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探析鲁迅和赛珍珠笔下的农民形象，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在辛亥革命这一标志着中国历史大转折的社会事件中，体现农民的愚昧、麻木以及他们对待社会变革的迟钝态度，是鲁迅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风波》中的七斤在城里被革命党剪去辫子，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后，他和家人担惊受怕，只是担心没了辫子，皇帝是否会抓他去杀头。待复辟闹剧偃旗息鼓后，鲁镇又复归往日死水般的平静。帝制还是共和制，对于七斤们来说，不过是一场是否需要辫子的风波罢了。社会变革，民族存亡，都与这里的人们无关。《药》中的革命者夏瑜为民众献出生命，他的血竟成了民众用来治痨病的“药”。革命要解救的对象和革命的对象竟携手合力，共同压制革命。民众不关心变革，不理解变革，甚至害怕变革，害怕失去既定的生活秩序和做稳了的奴隶地位。《阿Q正传》中写革命发生的消息传来，未庄农民十分不安，现出“慌张的神情”，露出“惊惧的眼光”，迎着阿Q叫“老Q”，一副讨好献媚的神情，生怕革命革到自己身上。如果发生了暴政，也只愿暴在他人头上，自己充当快意的看客。“暴政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农民们即使向往革命，发生的也只能是阿Q式的投机革命：“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革命就是报仇泄愤，趁火打劫，有利可图，本质上是一种“奴才式的破坏”。对待变革，要么作冷漠的壁上观，要么发泄暴民意识，这是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的群像。农民的政治就是国民的变革态度，国民的守旧、因循、顽固的本性，是民族进步的最大障碍，因而也是鲁迅最为焦灼的。他借剖析农民政治态度来剖析他们的保守封闭、愚昧麻木以及狭隘自私等特性，流露出“哀其不幸”的悲心和“怒其不争”的痛心。
赛珍珠对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观察和再现与鲁迅大致相似。写于1927年的短篇小说《王龙》的故事背景也在辛亥革命前后。农民王龙像七斤一样，每天进城卖菜，听城里的年轻人宣传革命推翻皇帝，建立共和，就是让“财主变穷汉，穷汉变财主”。王龙听了很受用，主动剪掉辫子，被村里人叫做“王革命党”。后来那些革命党遭到镇压，王龙又整天提心吊胆，担心自己被砍头。纷乱中匪徒抢劫大户，王龙也跟着去捞了一块银洋。这些情节显然受到了《风波》、《阿Q正传》等作品的影响，表现农民对革命的隔膜、误解、投机的态度，不过赛珍珠没有鲁迅的忧愤情绪和直击真相的犀利目光，只是以略带嘲讽的口吻讲述了一个“革命滑稽剧”。在《大地》第一部中，王龙在政治上的迟钝体现在他患贫、患灾，而不“患不均”，他在城里听关于革命的演讲，关心的不是分富人的东西，而是富人有何办法让老天爷按时下雨，好让田地不再发生灾荒。他最关心的政治是自然意义上的“天”，社会变革不在他的兴趣范畴之内。当小儿子告诉他自己要去当兵，参加为国家赢得“自由”的革命时，王龙困惑地说：“我们国家已经自由了———所有我们的好地都是自由的。我愿意租给谁就租给谁。它给我们带来银钱和上好的粮食。你吃的和穿的都靠这土地。我不知道你还要什么自由”。赛珍珠生动而精到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对于政治和革命的心态：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只关心与个人生机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而不会离此去思考抽象的人权、平等、体制等问题，政治和革命如果游离于眼前的实际生活之外，则丝毫不能引发其兴趣。在准确把握农民政治心态这一点上，赛珍珠已十分接近鲁迅。所不同的是，对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迫切任务缺少了解和认同的赛珍珠并不认为这是缺陷，相反，她认为这是源自中国农民的传统信念：自治，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们信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沈德潜《古诗源》），因而认为这种态度是合理的甚至是值得欣赏的。
（一）揭示农民的宗教意识
中国国民对于宗教的态度，可以借用南怀瑾先生的比喻来认识：儒教是粮食店，提供不可或缺的生活必备品；道教是药店，有病了才需进来治病、调养；佛教是百货店，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满足人的不时之需。中国农民在行为上恪守古已训之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而缺少严格意义的宗教信仰，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更多体现为一种迷信，而没有达到提升精神、寄托灵魂的高度。对此，鲁迅和赛珍珠都作了比较准确的揭示。
