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浅论文学史学科的重构，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从时间长度上来看，既可以由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算起直至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正好30年，故称中国新文学30年;又可以从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是年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倡导新文学运动计起，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恰好32年，习称中国新文学32年。不论30年或32年，都是中国新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的相对完整的演化过程，也是中国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行前进的同质同构的过程。由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从建立，中经“十七年”、“十年”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约30多年，它亲身感受了历史的曲折给新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在功能上有何优长或局限，在效果上有什么优与劣，故给出科学的准确评说或作出有说服力的阐述带来相当的难度，这里只能试论之。
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思想框架和书写规范，就断定这种政治化的学科范畴不能用来进行有学术价值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书写，在功能上对于新文学研究或新文学史书写就不会发挥积极效用，因而也没有优长可谈。笔者认为，对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既要回到历史现场又要站在当下的认识高度，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以辩证地考析。若是承认新中国于1949年的成立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较为合理的分界线，是个能够接受的可以断开文学史的分水岭，而新中国成立以前不论从理论上或是从实践上考察则没有一个界说严谨的新文学史学科观念，更没有书写出一部系统的多景观的新文学史文本;那么从这个意义说，1950年由新中国教育部主持建构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学科，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与学术语境下，至少有这样一些优长:一是它有利于书写30年或32年的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通史与分体史专题史。因为它可以容纳五四以来中国大陆创造的一切新文学及其文学现象，遵循着进化论形成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陈代谢的、新的优于旧的文学史观，能够研究并书写系统而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新文学史从语体形式到思想内容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但是在进化链条上它却是古代文学史的赓续，能够使古今文学史贯通起来。二是它有利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的建构。新文学史学科建立，尽管可以用进化论为文学史观书写中国新文学史，这只能说是治史者越轨的选择;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将书写者纳入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轨道和写作规范，从框架结构、章节安排到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社团流浪和作家作品的定性评判，甚至新文学的流变线索，都要符合《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论断和评述。实际上这是以中国新文学史的书写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具体形象的阐释又对其作注脚，使新文学史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新文学史不仅自始至终突显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和新文学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性质;而且坚持阶级论及其分析方法为新文学划定阶级阵线和给作家作品确定阶级性质，如王瑶本的新文学史、丁易本和刘绥松本的新文学史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尝试文本。三是有利于突出中国新文学系统中的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这是因为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或延安工农兵文学能够直接体现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效应，也能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学的革命性质与价值内涵;所以在中国新文学史书写过程中，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和延安工农兵文学则是关注的重镇和突显的主线。由于《新民主主义论》把鲁迅抬上了圣坛，受到至高无上的评价，成了三个“伟大”集于一身和五个“更”字的空前民族英雄;所以书写新文学史务必费尽心力挖掘鲁迅其人其文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和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性格觉悟，使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学独压群英的主将和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四是有利于国家主流意识或者社会主导话语对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虽然新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具有相对的学术独立性，并不一定要对应国家或社会的主流话语，但是由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并非民间所立而是国家所建的，必须体现国家巩固新政权的统一意志和呼应主流意识形态;况且中国新文学系统中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和工农兵文学本来就与主流政治意识结下不解之缘，并直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造过舆论，故而新中国成立后强调文学史书写为巩固新政权再造声势则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样便使中国新文学史学科一成立，以国家的意志与行为将有独立学术姿态的新文学研究及新文学史书写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不接受主导话语的控制与规约，并适应国家意志对新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的需求。五是有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1950年代初期的研究主体大多是满怀激情迎来人民共和国的大中学教师、从事文学艺术的批评者和热好新文学的知识分子，而接受主体除上述群体外还有大量的有知识的学生和社会青年等，他们热爱新中国亦喜爱为新中国成立鸣锣开道的新文学。不仅教师们、文艺工作者们希冀借助学科的建立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中国新文学，书写中国新文学史以教授学生，达到“教书育人”之目的;而且广大知识青年热切期待通过学习以新学科范畴研究的新成果或书写的新文学史，来获取更系统更广博的新文学知识和更丰富更深刻的审美体验，从而感悟出新中国成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增强并凝聚热爱新中国的感情。
