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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畅 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刘勰与齐梁文坛主流究竟合拍还是异趣，他倾向于新变派还是复古派，目前学界仍有异议，今后还会争论下去。①笔者以为，争论双方都能够拿出自圆其说的确凿证据，说明《文心雕龙》本身就包含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丰富原质，具有极大的理论弹性，所以，导致“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剖解，毫不奇怪。攻其一点，是一种方法；窥其全貌，也不失为一种角度。《序志篇》云：“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唯务折衷，即调和对立双方，取其中正，持论周洽，无所偏颇。这可视为刘勰分析问题的一种原则性方法，《文心雕龙》通篇几乎都留下了这种思维痕迹。近来，不断有学者从“唯务折衷”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心雕龙》。②这些意见，笔者基本同意。这样，确实能使一些争执不休的问题得到圆满解释：例如刘勰思想属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与文坛主流合拍还是异趣，他倾向于新变派还是复古派，他对“文贵形似”的时流风尚赞同还是反对……从资料分类还原梳理的层次看，这一问题似乎已解决。但是，深入探讨刘勰这一思想的成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笔者注意到，已有学者试图从齐梁时代文化崇尚多元入手，剖析“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原因。①确实，齐梁之际宽松的文化氛围是孕育多元折衷思想的温床，但在时代氛围面前人人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同样可以影响其他人，况且多元的时代也可产生偏激的见解，如裴子野的《雕虫论》。由此入手，只能解释问题的普遍性，却未能解释为何偏偏是刘勰产生了“唯务折衷”思想这一特殊性。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分析。本文意欲略人所详，而详人所略，拟从刘勰与时流的距离关系探讨“唯务折衷”思想的成因。时流者，一代之时尚名流也。《宋书•蔡廓传》云“：廓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本文认为，刘勰与当时领袖文坛之“时流”的距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性微妙状态。实际上，《梁书•刘勰传》已透露出了这种信息。即者，入其环内也，其云：“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离者，出其圈外也，其云：“（《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重。”结合二者，就是不即不离。不即不离者，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也。如能对这种边缘性状态把握准确，分析透彻，就找到了解释刘勰“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钥匙。
一刘勰与时流的距离之一，是他骨子血脉里遗存的浓厚北人意识。齐梁之际，南风劲吹。不仅政坛南人秉政，文坛也是南人的一统天下。作为南渡北人的后裔，刘勰有借助北方思想文化矫正时弊的意图。《序志》中，他对前人文论最不满的就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而他用来“寻根”“、索源”的武器恰恰是北方儒家的思想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寻根”“、索源”、“述诰”云云，并非书面上简单的引经据典，而是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内涵。从家世渊源看，刘勰的“根”和“源”都在北方。刘勰为南渡北人之后，其祖籍莒（今山东莒县），属齐鲁旧邦。莒，周时为莒国，春秋属齐。后又入楚，楚灭鲁后，迁鲁君于此。《论语•子路》所云“子路为莒父宰”，即此。《宋书•州郡志》“：南东莞太守领县三：东莞，莒，姑幕。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西晋末年之北人南渡，往往有举族迁徒、聚居的特点，易地而不移俗。《宋书•州郡志》载：“南琅邪太守，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按南东莞一郡领户不过千余，而琅邪郡一次性过江就有千余户，几与之相埒。可见其整族迁徒之人多势众。东莞郡的迁徒也有千户规模。事见《晋书•徐邈传》“：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间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按东莞领县有三，东莞、莒、姑幕各居其一，同属一郡，姑幕乱则莒必无宁日。以姑幕移民的数量推之，刘勰祖上一族由莒南迁的规模也不会太小。勰祖灵真。据梁书本传，灵真为宋司空刘秀之之弟，而秀之则为刘宋开国元勋刘穆之之从兄子。《宋书》刘穆之本传云其“东莞莒人，世居京口”。这种北人整族整郡南迁的直接结果就是易地而不改名，不移俗，身居南土，不忘北音，保留了许多北方的社会习俗，并把北方思想文化直接带到南方。正如《通典•州郡》所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处于这种特殊的南迁文化氛围中，刘勰祖上也不会例外。杨明照曾分析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犹重，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梁书刘勰传笺注》）不无道理。