鲁迅在书写农民的宗教意识时，注重揭示人在无路可走时的自我麻醉以及宗教对人精神的钳制和毒害。受艰难时事折磨，“苦得象一个木偶人”，对现实毫无变更或反抗的念头和能力的闰土，向“我”索要香炉和烛台，只能按照惯例在香烟的弥漫和偶像的崇拜中寻找一点他自己也未必全信的微茫的希望。祥林嫂被逼再嫁再寡后，不仅在现实中忍受丧夫失子的巨大悲痛，承受人们鄙夷轻蔑的目光，还被死后将遭两个丈夫瓜分的恐惧压迫着，只能寄希望于庙里的一条木门槛，神权成了压在她精神上的磐石并最终将她压扁。她关心灵魂的有无，既希望能有一家团圆的机会，又恐惧死后被肢解的惩处。在鲁镇的人们举行祝福大礼之际，“……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些酒足饭饱的神灵哪一个能拯救祥林嫂于万分苦恼之中？鲁迅对农民的宗教意识着墨不多，但聊聊数笔，却揭示出宗教对于弱者不仅无助无益，有时还是催命的符?。
赛珍珠对中国农民宗教观的概括是以功利性、变易性和混杂性为特点的。比如王龙，在他的观念中，他与神灵的关系就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交易关系，彼此遵循我敬你爱的互惠规则，他礼敬神灵，索取的则是现世回报。而他对神灵的态度是依据所求是否灵验而变易的。他获得丰收，又年年得子，便不断烧香拜神；可一旦遭遇厄运和灾难，则对神愤恨而蔑视，认为神灵违背了人神之间的潜规则。王龙的宗教信仰并不固定，既拜土地神、财神，又拜观音菩萨，谁对自己有用就拜谁，尽量烧好每一炉香，不厚此薄彼。宗教信仰的功利性、变易性和混杂性又都体现为世俗性，天地神灵都是按照人间标准来衡量和调遣的，是人们谋求现世利益和福乐的工具。这种敬神行为与其说是信仰，毋宁说是迷信。赛珍珠没有像鲁迅那样直接表露自己的立场，她让人物以自己的言行说话，至多对农民这种迥异于西方人的宗教意识略加善意的调侃。#p#分页标题#e#
（二）剖析农民的家族观念
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每个个体不是作为他们自身而是作为家族的一员存在于世的，个体仅仅是家族内部传宗接代、延续生命的载体。一个人迈向成功的全部努力是为了光宗耀祖；一个人娶妻结婚，不是为了满足他的情感需求，而是为了传宗接代；一个人触犯了规范或天条，首先是给祖宗丢了脸。家族可能是人背后的靠山，更可能是压迫人生命的沉重的包袱。熟谙中国社会的鲁迅和赛珍珠描写中国农民命运时，都自觉地将他们放在家族关系中加以表现。阿Q虽然穷贱，却也知道家族的威力之大，想和未庄的大户赵太爷攀个本家，然而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失去了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背后撑腰，阿Q便成了人人得以轻贱的孤魂野鬼。所以小尼姑一句“断子绝孙”的咒骂，让一向无忧无虑的阿Q犯了愁，想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破天荒第一次睡不着觉，开始想要个能为他接续香火的女人。阿Q对跻身或建立一个家族的向往体现了这种存在对人的心理的巨大影响力。家族力量一旦形成，就可以对个人命运任意裁决。祥林嫂守寡后，婆婆可以不顾她本人的意愿，强行将她卖进深山。丈夫、儿子死后，大伯子可以来收屋，将无所依傍、对家族失去意义的她扫地出门。中国家族制度以超稳定的自足形式将势利、横暴、封闭、保守、践踏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残酷性变成天经地义。而这正是鲁迅要为我们剖析并引起疗救注意的中国社会落后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域外作家，赛珍珠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家庭结构形式，但由于文化的阻隔，她不可能像鲁迅那样探测到家族内部深层次的内涵，她看到的是家族中父慈子孝、相敬如宾、子孙绵延、生生不息的天伦之乐，同时她也看到了传统家族形式造成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中国农民独门闭户、视野狭小、形同散沙、彼此隔膜的精神状态，形成了他们只关心家族内部的私人事务，而毫无公众意识、社会意识的心理模式。《大地》中的王龙娶妻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生儿育女，在他们的土地上接续王氏家族的生命，这是对祖先的最高责任。“人生是两度黑暗之间的一线光明，从他身后的黑暗中延续出先辈的链条，从父到子，这条链条一定不能被他中断，如果他不想失去在一个猜度、未知的领域里生存的朦胧希望的话。”生儿育女意味着“死者与家族联结的纽带并未中断，而且死者继续行使着他们的权威并保护着家族”。对于现世的人来说，儿子是他经营家族的必要手段，他安排大儿子读书，二儿子经商，三儿子务农，就是希望按照传统思维模式构建家族，力图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家族圈。赛珍珠以欣赏的态度在现实层面上大致准确地勾勒出家族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再现农民的苦难生活
