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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30年中国俄苏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包括通史、断代史和史话在内的近十种俄苏文学史著作，而且与以前比较，研究的视野、角度、方法和规模有了质的飞跃。按出版年份排列的话，1980年代出现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有:易漱泉等编写的《俄国文学史》、臧传真等主编的《苏联文学史略》、雷成德主编的《苏联文学史》、刘亚丁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彭克巽的《苏联小说史》、李明滨等主编的《苏联当代文学概观》、徐稚芳的《俄罗斯诗歌史》、马家骏等主编的《当代苏联文学》和曹靖华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等。这里既有纵览俄苏文学发展的全过程的通史，也有断代史、文体史、简史和史话等。在通史类著作中，曹靖华本和易漱泉本最为丰厚;断代史著作中，李明滨本和刘亚丁本值得关注;文体史著作中，彭克巽本和徐稚芳本颇有特色。1980年代的俄苏文学史编撰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们显示了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所达到的水平，对中国俄苏文学研究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困扰起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架构新的文学史体系和取得研究方法上更大的突破打下了基础。少数优秀的史著至今仍在发挥它的作用。当然，这些文学史著作的总体框架大都仍遵循着传统的格局。这个格局与1950年代以季莫费耶夫的《俄国文学史》为代表的苏联式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影响有关。这是三段论式的模式:社会背景、文学概况、主要作家。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文学发展历程清晰，重点思潮和主要作家作品突出;缺点是形式和内容的二分法写作思路，重社会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轻作品本体的审美观照。写作框架自有其优劣，且不做评论，但重阶级分析的痕迹在1980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编撰中仍较明显。这一时期的俄苏文学史编撰基本不涉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即所谓“白银时代文学”)，有的著作对非主流的文学笼统地加以否定，称之为“资产阶级颓废派文学”。
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俄苏文学史编撰有了新的发展，共出版了20多部俄苏文学史。其中主要有:黎皓智的《苏联当代文学史》、许贤绪的《当代苏联小说史》、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史》(后两卷)、马家骏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朱宪生的《俄罗斯抒情诗史》、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汪介之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刘文飞的《二十世纪俄语诗史》、倪蕊琴和陈建华的《当代苏俄文学史纲》、许贤绪的《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李辉凡和张捷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等，其中通史8部，断代史13部。通史类著作中，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史》(三卷，其中第一卷在1980年代出版)和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三卷)体量较大，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这一时期，俄苏文学史的编撰得益于学术环境的改善和专业研究人才的涌现。这十年的文学史数量较前十年是一个量的飞跃，几乎翻了一番;学界在保持对通史的关注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白银时代和当代等断代史;研究更具个性化，文学史的分期也开始多样，更加注重从文体和审美角度评述文学现象;“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引发了文学史编写者对文学史观的反思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文学史写作的类型开始多样，研究的视角更加细致，总体上体现了1990年代国内学界在俄苏文学史研究领域所达到的高度。新世纪前十年，中国的俄苏文学史编撰仍较为活跃，出现了近20部相关著作，有的著作更多地显现出个性色彩。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有:李毓榛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谭得伶等的《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张冰的《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任光宣主编的《俄罗斯文学简史》、刘文飞的《插图本俄国文学史》等。这一时期，虽缺少如上一时期那样的厚重的文学史著作，但断代史，特别是现当代史颇有特点;对苏联文学的反思仍延续到新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编撰之中;学界对如何评价白银时代文学和苏联主流文学等文学现象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出现了以史料编撰为主的著作，它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但因密切关注俄罗斯文坛的新动向，提供了翔实资料，对文学史建构也很有帮助。
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和文学史观的变化
