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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耀明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扬雄吸收先秦文学理论的丰富营养，联系当时思想文化的实际，进一步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传统文学观，同时，融合道家观点，崇尚自然。他论述文质关系及有关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发表了不少有关文学的意见。扬雄及其文论在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对东汉桓谭、王充、班固文论的影响是不小的。
首先，扬雄潜心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所言包含文学见解，这常常为东汉人们所推崇。桓谭“博学多通”，“不为章句”，反对迷信，非毁俗儒，“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1］（P955）。他指出扬雄“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全后汉文》卷十五《新论•闵友》）［2］（P551），强调“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汉书•扬雄传》）［3］（P3585）。王充“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1］（P1629）。他并称司马迁、扬雄，盛誉扬雄、桓谭，认为“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论衡•案书》）［4］（P1170），“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佚文》）［4］（P864），“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超奇》）［4］（P606－608）。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为章句”（《后汉书•班彪列传》）［1］（P1330），所受前人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不无扬雄的影响。他对桓谭称赞扬雄文章的意见富有同感，并指出“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汉书•扬雄传》）［3］（P3585），“其言有补于世”（《汉书•楚元王传》）［3］（P1972）。这些反映出他们受到扬雄著述精神的启发，在研究他的著作中继承他的许多文学观点。
其次，扬雄尚用的文学主张在东汉文论中发展成更为详明的理论。桓谭表示自己写作《新论》，“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兴贬邪”（《全后汉文》卷十二《新论•本造》）［2］（P537），要求人们以文章来褒贬人事，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新论•琴道》记载：“雍门周曰：‘然臣窃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从即衡。从成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报弱薛，譬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有识之士，莫不为足下寒心酸鼻。天道不常盛，寒暑更进退，千秋万岁之后，宗庙必不血食。高台即已倾，曲池又已平，坟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游儿牧竖，踯躅其足而歌其上，行人见之悽怆，……’于是孟尝君喟然太息，涕泪承睫而未下。雍门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商，叩角羽，初终而成曲。孟尝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全后汉文》卷十五）［2］（P552－553）作者谈论史事，借雍门周与孟尝君的对话希望有识之士通过言辞的教育和音乐的感化，对执政者进行讽谏。为了改变“是时帝方信谶”和“天下不时安定”的局面，“有益于政道”，他一再上书，“极言谶之非经”（《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1］（P959－961）。这也体现出他对文学社会作用的重视。王充《论衡》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文学应该有益于世。《自纪》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4］（P1202）。《对作》说圣贤写作经书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4］（P1177－1178）。《定贤》说“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4］（P1117）。《佚文》说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4］（P868－869）。作者论述包括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在内的广义的文，批评“空为”、“妄作”的人和无益于世的作品，主张文学必须为时事政治服务，褒贬善恶，辨别是非，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桓谭、王充发挥扬雄的尚用观点，提倡以文“褒贬”、文“为世用”，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其三，扬雄提出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等文学观点在不同程度上为桓谭、王充所继承与发展。桓谭指出：“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文心雕龙注释•通变》引《新论》佚文）［5］（P331），又指出“余少时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全后汉文》卷十五《新论•道赋》）［2］（P550）。他不满当时一些赋颂应酬之文，赞同扬雄批评作品内容空虚、形式靡丽的意见，又与扬雄后来一概否定辞赋创作的态度不同，非常欣赏屈原思想进步、感情炽热、文采绚烂、结构宏伟的《离骚》，积极肯定刘向、扬雄事理与文采结合较好的辞赋散文。他关于音乐艺术的质朴和雕饰的言论也与这些见解有联系。《新论•启寤》说：“夫不剪之屋，不如阿房之宫；不琢之椽，不如磨砻之桷；玄酒不如苍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郑之乐。”（《全后汉文》卷十四）［2］（P544）显然，作者注意到文学艺术发展的自然趋势，主张质文并重。王充在《论衡》中具体论述质与文即内容与形式的问题。