中国农民因遭受天灾人祸而不得不忍受物质的匮乏，生活的贫困，这是他们遭受的最显见的苦难，也是任何涉及这一题材的作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真能做”的阿Q穷困潦倒时竟至只剩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勤劳的祥林嫂净身一人被赶出家门，都是物质穷困的侧写。而《故乡》则通过中年闰土的“辛苦麻木”的生活境况正面反映出来：原先“紫色的圆脸”，由于长年辛劳愁苦，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原先红活圆实的手，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浑身上下无不打着穷苦的烙印。“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闰土的自叙虽然简略，但已把他承受的沉重苦难大抵讲了出来：“……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出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由于鲁迅更注重在精神层面解剖国人的灵魂，挖掘苦难根源，因而对农民物质生活状况描写得比较概括，在具体生活场景描写中留下了不少空白。而赛珍珠由于注重作品的写实性，也由于写作立场之故，对农民在现实和物质层面上遭受的苦难描写得具体详尽得多。《大地》以王龙一家的遭遇为中心，详尽描写了旱灾、蝗灾、匪灾、兵灾给广大农民带来的饥饿、死亡、吃人、逃荒、卖儿卖女、流离失所等苦难。在一组总题为《水灾》的系列短篇小说中，赛珍珠以亲身经历的南京附近一带发洪水的情景为素材，具体描写了水灾给人们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洪水淹没了农民的一切，他们不得不用耕牛、稻种、生鱼生虾、野菜树皮充饥，可还是不断有人饿死，到处是背井离乡的逃难者。一对年轻的夫妻为了节省口粮，不得不把两个幼弱得只剩一口气的女儿扔进江里。春回大地，洪水退去，可人们却没有一粒种子来播种，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无尽的绝望。赛珍珠以悲悯之心、写实之笔记录下这场天灾人祸，以点代面地展现了黎民百姓穷困潦倒的生存惨状，并认为解决农民现实问题是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首先必须着手的工作。
（四）聚焦妇女的悲剧命运
生活在传统中国最底层的农村妇女，往往是文学中最能体现个人传统美德和社会罪恶的艺术形象。鲁迅和赛珍珠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这群奉献最多、被掠夺最多、受欺凌最多的为妻为母者，自觉充当她们的代言人。
《离婚》中的爱姑是个不甘被欺凌、敢于抗争不公平命运的泼辣女子，丈夫要离弃她，她整整闹了三年，迫使对方不得不请出“和知县大老爷换过帖”的七大人来调停。爱姑敢在公堂上揭露丈夫和公公的恶行，可最终还是在七大人等官僚阶层高深莫测的威权面前败下阵来，不得不屈从于七大人的调遣。在整个封建阶级的权势面前，单枪匹马的爱姑显得势孤力单。《药》中的夏四奶奶晚年失子，孤苦无依还要含垢忍辱，连给儿子上坟都满面羞愧，不敢面对别人的目光。《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是个贫穷的寡妇，守节守得很苦，每日辛勤劳作至后半夜，守着儿子，守着唯一的希望。社会给予她的就是几个泼皮无赖时时伺机想占她的便宜。而当唯一的希望也被剥夺之后，明天对于这个绝望的女人又能意味着什么？祥林嫂这个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以自食其力为满足的劳动妇女，夫家逼她再嫁，命运让她再寡，无人去谴责那逼她再嫁、赶她出门的人，却唾弃她是个“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的人，连死亡也不能成为她苦难的解脱而成为恐怖的深渊。鲁迅深刻地揭示出，在一个极端不合理的世界中，最为柔弱的妇女在被欺凌、被掠夺得一无所有后，精神上还要承受莫大痛苦，把人物的生存困境刻画到了极致。#p#分页标题#e#
同为女性，赛珍珠写起自己的同类当然更是感同身受，而她则是以同情、尊敬甚至带着几分景仰的笔调写出了中国劳动妇女的忍辱负重、坚毅果敢、任劳任怨的高贵品质以及她们遭遇到的不公平的命运。《大地》中的阿兰有着土地一样厚德载物的品行，《母亲》中的“母亲”遭受了许多悲苦打击而依然顽强执着地生活着，她们都是这类形象。阿兰有着与生俱来的生活智慧和顽强的意志力，她一生都在不停地操持、劳作、创造，直到最后病倒，她从来没有懈怠过，体现出惊人的生命潜力和能量。阿兰虽沉默寡言，反应迟缓，但她颇有见识，行动果敢。在王龙面对灾难一筹莫展时，阿兰却总能从容应对各种变故。“母亲”强壮、勇敢、精力充沛，比她的丈夫勤劳踏实，是家中真正的主心骨，对家人、对孩子、对生活都充满深厚的热爱。可就是她们，却还不得不忍受被丈夫冷落或抛弃的命运，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挖掘妇女悲剧命运的根源方面，赛珍珠没有鲁迅那样目光深邃，但在再现她们的痛苦遭遇和智慧才能方面，却体现出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周详。
作家创作的相似性体现心灵节律的共振，而差异性才更能显现各自的创作个性。鲁迅和赛珍珠的中国农民题材创作在内容上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作家的身份、阅历、创作动机、观察视角诸方面的差异，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
（一）切入文学的机缘不同