这种聚族迁徒、群居的移民特征，不仅保留了北方风俗，而且遗传了北方的思想意识。中华文明，崛起北土；齐鲁旧邦，斯文尤盛。作为有着齐鲁文化背景的南迁北人后裔，其血脉骨子里北方文化的正宗意识和自负感是非常浓厚的。如颜之推祖籍山东琅邪，永嘉南迁至之推之世已历四代，可他《观我生赋》还念念不忘自己祖籍是北方：“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无独有偶，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痕迹：“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一曰“南翔”，一曰“南行”，传播齐鲁文化的荣幸和自负之意溢于言表，可见其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北土观念。正如汪春泓所说，假如刘勰的籍贯潜意识是世居之京口，淡忘了北方祖居之地，那就应称“迎”仲尼而南“来”，而不应称“随”仲尼而南“行”，这一“随”一“行”，明显透露出刘勰身为孔子乡人的骄傲。①《序志》又说：“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梦里梦外，以与至圣孔子同乡为荣的口吻溢于言表。此外，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诸篇中，刘勰一再盛赞孔子对中华文化的卓越贡献。《原道》云“：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铸《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享，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宗经》云：“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p#分页标题#e#
作为圣人同乡和齐鲁移民后代，在心态感觉上，刘勰对南方主流社会不无俯视之态，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和距离感，尤其当他处于想进入又难以进入这种主流文化圈的边缘状态之时，这种距离感就尤为强烈，对圈内风气看得就更清楚，言辞也趋于激烈———“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鬼浮诡，饰羽尚画，文绣搫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这种距离感使他本能地从北方圣贤的著述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其见解超出圈内人士，超出南方时流，乃有一种逻辑上的必然———“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可以这样说，当他以齐鲁文化后继者自任，有意识地借助北方儒家经典矫正时弊之日，就是他无意识地超越了自己所处的南方主流文化氛围之时。他在《序志》中明确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原，莫非经典。”这种思想，与齐梁之际儒学衰微，文坛求新变、贵形似的整体风气是大异其趣的。按《文心雕龙》成于齐末，已成定论。②另有成于梁说，也在天监初年。③与日渐繁荣的文坛相比，此期儒术的情况很不妙。据《南史•儒林传序》，天监初年之前，即《文心雕龙》付梓之时，南方儒学，式微已甚———“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莫肯养众，后生鼓励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刘勰之欲用北方儒家思想规范文体，提倡《原道》、《征圣》、《宗经》，其社会背景正是这种局面。这对以齐鲁文化传人自居的刘勰来说，独立苍茫，一览众山，更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和责任感。何况他之著书立说，本来就有弘扬圣贤经典之意，所谓“敷赞圣旨，莫若著经”是也，只是因为“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可见，在他心目中，论文与著经有着同等地位。
刘勰生当南北分裂之时，主要活动在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些都明显限制了他对北朝或北方文学本质特征的观察与认识。但文学是一种通过书写符号传播、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艺术形式。刘勰一生虽缺乏在北方生活的亲身体验，但并不缺乏间接了解、认识北方文学审美特质的精神渠道，这种渠道就是建安文学或“建安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建安风骨，字里行间充溢着欣赏、赞美之意。如《时序》篇：“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不仅描绘出其文学活动的生动图画，而且指出其“雅好慷慨”“、梗概多气”这一精神上的本质特征。又《明诗》篇“：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留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容，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妙；驱辞取貌，唯取昭晰之能。”《风骨》篇中，还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了建安文人的整体美学追求，其云：“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逸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可见他对建安文学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建安文学都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审美特征。