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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热”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呈现出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视域的态势。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现代文学年会上，樊骏先生曾经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那么，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学科是否成熟不但牵涉到学科时间的长短、研究成果数量的多寡这些外在因素，更重要的还取决于这一学科研究成果的内部质量和总体研究水平的高低。同时，具体到现代文学学科而言，是否在学科史料方面完成了伟大而系统的工程，是否形成了从事本学科研究必备遵循的学术研究范式，更是衡量这一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尺———而这常常被许多研究者忽视。以此为参照，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探讨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在此基点上寻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使我们的学科真正成熟起来。
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解构的时代”，随着对极左文艺思想的清除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共和国之后独霸学界的阶级论批评话语遭到了质疑和批判，于是，西方各式各样的理论便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乃至系统论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让现代文学研究界着实兴奋了一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吸纳国外异彩纷呈的研究方法之后日益摆脱政治对文学研究的直接干预和宰制，使文学研究回归到文学本身。应该承认，20世纪80年代以降形成的“方法热”确实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春风扑面的新鲜气象和巨大活力，也产生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对引进的新方法缺乏沉潜往复的涵咏、消化和吸收，许多目不暇接、“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方法更替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和学科推进。相反，这些所谓的“新方法”、“新观念”却被一些对学科发展深表隐忧的研究者视为“T台前走动的服装模特”———表面看来似乎一副新面孔，那不过是模特更换了一套服装而已。
与20世纪80年代解构与纠偏的研究心态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态势———地域文化与文学、稿酬制度与文学、大学文化与文学、宗教文化与文学、出版机构与文学等，不断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并收获了一批颇为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让人遗憾的是，那种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形成、一味摭拾西方理论的研究境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面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这一局面，解志熙先生就深表忧虑地指出:“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这里所谓的古典化，就是要强调现代文学研究所必备的历史感、客观性和从事常规科学研究应当恪守的学术规范。
的确，经过了目迷五色的“新观念”翻新之后，人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作为学科奠基的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仍然是一个促进学科健康发展并走向成熟必须解决的基础问题。值得欣喜的是:近几年来，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呼声愈来愈高，比如，2003年12月清华大学召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河南大学会议继续了这一主旨;作为现代文学专业的权威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2005年起开始刊出史料专号。这一系列的讯息无不透露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献问题的高度重视。杨义先生曾经提出做学问的“五学”门径，其中有三项涉及到文献史料问题。就现代文学学科而言，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史料建设工作，内容广涉学科诸多方面，如作家全集、文集的编撰、收集、校勘、辑佚与整理，作家年谱、传记的编撰与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编撰，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学科研究史、报纸的文学副刊的编目等，但学科史料建设工作仍有许多有待发掘的空间。
