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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婷 单位：山东工商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成为文坛领袖、并领导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主要文人。他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理论为散文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他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有过人之才，更有为人之高风亮节。他生活在社会矛盾尖锐，党争激烈，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中、后期，却心怀经世济民之志，耿直正派，仍然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卓然自立，表里如一，致使他既不见容于新党，又不得志于旧党，屡遭两党摧残，一生沉浮不定，历尽艰辛，其仕途坎坷波折之多，实为我国古代文人中所少有。苏轼一生的悲剧，确实是一种时代的悲剧。苏轼政治上的不幸，带来了他文学之大幸；政治上的失败，带来了他文学上的成功。苏轼不但在诗、词、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书法、绘画也是一代名家。他不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有卓越的建树，而且文学实践方面也有丰富的创作实绩。
一、技道两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
苏轼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形式主义文风，坚持由欧阳修开创的北宋古文运动的正确方向。他景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也非常推崇欧阳修，誉为“今之韩愈”。认为文章要有益于济世之用，“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不能为文而文，强调文章针砭时弊的价值。他大力肯定欧阳修所说的文章“必与道具”的话，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学以致其道”（《日喻》），强调从日积月累的学习和实践中得道，而不主张把文章的内容只局限于对儒家经典的阐发上。在《总策序》中，他明确表示对汉、唐以来某些儒者只因袭圣人之言而不务实际的不满：“自汉唐以来，世儒者，忘己以徇人，务为射策决科（应科举）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词章，不适于用。”（《清波杂志》）由此可见，苏轼对道的理解更为灵活、通脱，也更加实用，而他自己为文，就能做到“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在文道关系上，苏轼强调“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答乔舍人启》），反对多空文而少实用，猛烈抨击五代余风。在诗新运动中，苏轼与欧阳修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在文道关系上，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韩愈、柳宗元都强调“文以明道，文、道统一”，柳宗元特别重视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强调形式、艺术技巧要为“明道”服务。苏轼继承和发展了韩柳的这一观点，但他更重视“文”，重视文章的文学性。他把作文章看做是不朽的事业，并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不止一次地说“文章如精金美玉”（《答谢民师书》）“；文章如金玉珠贝”（《答刘沔书》），认为文章既是反映现实的工具，又是表达感情的手段。这就把“文”和“道”的关系讲得更加透彻了，文要明道，但文和道并非一物，不可混同。只有理论，只有文章的充实内容并不等于有了好文章，还必须讲究创作规律和技巧，否则就会出现“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文可于画谷偃竹记》）的情况。在《答虔俞括奉议书》中，他说“：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于口与手。所谓文章，能达是而已。”在《答谢民师书》中，他又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这两段话都说明文章应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本身固有之道理，要准确地刻绘事物之形象，亦即应达物之理，求物之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高度重视文章技巧。苏轼把“能道意所欲言”（《达王庠书》）作为写文章的最高境界，足见他对“文”给予了他的前辈们未曾有过的重视。既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更重视文章的艺术特征，突出散文的形象性、文学性，自觉追求散文的文学色彩，这是苏轼对古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重大意义。
基于他对文章艺术特征的重视，所以他对古文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苏轼一生的文学实践是始终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这是辩证地概括认识艺术规律和发挥独创性之关系。创新，不是随心所欲；自由挥洒，不是信口开河，既要创新，又不唯务新奇，文理出于自然，姿态千变万化。他要求作者必须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强调言能尽意。在《答谢民师书》中，强调作家对于客观事物不但要了然于心，更要了然于口与手，他认为“是之谓辞达”。据何蘧《春渚纪闻》载，苏轼曾对刘景文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讲的都是作家驾驭语言的问题，要求作家能够意之所至，笔亦随之，把客观事物、人们的思想感情准确地、恰如其分地用文字表达出来。“姿态横生”主要是指文章的形象性、生动性。质木无文平浅呆滞，虽平易但无味。苏轼在要求文章“文理自然”的同时，又要求“姿态横生”，充分表明他高度重视文学作品形象性、生动性的特征的。为使文章能“姿态横生”，苏轼特别强调要“求物之妙”，要“随物赋形”，注重神形兼备。深厚的思想和生活积累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基础，而社会实践又是产生创作冲动的基础，所谓“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些都只产生好作品的必备条件，并不等于有了好的作品，要写出生动感人的作品，“求物之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求物之妙”，就是要求作者能准确地抓住描写对象的神妙之处，捕捉住描写对象最富特征性而又稍纵即逝的形象，并用真切的文字表达出来。文可与画竹，“得成竹于胸中”，然后“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写文章也如此。“得成竹于胸”是观察生活，孕育形象的过程，“追其所见”则是刻画描绘形象的过程。苏轼把“求物之妙”比作“系风捕影”，是强调不易做到的。#p#分页标题#e#
