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胡适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关联，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王光和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伦理学、红学等领域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而成为文学革命的发起者,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胡适对中西方思想的冲突和影响问题一直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自觉的意识,胡适1960年7月10在西雅图中美学术会议上这样说:“我想我们要推论中国传统的将来,应当先给这个传统在与西方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对照之后的状况开一份清单。我们应当先大致估量一下:中国传统在与西方有了这样的接触之后,有多少成分确是被破坏或被丢弃了?西方文化又有多少成分确是被中国接受了?最后,中国传统还有多少保存下来?中国传统有多少成分可算禁得住这个对照还能存在?”[1]胡适对中西方文化影响关系的分析也同样适合我们对他本人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分析。
作为近现代中国史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对台下听众的追问自然可以看作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胡适自己是承认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的,比如他对实用主义哲学、历史进化论的接受以及对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在内的欧洲近现代文学史的借鉴,但具体到如何受到以及受到哪些具体的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影响的问题,胡适却一直语焉不详,或回避,或否认,这给后来的相关研究增加了不少难度。比如胡适在与徐志摩的一封通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实秋说:‘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又说我‘对于诗的基本观念大概是颇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对于后一句话我自然不能否认……但我当时的希望却不止于‘中文写的外国诗’,我当时希望———我至今还继续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这是我理想中的‘新诗’的意义,———不仅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也不仅是‘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诗的诗意’的诗。”[2]胡适并没有否认他的文学思想(包括白话诗)与外国文化的关系,缺憾的是他没有对这种影响关系进行详细和深入的说明。他在美国的留学日记(1916年)中,又说:“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Utilitarian,其为Yol-stoyan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Utilitarian,抑或Yolstoyan也。”[3]胡适强调的是,只要他说的有道理,那么他的思想与西方的什么人什么思潮相似,又有何妨?胡适认为,这种相似反而恰恰印证了“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的道理。
一、胡适文学思想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日起,就一直是文学论争的话题。实际上,当时身在美国的胡适在写作《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是有一个与梅光迪、任叔永反复进行辩论的过程,其中某些话题就已经涉及到对中西文学观念差异的探讨,其时,梅光迪就曾劝诫胡适勿为西方肤浅“新思潮”所“动摇”。梅光迪认为白话诗的写作没有前景,注定要失败,并最早提出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特别是白话诗的主张)受到美国等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梅光迪认为胡适是在剽窃西方不入流的“新潮流”到国内贩卖,他说:“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Verslibre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Imagism之余唾。”[4]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有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跟,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3]而后,在与学衡派等论战以及后续的学术研究中,胡适文学思想与西方“资源”之关系的问题,更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论题。胡先骕曾对《尝试集》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全面否定,认为胡适“模仿西欧颓废派”,“复拾一般欧美所谓新诗人之余唾”,所以才“有如是之失败”,还认为胡适“新诗之精神”“不过枯燥无味之教训主义”、“肤浅之象征主义”、“纤巧之浪漫主义”和“肉体之印象主义”[5]等。