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熏陶，鲁迅和赛珍珠开始都不将小说创作视为文学的正途。鲁迅曾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而赛珍珠在不到十岁时就决定要当一名小说家，可又受启蒙老师孔先生的影响，认为小说不是文学，而是“为游手好闲者和没受过教育的人娱乐而写的”，“任何一个有名望的作家，都不会去屈尊写小说”。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小说。在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为了改造国民性，为了完成对民族的启蒙大业。“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所以他弃医从文，从医治人身体的疾苦到医治人精神的残弱。1933年鲁迅又说，写小说“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赛珍珠决定写小说，一是因为童年时代受到中国民间说书艺人的影响，对讲普通人的故事产生了一种痴迷的爱好，“人们渴望创造自己喜爱的东西，而我最爱听人们生活中的故事”；二是因为她七岁开始阅读狄更斯，《奥列弗•退斯特》、《老古玩店》、《艰难时世》等作品中对下层人民饱含深情的描写深深打动了小姑娘的心，也激起她对周围有着相同遭遇的人的同情。切入文学的机缘的不同决定了二人在写作立场上的差异：鲁迅本着启蒙的目的，旨在疗救国民的灵魂，这决定了鲁迅在涉足农民题材时，进入他的取景框的多是乡村愚昧、野蛮的风俗，是种种奇特的封建陋习，是愚鲁、迟钝、无知的人们。而赛珍珠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向世人尤其是向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讲述那些地位贫贱、遭受欺压但心地善良、品格高尚、为人质朴的普通中国民众的故事，因而她看到的多是中国农民的勤劳、节俭、坚韧、顽强、执着，是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千年如斯、以土地和家庭为核心的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在赛珍珠眼中，这种生活方式是一战以后西方社会理性丧失、人性沦落、物欲横流的商业文明的最理想的生活。所以二人观察社会的视角和着眼的焦点迥然有别。
（二）关注焦点不同
史沫特莱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这句评价鲁迅是当之无愧的。怀抱启蒙理想的鲁迅在创作小说时无时不肩荷着这一沉重使命，因而那些农民题材的作品是其理性的情感记录。他唏嘘于闰土们生活的辛苦麻木，并直揭其背后阶级剥削的根源，是“人吃人”的制度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造成了穷人和富人之间森严的壁垒，渊深的鸿沟。他痛心于七斤、老栓、未庄的男女们对改变其命运的社会变革的冷漠、愚昧，痛心中国社会死水一潭的僵化局面，“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他指出正是国民们的因循守旧，安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生活，造成了他们世世因袭的苦难和被欺压遭奴役的生活现状，造成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落后局面。他默然于闰土、祥林嫂对神灵的迷信和敬畏，叹息他们被压扁的灵魂。他悲悯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们的孤苦无告，被欺凌、被侮辱、被遗弃，看到套在她们脖子上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根绳索对她们的无形束缚，对她们生命的窒息。他含泪嘲弄阿Q们的精神胜利法，扼腕于国民精神在这种自我安慰、自我麻醉中逐渐麻木、委顿的状况。鲁迅像一个目光冷峻的医生，把乡土中国当作一个呈现出病态的实体加以解剖，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将中国农民的精神病根逐一诊断出来，为中国近代思想革命树立了一面镜子，让它照见社会的积弊之所在，并试图寻找医治的药方。
赛珍珠这个吮吸着中西方两种文化营养成长起来的女儿，对养育过自己的中国充满感情，尤其对给过她呵护、关爱、体贴的下层民众有着深厚的感情。父母以品性和才智而不是以种族和教派评判人的态度使她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对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她看到了这个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达观智慧的人生态度和底层民众坚忍执着的生命活力。当她看到西方人对中国人隔膜、误解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本质与存在”就成了她义不容辞的使命。对中国文化、中国农民的诚挚、尊敬、平等的爱，使其农民题材的作品成为她情真意切的情感记录。赛珍珠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感同身受并代其言说内心情感。她歌唱出农民的土地恋歌，细致表现他们对土地所抱的宗教般的专一和虔诚的眷恋。