苏轼还要求文章求物之妙，自然就要求文章要写真，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使笔下的景物或事物惟妙惟肖。但写真并不等于照相，不等于刻板描摹其形，所谓“真”“、妙”，既包括形，也包括神，并且重在神似。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即是说只求形似，乃儿童之见，而要真正做到传神写照，就不能囿于形似，必须用含有言外之意的语言去写难言之景和难达之情，苏轼所谓“妙在笔墨之外”，就是要求文章描绘事物，既要肖其形，又要传其神，做到神形兼备。苏轼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他对前代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博观约取，扬其长而避其短，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他高举韩愈和欧阳修这两面大旗，在文道结合，自然平易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更自觉地把文艺当作独立的事业，更重视文章的文艺特性和艺术技巧的巨大作用，更自觉地追求文章的自然美，多方面地探讨了文章的特点、规律和技巧，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古文运动理论。
二、丰富的散文创作实践“技道两进”之主张
苏轼的散文创作十分丰富，都是“不能不为之”的有为之作。他对社会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见，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他丰富而复杂的感情，都一寓诸文。他虽为文字所累，在政治上吃尽了苦头，也曾有过搁笔之念，但他至死也未停笔。他的散文数量大、体裁多，千姿百态，真正实行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的理论。豪迈奔放，雄浑恣肆。苏轼的文章多是在强烈的创作冲动下产生的，有感于事，必尽吐而后快。其议论文大多雄辩滔滔，气势纵横：像他的《教战守策》《上神宗皇帝书》《留侯论》等，无不激情奔腾，纵横驰说，雄辩有力，气盛神旺，明显地继承了《战国策》、《孟子》、贾谊、陆贽以及韩愈的特点。议论文如此，记叙文亦然。其他像《石钟山记》《赤壁赋》等作品中的议论部分，也都写得雄浑恣肆，奇崛奔放。姚鼐在《复鲁非书》中谈到文章的阳刚之美时说：“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若以此来衡量苏文，苏文确有一种惊心骇目，志变神动的力量，即有一种阳刚之美。
随物赋形，姿态横生。苏轼一生政治上失意，但他热爱生活，肯定人生，对一切事物都观察精细，故其为文特别善于捕捉有特征的形象，进行生动的描写。在他的笔下，人情物态，宇宙万象，都穷形尽相，惟妙惟肖，生动传神。写人物，往往寥寥几笔，即能再现人物的神情风貌。如他在《石氏画苑记》中写石氏之精神矍铄，气度不凡：“长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画道人剑客，年六十一，状貌如四十许人，须三尺，郁然无一茎白者。”《石钟山记》描写夜泊绝壁下所见之奇景；《放鹤亭记》意在渲染山林之乐，文章却写得自然圆熟，激趣横生，全文写景、叙事，说理、抒情浑然一体，情、理、文兼胜，相得益彰，真可谓“随物赋形”，无不如意。活泼畅达，行云流水。苏文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章，不管是议论还是记叙，大都是叙述、描写、抒情兼而有之，错杂使用，随笔挥洒，出于自然。他自谓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其议论文虽纵横驰骤，但开阖跌宕舒卷自如。当真做到了“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总策序》）。其记叙文更是自由通脱，如行云流水。像前后《赤壁赋》《游沙湖》《答秦太虚书》等，文无长短，均写得活泼，条理畅达，形态变化多姿，行文收纵自如，或行或止，都能符合“求物之妙”、达物情之需要，而绝无刻意雕琢，苦心营构之痕迹，真可谓无意为文而文自妙。苏文这种妙超自然、活泼畅达的特点，与作者文思开阔，才华横溢有关，更与作者随物赋形，妙解文理及高超的语言技巧密不可分。生动精练，明快自然。这是苏文语言的突出特点。
苏轼的散文除少数政论文篇幅较长之外，其他文章一般都篇幅短小，这与作者语言精练自然有着极大的关系。推敲锤炼，往往三言两语即可叙述一事，描绘一景，创造一境。如他写画竹：“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文可于画谷偃竹记》）再如《与侄论文书》：“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旦夕学此。”这的确是经验之谈。“绚烂之极”而至于“平淡”，一语道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可见苏文由“气象峥嵘”到“平淡自然”，由“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即纵横驰说）到“行云流水”，是其语言风格特征圆熟的表现。苏东坡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完成者，他的“技道两进，能道意欲所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的文学理论主张与文学实践，扩大了古文的运用范围，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文学主张，大大地提高了古文的表现力，增强了古文的文学色彩，把散文的实用性、通俗性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苏轼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