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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写中下层民众的意识浓烈
在《离婚》这部长篇小说里描述了旧衙门里的一个特憋屈特窝囊小职员，此小职员的形象塑造非常富有平民色彩和社会底层市民的生活情趣，同时也多多少少的揭示出了中下层民众中许多微妙的精神状态。不过，老舍在《骆驼祥子》的创作中，不再局限于对少数老百姓“骆驼祥子”某一个层面的苦难生活的暴露或者批判，而是开始思考导致下层暗无天日的民众生活状态和形成令人捧腹的人物性格命运的社会根源，已经从整体上甚至还带有国际性眼光来审视残酷的社会现实，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老舍将平民意识纳入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自觉意识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正是因为老舍本身逐渐培养起来的这种平民意识，他在《四世同堂》和《茶馆》创作中展现的事情百态，也成为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风格，无形中平民意识很自然地发展成为了沟通老舍与普通老百姓彼此心灵的重要交集点。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塑造刻画的人物形象大多都取材于社会基层人员，其中不乏教师、学生、小公务员、贫农、隐士、店员、小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城市的落败户。最难能可贵的是，老舍先生还根据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体验，以感同身受的平民视角把自己塑造刻画人物的形象进一步升华，使自己创作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栩栩如生，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爱国求真精神和自尊自爱等思想品格让老百姓都觉得非常亲切生动、可信，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宣传，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的言谈举止。
二、文学思想充满民族爱国意识
老舍非常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他常常把这份爱国情怀贯穿于他自己的许多文学作品创作中，因而创作了许多抒发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祖国满怀爱国的深厚情谊的佳作。1944年他开始创作的长篇中文小说《四世同堂》，诉说了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小羊圈胡同”的居民遭受到的残酷压迫与统治，以及他们由忍辱负重到奋起反抗的故事，史诗般地展现了普通民众那股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和无畏的民族气节，以此试图来唤醒了普通老百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描述了一个信奉儒家思想“修身齐家”的传统知识分子赵庠琛为赶走日本侵略者，用他的实际行动的影响全家上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担“救国责任”，无形中都走上了抗日战场的道路。
这个故事中折射出了普通老百姓那种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舍家为国的那种无畏牺牲精神和浩然正气，彰显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当时社会形势逼迫下迸发出的无穷力量。在剧本《谁先到了重庆》和《归去来兮》中描写了青年人舍弃家人，走出家门，勇敢地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国家出力的故事，展现了普通老百姓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救国于危难之中的慷慨故事。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老舍他已经开始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化作纸上的诗篇来教育引导民众，同时老舍那执著而顽强的民族自强信念也跃然纸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阶段为了宣传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本质和鼓动人民支援抗战的需要，并将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传递给全世界，广泛团结全世界抗击法西斯的力量为中国抗战服务，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不久，老舍就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希望文学作家应该像前线将士用枪一样，用好自己手中的笔杆子，积极创作通俗、平实、雅俗共赏的文艺作品，引导普通民众自觉团结起来，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争取最后的胜利。在那艰苦的岁月老舍自己身为文协负责人，也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武汉不仅以真实的抗战事迹为题材撰写了《王小赶驴》、《打小日本》、《张忠定计》等鼓词，而且用京剧方式创作了《薛二娘》、《忠烈图》、《新刺虎》、《王家镇》等充满抗击日本侵略者内容的故事。
三、文学思想蕴涵着佛学思想
佛教源于古代印度，可其本身的佛学思想却与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十分吻合，无形中这样的佛学思想也深深影响着深受文化熏陶的中国文人。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出了许多佛学思想。慈悲喜舍、乐善好施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佛教“三体轮空”思想认为，为了他人生计着想，并且出于自己的菩萨心肠和怜悯同情之心，自愿布施的才是真正的乐善好施，不能抱着私利期望获得报答的心理做好事。老舍也把这样的佛学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1926年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把他的家产全部捐献施舍给贫苦老百姓，最后还带着他的两个闺女静心修行一心向佛。
涅槃思想也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抗战时期，老舍先生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战乱场面，希望当时的中国能在困境中奋进，争取最后的胜利，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和《火葬》等作品中就体现出这样的思想。《火葬》这部书的书名本身就寓意中华民族应该在“涅槃”苦难中求得新生的意味。在《四世同堂》中，作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受佛理感化而最终参加抗战的人物形象。他们影响并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在沦陷的区域投身火热的民族抗战事业中去，经受着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佛学中与善恶思想相对应的是因果报应观念。佛家所指的受报应者往往是由于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俗话说自造孽不可活，老舍作品中的许多因果报应现象和佛家所讲的报应观念相吻合。《四世同堂》中他刻画了无耻汉奸、民族罪人冠晓荷和大赤包，他们最终都不得好死，可笑的是竟然死在他们甘心为之卖命的“日本爷爷”手里当了冤鬼。而平时作恶多端的特务败类冠招娣和李青山等人也都得到了不可饶恕的惩罚。老舍还在《大悲寺外》中描述了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私利竟然做出了害死了忠厚善良的黄学监的丁庚，结果恶有恶报，丁庚他承受不了心灵的折磨最后钻进大悲寺祈求上天对他的饶恕。这表面看来是诉说传统的日常生活小事，但从更深的文化意义角度上看，这些事情已远远超越了平时人们认为的“扬善惩恶”的思想，折射出了佛理思想对老舍文学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老舍在赞颂佛教文化的同时，也讽刺挖苦那些打着佛教名义做伤天害理事情的坏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就写描写了一些非常势利的和尚，对有权有势的人，低三下四满脸堆笑地讨好他们，连一点自尊都没有；而对于贫穷的普通老百姓，则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甚至还动手打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老舍在话剧《谁先到了重庆》中也不忘这种人物的塑造，描写了一个身披袈裟、口念佛经的教徒，背地里竟然见钱眼开、强奸妇女，违背了佛家最基本的道义。还有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汉奸走狗冠晓荷，以“研究佛法”的名义堂而皇之的为日本侵略者做尽坏事。老舍通过对这些人物心理的细致微妙刻画，成功地塑造了那些所谓虔诚信仰佛法却又亵渎佛法的伪教徒人物形象。
作者：申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