刘勰抓住了建安文学“多气”、“任气”、“重气”这一特点，等于抓住了北朝或北方文学的核心审美特征。从多种角度观察，建安风骨具有鲜明的北方艺术审美属性，是北方精神孕育出的一朵文学之花。简略言之，其北方属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为地域性文学集团，主要活动在中原一带，这决定了其慷慨悲凉带有鲜明的北方地域性特征；二为文武兼备型文学集团，尚武为其精神内核，不仅曹操一生戎马，曹丕亦“长于戎旅之间……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曹植也是“生乎军，长乎乱”，其《白马篇》中骁勇的幽并游侠儿就是他内心精神的写照，这与单一崇文的南方文学集团很不一样，很符合刘勰“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的观点；三为征服意识强烈，北方古为华夏政权中心所在，所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北胜南是中国历史军政格局演变的规律之一，从地利上看，曹魏集团已处于征服者的地位，这就决定其诗多有忧患意识和刚猛之气。钟惺论曹氏父子，称其“高古之骨，苍凉之气”（《古诗选》）；谭元春评曹操云“此老诗歌中有霸气”（《古诗归》）；《世说新语•豪爽》记：“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均指其刚健力度而言。从三曹、七子的籍贯、活动范围和其作品反映的内容三方面来看，建安文学具有浓烈的北方地域色彩，有一种“铁马秋风冀北”式的阳刚博大之美，是地道的北方文化产物。从籍贯看，三曹和七子都是北方人，血脉骨子里就有北人的刚性血气；从身份看，他们是统一中原的君臣，以北方为基地，怀有进而扫荡天下的雄心霸气；从活动范围看，其洒笔酣歌、耳濡目染的环境都被南北分裂的条件限制在北方；从其接触的景物看，是视野开阔、线条劲直的北方山川，不仅体积巨大，气魄雄伟，而且人文历史积蓄深厚，古代圣贤、帝王的精神贯注其中，易于寄托感悟人生、建功立业的博大情思；从其吟咏的对象看，由于建安文人所处动荡、战乱的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局势变化不定，人的寿命变短，于是生命意识特别敏感、强烈，形成其独有的一种忧患意识和悲凉风格。这与处在温暖环境中、重感官享乐的南朝文化精神也是大异其趣的。慷慨悲凉的人生感悟，建功立业的浓烈情思，哀怜民生多艰的人世咏叹，构成“建安风骨”重刚健、尚骨力的审美特征。#p#分页标题#e#
刘勰骨子血脉里遗存着浓厚的北人意识，他对借助北方思想文化来规范文体和文坛风气，本来就有一种本能的自觉。刘勰之重视并推崇建安风骨，实为找到了一条与北方文化审美精神沟通的渠道，他总结的建安文学“雅好慷慨”、“梗概多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之处。这种评价不仅适用于建安文学，而且可以扩展到评价整个北方文学的审美特征，为他进一步思考融合南北文化两长的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些都使刘勰的眼光、见识能够超越自身所处的南方文化氛围。
二刘勰与时流的距离之二，是士庶之别。这种距离和区别不仅是社会地位上的，更是文化心理上的。关于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王元化的《刘勰的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辨析甚详①，笔者倾向于这种判断。但感觉辨明刘勰士庶属性这一成果的学术价值尚未被充分利用，仍有思维驰骋的空间。笔者认为，辨明刘勰士庶属性的最大价值在于：据此又找到了判定刘勰与时流距离的另一把钥匙。南朝齐梁，文在皇室宫廷，故社会主流和文坛主流具有同构共趋性，刘勰与社会时流的距离是由其庶族地位决定的。据《梁书》本传：“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关于刘勰依僧佑，有王元化的逃避租役说，及张少康的结交名流说。②逃避租役是由于出身微贱，结交名流是寻找登仕捷径，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刘勰的庶族地位，也正微妙地说明了他与主流若即若离的社会地位因素。入寺清贫著书，而不是出没于官场文坛，这本身就是一种距离。《文心雕龙》约在此期成书，就是这种距离的产物。据《梁书》本传，书成后，无人赏识，而刘勰本人却是“自重其文”，可见时流所轻和他自己所重是矛盾的，其间有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应该看到，这种距离，并非刘勰的主观愿望，而是“士庶天隔”的社会产物。刘勰想通过主观努力改变命运，但时代对他的接纳十分苛刻，尤其在《文心雕龙》构思、酝酿及写作的齐末梁初，他尚为贫寒庶族，与主流社会如隔天壤。距离既是一种拒绝，也是一种旁观者清的有利位置。处于社会底层，对锐意求仕进、自视自期均极高的刘勰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其心态中常有压抑、愤懑、不满的阴影，对“士庶天隔”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这在《文心雕龙》中时有表露。如《史传》的尖锐批评：“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吹霜照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程器》中慨叹：“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也。”又如《知音》篇：“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迢闻声而相思’也。”结合《文心雕龙》终齐梁之世“未为时流所称”的史实，可以见出其中个人怀才不遇的愤激之情。出于庶族立场，刘勰对世家大族多有批评，集中表现在《程器》中。
