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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这一意识形态出发，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反映。较早由杨周翰主编的教材《欧美文学史》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其中“反封建”、“反帝”、“反殖民”以及“毒害”、“进步”、“平民性”、“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术语几乎随处可见。例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奥涅金”在欧洲的学习就被描述为“他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而法国诗人维尼则被认为“是一个反映了没落阶级情绪的哲理诗人。他生活在资本主义获得胜利的社会中，眼见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必然遭到灭亡，因此感到绝望”。由朱维之主编的、获得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是随后的主要教材，1982年完成初稿，1985年出版，1994年出版修订本。这一教材成书于改革开放初期，减少了一些政治性评介，虽然有所修订，但是改变不大，其视角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整体上还是采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例如其对《圣经》的评介：“基督教会统治人民的‘理论基础’是《圣经》……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对《圣经》妄加解释，杜撰教义、信条以及种种清规戒律，宣传什么人类负有原罪……人民无从读经，只能听僧侣的讲解。这样，被垄断了的《圣经》就成了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理论根据。”应该说，这种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是目前我国相关教材编写的主流模式。例如2000年出版的由金元浦、孟昭毅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采用的也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沿袭几十年的风格，在沿袭中虽然有所修正，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但是整体上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多元性。这种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在其他一些文学史教材中也存在，对学生来说是比较熟悉的。笔者认为，中文专业本科学生一般已经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他们对文学类教材的阅读也有一定的兴趣。如果教材的评介模式是学生较为熟悉的传统模式，讲课又仅仅围绕教材，不能另寻他途，那么课堂效果肯定有限，学生厌学的可能性就很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具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不断出现。王忠祥和聂珍钊在2010年合作编写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打破了传统教材的编写体例，对具体作家的讲解大幅度增加，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增多，同时也注重阐述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的演变，反映了西方文学创作发展的历史。蒋承勇编写的教材《外国文学教程》较为注重文学思潮的演变。王志耕主编的《欧美文学：人的主题史》注重多元文化，强调“人”这一母题，体现出一种较为明确的视角转换意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郑克鲁主编的“面向21世纪教材”《外国文学史》扩大了传统教材的容量，对很多重要的作家作品进行了调整，在评介方式上尽量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仍旧立足于对传统教材的修正和补充。通常，我们会认为，讲授教材内容可运用一些基本方法，例如将教材内容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以及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而多媒体的使用、授课形式的变化等，应该说都是形式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传统的理论视角与观念模式进行更新，用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来贯穿整个外国文学史的学习和讲解。其原因在于：首先，因为外国文学史课程内容丰富、复杂，所以从整体上去认识、理解是十分重要的。换句话说，要学好外国文学史，必须找到一根把丰富、复杂的内容联系起来的“金线”。其次，由于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研究方式多样化，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可采取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式，所以形成不同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有些观点可能完全不同，其原因在于研究角度不同和理论观念不同。因此，对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以及联系现实来进行课堂教学而言，如果没有一种整体的观念，那么对成果的吸收就会显得凌乱，甚至在教学上前后矛盾。没有一个统一的观念作为支撑，联系现实就可能存在极大的随意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课程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再次，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与西方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存在较大的不同，所以仅仅用结合现实的办法去讲解外国文学史是较为牵强的。要在外国文学史的讲授中冲破传统教材的局限，仅仅是对局部内容进行“翻新”还远远不够，当然更不是讲授技巧或者讲授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贯穿教材的视角转换问题。当然，转换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意味着突破教材的局限性，用一些新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从而加深我们的理解。在教材的视角转换问题上，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以教学为基础而撰写的《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一书。该书虽然并不按照教材的体例编写，但是读来赏心悦目，可以说是一本系统的文学史著作，对外国文学史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很多教师课堂教学的参考资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该书为这门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观念与视角。正如该书的内容提要所说，它是“我国第一部从文化心理的视角系统描述西方文学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从这个视角来看，《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充满阶级斗争的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而是一部反映西方人心路历程的历史，即“心灵的历史”。它包括了西方人为了获取心灵的自由、摆脱社会环境对心灵的束缚而进行的各种反思和抗争。作者以饱含激情和诗意的笔触，描述了社会文化环境与西方人心灵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对文本的具体解读，作者不仅指出了西方人在人类早期的自由和困惑，也指出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的觉醒与忧郁以及莎士比亚对人的复杂内心的揭示、卢梭对情感的反思以及托尔斯泰对心灵辩证法的探索。围绕人的欲望、意志、理性和情感，作者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西方人“心灵成长的烦恼”。
三、人性观念作为外国文学史教学视角的可行性
