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周作人散文文体的启蒙精神，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陈玥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周作人研究中，一般会以1928年为界（这一年发表《闭户读书论》），将其散文文体分为“抒情言志体”和“抄书体”两种，后一种抄书体在抗战时期又发展为一种“笔记体”。无论是哪一时期的散文，都具有自成一家的独特风韵。他前期的小品文从寻常的生活意象入手，表达自己的志趣和情怀。后期的“抄书体”文，因抄书成分过重，各家的评价褒贬不一。这两个时期的文体风格差别之大，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从周作人散文文体的变化可以推演出两条暗含的脉络，一条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始终提倡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把散文的写作原则建立在强调张扬个性的“知识”与“趣味”和注重表达个体“真挚”的情感之上；另一条则是“苦味”的每况愈下，愈演愈烈，并在“笔记体”中发挥到极致。
一个作家的文学观对其作品的文体风格是最好的诠释，思想永远是隐藏在文字表面下更深层次的个性呐喊。无论哪一种文体其实都是作家思想的一种浅层映射。因此，对于他文学思想的梳理确是必要且切实的，并且应当放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之下。纵观周作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从晚清以来的内忧外患，到由“三民主义”引发的启蒙思潮；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性解放到复辟与反复辟的傀儡之战。周作人从青年时期感伤的忧国忧民中提炼出自己的救国主张和文学主张。从文学论，他在中国这一的转折期担当起时代的弄潮儿，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倡导“人道主义”的文学。大革命失败后，左翼文学主张文学是宣传的武器，要为革命斗争服务。但过于夸大文学的政治斗争作用，使文学沦为工具，浸染“功利主义”色彩。这与周作人固守的文学主张背道而驰。他认为，文学的使命在于“阐述时代精神”、“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进于高尚”。
文艺的功用宛若一颗豆子与读者结缘，文学的使命更多的是以文艺的方式尽可能地削弱民众思想上的寂寞与空乏，使民智开化、进步。总的来说，“虽非实用而有远功”才是他理想的文学的“社会距离”，融合“知识”与“趣味”的教化民众，启迪心智才是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导言>》中，他将“载道”与“言志”对比而论，言志派文学是一种即兴文学，言自己之志；载道派文学是一种赋得文学，载他人之道。左翼文学便是他所谓的“载道”文学，批判载道文学的附庸媚态，维护自己“人的文学”的园地，突出个人的主体性，坚持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人们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评价往往是“闲适”、“平淡”，这主要是针对前期的抒情言志体散文，周作人自己却不以为然。其撰写的《自己的文章》可以说是最好的反驳，并且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文章的看法。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闲适，也是说得不对的”。就像他说的，“老是那么热心、积极”地关注民族的命运，感时忧国，“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表现出的则是一种“苦闷”和“忧郁”。
对于自己的国，他一直是饱含着深情“上下求索”，他把自己称作“寻路的人”，然而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看到改头换面的中国社会依然是那番萧条景致，国民劣根性并没有遭到丝毫的破坏，心里已然不是“怒”那样简单，一边诅咒着那些觉得“光着膀子挨刀真有意思”的麻木的民众，愤恨地说着“奴性天成的民族是亡有余辜”的气话，一边在悲哀中挣扎着。对于民族的悲观情绪早已同忧患意识一起深深扎根于周作人的心中，从他的身上便可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寻求民族觉醒时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对于民族的悲观使他深感“教化之无用”、“文字之无力”，在北平的苦雨斋里“闭门读书”，这也许是他找到的另一条出路吧。然而《闭户读书论》中的那句“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往往会被断章取义，拿来作为他早有附逆倾向、消极度日的证据。这是不严谨的，周作人在讲这句话的前提是“从头就不烦闷。”但如果“有了烦闷”就要“用方法消遣”。“闭户读书”是他找到的既不“用钱”、也不“用力”的方法。而所说的“烦恼”不就是有感于“教化之无用”的苦涩，对于虚空的世界和狂妄愚昧的民众所生发的失望之情吗？从闭户读书开始，周氏张扬的文学观也收紧羽翼，孤照自审，变得更加内敛、含蓄。文体风格自然要从“抒情言志体”转变为更加含蓄的“抄书体”。而“抄书体”无非是他深层次的文学主张所外化的一种“文学变体”。