《超奇》说：“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心思为谋，集札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4］（P609－612）。《自纪》说“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就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4］（P1199－1200）。《书解》说“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龙麟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虫仑；龟知，背负文”，“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文，子贡讥之。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4］（P1149－1150）。王充指出作品内容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他用“根株”与“荣叶”、“实核”与“皮壳”、羽毛与肉体的关系，来论述作家品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同时也说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先有真情实意蕴酿在心中，然后文辞才能写在竹简书帛上，文笔流畅是感情激奋的结果。作家要有优良的品质，作品要有健康的内容，然后加以辞华，才能使作品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他引经据古，特别强调真诚的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在重视思想内容的同时，王充也不忽视艺术形式。他批评取消文采的无识之辈，指出“质”不能离开“文”而独立存在，“实情”只有通过“文辞施设”，才能充分表达出来。他用“龙麟有文”、“凤羽五色”、虎“毛蚡虫仑”、龟“背负文”等许多生动的比喻说明“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突出艺术形式的重要意义。因此，王充不赞成作品的“华而不实”与“实而不华”，认为内容与形式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文学必须“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从桓谭、王充涉及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的论述来看，他们比扬雄关于文质关系的见解有所进步、更加具体。其四，扬雄评论作家作品的意见在王充、班固的著作中得到反映和发挥。受扬雄指责汉赋缺点的赋论影响，《论衡》有不少篇章对辞赋提出中肯的批评。《自纪》提倡通俗易懂的语言，不满辞赋的语言风格，指出“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4］（P1196），认为赋颂之类专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深覆典雅”，令人感到“指意难睹”。#p#分页标题#e#
《定贤》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批评“言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4］（P1117）的辞赋对制止弄虚作假而崇尚实际的教化没有益处。《谴告》进一步说：“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赋，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反顺人心以非应之，犹二子为赋颂，令两帝惑而不悟也。”［4］（P641－642）所言说明汉赋因为过分追求形式华美，缺乏真挚的感情与讽谏的内容，所以令人迷惑不解，无益于社会政治。王充对辞赋的评论涉及语言的通俗、内容与形式、真实与夸张和文学的社会作用等问题，有其合理因素。与王充几乎同时的班固也有关于作家及其著作的评论，其中对屈原、司马迁的批评渊源于扬雄。论屈原，《离骚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睢》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作者不完全同意刘安、司马迁等人肯定屈原及其代表作的意见。他发展扬雄明哲保身的观点，对屈原的斗争精神及其作品所包含的强烈怨悱之情表示不满。他还根据儒家经典，对《离骚》所运用的神话传说题材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缺乏理解，认为它们“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全后汉文》卷二十五）［2］（P611）。又论司马迁，《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论。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3］（P2737－2738）。扬雄曾说《史记》爱奇而杂，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3］（P3580），班固接受这些意见，同时直接受到其父班彪批评《史记》的言论影响。他指责《史记》违背儒家经典，叙事有参差抵触之外，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等等。这种指责与他对屈原的批评一样，呈现其文论中保守、落后的一面。当然，班固还是基本肯定屈原、高度评价司马迁的，所论放射出思想的光辉，和扬雄的类似观点有精神上的联系。此外，扬雄谈论创作艰辛和学赋方法，桓谭也颇有同感。《新论•祛蔽》说：“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
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全后汉文》卷十四）［2］（P544）《新论•道赋》说：“扬子云工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全后汉文》卷十五）［2］（P550）扬雄早年尊崇司马相如，爱好辞赋，认真刻苦地研习许多名篇佳作，在辞赋创作中倾注大量的心血。桓谭从扬雄的创作过程和经验中有所启发，他结合自己从事赋作的体会，进一步指出只有付出辛勤的艺术劳动，才能取得巨大的创作成果；只要反复地、广泛地学习前人作品并有所变化与发展，就会提高艺术水平和达到神化境界。这些言论生动形象，富有新意。
在思想文化变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东汉时代，虽然桓谭、王充、班固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文学观点不完全相同，甚至相异，但是他们的文论都深受扬雄文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学习扬雄自创体系的著述精神，接受他尚用的观点、华实相副与事辞相称的主张、褒贬作家作品的意见以及其他文学见解，为当时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努力。正如朱东润说：“东汉一代，文学论者，首推桓谭、班固，其后则有王充。谭、固皆盛称子云，充之论出于君山，故谓东汉文论，全出于扬雄可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6］（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