除了文化心理的视角外，一些学者也试图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阐述西方文学。蒋承勇先生指出：“西方文化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深层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对人的自我生命之价值、意义的探究，是西方文化演变的内在动因。”他认为：“西方文学所反映的文化哲学、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西方文学史观，以摆脱‘经济—文学’的直线模式。”文化哲学涉及“人”这一母题，它包括了人文主义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人在经济、政治、宗教方面的解放问题，这当然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系统观念。笔者认为“人”这一母题所涉及的问题较多，事实上可以更进一步具体化为人性问题，从教学实践来看，这更容易为学生所理解，有助于教师联系现实和吸收研究成果，有助于学生接受。“人性”问题是“人”这一母题中的核心问题。西方不同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现象都与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息息相关。可以说，人性问题是贯穿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线索。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认识你自己”的历史。有的学者把这一历史具体总结为“对人性的观赏、对人性的凝视和对人性的解剖三个阶段”。姑且不论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否得当，但人性问题在西方文学发展历史中的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从人性这个角度看，早期的人类在自然和神灵面前，主要关注的对象是自己的独立性，人性（包括人的欲望、智慧等）则成为古希腊文学的表现主题。从这个角度看，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就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力图推翻宙斯统治、不畏强权的神灵，而是一个创造人、并赋予人以区别于鸟兽虫鱼的人性的神灵，普罗米修斯的受难是替人类受难。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人性，这与自然界的动物显然有区别，这种对人的认识是最基本和质朴的。从人性的角度看，俄狄浦斯王的命运问题成为了会思考的人所面临的人性局限性问题。我们也可以从欲望、权力和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荷马史诗》中体现的对人性的反思。关于中世纪宗教统治对人性的扼杀、骑士爱情所反映的人性和神性的融合等问题，教师可以从人性的角度进行讲解。同样，从人性的角度看，对但丁《神曲》的讲解就不能仅仅局限在政治斗争、宗教批判的范围，它同时也是对人性的新发现和重新诠释，即对人性中的世俗性和超越性或者说欲望、智慧和精神皈依的诠释。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人性的宣扬是但丁《神曲》的核心。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欲望解放和对欲望的反省以及人的世俗性和理想性、理性与情感的冲突等等，则是建立在对人作为欲望主体的认识基础上的，这也十分突出地反映在这个时期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中，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创作，为我们描绘了复杂、辉煌的人性世界。在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时代，被看成人性重要标志的不再是人的七情六欲，而是人的理性，这奠定了西方近现代的人性观念。以理性为基础的人性观念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戏剧等文学形式中。18世纪，虽然理性在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被进一步强调，但是卢梭、康德等哲学家则并不认为它是人性的唯一重要部分。他们感受到了感性和理性割裂所带来的疼痛，因此除了强调理性的重要作用外，这一时期的文学也体现出明显的感性倾向，并在18世纪末形成主流，贯穿到浪漫主义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重新思考了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以及人性中的理性、欲望和良知等问题。而人性体现出的复杂性，包括感性和理性甚至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等，则作为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广泛体现于西方的现当代文学中。19世纪中后期，随着心理学和哲学的发展，西方人对人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这就是对人的生命意志和潜意识的探索和发现。对人性中非理性成分的关注极大地改变了西方20世纪文学的面貌，形成了独特的现代主义文学大潮。如果说西方传统文学主要是以“理性”的人作为基础的话，那么，19世纪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则主要是以“非理性”的人为基础的。“非理性的问题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不仅表现在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上，也表现在对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途径上。他们认为人的所谓理性认识能力只是一种自我欺惘的虚设，认为理性和科学没有任何客观实在意义，要达到对真正实在的认识，只有依靠直觉，即通过烦恼、孤寂、绝望等心理意识，才能直接体验自己的存在。”西方文学对人自身的认识与反映从来没有间断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性。因此，将人性观念作为一种教学视角去讲解外国文学史这门课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过去，我们从意识形态出发，把人性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回避或者批判西方的人性观念，因此教师也很难从人性角度去讲解外国文学史。但实际上，将人性观念作为外国文学史教学的一种视角，是无需回避的。另外，对现代性的反思也大量涉及对人性的认识和反思。而现代性问题又是近年来中西学术领域的一个热点，已经大量出现对现实具有阐释力度的科研成果。因此，从人性角度来讲解外国文学史，有利于吸收这些成果，有利于加强学生的问题意识，加强学生对人性的理解，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知识和思考问题的热情。
四、结语
总而言之，西方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的主要内容，历史悠久、国别众多，其知识组成较为复杂。对于外国文学史教学来说，由于课程内容复杂，所以有必要用一种恰当的观念与视角来进行梳理。但是我们过去的观念与视角已经不太适应新的教学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进行视角转换，将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使之具有更强的现实阐释力。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从教材编写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无论是徐葆耕的文化心理视角，还是蒋承勇的文化哲学视角，都值得我们借鉴。笔者认为从“人性”这一视角来整体性地理解西方文学，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当然，外国文学史的讲授还可以采用其他的视角来贯穿，例如作为近年来学术热点的“现代性”视角。我们完全可以把人对于自己的反思、人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理性与欲望、理性与原罪、诸神远离与现代性隐忧等作为理解西方文学的一个整体性线索，从文学史的角度去探寻造成今天现代性问题的文化根源。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通过转换观念与视角，使外国文学史课程复杂的内容系统化，从而服务于教学。对于外国文学史教学而言，我们既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离开现实的、简单的视角，也不能采用一些超出中文专业本科生理解力的、过于抽象化的观念。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视角，并把它贯穿到外国文学史的讲授中，既需要我们对外国文学史的课程内容有足够的熟悉和深入广泛的研究，同时也需要我们进行长时间的文学理论学习，需要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只有把文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总结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可能找到一种合适的角度，从而改进外国文学史教学。
本文作者：李应志 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