胡适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及时给予了积极回应,并在2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赞同并拥护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推崇胡适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确定了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发起者的地位。陈独秀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胡适文学改良思想所受到的西方浸润,同时也及时推出了自己的同样受到西方影响的文学主张“三大主义”作为呼应,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6]。胡适也认可1922年康白情在《评胡适的诗》一文中对他的白话诗创作进行的评价[7],其中主要谈到胡适白话诗的两个特点:一是“说理”倾向,二是带有美国风(美国的影响)。最早将胡适的新诗与美国意象派诗联系起来的是刘延陵。他在1922年2月15日《诗》月刊第1卷第2号上发表的《美国的新诗运动》一文中说:“新诗(TheNewPoetry)是世界的运动,并非中国所特有。”他还详尽地列举了意象派的六条主张,并在第四条(“求表现出一个幻象,不作抽象的话”)之后的括号里说:“详见胡适之先生论新诗。”[8]这里的“论新诗”指的是1919年10月发表的《谈新诗》。1922年8月17日,闻一多在其一封寄往清华文学社的英文信中写道:“YoumaybeinterestedtoknowthatourliteraryinsurgentDr•HuShi’s(八不主义)isnotquiteofhisowninventioneither•Ishallcopyseveralofcre-dooftheImagists,aschoolof“new”poetsofwhomthegreatestlivingwomanpoet,MissAmyLowellistheleader(胡适博士的‘八不主义’并不完全是他的发明,他可能是复制了以伟大的女诗人艾米•罗威尔为旗手的意象派‘新’诗人的信条。)”[9]梁实秋在1926年说:“在美国英国有一部分诗家联合起来,号为‘影像主义者’,罗威尔女士,佛莱琪儿等属之。这一派唯一的特点,即在不用陈腐文字,不表现陈腐思想。我想这一派十年前在美国声势最盛的时候,我们中国留美的学生一定不免要受其影响。试细按影像主义者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10]朱自清在其《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指出,胡适的理论主张受到“美国意象派(朱自清译为影像派)的影响”[11]。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胡适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是新诗的“开山鼻祖”,《谈新诗》是早期白话自由体诗创作的金科玉律。之后的周作人也发现胡适文学思想里有西方的成分,“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12]。但他更强调的是胡适文学思想的本土资源,认为《文学改良刍议》就是明代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现代版。同时期,关于胡适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也得到了关注。1935年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对胡适改良中国戏剧的理论主张作出了相当积极的评价。洪深肯定了胡适对西洋戏剧的提倡,尤其肯定了胡适对易卜生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社会问题剧的引进。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思想进行了大批判,因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批判的论题主要集中在实验主义哲学和进化论等西方思想方面。#p#分页标题#e#
新时期之后,大陆的胡适研究开始复苏并逐渐成为显学,与海内外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很好的交流。在文学研究领域,王锦厚认为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几乎全是从意象派那儿移植过来的”[13]。刘新民说:“胡适……的‘八不主义’,便脱胎于意象派的‘六条原理’和‘三项原则’。”[14]陈希认为,“意象派对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和新诗创作以直接的启发和影响,这个说法应该可以成立”[15]。徐改平认为,胡适从中外文学史的观察中得到了发动文学革命的信心和勇气,受到“鼓荡和激励”[16]。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将胡适的译诗作为个案来研究,揭示作为翻译主体的胡适在翻译这种社会行为中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并描述诗歌翻译从主题到形式到语言转型、白话诗体最终成为诗歌翻译正宗的演变过程,以及白话译诗与白话新诗创作之间的互动[17]。程巍在《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及其西方学理依据》一文中认为,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尽管吸收了中国本土的文学资源,袭用了前人的观点,但却从西方文学理论资源中为白话文学找到了新的基础,并认为胡适误解误用了他拿来作为文学革命观的学理依据“文言合一论”和“历史进化论”[18]。
二、80年代之后,海外的一些胡适研究成果也逐渐传到大陆。费正清的弟子贾祖麟(JeromeB•Grieder,后来的译本多译为格里德)在《胡适之评传》(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译为《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中认为,胡适发起白话文运动是受了美国的经验的启发。他说:“由胡适在美国的经验看来,若求得这种历史演变的趋势的应验,端在普及教育。……胡适对早年的改革者批评得很苛酷,因为他们未能承认语文改良与新思想传播两者之间的关联。……他对世纪初以拼音字母代替汉字的构想,也批评得同样苛酷。此种计划早已注定失败,因为抱此主张者不愿完全放弃汉字。若不能免除这一步,结果必致把社会分作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佃氓佃民……拼音文字不过是士大夫丢给老百姓的一点恩物。”[19]