由于旁观者清，所言寄慨遥深，多愤世嫉俗之语。尤其可贵的是，在南朝狂热尚文的氛围中，刘勰能指出“：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齐梁之世，举世崇文，所谓“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梁书•江淹任昉传论》）。刘勰此说，略显突兀。但考之史实，可知其有极强的针对性。刘跃进先生在考察了东南豪族，尤其是吴兴沈氏在东晋南朝的兴衰遭际后，得出结论说：“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同东南豪族一样，绝大多数侨姓士族也相继弃武从文，逐渐走上文化士族的道路。至齐梁之际，这种转变已经大体完成。”③《梁书•到洽传》载任昉对梁武帝语：“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极简洁地道出这一士风的嬗变。这种崇文时尚导致的弊端就是士人“迂诞浮华，不涉世务”，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终日“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其风俗柔脆至于此。及侯景乱起，这些“肤柔骨脆，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的虚弱文士，多不堪一击，“坐死仓促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勰提倡文武并重“：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卻毂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程器》）此种崇文弊端，害国误政不浅。以朱异为例，此人以文起家，“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为其长……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大同六年，“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梁书•朱异传》）。颇得宠任，所谓“四官皆珥貂……四职并趋卤簿，近代未之有也”（《梁书•朱异传》）。而在是否收纳侯景这一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朱异善窥人主之意，阿谀以承上旨，以致酿成梁末大乱。此为单纯崇文之恶果，亦可见刘勰不幸而言中，他对举世崇文、士人不堪器用的担忧也含有一种“后之视今”的远见。
当然，《文心雕龙》是一部论文著作，但从贫寒庶族的立场和心态出发，刘勰可以把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融注到文学批评之中。如他强调风骨，明显是针对文风靡弱；而文风之靡弱，又与士大夫重文轻武，其中多“肤柔骨脆”之辈有关。《文心雕龙》对柔靡文风批评的最原始动力，无疑来自他郁郁不得志的庶族地位，对此，《序志》篇已言之甚详。刘永济分析说：“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是以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文心雕龙校释》）可谓切中肯綮。世风之重文轻武和文风之弃质崇文，本来就具有同根共生的性质；被社会主流拒绝，与被文坛主流排斥，也明显有一种内在联系。欲接近主流社会而被排斥，自贵重其文而难遇知音，就决定了刘勰对南风劲吹的文坛有一种清醒冷峻的批判态度。齐梁之际，沈约为代表的南方派统领文坛，追求新变，构成“近代”文坛主流。《程器》云“近代辞人，务华弃实”，《物色》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明诗》云“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尚也”，《定势》云“自近代以来，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通变》云“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也”。在这种对“近代”极高的批评频率中，可见刘勰对文坛上南风劲吹的态度。这里“近代”、“近世”云云，即指由北趋南、至齐梁达到极盛的文风演变。这种南北风气易位的变化实滥觞于魏晋，刘师培认为，建安七子还“悲哀刚劲，洵乎北土之音”，但到“魏晋之际，文体变迁，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嵇、阮诗歌，飘忽峻佚，言无端涯，其旨开于庄周，及其弊也，则宅心虚阔，失所旨归。左思歌赋，广博沉雄，慷慨卓越，其旨开于苏、张，及其弊也，则浮嚣粗犷，味厥修辞。北方文体至此混淆……诗歌亦然，故力柔于建安，句工于正始，此亦文体由北趋南之渐也”（《南北文学不同论》）。此期文学，颇染浓厚的南国地域色彩，讲究形式美的文风弥漫朝野内外。理论的研讨，也都围绕着文学特质、形式技巧进行，如文笔之辨，模山范水之作，声律音韵的探索，格律诗雏形的出现，用典使事的讲求，骈体文的成熟，宫体诗的流行等。其主流趋势一言以蔽之曰：文贵形似，气尚阴柔。其文学思想如影随形，同样重文轻质，求新思变，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纲《与湘东王书》，萧绎《金楼子•立言》，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叙》，都十分注重“文”的特质。萧统编纂《文选》，更是迂回委婉地把经、史、子、传排除在外，向辞采情思倾斜：“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文选序》）他把佳诗美文比作愉悦视听感官的音乐锦绣———“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这就是环绕着刘勰的时流风尚，刘勰对“近代”、“近世”的批评，多指此而言。#p#分页标题#e#
