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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一词可以指“类型”、“范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方式,是各个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1]573。在认知语言学中,“范畴”“是个用途很广且含义模糊的术语。一种事物及其类似的成员(如椅子)可以构成一个范畴,一类事物(如家具)及其包含事物可以构成一个范畴”[2]55。因此,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是指“事物在认知中的归类”[2]55。“同一范畴的成员总是具有相近或相似的本质属性,在认知语言学上称之为家族相似性”[3]90。同一范畴内不同的成员共同特性的多寡是不同的,因此,同一范畴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地位也是不同的。一个范畴中具有更多共同特性的成员是该范畴的典型成员或中心成员,即原型,其他成员则是该范畴的非典型成员或边缘成员。范畴内部各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渐近的、模糊的。范畴中的边缘成员还往往带有相邻范畴的某些特性,因此,范畴与范畴之间的界限或边界往往也是不清晰的或模糊的。汉语外来词也是这样一个具有模糊性的范畴,这就是汉语外来词范畴某些成员的外来词资格有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视角,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和模糊理论,对汉语外来词范畴加以探讨。 一、汉语外来词范畴研究现状 从语言文化二重性的角度来探讨汉语外来词范畴的学者主要有史有为教授和李彦洁博士。史有为教授在其专著《汉语外来词》(2000)中,对汉语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根据量化结果讨论了外来词范围问题。李彦洁博士在其博士论文(2006)中,对汉语外来词的范畴进行了研究,文中对汉语外来词进行了重新分类,对其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对各类外来词对汉语外来词范畴的隶属度进行了研究。 (一)语言文化二重性模糊量化分析 史有为教授在《汉语外来词》第三章“外来词的性质”中提出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概念。外来词是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接触的产物。汉语外来词承载着外民族和汉民族两种语言文化信息。“两种语言文化在外来词上的融合自然就造成了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4]114。 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各类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史有为教授从模糊理论的视角采用量化手段,分析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的多寡,以确定汉语外来词的范畴。该研究将外来词构成因素分为三类:内容,形式,文字。三类构成因素又细分为五项:词义,词音,构成,词形,字形。书中将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各自的分值定为0—10分。各项的分值分别为:词义(2分),词音(5分),构成(1分),词形(1分),字形(1分)。 史有为教授对包括意译词在内的22种外来词进行了量化分析,“如果连上汉语固有词和外族词这两个极端,则整个系列就有24种,形成一个由固有词到外族词的完整的连续系统”[4]117。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汉语外来词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几类外来词进行探讨。按照史有为教授的表中所列,其顺序分别是:纯意译,仿译,日语音读,日语训读,音译+意译,谐意音译,纯音译,拼音借形词。在史有为教授的列表中,表中各类外来词依其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的消长排列,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根据不同种类的外来词的得分情况,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的多寡,判断它们在外来词系统中的位置及其外来词资格问题。 (二)运用原型范畴理论与模糊理论的分析 李彦洁在其博士论文《现代汉语外来词发展研究》第二章“汉语外来词的范畴”中,对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在肯定史有为教授研究的价值的同时,指出了该研究在分类方面、评分方面和结论方面的一些不足。李彦洁认为其在分类方面虽然已经比较详细,但仍有某些种类不能包括进去,而在打分方面由于一人打分,不能有效地避免主观性。他还针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李彦洁博士的论文根据汉语吸收外来词的“音译、意译、形译三种基本形式”[5]37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派生出的各种处理方式,确定出22种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文中根据原型理论确定汉语外来词中纯音译词是“外来词范畴的核心部分,典型的外来词,是外来词的原型”[5]35,然后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这些词进行量化评分。为了使量化结果更为直观,李彦洁博士还以音译词为原型,进行了各种外来词对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度的研究,最后采用截集的方法确定外来词的范畴,得出结论:意译词和仿译词不属于外来词[5]55。 并对外来词作出了相应的定义。 二、上述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一)上述研究的价值 史有为教授提出的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这一概念,明确揭示了外来词所具有的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语言文化因素,他进一步从模糊角度对各种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两种语言文化在汉语外来词中的融合及各种外来词所具有的“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程度。