如果能够真正地遵循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意识与书写规范，从原始史料或史实出发，坚定不移地贯彻辩证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消去各种别有用心的偏见;那么书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哪怕是政治型的，定能体现出本学科的优长，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中国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否则，本学科的优长有可能变成它的短处或局限。
上述是在特定的时限特定的条件下，对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优长所作的简略考析;以下则是在同样的时限与条件下，对新文学史学科的局限性给以探察。若说本学科的优长在一定条件下有转化为短处的可能性;那它的局限性却是学科固有的，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变为优长，局限性就是局限性:其一新文学史学科不论30年或者32年的长度，都容纳不下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全过程，也包容不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全过程。新文学的生成期不能仅限于五四文学革命，早在晚清的维新变法时期，于“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的感召下，就产生了新小说、新体诗、新文体散文等，几乎各体文学作品都贴上了“新”字标签;虽然这些新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新文学有些差异，但在规定性的新文学特质上却是趋同的，不论文本的文化意蕴、人性内涵或者表达技艺、白话语体以及启蒙功能，都是相通的。所以晚清文学改良所生成的也是新文学文本，原定的30年或32年的新文学史学科显然容纳不下，只有突破“五四”上限向上追溯。尽管左翼文学盛行于1930年代，可是此后在《讲话》指导下出现的工农兵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就其无产阶级性质来说也是左翼文学的延展，当然亦属新文学范畴;而原定的新文学史学科框架，对它更是装不下去的。因此欲克服这个固有的局限性，必须“破门而出”，上溯下延，冲决既定新文学史学科的时限，依据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需要，扩展其历时的长度。其二，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是为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量身定作的，而不是为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形态文学的研究而设立的，所以新文学史学科适宜于新文学的研究和新文学知识的获取以及新文学史的系统梳理和书写。对于接受者来说，只能满足其阅读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审美期待或获取新文学史知识的期待，其他的非新文学或非现代性文学几乎都处在被遮蔽被埋没甚至被贬抑的状态;即使这些文学偶而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或者书写新文学史者的笔下，也是作为对比反衬的对象或者被针砭指斥的对象。因此，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既承担不起书写现代中国的全景观文学史的使命，又不能以科学平等的价值观评述现代中国的所有文学系统与不同样态的文本。对于这个局限性，即使把既定的新文学史学科放大了延长了，也是难能解决的。其三，由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其思想基础与价值准则，特别强调其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因此不论评述新文学或者书写新文学史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避免的偏激性或偏颇性，或者过分抬高了大陆的新文学，或者在书写中国新文学史过程中过分突出左翼文学或者独尊《讲话》后出现的工农兵文学，无情地拒斥了台港澳的新文学，甚至把它们作为大陆新文学的对立面进行批判。可见，建国初由教育部设立的中国新文学史学科装置，往往会给海内外的学者和读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读，片面地认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只有新文学或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只能写成新文学史或革命文学史，这就严重妨碍向世人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与多样精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生态的变幻，意识形态领域骤起的极左思潮，时缓时急地冲击着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研究以及新文学史的书写。从批判《武训传》到批判《红楼梦》研究及胡适学术思想，中经反胡风、反右派和反右倾，直至“”风暴，几乎每次极左政治思潮的兴风作浪都在文学艺术界或学术研究界启动，使其成为“左”毒伤害的重灾区;因之一批批有影响有成就的学者作家诗人倒下，一批批文学艺术作品都成了“兴无灭资”政治批判的“灭资”对象。这样以来，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因为研究或书写的内容荡然无存，其学科意识完全被极左政治思潮所置换，故而它也失去了存在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过清算极左思潮毒害的“拨乱反正”运动，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得到了恢复，其学科意识仍是新民主主义论为主导，并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适应大学文科教学的需要，便遵循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以群体力量编写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的热潮，出版了一批教学型的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文本，其中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影响较大，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这诸多版本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与1950年代初期由个体书写的多种版本新文学史相比，政治色彩有所淡化，内容有所充实，史料有所丰富;但总体上并没有出离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框架，而对于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拨乱反正”也重在从社会主义文学性质返回到新民主主义文学性质的“正道”，既没有对新文学史书写的新民主义义论的政治化的思想规范或模式提出质疑，也没有对这种思想规范或模式给新文学史书写带来的政治化特征及其内在伤害进行反思或消解。