士庶天隔，郁郁不得志，是刘勰指摘社会弊端的动力，也是批评文坛病态的角度。与时流所保持的距离使他能站在主流圈外，清醒地观察，冷静地思考，看到表面热闹喧嚣背后的种种病态。这种视角，圈内人是不会具备的。如以上所举萧纲至萧统、沈约等“贵盛”者，都是倡导一时风气的人物，他们独步文坛，领袖群伦，常醉心于自己所倡导的时尚之中，口吻中多有欣赏、自负、得意之态。萧纲就说：“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与湘东王书》）沈约也认为“音律调韵”乃为诗关键，很自负地说：“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把声律视为一己独得之秘。有这种孤芳自赏心态，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所热衷倡导、参与的文学运动中的弊端，因为无论时代或社会，都没有赋予他们这种冷眼旁观的位置和视角。刘勰被主流社会排斥，始终“未被时流所称”，从他个人发展、命运角度看，是不幸；但从他因此得以冷眼旁观圈内弊病的角度看，又是大幸之事。身在圈外，才能看到圈内的弊端；知道什么是弊端，才会萌生矫正、超越的意识。犹如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贵形似、尚阴柔的南方文坛本身显然也不会提供这种自我更新的武器。于是，借助北方的气质风骨以纠其偏、矫其弊，乃有一种逻辑上的必然。从思想意识角度，刘勰用以纠偏的武器是儒家伦理政教；而从文质角度，刘勰矫弊的武器则是建安风骨。《文心雕龙》的《时序》、《明诗》、《风骨》中多次提到建安文学“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征，尤其是《风骨》篇强调了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并一一分列孔融、徐幹、刘桢“气”之不同，总结建安文学特点为“重气”。值得注意的是，《风骨》篇中，有时“风“”骨”对举，有时“风骨”连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找到与气同等的关系。前者如“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后者如“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刘勰作《程器》，是提倡政事练达，文武兼备，纠士风之靡柔；作《风骨》，则是提倡情感饱满，刚柔相济，矫文风之靡弱，从而合南北两长，树立一种“风清骨峻，遍体光华”的理想文风。“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这本来就是以人体生理之道喻为文之理；所以，《程器》与《风骨》，一说人，一论文，实有内在联系。
三若离，是排斥，是异趣，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面———若即，即接近和趋同。若离，使刘勰获得一种思想原则上的把握；而若即，则使他得以接触、熟悉圈内风气，从内行的角度和眼光分析文学现象，公允地看到南方文学重特质和形似的长处。学者之论《文心雕龙》与当时主流合拍，多从这一角度立脚。刘勰之向文坛圈内靠拢，是在向主流社会的接近中同时进行的。同传统文人一样，刘勰的仕进意识很强，他正常的、理想的生活道路是“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程器》）。通观其一生，也是朝此方向实践的。无机会仕进时，他选择了“穷则独善其身”，入寺闭门读书，清贫的环境中仍跳动着一颗炽热焦灼的功名心———“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因宜蓄素以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而一旦有“达则奉时以骋绩”的机会，他马上就离开寺庙，登仕去也。他自称感梦而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主张“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孔子，而非主张遁世的佛教祖宗释迦牟尼，可见即使身在寺庙，其用世之心仍很强烈。天监初年，儒学复兴，四年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并置《五经》博士各一人。这无疑让贫寒庶族士人看到了一线希望，《序志》中所表现出的功名心如此炽热，其文化背景正是儒学衰微后的复兴。刘勰著《文心雕龙》，以文章求显达的动机很明显。书成之后，又急于表露于世———“（《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梁书•刘勰传》），这番良苦用心取得了成功，“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又据《梁书》昭明太子本传载：“（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而刘勰也身在昭明太子所引纳的才学之士的行列中，本传云：“昭明太子爱文学，深爱接之。”后来刘勰成为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二人有过直接交往。萧统以太子之尊雅爱诗章，沈约以尚书之重妙善辞赋，并为文坛盟主，均为倡导一代风气的人物。其中萧统编纂《文选》，为文坛一时盛事，影响深远，功在百代；沈约发现音韵的奥妙，从根本上影响和左右了中国此后韵文学的发展。沈约对《文心雕龙》的态度是“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萧统对刘勰的态度是“深爱接之”，可见刘勰虽未为时流所重，但明显接触到了圈内的领袖人物，呼吸到了圈内的空气，所谓“若即”是也。《序志》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枢纽者，提纲挈领之关键也。笔者以为，“文之枢纽”说集中体现了刘勰“唯务折衷