土地既是他们的生活来源，也是他们的最终归宿，既是他们的物质保障，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她吟诵出农民的生存悲歌，写他们在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天灾和兵灾、匪灾等人祸的袭击下艰难度日的悲惨情景。当灾害夺走他们一切生活来源时，他们不得不吃视为手足的耕牛、吃野菜、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开始吃人。阿兰为了节省粮食，狠心扼死了新生女儿。在终于走投无路时，王龙们只得背井离乡，逃荒流浪，寄居城市一角，靠乞讨、拉洋车，甚至偷窃苟延残喘。她又以真挚的平民情怀谱写出一曲普通民众平凡而又震撼人心的生命赞歌，从阿兰不停操持、劳作、生育的一生，我们看到在中国农民身上蕴涵着的惊人的生命潜力和能量。从“母亲”散发着人性温暖的母性，我们看到孕育生命的普通女性土地般深厚的热情、聪慧和顽强。#p#分页标题#e#
鲁迅并非没有看到中国农民和民众的优良品德，《社戏》就是一曲明丽轻快的乡村小夜曲，双喜、阿发、六一公公都是纯朴可爱的乡民；《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勇于承当，品格高尚。但是，赞美和讴歌不是鲁迅的主要写作目标，他的当务之急是让中国人睁了眼看清真相，直面人生，从“瞒”和“骗”中醒悟过来，过头脑清醒的生活，所以，揭露、讽刺、批判成了他创作的主流。赛珍珠也并非没有看到中国农民的缺陷，如上文已论及的，但由于写作立场不同，赛珍珠不可能具有鲁迅那种痛心疾首的焦灼情怀，她自觉承担的任务是纠正西方人士对东方民族的偏见和误解，着重张扬其光彩、活力的一面，即使看到一些弊端，也仅仅以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平静而客观地加以陈述。从这一点讲，赛珍珠始终是个在场的他者。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鲁迅和赛珍珠在关注中国农民时都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物的。鲁迅以西方文明的科学、民主、文明和充满发展与更新的活力相比照，反观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陈腐、停滞、压制人性、缺少活力和创造性，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批判和变革意识。而赛珍珠以一战前后失去传统价值观念、精神处于荒原状态的喧嚣的西方商业社会和混乱的现代文明作为参照物，中国古老的家族观念、伦理道德、世代相袭的传统生活方式呈现出强烈的异质性。这种透着古典、宁静、和谐的文明，使赛珍珠为之深深折服，她以客观的态度向西方读者如实讲述她所理解的中国文明，旨在倡导不同文明共融共生。创作立场的不同，使同一创作题材传达出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情感信息。
（三）写作风格不同
创作目的不同，观察生活的视角有异，关注社会的焦点各别，加之个人性格气质等个性差异，势必决定了二者在创作风格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鲁迅面对中国农民的愚昧、麻木、不觉醒，多采用理性的分析，尖锐的讽刺，冷峻的批判，语多愤激甚至尖刻，而体现出的目光的犀利、思想之深刻，极少作中有人能出其右，振聋发聩，读之往往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抹不去的印痕。正如公刘先生《也说“面向文学，背向文坛”》（刊载于《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所言：“先生弃医从文，认定文学可疗救和改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因而至痴，至韧，至准，至狠，鞠躬尽瘁。”而赛珍珠出于对中国农民的挚爱，写作中多感性的赞叹，热情的颂扬，深情的讴歌，体现出女性特有的细腻、温婉、典丽的风格。“在农民当中，我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穷人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钱挣得最少，活干得最多。他们活得最真实，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欢笑和泪水。”“中国北方这些一世耕耘的农民乃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紧贴着泥土，紧贴着生与死，紧贴着乐与悲。访问农民体现着我自身对真实的追求，在他们中间，我看到的是真而又真的人。”这些饱含真情的语言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是对“中国的脊梁”的一种形象描述。
