中的“总退却”。建国初期，解放战争题材与革命英雄传奇迅速大行其道成为文学主流，而知识分子题材作品量则急剧萎缩，渐渐成为文学中的“稀缺品”。这样，当1958年杨沫的长篇《青春之歌》和1959年欧阳山的长篇《三家巷》出现时，在当时的文学场域内就显得格外令人瞩目。然而，这两个文本的出现又并非逆时风之作，它们虽以叙写知识分子为本事，但并不违背“讲话”精神，叙事主题并未脱离“知识分子改造”这一命题。两个文本的反智倾向除了渗透在固有的叙述模式之外(以通过贬抑知识分子的过程凸显革命大众的革命品质———正义、勇敢、坚贞、诚实、直率)，与此时期盛行的革命英雄传奇一样，这两个文本的书写也处处显露出阶级身份对人物形象塑造决定论的痕迹。质言之，这种革命血统论于知识分子叙事中的彰显，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即罪恶”的原罪说。考察《青春之歌》渐次出现的林的三个引路者的身份设计是意味深长的。余永泽:大地主士绅家庭;卢嘉川:河北乐亭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儿子;江华(李孟瑜):工人阶级出身。
我们看到，三个引路人在文本出场的先后顺序和其政治血统的变化有着其内在逻辑上的统一性，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划分的身份等级上呈现出阶梯型的上升位移，革命血统越来越纯正。并且，在杨沫笔下，他们的相貌也与其出身密切相关:地主阶级出身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余永泽黝黑消瘦、小眼睛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革命者卢嘉川单外表就已深深打动了林道静，“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者江华(李孟瑜)则是“一个高高的、身躯魁伟、面色黛黑的青年”。文本中叙述人津津乐道描述给读者三个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形象，由面目平庸到姿容秀美再到刚毅雄伟，其中暗含的“级差”指定了最后出现的江华(李孟瑜)才能完美的代表党的形象。在革命血统的纯正度上，江华超越了卢嘉川。《三家巷》显然也延续了阶级血统决定革命走向的写作范式。陈家、何家、周家尽管分别属于买办资产阶级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工人阶级，但三个大家庭中的年轻一代及其姻亲好友们受“五四”的感召，均与革命发生了联系。然而，在后来反革命的恐怖氤氲中，这些出身于不同阶级的青年迅速地回归各自阵营:陈文雄出卖革命升迁为银行经理、何守仁取得教育局科长之位、张子豪则手染鲜血得以晋升，可以说，来自于剥削阶级的子弟全部背叛了革命大业。而不改其志继续革命事业的只剩下工人阶级出身的周氏兄弟及表兄弟。这种绝对的阶级出身决定革命者真伪的论断显然有违历史的真实，漠视了生活及人性的复杂程度。而文学研究史上对革命者周炳的身份定位也颇为吊诡。自1960年代以来，关于《三家巷》周炳这个人物的文学讨论中，无论从正或负面立论，几乎众口一词将其归入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营之中。周炳本出身于“铁匠世家”，禀赋“根正苗红”，然而，他时断时续的游学，在今日常识看来非常牵强的“知识分子”身份却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尽管欧阳山在文本中多次巧妙地暗示漂亮的周炳如何的“厌学”，但这还是给其革命血统中注入了杂质而消解了纯正性。周氏二兄弟与其兄周铁不同，沾上知识，也就隶属于不同的阶级了。#p#分页标题#e#
尽管社会政治思潮上的“血统论”，在1966年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中，才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横扫社会，但我们在《青春之歌》、《三家巷》以及一些新英雄传奇等文本中，已经可以嗅到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极致后误入歧途的讯息。知识分子的“知识”在阶级斗争泛化的时代，早已不是“五四”先贤的启蒙利器。从“五四”时期被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反求诸己发现其“原罪性”，到革命时代成为被改造者落后于大众的标识，再到继续革命时代想改造而不得的罪恶血统，知识分子及知识的“原罪”内容不断地被扩充。最终，在风雨迭起的文化革命运动中，有关知识分子的书写及知识分子的书写都失去了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