“抄书体”最大的特点是通篇引文连缀，周作人自己的话却很少地穿插其间。尽管抄书的内容占据文章的大半，却有“六经注我”的意味，抄书的心态更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周作人对自己这一独创的新体做过如下的阐释：“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①。因此，这种有选择地抄书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乱征引，而是为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服务的。那些被征引的古书也已不再是“死书”，而是替作家代言的有力说辞。但是累于抄书比重过大的文体限制及其文学思想的内敛化走向，直抒胸臆已不再可能，抒情表意的线索更加内在化②，文章的气韵也更加深沉厚重。虽表面上生涩难嚼，却耐人寻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没有跟随北京大学南撤，而是留在北平。曾托辞“家累”不易远行，还信誓旦旦地说道“而是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然而，这样的保证却为随后“附逆”的事实蒙上了巨大的欺骗性。近年来，对于周作人的研究尽量延续“人归人，文归文”的研究态度，不因他在政治上的污点而忽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这是客观且正确的。不过鉴于对他散文风格变化这一探究的需要，“附逆”动机背后的思想线索依然是有必要说明的。#p#分页标题#e#
根据郑振铎《惜周作人》这篇文章中所透露的关于周作人的“必败论”与“宿命论”，他之所以认为“中国无力与日本作战”其根本原因就是已植根于他内心的民族悲观论。周作人在闭户读书后将自己深锁于书斋，厌倦纷乱的国事，倾心于研读古书，更加珍视他所坚守的“人学”观念，并一再保存心灵的纯净。然而，越是对民族感到悲观，深恐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沦陷，就越是要守护“精神自我”的完整。越是失望，就越是要保存自己的独立人格。忧患意识使他窒息、痛苦，以致走到了反面，做起了“精神贵族”。附逆则为他“保存自我”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于是乎，在苦雨斋的闭户读书成了他的精神追求。抗战时期周作人的散文文体是其独创的“笔记体”。根据《负暄琐话》中的记载，“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药味集》中收录的文章便是这种“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在写给鲍耀明的信中说道：“此书市上极难得，而内容‘敝帚自珍’，以为其种颇有可看之小文”③。其中的文章篇幅远不及之前的“抄书体”，语言多用文言，读起来不是顺流而下，总觉有种涩味，曲曲折折。内容颇杂，虽然仍是大量引文连缀，但穿插其间的作者自己的议论抒情的比重增多不少。文中总会写到自己对于故乡的怀想和童年的追忆，而且多有思念的情分。多篇散文所选取的意象都是绍兴之物，如《卖糖》中绍兴的“夜糖”，《炒栗子》中绍兴的“李和儿”、《禹迹寺》中绍兴的“禹迹寺”等等。这些文章明显地融合了知识性与趣味性，时时能够感受到其中“真挚”，可见，五四启蒙精神在他的文学观中是一以贯之的。在我看来，从抄书体到笔记体，文章中周作人自己的话的比重增加许多，而且多是感伤的怀念。可见，“苦味”不仅多年来跟随着他，在抗战时期更是达到极致。
以《禹迹寺》和《炒栗子》中的诗词为例：其一：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其二：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匏瓜厂主人和诗的二末联）其三：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其四：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遇鲁墟。第二首取自匏瓜厂主人和诗的二末联，其他三首都是有感于放翁诗迹，周作人所做。尤其是最后一首，仿照陆放翁感慨国破家亡的名篇《示儿》，似乎在暗示自己的心迹。禹迹寺和李和儿炒栗都是绍兴的代表，诗词中流露出的尽是他对故乡思念却不得归去的苦闷。北平沦陷，无奈之下，也只有通过对故乡的名物怀想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正像匏瓜厂主人说的一样，“太有情”的恐怕是在北平苦住的苦雨斋老人吧。山河破裂、风雨飘摇的现实早已阻隔他回家的路，黍离之感、麦秀之思油然而生。
“抄书体”中情感线索深邃难寻，可以说他是在故意将情感隐藏起来，憋闷在心中。对民族的悲观化为一种内伤不愿过多谈及。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从国民到亡国奴这种身份的转变，使他郁积于心的情感更加浓烈忧郁，濒临发泄的顶点。笔记体中情感线索的渐进明朗，也许是最好的证明吧。由此可见，在周作人贯穿始终的文学思想当中，很难表现出不管世事、洒脱淡然的平淡闲适体，散发于行文间那不平淡的苦味才是周氏散文的独特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