夏志清也是较早的一位胡适研究者,但他的观点前后有些变化,他早期的观点认为,胡适是受到包括意象派诗在内的西方文学思想影响的。夏志清在《文学革命》一文中认为胡适明显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史上,一种文学的类型,其发展能够不因批评界的漠视和敌意而受到阻碍,倒不见得是一件这样不寻常的事。就拿英国的例子来说罢。没有几个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家敢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严肃的文学的。而亨利•菲尔丁和山姆•理查逊这两位小说家的地位,在十八世纪英国读者心目中,是难与蒲柏(Pope)和弥尔顿相比的。如果胡适不是在西方文学的传统中找到了这个保证,那么,他学问再好,批评眼光和胆色再大,也不能给中国文学带来这么一个反传统的看法。正因为他深知自但丁和乔叟以后,‘国语文学’在西方文学中成了主流;戏剧和小说在西方所享受到的崇高地位———他才能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看法。同样地,在阐释中国思想史方面,胡适也借助了西方较为精密的一套哲学专门术语和名词。”[20]只是后来夏志清(1979年)对自己的观点又进行了修正,否认胡适提倡白话诗没有直接受到意象派诗人的影响,认为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是建立在对中国以及欧洲文学演变史的深刻了解之基础上的,与当时英美诗界的革新运动没什么关系。理由是,胡适留学日记里没有什么证据,而且意象派当时在美国并没多少读者[21]。唐德刚和周策纵认为胡适文学改良思想是受了美国文学革命(即所谓的美国本土成长的“乡土文人”与留学英法的“哈佛派”等经院派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文学论争)的影响。唐德刚说,从胡适对“白马社”里新诗所下的评语,他对胡适早年所受到的西洋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的影响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说周策纵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当年胡适提倡“文学改良”是受美国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胡适之的文学观,正是这一派!(唐德刚按,指经院派,但胡适在文学形式上又倾向‘乡土派’)胡适所提倡的‘八不主义’只是纯技术性的‘改良’。至于文言文学的内容,胡适之并没有要求把它扫地出门。可是当时的美国文学改革运动,在文学技巧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争执。他们争的是文学的内涵,是以美国社会背景为主题的乡土派文人向经院派革命的斗争”[22]。周明之指出,胡适虽然阅读广泛,但在美国时,更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文学所吸引,比如他对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法国剧作家白里欧、德国剧作家赫仆特曼等人就非常欣赏。而且1916年的下半年,胡适表示同意陈独秀中国文学“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的观点[23]。
方志彤非常坚决地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八项主张是在英美意象派诗学主张影响下才产生的。他说:“Allinall,itwouldnotbeeasytodenythattheeight?pointprogramwasinspiredbyImagism•EzraPoundwastheGod-father,andAmyLowelltheGod-mother,oftheChi-neseliteraryrevolutionof1917•(总之,八点文学主张确实受到了意象主义的启示,这是不容否认的。庞德是1917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教父,罗维尔则是教母。)”[24]周质平的《胡适文学理论探源》一文延续了周作人的观点,认为胡适的文学思想最主要还是从对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史的观察中得出的,但他也还是承认胡适文学思想受到了西方影响。他说:“将胡适的文学理论依附到欧美‘意象主义’上去,这一方面低估了胡适出国之前,在中国文史中十余年的浸淫,以及中国文学批评所带给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忽略了自孔子以来即已深植人心的‘辞达而矣’的朴实传统。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胡适的文学理论曾受过西洋的影响,而设法为他加一个‘国产’的标记;我所不能同意的是:将庞德与罗威尔说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教父’、‘教母’,似乎没有这两位美国诗人,中国文学革命就要流产,至少也要延缓,而胡适的文学理论也将大为改观。这样的说法,未免过分夸大了西洋文学理论对胡适的影响。”[21]新加坡的王润华认为“意象主义被移植到了‘八不主义’中,并表示“胡适有意隐藏他所受西方‘意象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企图以一种‘本土’的面目示诸国人”[25]。#p#分页标题#e#