“重写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在近30年我国俄苏文学史编纂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逐步宽松，苏联学界开始质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标准统辖一切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主张除主流文学外，应该将非主流文学纳入俄苏文学史的框架。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术界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看法有进一步的调整，“重写文学史”提上了议事日程。例如，莫斯科大学编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学大纲》(1994)、斯米尔诺娃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1995)和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999)，在重点作家的选择上分别为49位、16位和26位，这些作家中既有传统的经典作家如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人，也有过去曾遭批判的或在苏联境外创作的侨民作家，如勃洛克、布宁、阿赫玛托娃、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等人。尽管这些大纲和著作所关注的作家有所不同，但有相似性，即新增作家的数量超过原主流作家，而别德内依、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等作家从重点作家的名单中消失。上述选择从侧面反映了当代俄罗斯学界文学史观的调整。俄罗斯学界的调整引起了我国学界的思考。1993年，周启超在《国外文学》刊物上发表《“20世纪俄语文学”:新的课题，新的视角》一文。文章对“20世纪俄语文学”作了如下界定:“在时间跨度上，‘20世纪俄语文学’指的是1890年以来将近一百年来的俄语文学发展进程中所出现过的全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实践。它不以1900年这一自然的纪元年度为起点，更不以1917年十月革命这一社会政治事件为界限，而是以上世纪最后十年间俄罗斯文学新格局的生成为开端，即以古典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终结，以及新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新生的现代主义文学所普遍表现出的对‘文学性’的空前自觉为标志，俄罗斯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在空间范围上，‘20世纪俄语文学’指的是运用俄罗斯文学语言、渗透俄罗斯文化精神的所有文学创作。”这一时空的界定包含着“重写文学史”的思考。《俄罗斯文艺》随即辟专栏对此展开了讨论，陆续刊载的文章主要有:周启超的《直面史实，走出误区》、陈建华的《也谈“20世纪俄语文学”的新架构》、张建华的《寻求新的突破》、任光宣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之我见》、汪介之的《阶段性: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一个参照点》、谢天振的《从比较文学角度着重写俄苏文学史》、陆肇明的《苏联文学的个性》、吴泽霖的《苏联文学发展的独特性和我们的研究方法》、余一中的《重新审视苏联文学》、刘亚丁的《面与线:建构俄罗斯文学史的框架》和何云波的《世纪末的回眸》等。
讨论主要围绕概念的提法和内涵问题、文学史的总框架问题、研究的方法问题等展开，关键是如何重写文学史。讨论中，有的学者强调将“显流文学”、“潜流文学”与“侨民文学”作为架构文学史大厦的三块“基石”;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把用俄语创作的非俄罗斯作家的文学创作纳入;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文学史可分为白银时代、变迁时代、滑坡时代、“解冻”与“停滞”时代、改革时代、解体以后几个阶段;有的学者则建议用三分法，即争夺文化霸权时期、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对话时期、众声喧哗时期等。学者们的见解不尽相同，“但它却表明中国文坛传统的俄苏文学史研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层次。”专栏讨论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关于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更新的思考却是持久的，影响深远。从后来召开的学术会议、相关期刊中出现的论争，以及而后的文学史编撰实践中可以见到这一点。如1995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的年会就以“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为主题。在这次会议上，李明滨介绍了俄罗斯编撰的《苏联文学史》十年三变的情况，任光宣指出了国内高校在俄苏文学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陈建华提出了新文学史架构的设想，胡日佳和徐家荣等重新评价了俄苏文学史中的某些文学现象。在期刊上有关的论争也持续不断。如关于李辉凡和张捷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998)的论争就是一例。对这部由长期致力于俄苏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撰写的颇为厚重的文学史著作，有人给予了强烈的质疑。余一中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能够这样写吗?》一文指出了该书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文学史观的陈旧。该书中对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索尔仁尼琴等非主流作家的具体论述中多有指责，如称布尔加科夫“用他本人带色的善恶标准和道德观来衡量苏联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既没有客观、历史的眼光，更没有辩证、发展的视力，因此，他的观察是片面的”。质疑者认为，这是因为该书的作者“受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和苏联文学教条的影响”所致。然而，赞美该书的文章也不罕见。有人撰文称赞该书作者运用的是“科学的文学史观”，该书“最大特点”是用这一史观“描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版图”:“作者用敏锐的目光和辩证的思维，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本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曲折而又崎岖的发展道路中廓清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流派的面貌。”［不仅在对该书的评价上，在对俄苏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价和定位上也有过激烈的论争。学界在如何重写文学史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毫无疑问，“重写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受到了俄罗斯学界史观的变化和中国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的影响，但最根本的还是基于中国俄苏文学界对旧的文学史模式的反思。具体的问题可以讨论，但陈旧的文学史观的革新是必须的。有人曾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模式归纳为五个方面:(1)机械的他律论，以相对忽视文学自身规律的社会决定论来支撑文学史的研究;(2)传统文化与治史模式，用治史的方法治文;(3)自律性的失落与形式研究的贫乏，忽视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4)忽视文学史内部的流变研究，缺乏整体观和系统观;(5)体例的僵化与研究主体性的失落，社会环境、作家介绍、作品分析三者机械的拼贴相加成了通行几十年的编写模式。学者们本着科学求实的精神对以往的文学史模式进行反思，对较为单一的文学史观和写作手法加以矫正，更加注重文学的本体和审美价值，倡导文学史作者的个性和创新意识，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尽管编撰更为多元的和科学的文学史并非一蹴而就的事，但这个趋向已不可逆转。