现在是一个高扬创新的时代，究竟什么是创新?现代文学研究该如何创新?这些问题，并非不言自明而是应该进一步加以追问的。陈寅恪先生曾经谈及学术上的创新，他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这段话每每被学人所引用。但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的是，陈寅恪把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置于创新的首要地位，他在此并未言及新理论和新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先生并不是特指历史学科，而特别指出此乃“古今学术史之通义”。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的确是不言而喻的，我主要从自己近几年的研究实践和个人体验，谈谈关于跨学科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跨学科研究蕴含着研究者走出封闭的学科格局并力图实现创新的研究期待，也许正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碰撞激活了本学科内部原本觉察不到的新的生长点。事实上，很多看似不同的学科之间本来就没有“森严壁垒”的学科界限，而是存在着“剪不断”的内在关联，因而，研究当中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固守某一学科的领地，跨学科研究不但提供了研究创新的契机，也引发了新的学科的诞生。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不鲜见。杨义先生近些年来一直积极从事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研究实践，就是借鉴了人文地理学的学科成果和研究范式得出了富有创见性的结论。当然，其他如中国现代文学与出版制度、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等的研究都可以视为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均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文学跨学科研究应该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的学科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一是相关的学科所涉及的文学研究方面的史料。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我们每每谈到跨学科的研究，一般总是侧重于相关学科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方面给予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对于后者———相关学科涉及的史料问题，似乎重视不够。
我这几年从事“语言运动与现代文学”的研究课题，深切体会到相关学科的史料对于深化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近几年来许多研究者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兴趣和研究热情。许多研究者主要是借助西方语言学理论，而对于语言学科的相关史料却很少涉及。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从事该课题研究时，力争多占有材料，不但大量研读新文学倡导者关于语言的论述，还旁及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研究。就刊物而言，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很少涉及与现代文学有密切关联的刊物《国文杂志》、《国文月刊》、《语文》月刊、《教育杂志》。就我的阅读所及和视野所限，目前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很少有人看重这些刊物。研究者不是不知道这些刊物，也许只是把这些刊物看作是和语文教学或语文研究有关，实质上，中小学国文教学与现代文学有紧密关联———这一问题钱理群先生曾经著文论述过。如果仔细翻阅《国文杂志》、《国文月刊》、《语文》月刊、《教育杂志》等刊物，其间有许多论述关涉中国现代文言与白话问题。#p#分页标题#e#
关于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以及20世纪前半期文言与白话的诸多思考，就史料的发掘而言，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刊物的层面，还必须旁及国文教学刊物、语言学刊物乃至到语言学家如王力、吕叔湘、张世禄、罗常培等的相关论述，这些论述不仅仅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同时也拓宽了史料发掘的视野，深化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认识。因而，我所强调的跨学科研究，主要侧重跨学科研究中的史料发掘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通读了许多与现代文学研究有密切关系、但并不被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些刊物。除上面已经提到的期刊外，我还系统翻检了《中学生》、《国语》周刊、《国语》旬刊、《国语》月刊、《歌谣》周刊等多种刊物。在阅读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并从语文教学的角度、以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为中心，考察了国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
三、寻求突破的尝试———以一个研究个案为例的学术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有一个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梳理和解决———为什么白话文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领域就已经占据创作主流，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报纸、书信、电报等诸多应用文体方面却依然是文言占据绝对优势?此前的研究者要么只在文学内部讨论这一问题，要么纳入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复古和文言复兴的文化背景中予以探讨，这些思考并未真正触及所谈问题的根本。事实上，如果把研究的史料视野稍稍扩大，关注一下国文教材的编撰和国文教学，这些问题就会得到彰显和解决。白话文未能占领应用文市场，与国文教材的编撰和教学关系重大。这关涉到五四以来国文教学的内容安排———是以胡适主张的纯文学教育为主还是梁启超等主张的应用文教育为主。胡适的中学国文教学观念极为重视“纯文学”教育，这自然与“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思路有关，胡适试图通过中学国文教学大力推进“国语的文学”创作。早在1920年，胡适谈到国语文教材的制定，就主张学生要多“看小说”、多读“白话的戏剧”: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2］梁启超并不认可这种“纯文学”的教育观念，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拿几部有名的小说当教材。我认为不妥。因为教授国文的目的，虽不必讲什么“因文见道”，也应该令学生连带著得一点别的智识，和别的科学互相补助。像那纯文学的作品，《水浒》、《红楼》之类，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领略他文章妙处，非全部通读不可。如此庞大的卷帙，实不适学堂教科之用。此其二。体裁单纯，不彀教授举例。此其三。［3］
