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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莹
中国文学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并且浸润着中国文化最宝贵的精神思想。从先秦至清代的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其中虽受到外来思想和外来文化的短暂影响，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思想始终以独立的姿态发展着。时光流转，当今天的我们再次审视全球化语境的中国文化与文学思想问题时，可能与古代的看法已有了较大变化。这是因为全球化语境已然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而中西文化的碰撞更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语境中文化与文学思想的发展。
一、全球化语境的本质与文化话语的嬗变
“全球化”语境的出现是伴随社会发展而逐渐显现的，其基础在于信息交流的频繁和网络技术的发达。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更为侧重自我言说的话语表述模式，诚如陶渊明在诗中所写：“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的传递往往是作者自明其意，却又难以用恰当的语言加以表述，即言与意的矛盾。进入到全球化语境的时代，这种言说所暴露的不足以引起学者的重视。
（一）如何理解全球化中的文化与文学
对于“文化”一词的理解，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各有阐发。弗•杰姆逊曾明确指出：“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1］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应是借助于异质文化的视角去认识问题，才可以做到更为客观、准确。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从某种文化体系的内部就不能认识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就中国文学而言，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一整套的语意表达系统，具有鲜明的自明性特征。概括来说，文学与礼仪、文学与伦理标准存在相应的对应性特征。虽然古人是将之称为“诗”，而并非今天惯用的“文学”。我们却必须认识到这种对文学的认知方式，使得文学语言与礼仪制度、文学思想与社会伦理产生了紧密的逻辑关系。这种认识对于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发展是十分深远的，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要求文道兼修。即要求文学作品不仅要能够反映创作者自我内心的真实情感，更要符合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诉求。伴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取得统治地位，这种认识文学的方式也就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传统之一，也成为我们理解文学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在全球化来临的时代，借助于独立政权形式存在的各个国家及其政府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主体。
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但却绝非是理想化的平等地位。全球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它对文化、文学的影响必然是复杂的。概而言之，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主要借助于两个维度来展现其价值与作用：其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得信息流通和传播更趋频繁，进而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创造了契机。一种文化的传播往往自诞生之时起就开始了传播和发展，而不是要等待其完全成熟再展开传播，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它的传播过程。因此，欲了解一种文化的本质，不仅要关注其发源地，也要了解其传播过程，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洞悉文化的本质。也因为这个因素，人们对于这种文化的解读往往会走入误区，也就无法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深刻影响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文学发展。这就是文化传播的平等性在全球化时代被打破，当文化传播的节奏日益加快之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等因素也会对文化加以改造，使其与本来面貌有所不同。文化与传播方式、传播媒介等外界因素本应是平等关系，全球化语境中二者的对话不再停留于单一的信息交流，而是实现了有效的对话。这种对话模式的展开，使得掌握强势传播手段的文化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压迫效应，以致后者身处几近凋亡的状态。
（二）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出路
全球化自20世纪末期以来，逐渐成长为世界发展的主流，其产生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如此。作为一个席卷全球的时代风潮，不仅因为其最直观的外在特征是全球一体化的表象，还因为表象之下更为本质的内涵，它缓慢而具体地改变着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也因为如此，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文学———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语境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形成了共生共荣的良好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获得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再是文人雅士的怀中之物，而是以自己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全球化时代提供的传媒手段不仅激活了中国文学新的生命活力，也缓慢地改造着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从社会制度到语言文化、从国家结构到文化习惯等诸多方面都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中国人似乎更为习惯于西方的话语体系，更能接受异质文明思维方式。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全球化语境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已，更是我们认识文学、理解文学方式的改变。当我们的头脑中充斥着从西方借鉴来的文学术语和文学名词时，中国文学传承千年的传统已经被逐渐抹平。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以更为谨慎、科学、开放的心态去看待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发展问题。单纯的自我保护和逃避绝不是我们认识问题的最佳途径，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方式才是使得中国文学更好发展的最佳抉择。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张法、张颐武和王一川三位先生就在《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进行立场的转换问题。即从西方文化孕育的“现代性”中解放出来，转换到中华文化为话语背景的“中华性”中。这种理解方式不是全球化时代的倒退，而是经历了西方文化洗礼后的冷静思考。作为一种舶来品，“现代性”的概念自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到中国后，旋即成为学术界追捧的热点。但这种认知方式是否真的就契合中国文学，却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既然中国文学是由中国人创作的，所展示的内容和思想的主旨都是中华的，必然也形成了重视本土特征的内在审美诉求。在全球化语境的时代中，重视中国文学本土化特征是经过众多学人艰苦探索后得出的结论，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选择。#p#分页标题#e#
二、全球化语境与中国文学格局
进入到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所面临的格局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即是文学传播方式悄然发生的变化。这种转变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在全球化时代中人们不再满足于对文字的解读，更多地依附于图像的认知。读图时代的来临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使得我们认识中国文学的方式必须采取全新的途径。
1.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
如何去认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发展格局？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是何等面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确立的“述而不作”的传统一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他本人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并不擅于逻辑推理和严密论证，更多的是借助于日常生活的琐事表达深刻的内涵。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儒家学说所追求的“道”既不是现实生活的“道”，也不同于老庄对“道”的阐发。他所理解的“天”是最高的法则，是不可更改的。因此，“天”的本质就不仅仅可以通过语言来阐释清楚，而是需要借助于各种具体可感的现实事物加以彰显。但我们将“天”作为最高的存在物时，也就意味着认可了“天”应该是所有人行动的唯一标准。既然“天”不看重语言的阐发，必然有其深刻的内涵，我们也无须作过多改变，最好的办法就是遵照“天”的运行方式。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从这一点阐发开去，他借助于“名”、“言”、“事”等概念来表达自己对我们如何遵循自然规律的理解。所谓名即名分、命名，它表达着人们对存在于自然界中特定事物的内涵的理解。同时，事本来就应该是客观的事物本体，不过，它的出现不是以它的自然、原始面貌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是借助于特定的途径命名的行为，使得事物具有了从人的角度看来的特定属性。这种认知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在漫长的中国文明历史中，历代先民试图建构起与礼仪制度相匹配的文化模式，其具体手段正是将语言作为信息沟通的核心。但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这种将一切行为神秘化的文化表达，更多是些许的无奈。因为，言以名作为基本单位，而名本身却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它并没有彻底遮蔽事物的本来面目。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不仅因为孔子对言与思的认识，还因为孟子提出的“我知言”和庄子阐发的寓言。无论何种认识方式，均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初期基本的面貌。所谓的“言”就是语言，落实到文学作品中就是以各种形式表达主观情感的语言。
2.传播媒介与中国文学格局
在全球化语境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对文学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传播方式，其中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前者应被划入到传统的信息载体中；后者则属于“热媒体”，其依介的是较为便利和快捷的信息传递方式。这一全新局面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的历史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技术日趋成熟和普及的当下社会，新兴的传播媒介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媒体方式与文学格局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仍然属于之前讨论的“言”与“思”的关系问题。我们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内涵必须借助语言文字的理解，而语言文字从其诞生之初到人们使用之时，再从其初始含义到具体语境的新内涵，无不浸润着人类思想的精髓。然而，文字表达的文学信息与图像表达的影视作品的信息，虽然都是传达“同一部”作品，可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是改编。由于对作品的接受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及不同表达方式之间存在的天然鸿沟，使得中国文学的既有面貌发生着深刻、微妙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