鲁迅批判风格的形成除出于启蒙的使命感外，与他早期受易卜生“个人精神反叛”和尼采“超人”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精英立场也不无关系。这种早期的精英立场使他将包括农民在内的民众看做是“庸众”，不是变革的阻力，就是无聊的看客。“一苏格拉底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谬，顾其时则从众志耳。”“顾窘戮天才，殆人群恒状，滔滔皆是，宁止英伦”，“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皆受谤毁……”，这种立场在后期有了很大转变。在1935年写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热情赞颂普通民众：“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赛珍珠涉足文坛时，因深受孔先生的教诲以及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持有一种平民立场。狄更斯的小说“对我同样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使他们对芸芸众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且使赛珍珠对芸芸众生产生真切的同情和关爱。她一直以平视甚至间或以仰视的视角打量中国农民，看到潜藏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美德，对他们由于生活环境闭塞、观念落后而产生的褊狭、愚昧，则采取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鲁迅和赛珍珠描写中国农民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寓言体特征和象征性风格，但各自寓意完全不同。鲁迅借农民写国民，赛珍珠借中国农民写世界农民，作品都具有超越题材自身的普遍意义。鲁迅农民题材的作品，从写法上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原则立意取材、勾画谋篇的，比如他曾就阿Q这个形象的构思作过如下说明：“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只要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他笔下的农民生活也打着时代和历史的鲜明印记，作者力求探讨造成这种现状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这些作品由于在立意上远远超越了再现农民这个群体的生活而具有超越其题材自身的普遍意义。其实，鲁迅真正关注的并非只是农民性，而是国民性，他借农民来剖析全体国民的灵魂。只是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中，农民占据人口的85％，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状况，选取这个群体来写作自然很有代表性。所以，闰土的生活变迁、阿Q的优胜战史、单四嫂子的孤苦绝望、祥林嫂的人生、未庄和鲁镇人的冷漠和愚昧等，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都体现出一种“类”的特征，适用于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中的其他人群。他们体现出的本质特征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中沉淀下来的积弊的集中展示。
赛珍珠笔下的农村和农民缺少鲁迅作品中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地域特征不太明显，人物与社会的联系也十分模糊，作者凸显的是其自然特性。从不太清晰的时代特征看，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乡村应该也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乡村，但这里仍然沿袭着旧的方式运行，看不到社会动荡的迹象和新思想的萌芽。农民的生活是围绕着土地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人们固守着数代同堂的家居方式和古老的价值观念，在宁静而封闭的小村庄里生儿育女，生生灭灭，虽时有战火和自然灾害打乱常规生活，但一种强大的惯性总会迅速将他们拉回旧日生活的轨道。农民对于土地和子嗣的渴望，对于大家族生活方式的向往，以罕见的韧性延续着。农民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农村的破产凋敝和农民的流离失所，都被作者简单归因于天灾人祸的干扰。从现实性角度看，这种简单化处理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思想深度，但恰恰因为这一点，作品具备了超越时代、地域、民族的普世价值。赛珍珠在写中国农民的“恋土”情结时，也写出了世界范围内农民的集体无意识，因而极易引起其他民族读者的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乡村和中国农民具有某种永恒的特质和寓言特性。这或许是赛珍珠作品被翻译成数国语言、在世界许多民族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p#分页标题#e#