”的文学思想。其中，《原道》、《宗经》、《征圣》是为“人文”寻找理论依据，借助儒家思想意识规范文体，是尚北；《辨骚》则是肯定南方文学的特质和技巧，是宗南。其中典型体现了“唯务折衷”的精神。这样说，理由有二：一是《离骚》等楚辞作品本身是南国风土的产物，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所谓“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物色》）。二是刘勰讲宗经，并非呆板地文以载道，亦很重视文学特质，相对《诗经》来说，楚辞是一种变体，所谓“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所以楚辞在“文之枢纽”中的地位是“变乎骚”。经是正，骚是变。无经来规范，则脱离圣贤正道；无骚以新变，则背离文学特质。讲变，是在合乎经典的前提下为文学技巧找到了一条合理出路，给形式美留下一席之地，而形式、技巧恰恰是南朝尤其是齐梁文坛之所崇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勰之强调“变”，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极强的针对性。《文心雕龙》酝酿及成书前后，齐梁文坛正处于由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型的“新变”关键时期。以沈约为代表，讲求声律的永明作家步入文坛，其特点是厚今薄古，骛奇追新，如萧子显所云“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刘勰对新变派的态度较为复杂，从宗经角度看，如上所论，不无微辞；而从文艺规律出发，他又主张“通变无”、“日新其业”，对“变”和“新”都持肯定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楚辞之“变”与永明文学之“变”，在“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都是南风劲吹的产物，他在文之枢纽中强调要“变乎骚”，在《通变》中提出“望今制奇”，实际是对齐梁文坛新变派的一种委婉迂回的肯定。#p#分页标题#e#
辨骚，就是辨析骚的价值。骚的价值何在？就是“奇”。《辨骚》开篇就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相对《诗经》的正而言，奇是一种变化，有着浓郁的南方地域特色。从宗经文学观出发，刘勰认为《离骚》有四点合乎经典，即“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意”和“忠怨之辞”，而这四点恰为北方思想文化特点；又说它有四点异于经典，即“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猖狭之志”和“荒淫之意”，这四点又明显多染南方文化色彩。就刘勰对骚的总体看法而言，有抽象否定，但更多的是具体肯定，多赞誉之词，如“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有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又“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矣”，并称“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正纬》），具有全篇总结性质的赞中更是这样———“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在“文之枢纽”关键的五个座位中给《辨骚》留下一席之地，其意义要远远大于五分之一：它在带有浓重北方文化色彩的宗经思想之外另辟出一片天地，使讲求文学特质、形式、技巧的南方文风有所依归。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辨骚》，才会有《丽辞》、《声律》、《事类》、《夸饰》、《情采》、《神思》、《物色》等一脉篇章存在的合理性，而其背后活跃的恰恰是肯定文学特质、注重形式技巧的南方审美因素。从《声律》篇中，就可见出刘勰对时流风气即“近代文学”的参与程度。音韵声律属于纯粹技巧方面的探讨，以宗经文学观视之，纯属雕虫小技，沈约也看到了这一点：“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耶?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贤立言之所急也。”（《答陆厥书》）但又十分自负，称“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对这种“新变”之物，裴子野专门著《雕虫论》反对，钟嵘也有异议，甚至持批评否定态度———“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驾，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诗品序》）。而刘勰却专著《声律》篇，从文艺科学角度认真研究了这一“新变”之物。篇中所论多有与沈约意见相合者，如沈约认为宫商音韵出于自然情性，“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刘勰也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故言语文章者，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二者如出一辙。当然，《声律》篇中更多的是对永明声律说的进一步阐发。如刘勰认为“：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商徵响高，宫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这里提到喉、舌、唇、齿之别，辨析显然更为精细。自范晔、谢庄直至王融、谢朓、沈约、周颙都没有涉及声律论和喉、舌、唇、齿等发音部位的关系，只有《声律》篇才明确指出：人的声音存在着“抗喉”、“矫舌”、“攒唇”、“激齿”的差异，揭示了除众所周知的律吕五音之别外，还存在着喉、舌、唇、齿五音的差异。这显然是对沈约声律说的创造性补充。又如，沈约提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但什么是“浮声”、“切响”，并无确解。刘勰对此作了扼要的描述：“凡声有飞沈，响有双迭；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这种种见解，不仅高于钟嵘，就是与声律论倡导者沈约等相比，也不无雏凤清于老凤声之势。纪昀认为“（《声律》篇）论声病详尽于沈隐侯”，洵为旷世知音。