对外来词语言文化性质的研究和外来词范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李彦洁博士在探讨汉语外来词的范畴时,运用语言学原理探讨了汉语外来词的类型,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对外来词集合进行了隶属度研究,使得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更为深入、更为具体,拓宽了汉语外来词范畴的研究视野,对汉语外来词范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 史有为教授和李彦洁博士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在语言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中词义赋分太低。量化分析中对“词义”一项只赋2分,而“词音”一项是5分,两项分值差别太大,显然失之偏颇。第二,对外来词的文化因素考虑不足。上述研究中的“语言文化二重性”包括词义、词音、构成、词形、字形等五个方面,可以认为这些方面都属于语言方面。因此,上述研究中的“语言文化二重性”也可称为“语言二重性”。#p#分页标题#e# 三、汉语外来词范畴的重新审视 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本民族语言文化因素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也不相同。上述两位专家关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但是,两位专家在研究语言文化二重性时都是将语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虽然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文化,但是语言与文化又各有其独立的内涵,它们对外来词的影响途径也是不同的。本文试图将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和文化二重性区分开来,分别探讨。 (一)汉语外来词范畴的模糊性 世间万物是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类属分界与性态有其不确定性。同时“人类自身的认知机制本身就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因而对范畴的划分常常也是不明确的,带有一定的模糊度”[3]89。因此,范畴往往是模糊的,相邻的范畴之间常常有交叉或重叠部分,处于这些部分的事物,它们的类别归属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 动物分类中有“鲸鱼不是鱼”的说法,因为虽然鲸生活在海洋里,但它却具有“用肺呼吸”和“胎生”的特性,属于哺乳动物。伍铁平教授的《模糊语言学综论》一文中谈到亦果亦蔬的西红柿。“一对概念之间常常存在一些介乎两者之间的现象。例如在水果与蔬菜之间,苹果和梨等可称为典型的水果,无花果就不那么典型,西红柿则介乎于水果和蔬菜之间”[6]89。在食物与药物之间也有许多“亦此亦彼”者。就像山药、山楂、姜、大枣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常用的食物,它们又是很常用的中药材。它们具有食物与药物双重身份,我们既不否认它们是食物,也不否认它们是药材。 汉语外来词范畴也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范畴。尤其是从外来词语言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语言因素和汉语固有语言因素是不同的。处于外语和汉语之间的汉语外来词范畴,一头连着外语词,如拼音借形词,一头连着汉语词,如意译词。其边界是模糊的,处于两端的边缘成员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但是,从文化二重性来看,则情况有所不同,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文化因素和本民族文化因素并不因其类别不同而不同。 (二)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分析 1.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模糊量化的依据 外来词作为异文化的使者,带有外民族和本民族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在语言方面表现为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对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主要依据外来词的构成要素来进行。高明凯、石安石认为:“词除了具有一定的语音特征之外,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7]105这一论述强调了词的语音和意义。叶蜚声、徐通锵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符号。”[8]138这一论述除了强调词的语音和意义之外,还强调它是一种“符号”。符号自然是书面符号。人类语言自从有了文字就具有了音、义、形三个方面的要素。 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它的构成要素有音、义、形三个方面。其中音和形属于形式,音是语音表现形式,形是书面表现形式,包括词形、字形、结构;义则是内容,是词所表现的意义。音和形与义之间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是因为先有新的概念、新的物品在不同民族间传播,然后才在新的文化中以适当的语音和书写形式形成新词。如此看来,在外来词形成过程中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是外来词的核心。没有意义,文化传播将成为不可能,外来词将无从产生。 由此看来,外来词的意义在外来词的音、义、形三方面要素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外来词的音与形两个方面。笔者认为,鉴于外来词意义的重要性,我们在对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进行量化分析时应适当提高词义的分值。 