近30年来，我国出版的几十部俄苏文学史中，通史和断代史占了绝大部分，其他还有文体史、思潮史和史料史等。通史类著作应该是指描述从古至今的俄罗斯文学发展历程的著作，但是为了叙述的方面，本文将整体通史和大断代(19世纪、20世纪)史著列为一类。这样的史著总数有近40部，约占全部文学史著作的三分之二。俄苏文学整体通史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曹靖华等主编的《俄苏文学史》。在一百多万字的篇幅中，描述了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全书材料详实、线索分明。质量较高的是第一卷，该卷在材料的确切和丰富、编排的严谨和合理、评述的准确与深入上都颇有特色。但是，该书在第一卷与第二卷之间空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段(即“白银时代”)的文学现象，各卷之间的学术水准有一定距离，总体框架仍遵循传统的格局。该书第一卷《俄国文学史》曾在1990年代初获国家优秀教材特等奖，并在2007年重版。《俄国文学史》编撰态度的严肃和认真，以及古代至19世纪末的文学在文学史观波动的年代里的相对稳定性，使这本史著获得了较为长久的生命力。当然，大部分的通史篇幅并不大，但这类著作也有其特色，如1980年代的《俄苏文学史话》(周乐群等，1987)，19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简史》(苏玲等，1993)，新世纪的《插图本俄国文学史》(刘文飞，2010)等。这种特色除了简明扼要外，主要体现在文学史观上。如《插图本俄国文学史》，由个人撰写，文字精练，没有一般通史著作详尽的背景史料、作家生平和作品情节的描述。列专章的重点作家有六位，分别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20世纪的三位作家的选择显然含作者的偏爱，是否恰当可商榷，但个性鲜明。这本史著的学术含量并不是很高，仍属于面向爱好者的较为通俗的著作，但全书的架构和文字浑然一体，评点简明而有见地。个人撰写的文学通史也会有它的不足，但比起千篇一律的面目，这种个性化的努力是应该提倡的。
以19世纪的俄国文学作为主要描述对象的文学史著作中，最早出现的是由易漱泉等人编写的《俄国文学史》(1986)。书中关于19世纪俄国文学发展的分期基本上遵循的是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三个阶段的论述，这是相当传统的分法，好处是能较清晰地阐明俄国文学与社会思潮紧密结合的特点，但也容易出现机械对应的缺憾。事实上，该书的长处和不足确实与此有一定的关系。相比较，刘亚丁的《十九世纪文学史纲》(1988)以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冲突和对话为线索，运用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现象，更有新意。以20世纪俄苏文学为描述对象的通史类著作又可分为苏联文学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两种。苏联文学通史中较早问世的是1980年代的边国恩等主编的《苏联文学史略》和雷成德主编的《苏联文学史》，体量更大的则是1990年代的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1994)。后者分三卷，前两卷从思潮、文论和文体等方面全方位地介绍了苏联文学的发展进程，其中“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部分比一般的文学史占据更重要的位置;第三卷为作家论，对苏联各民族的50位作家作了评述。另有两部同名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除李辉凡和张捷合著的外，另一部在新世纪初年出版、由李毓榛主编，①该书较为全面和准确地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史实。编者分五个阶段描述历史，并选择了17位代表作家加以重点介绍，其中既有以往的主流作家，也有曾被打入冷宫的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和索尔仁尼琴等非主流作家，视角、评点和叙述风格有一定的新意。此外，19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的刘亚丁的《苏联文学沉思录》、何云波的《回眸苏联文学》、刘文飞的《文学魔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严永兴《辉煌与失落:俄罗斯文学百年》和董晓的《理想主义:激励与灼伤———苏联文学七十年》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等著作，不少在架构上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但有鲜明的构建新文学史观的意识，它们也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参与了这一历史时段的俄苏文学史的建设。
断代史以苏联当代文学和“白银时代”文学史为主。以苏联当代文学为描述对象的著作有7本之多，大多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这些著作各有特色。李明滨和李毓榛主编的《苏联当代文学概观》(1988)除以概述统领全书外，分小说、诗歌和戏剧三编对该体裁及相关的18位作家进行了介绍。黎皓智的《苏联当代文学史》(1990)没有重点作家的分析，而是以史为经，以论为纬，从文艺思潮的发展、文体形式的演变、批评模式的拓展等角度，对文学史料进行选择和阐述。倪蕊琴等的《当代苏俄文学史纲》(1997)的书写范围除苏联文学外，还涉及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该书对苏联当代的小说创作、文学的历史反思、“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以“白银时代”命名的文学史有4部。李辉凡的《俄国“白银时代”文学概观》(2008)阐明了“白银时代”的概念，通过作家作品及理论著作的分析对相关文学现象作出了评价。何雪梅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2008)选取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中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这些流派以外的一些作家。汪介之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1995)一书分为“白银时代”和“变迁时代”两部分，前者也介绍了“白银时代”各个文学流派及其代表作家，后者则梳理了十月革命后俄国文坛和侨民文学中的作家群体与“白银时代”文学流派的历史联系。周启超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2003)由流派风采、集群精神、个性姿态、抒情风韵等部分组成，通过对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流派和艺术特质的评述，描绘了白银时代的文学全景，虽是专著但有史的架构。