鲁迅与赛珍珠不仅在创作成就上不是一个重量级，对彼此的评价也不太对等。鲁迅和赛珍珠未曾谋面，鲁迅曾在私人书信中三次提及赛珍珠：第一次是在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中，对赛珍珠的创作作了正面评价，以为“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评价不高；第二次是在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信中，谈到对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评价，鲁迅虽“闻颇好”，但认为其英文译著命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够准确；第三次是在1936年9月15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如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第三次虽未直接评价，但态度已有转变，表露出鲁迅对自己从一个不太可靠的译本得来的印象准确度的怀疑，体现了他一贯严谨的学风。由此可见，鲁迅对赛珍珠有所了解，但不很多，看过一个不太好的《大地》译本，其余作品是否读过不详。因他病逝较早，赛珍珠其后的作品他更是无缘得见，否则评价或可有所不同。
赛珍珠对鲁迅则始终赞叹景仰，推崇备至。章伯雨1933年11月28日访问赛珍珠时，她曾以“感佩”而“关心”的态度问及鲁迅现状，并在现代作家中特别提出鲁迅来，尤其强调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说明赛珍珠对鲁迅的创作十分关注。1938年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中国小说》也借鉴了鲁迅的一些观点。在《东方、西方及其小说》这篇演讲中，她提及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所做的考证工作。她和丈夫接管《亚洲》杂志后，也大力推介过鲁迅等部分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在1954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世界》中，她将鲁迅作为现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借鉴西方文学来服务民族的优秀作家加以首肯：“周树人———笔名鲁迅———或许是第一个清醒者。他意识到虽然自己的灵感可能来自于西方文学，但只有把自己新产生的激情用于写自己的民族，才能摆脱摹仿”。在1972年出版的《中国今昔》中她直接评价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创作：“后来有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写了有关农民题材的作品，鲁迅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
考虑到二人的身份和文学使命，他们对各自创作所做的评价应该还是在情理之中或比较合理的。鲁迅终身致力于为国民敲响醒世钟，他需要做的是沉潜到民族和社会的底层去考量透析，而无须从一个外国作家那里获得启发，所以他关注赛珍珠创作较少，也并未在公开场合作出正式评价。而赛珍珠旨在向西方人讲中国故事，鲁迅这个对中国文化作过入木三分的洞察和披露的文坛领袖的创作和思想自然不会逃过她的慧眼，并从中汲取准确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所需的养分。再则，赛珍珠农民题材的小说创作与鲁迅倡导的在“为人生”的大前提下，发掘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乡土社会精神弊病的乡土文学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侨寓中国的赛珍珠，由于没有启迪国民的心理负荷，在充分自由的精神领域里从容勾勒异域图画，反映特殊的风土人情，以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这种创作选择同样是符合其身份的。令人欣慰的是，尽管他们切入文学的视角和目的不同，他们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却都是十分显著的：鲁迅是为中国文坛塑造出一系列典型的农民形象的第一人，而赛珍珠则是第一个以史诗般的宏大规模，全面、细致地再现中国农民平凡而丰满的生命历程的西方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创作都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鲁迅创作的深远意义已受到后人充分肯定，只要看看现实生活中，面对与己无关的重大事件，国人除了“打酱油”、“路过”、围观外毫无反应的冷漠态度，就知道鲁迅所揭示和批判的国民性依然幽灵般附着于国人的灵魂深处。而对赛珍珠中国农民小说的价值我们认识得可能还不够充分。当社会迫使人们接受远离土地才能致富、困守土地只有贫穷的现实时，我们的民族便集体从精神上逐渐远离土地、远离生命之根，并逐渐变得漂浮、迷失，这时再来读读赛珍珠在《大地》等作品对传统中国恋土情结的深情表述，“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对于在商业大潮中沉浮着、困惑着、惶恐着的人们是否有一点启示作用？
本文作者：张春蕾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