把胡适的主张与梁启超的观点相互比照，很容易看出二人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的不同思路，梁启超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出发重视各体文章的学习和训练，胡适则更多考虑刚刚站稳脚跟的白话文学如何在中学国文教学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巩固。作为新文学的积极倡导者，胡适希望白话文学在中学国文中“抢占领地”“安营扎寨”让人容易理解，但应用文体的教学问题，胡适确实关注不够，这一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疏忽直接导致了白话文体不能迅速运用在应用文方面，也为此后文言复兴者攻击白话语言能力不足留下了口实。应用文训练的欠缺在此后“中学国文程度”的讨论中得以彰显。新文学家朱自清承认中学生文艺性文体写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看到了应用文训练的不足。他对那些一味沉迷于纯文学创作的中学生提出了设法提高应用文写作水平的建议:现在的学生只知注重创作，将创作当作白话文唯一的正当的出路;就是一般写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话应用文的发展上。这是错的。白话已经占领了文学，也快占领了论学论政的文字;但非得等到它占领了应用文，它的任务不算完成。因为现在学生只知注重纯文学的创作，将论学论政的杂文学列在第二等，将应用文不列等，所以大多数不能将白话应用在日常人事上，也无心努力于它的程式化。他们不长于也不乐于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一半也是这个缘故，这样学习白话的写作，是不切实的。［4］
事实上，中学生重视纯文学创作而忽视应用文训练的不良偏好并不能只让中学生负责，这与新文化运动胡适积极推行的纯文学教学理念直接相关。郭绍虞也认识到“文言文之所以有其残余势力者即在社会上犹有应用的需要，而新文艺尚不足以应付这需要的缘故”。他进一步指出文学发展史上的通例:大抵文学史上每一种文学革新的运动，方其初，无不注意在应用方面，但是此种革新运动之成功却不在应用而在其艺术，在其文艺的价值;到最后，使此革新运动奠定其巩固的基础者，则又必适合应用的需要，才能说此种运动的成熟。［5］
白话文在文艺上的成功的确有目共睹，但要真正走向成熟必须走上应用的路径。事物的发展总会让人始料不及，当初提倡白话文学运动、废文言倡白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通俗教育的普遍推行，倘若新文艺不能尽快走上应用的路径必将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到了20世纪40年代，许多教育界及新文学人士都清楚地看到了白话文在应用方面的不足。如果联系到新文学运动初期趋新人士对于“应用文”文体和“纯文学”文体的不同态度，我们更能深切理解白话在应用方面的缺憾。刘半农关于两类文体的比喻颇值得玩味:应用文与文学文，性质全然不同，有两个比喻:(1)应用文是青菜黄米的家常便饭，文学文却是个肥鱼大肉;(2)应用文是“无事三十里”的随便走路，文学文乃是运动会场上大出风头的一英里跑。［6］
蔡元培论及国文时说道: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上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7］把二人对于应用文和文学文的表述放在一起，你不能不感受到二人对应用文体的看法惊人一致，应用文和文学文之间仿佛有了初级和高级的价值等级区隔。这种思想可能也多少影响了学生的选择，加之当初白话文的发展偏于文学一面，应用的白话文发展缓慢，教材编写对于应用文选材就相当困难，学生不喜欢应用文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是白话应用文的训练不足，为文言留下了应用的空间。既然社会上应用文仍坚持文言，这很容易给攻击白话文者以口实:语体文在社会上就没通行。你们看，上自宪法法律政治公文，下至合同契约日用便条，那一件不是用文言去写?现在凡用语体文写的东西，多半是浮浅的创作或小说，这些都是不合于应用的哟!不是我们要反对语体文，实是语体文自己没站在不叫人反对的地位上。［8］#p#分页标题#e#
这样的论述的确打中了白话文的要害，当时的白话文推行者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对国语推动的阻碍:“国语文不能见信于社会，不为一般社会所欢迎，官场文字都用文言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一般民众，日常接触的文字，除信件便条而外，便是告白公文等，他们见这些都不改用国语文，自然就会怀疑国语文了。”［9］
因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新文学作家叶圣陶、朱自清等在编纂国文教材时，开始有意识地强化白话文的应用训练，而文言教学在20世纪40年代教材中比重的增加只是出于提高中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经典训练的目的。此时的中学国文教学超越了以前白话/文言的两极对立，获得了更为清明的理性。文言/白话之间的冲突已逐渐缓和，中国现代作家的语言观念呈现出走向综合的思考路径。
也许，20世纪的文言白话问题乃至语言的现代转型，并不是在文学内部就可以解释得清楚的。我从国文教学的窗口透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言与白话问题，从另一个层面丰富了对于现代语言转型的认识，我相信，研究中所涉及的跨学科史料对于拓展与深化现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史料发掘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有时自身能够“说话”，有时则必须靠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才能被“唤醒”。因此，研究者对于史料既应该入乎其内，又需要出乎其外。
入乎其内，才能在触摸历史中进入历史细节、感受到历史的纷繁复杂;出乎其外，方能摆脱历史枝节的缠绕不至于迷失在文献史料的大海中。因而，跨学科研究不仅是史料范围的扩充，同时也是相关学科新的“质素”的引入与不同问题和观念的碰撞。也许正是在不同学科史料的交叉与碰撞中引发了新的问题意识，丰富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理解，也孕育着开启新的研究空间的可能性。“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10］在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今天，现代文学研究要想寻求新的突破与创新，那么，破除学科界限、扩张史料范围，或许正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