此外，其他篇章中也多表现出刘勰对“近代文学”的热情参与和积极肯定这一基本态度。例如《物色》。笔者以为，《物色》一篇，南国情味最重，最能流露出刘勰对“近代文学”的立场和态度，因为它本质上是肯定形式美的，是感性的，而非理念判断的。其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纪昀曾评曰：“诸赞之中，此为第一。”既为“第一”，必有不同凡响之处，究竟好在哪里？余窃以为，好就好在它本身就是一首情景交融的山水小诗，而非严谨的理论思辨。此赞虽短小，但从中透露出的审美讯息却不简单。分析《物色》，有一个长期为人所忽略却很有意思的问题，即作者写作本篇时的口吻与角度。这一问题看似无足轻重，实际上牵涉到刘勰对时流文坛的态度。《物色》对自然形式美，采取的是一种赏玩式的审美态度，其口吻和心态纯粹是南方式的。《物色》开篇即描绘出一幅心物交感的和谐图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这本身就是在进行自然山水审美，而非理论思辨。
细读《物色》及《情采》、《原道》涉及自然美的部分，会感觉不是在读逻辑严密的理论著作，而是在欣赏一首诗、一幅画，你看：“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此外，你还会感受到作者面对美丽自然景物所产生的激动和兴奋———“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试看这样的句子：“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逻辑判断中充满情感色彩，读者能感觉到刘勰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跃跃欲试的心态，其中充溢着一种欣赏、把玩、惊喜的审美直觉愉悦。刘勰写作本篇时，心理上有很强的移情于物的倾向，于是才能感受到“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的愉悦。这不由使人联想到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冥色，云霞收西霏……”面对自然风光的感召，二者的审美心理逻辑极其相似。如果这种联系能够成立，那么就自然把我们的视线引向这一方面：即刘勰对晋宋以来形成的山水审美情趣是认同的，他本身就在南朝唯美主义氛围的主流之中。在讴歌山水的大合唱中，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其中一名队员，使《物色》的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欣赏、把玩的审美感受，而这也正是齐梁时流对自然美所持的一种普遍态度。南国物性的细致、精巧，培养出审美心性感觉的细腻、精微，如同音乐会促进产生欣赏“音乐的耳朵”一样，特定的景物也会培养出“物色的眼睛”，即主体的审美敏感。《世说新语•言语》记：“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对刘勰“深爱接之”的萧统也说：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阳，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暄风至，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瞩；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于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审美趣味盎然。又《梁书•萧子显传》曰：追寻平生，颇好词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所谓“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就是刘勰“物色相召，人谁获安”之意。又如《总术》篇专论方法、技巧，说理想的文章是“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这与萧统所云“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文选序》），用意、语句都很相似。由此，再联系一下梁元帝萧绎所说：“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增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可见刘勰说的都是内行话，与文坛时流的主导观念十分接近。#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若即若离的边缘性状态是刘勰与时尚主流的距离，这种距离导致了他思想意识尚北，而审美取向宗南，从而能对新变和复古持一种通融折衷的态度。但又应看到，这种边缘性状态并非任何人的一厢情愿，而是一种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合力”的结果。若即若离，这两种力量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在刘勰身上综合作用，形成一种“合力”，使他始终能与时流处于一种边缘性微妙状态，对刘勰形成“唯务折衷”思想影响至大。当然，围绕这一问题意绪纷繁，已远非小小一篇论文所能包容。日月之下，不息爝火，荧豆微光，理无远照，冀多思敏求者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