各种思潮流派史和文体史也有多部。新时期最早出现的苏联文学思潮方面的研究著作是吴元迈的《苏联文学思潮》(1985)，这部著作以论文集的面目出现，但作者“系统地阐明苏联文学思潮的发展线索”的意识，使得这本论著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脉络清晰地勾勒出了苏联文学思潮演变和发展的总历程。李辉凡的《苏联文学思潮综览》(1986)和《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1993)也对苏联时期复杂的文学思潮和流派作了清理，对重要作家和文学活动家作出评价。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1998)以20世纪俄罗斯的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为叙述框架，从思潮和流派的角度，介绍了批判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新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文学面貌。谭得伶和吴泽霖编写的《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2001)专题研究了作为重要思潮的“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张冰《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2006)以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艺美学思潮和流派为线索，从思潮角度勾勒了时代文学风貌。张建华和王宗琥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理论篇)》(2012)将文学史和批评史相结合，从思潮与流派、历史沿革、作家与作品、诗学特征等方面作了探讨。文体史数量较多。彭克巽的《苏联小说史》(1988)是新时期最早出现的俄苏文体史，探讨了苏联小说的艺术流派与艺术潮流问题。徐稚芳的《俄罗斯诗歌史》(1989)阐述了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诗歌发展的历程，以往文学史著作中不提或少提的优秀诗人在该书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书中关于丘特切夫的评论文字甚至超过了涅克拉索夫。王守仁的《苏联诗坛探幽》(1990)探讨了苏联诗歌史上对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不同风格和流派之间的分野与交融等问题，并对“大声疾呼”派和“悄声细语”派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陈世雄的《苏联当代戏剧研究》(1989)和冉国选的《俄国戏剧简史》(1992)是两部戏剧文体史，前者关注当代苏联戏剧，后者内容囊括了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戏剧，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苏联当代戏剧研究》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戏剧文学的演变和发展，注重从美学和文学本体论角度来分析戏剧作品，是专著但有史的构架。许贤绪的《当代苏联小说史》以“题材—风格”为纲，对作家进行了诸如自然哲理小说、城市社会心理小说等角度的归类，这样的归类颇具新意。此外，周忠和的《苏联儿童文学简史》(1991)、刘文飞的《二十世纪俄语诗史》(1996)、任子峰的《俄国小说史》(2010)和周湘鲁的《俄罗斯生态文学》(2011)等也是从独到的角度阐述俄苏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俄苏文学史中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料史，但张捷编写的几部著作与此接近。①《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1994)材料丰富、描述清晰，勾勒出了苏联解体前文坛的面貌。《当代俄罗斯文学纪事(1992—2001)》(2007)以编年史的方式对苏联解体后10年间俄罗斯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涉及文学界的活动、热点问题的讨论、文学的评奖、作家和学者的状况、重要作品与论著的介绍等。由于作者对当代文学的跟踪研究建立在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之上，因此史料价值较高。
四、结论和余论
近30年来，我国的俄苏文学史著作种类全面，数量繁多，并有一些质量较高的文学史著作问世。文学史编写者们大多自觉地强调问题意识，力求准确地把握俄苏文学经典和重要的文学现象。当然，问题还是不少，真正高质量的文学史的出现还有待努力。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第一，凸现文学史建构的整体意识。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俄罗斯文学置于欧洲文学与世界文学框架内加以审视，可以为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有利于对俄罗斯文学的客观评价。勃兰兑斯那样的视野值得倡导。第二，倡导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我国的俄苏文学史著作受苏联传统文学史的思路与方法的影响颇深，因此体现新文学史观并具有独特的个性和创新性的文学史著作总体比较缺乏。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运用新的史观、新的方法和个性化的语言来构建新的文学史，以形成多元互补、生动活泼的局面。第三，坚持中国学者的立场。俄苏文学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俄罗斯和美英法日等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著述。这些著述中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也不乏偏颇之处。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尺度和科学求实的学术眼光，不能人云亦云。只有通过对那些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精神，即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历史使命感，并不屈不饶地追寻着人类的终极目标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的整体把握，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与相关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才能真正凸现出俄罗斯文学的艺术精髓以及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只有这样，中国的俄苏文学史才能避免成为前苏联或今天的俄罗斯或西方学者撰写的文学史的翻版。
本文作者：陈建华、陈婧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