2.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 模糊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决定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模糊性。但是,人的认识对事物类别的划分又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如人们从什么角度认识该事物,人们在判断其分类时依据什么标准,采取什么方法,都会对事物类别的划分产生直接的影响。 为避免量化赋分的主观性,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我们做了两种问卷,问卷一用来调查有关专家对外来词的音、义、形各方面分值范围的意见。调查对象有中文系讲授现代汉语等课程的相关研究者五人,外语系讲授翻译课程和语言学课程的相关研究者六人。通过问卷调查,各类外来词分值范围被确定为:词音4分,词义和词形各占3分。问卷二用来为外来词的音、义、形每一项打分。我们在上述人员中发放问卷,分别赋分,得出下表所示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纯意译词外来因素最低,固有因素最高,处于外来词集合中连接汉语词的一端。拼音借形词外来因素最高,固有因素最低,处于外来词集合中连接外语词的一端。中间几类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逐渐变化,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由于分值分配有变化,各类外来词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得分与本文前表(史有为教授列表)相比略有变化。 如纯意译词的外来因素提高了0.5分。拼音借形词的固有因素降低了1.5分。但总体来说,表中反映出的各类外来词的相对位置与本文前表基本一致。 3.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 从上表对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量化统计中,已经可以看出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的程度。为了进一步探讨各类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下面根据上表中对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确定外来词范畴的原型,构造汉语外来词的隶属函数。 “原型是物体范畴最好、最典型的成员”[2]60,是“处于中间部分的”成员[6]89。因而,确定“原型”时,应在外来词范畴的“中心区域”选择。所选原型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应该分别接近它们的平均数,更重要的是两种因素分值应该相近或相同。这样才能够代表外来词范畴的基本特征,才能够作为汉语外来词范畴的“原型”。#p#分页标题#e# 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拼音借形词”是音、义、形同时借用,外来因素最高。但它同时也是完整的外语词,在汉语外来词集合中处于连接外语词一端的位置,因而不能作“原型”。音译词是汉语外来词集合中标志性比较强的一种外来词,外来因素较多,固有因素较少,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处于接近外语词一端,也不适合作“原型”。从上表来看,“谐意音译”词最符合条件。它是汉语外来词中的理想形式之一,也是外来词研究的重点之一。它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相同,也比较接均值。可以认为它在外来词集合中处于“中心区域”。因此,本文以谐意音译词为“原型”来构造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 设外来词范畴为模糊集合A,那么,谐意音译词为原型a1,其他元素分别为a2、a3、…、a8。以谐意音译词为核心,以上表中的外来因素为x,固有因素为y。用坐标系方法计算出其他7种元素与谐意音译词的距离。然后,根据这一组数值,用倒数法求出各元素与谐意音译词之间的相似度,作为它们对外来词范畴的隶属度。然后按照该距离和隶属度顺其次是音译+意译词,然后是日语音读词和日语训读词,二者隶属度相同。隶属度较低的有仿译词、意译词和拼音借形词,拼音借形词隶属度最低。 外语中有很多同类的词,但进入汉语并成为稳定成员的拼音借形词只是少数。《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收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一百多个[9]1831,它们在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被接受为汉语外来词。纯意译词处于连接汉语词一端。只有在引入新的概念、新的物品时,因意译而产生的新词才是外来词。而且部分纯意译词随着它代表的概念和物品一起本土化以后,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它们是外来词。仿译词比意译词隶属度稍高一点,也处于接近汉语一端的位置。这一结果与前面两表的结果是一致的。整体来说,从汉语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来看,在外来词范畴中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属于边缘外来词。 (三)汉语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的量化分析 1.汉语外来词文化因素的消长 外来词是异域文化的使者,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文化交流中,外来词带着外民族文化因素进入本民族中并获得新的文化因素,构成外来词的双重文化因素,亦可称之为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 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外来词也是一样。外来词一旦形成并进入日常使用之中,成为本民族语言的一部分,就会在使用中不断发展变化,其文化因素也在不断变化。下面我们从动态的视角来考察一下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 从外来词的文化含义来看,各种外来词的外来文化因素与本族文化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音译词“沙发”,其英文sofa原意是“至少供两人坐的长沙发”[10]1443。