三、上述可见,西方文化对胡适文学思想的影响问题争论已久,且众说纷纭。这其中既有研究材料的发现和选取方面的原因,也与研究者的立场和倾向有关。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胡适文学思想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以往的研究没有全面系统地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揭示出胡适文学思想形成的脉络和线索,从而难以揭示胡适文学思想中中外文化各种因素互相融合的特征;其次,对胡适文学思想的西方文化渊源的探讨还不够深入,现有关于胡适文学思想西方文化渊源的探讨基本上是在原有的逻辑上徘徊,难以产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再次,以往的成果还缺乏真正地把西方文化与胡适文学思想的影响研究摆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来作细致深入探讨的研究,从而对西方文化与白话文运动以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的认识不够深入。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西方影响与胡适文学思想的关系研究仍然有着较大的学术空间可供开掘。比如,进化论是如何对胡适语言观和文学观产生了影响;文艺复兴以来的欧美文学史对胡适撰写白话文学史产生了怎样的启迪和示范意义;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平民文学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与西方思想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关系;如何评价胡适白话诗理论以及创作与西方文学资源的渊源关系,特别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谈新诗》中的诗歌主张与华兹华斯、惠特曼和英美意象派等诗学理论有着怎样的联系;西方文化与胡适文学批评的现代意识的关系如何:一是西方批评话语、批评思维、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如何对胡适文学批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浸染作用,二是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以及欧洲近代传记批评对胡适进行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胡适接受以上所论西方文化资源在历史阶段及原因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那么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它们在胡适文学思想中所呈现出的面貌和效果又是怎样的。在研究西方文化与胡适文学思想的影响关系这个论题上,也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难点,比如,胡适在表述自己文学思想的时候,常常以中西互证的方式进行举例和论述,甚至常常强调他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必然逻辑,这对正确认识胡适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所包含的元素的确认和理解造成了障碍。我们认为只有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出发才能辩识其文学思想的层次和肌理,这也是打开胡适文学思想的一把钥匙;胡适被公认为新诗的“开山鼻祖”以及“新红学”的创始人,但目前学界只是从中国传统诗歌史和批评史出发探讨这一说法,而很少有人从西方影响出发探讨这些论题。我们认为,从西方影响出发对上述论题做出细致深入的比较研究,或许能够给出一份更为合理的解释和评价;胡适是学贯中西的中国现代思想家和批评家,但是,他在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时往往不是全盘接受中西文化资源,而是创化甚至是偏取它们,这就为探讨其文学思想的中西文化渊源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性。例如“白话诗”这一概念范畴,一方面源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用白话写的诗歌,另一面确实受到了英美诗歌的影响。那么,我们判断它们如何对胡适对“白话诗”文学主张的影响,又在何种程度上对其产生了影响,就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了。
因此,我们只有对各方面的思想有了深入把握,才能对此作出尽可能明确的阐释。另外,对胡适文学思想的研究也应该在研究方法上进行调整,应该以胡适所主张的“历史”的态度去对待胡适文学思想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这具体体现在:一是采取“历史”方法和“实证”的态度。一方面对胡适文学思想的发展及形成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作出历史地把握,另一方面又把胡适文学思想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来论述和评价;二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一方面从影响研究的层面来探讨胡适文学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实验主义哲学以及英美诗歌的关联;另一方面从平行研究的层面来比较胡适“八事”文学改良思想与“学衡派”的文学主张的异同,以更好地理解和彰显胡适文学思想中的西方影响。
总之,要对胡适与西方的“影响”关系问题做更全面深入的探讨,必须对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主要论题做客观细致的分析,并就中国文学传统如何对胡适在吸收西方文学观念时所产生的内在制约进行合理的把握,从而理顺胡适文学思想中的西方文化影响以及这些西方文化影响与胡适本身已经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融合过程,考察胡适对西方文化接受的态度、方法以及误读,深入剖析与解释他倡导白话文运动的深层动因,并进而评估胡适文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史上的影响以及胡适其人在中国新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弄清楚以上论题,我们还可以分析胡适乃至其同代人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的得失,并从个案出发把握西方文化对新文学运动影响和作用进行评估,对新文学运动所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