而汉语中“沙发”的意义已经演变,可指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沙发”。 其含义在原英语词sofa的含义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它的西方文化意义也在淡化。沙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融入汉民族文化之中,获得了汉民族文化因素。再如,“夹克”译自英语的jacket,但与jacket的意义有所不同。在现代汉语中它指“一种长短只到腰部,下口束紧的短外套”[9]652。英语中的jacket是指“夹克”、“短上衣”[10]798。实际上包括汉语中的“夹克衫”和“西装”。《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它的图解是一件“西装”[10]798。由此可见,“夹克”一词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 有的意译词却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圣诞节”作为一个意译词,早已经进入《现代汉语词典》。近些年来,圣诞节前后在中国也有很多活动开展,“圣诞老人”、“圣诞树”等随处可见。然而,“圣诞节”代表的仍是一种西方文化,并非我们自己的节日。“总统”、“议会”等词最初被音译为“伯理玺天德”、“巴力门”。后来,意译词代替了音译词,但其代表的依然是西方某种社会制度,对中国大陆来说仍然是异域文化,语言是汉语化的语言,却并没有获得本土文化因素。 来自日语的音读词“手续”一词,已经成为汉语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释义是“(办事的)程序”,并举例“报名手续│借款手续│办理转学手续”[9]1256。但是,手续和程序显然是不能画等号的。比如我们可以说“办手续”或“办理转学手续”,却不能说“办程序”或“办理转学程序”。显然,这里“办手续”是指“按程序办理相关事宜”。如果在网上输入“手续齐全”,可以搜索到上千条有关信息。显然这里的“手续”已经具体化为“按程序办好的相关证明文件等资料”。 如此看来,“手续”一词的含义及用法在汉语中别的词已经无法替代。而同为日语音读词的“物语”,在汉语中却使用范围很小。《汉语外来词词典》对它的释义是“童话,故事”[11]364。 但是因为汉语中有“童话”、“故事”等这样的同义词在广泛使用,所以“物语”一般仅限于与日本的“物语”有关的表述中,对汉语的影响不大,无法获得很多汉语的本土文化因素,至今没有进入《现代汉语词典》。其他种类的外来词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多寡并不是由其译入方式决定的。音译词也可能失去或部分失去其外来文化因素,意译词也可能保留其外来文化因素。同一类词中,有的词没有广泛流行开来,有的词却得到广泛使用。这与它们代表的物品或概念的本土化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2.汉语外来词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各类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与本土化程度,我们将上述几类外来词引入时的文化因素与现在的文化因素对比,进行量化分析。我们再次邀请了前述接受“语言二重性”问卷调查的十一位有关研究者,经过讨论将文化因素的分值定为0—10分,然后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表。#p#分页标题#e# 由表中可见,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文化因素与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其本土化程度,取决于它们进入汉语以后的发展变化及文化因素的消长,而不是取决于其引入方法。同类的外来词由于本土化程度的不同,所失去的外来文化因素及所获得本民族文化因素也可能不同。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展现了同类外来词内部词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类外来词类别之间的差异,展现了外来词范畴中各成员之间在文化层面的相似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外来词是一个具有一定模糊性的范畴。 从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它们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谐意音译词的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相同,也分别接均值,处于范畴的“中心区域”。 本文以谐意音译词为原型来构造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计算其他各类外来词与原型之间的距离及它们对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度。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隶属度较低的有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从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两种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本土化状况。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类外来词之间的差异,展现了外来词范畴中各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综合起来看,汉语外来词集合中每一类词都属于外来词范畴涵盖的对象。但是,不能否认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各类外来词的地位是不同的。谐意音译词处于中心区域;纯音译词、音译+意译词、音读日词、训读日词都处于接近中心的区域;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处于边缘地带,是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边缘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