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与文艺界的平反冤假错案，以及人道主义、人性、人情、人意、自由、民主、理性、博爱等普世理念与价值思想得到正面承认;因而这不仅使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对象发生了巨变，把颠倒的文学史实重新颠倒过来，而且也使新文学史学科的思想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受到了重创与质疑，新文学的人本特质、人性内涵和人道灵魂已取得了合情合理合法的价值和地位，特别是现代性或现代化的社会思潮与新启蒙主义理性思潮以及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被引进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它们的合力激起了新文学史学科意识的全方位革命;以人本主义文学史观、现代性或现代化文学史观和价值观取代了原定新文学史学科的以阶级论为主导的学科意识。19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和“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设计，意味着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完全摆脱了新民主主义论框架的规约与禁锢，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打开一个多元化的学术局面，由独尊一种学科意识变为多种学科意识的设想，由独树一种文学史观变成对多种文学史观的探索，由只持一种文学价值标准变为对多种价值坐标的选择，由仅用一种文学史的政治话语变成多声部文学史话话。这种多元化的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格局从1980年代中期逐步展开，尽管中间曾有“六四风波”的干扰，可是这种活跃的学术局面直到21世纪的今天只能说越来越开放，妄图再回到“一种思想一条路线”完全控制和统驭包括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在内的一切学术领域的梦想，是不可能再变成大一统的“一元化”的政治现实的。
虽然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但是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范畴的时空维度以及视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为重点研究或书写对象，这两点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这个新文学史学科发生质变的则是文学史观及其与之紧密相联的文学评价尺度，即学科意识不再是政治霸权话语来主宰了，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及其价值观或者是现代性(现代化)文学史观及其价值标准则成了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正宗文学史观及其价值尺度。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遵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范畴书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文本的形态，即由政治型变成了人本型或现代型;不过它们仅是中国新文学史书写显示的多元化景观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形态。经考察，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遵循人本文学史观及其价值标准书写中国新文学史的可举两例为证:前有1987年孙昌熙、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其《前言》开宗明义地表述，“文学观念是构筑一部文学史的关键”，这部新文学史则是“以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作为具体纲领，着重从文学与人的关系来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而展示它的本质面貌”。后有黄修己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于2008年问世，著者坦诚表白，“我在‘以人为本’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全人类性’的命题，希望从人的觉醒和解放的角度来审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使我们的现代文学能为世上更多的人所理解、所享用，更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这种有意尝试所写出的新文学史文本，至少具有这样的特征:展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学特质，显现出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灵魂以及人性、人情、人意的复杂性和深微性，弘扬了现代文学的真善美的审美品格。至于遵循现代性或现代化文学史观及其价值观所书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的现代型文本，具一定代表性的有: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程光炜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虽然学术界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和阐释颇有分岐，缺乏明确而科学的界说，将其引入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领域也是众说不一;但是上述几部文学史所运用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文学史观和价值观却与启蒙主义相通，即启蒙理性就是其理解并认同的现代性。有的新文学史直截了当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规定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也有的现代文学史从启蒙思想的角度对“现代化”的内涵给出更具体的说明:“文学的现代化最内在的内容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意识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大成果也正是这方面。”即“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标志”。既然五四文学是现代化的文学，那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则是文学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不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或者人的文学都是解放人的启蒙主义文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文学史观或价值观，实质上亦是人本文学史观或价值观，由此文学史观或价值观为主导所书写的现代型新文学史文本同样也具有人本型新文学史的基本特征。
多元化的中国新文学史书写格局的形成，是突破政治化书写现代文学史重围的巨大胜利，终于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具有独立性的学术轨道，摆脱了政治附庸的地位;然而从总体上观照，不管是人本型的或现代型的或其他形态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都没有突破原定新文学史学科的时空维度，哪怕是将新文学史的时间长度上溯到维新变法时期或者新设计的“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也总是有个局限性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或20世纪中国文学科的长度与宽度都容纳不了现代中国的所有样态的文学，只适宜于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的研究及其文学史的书写;即使把其他形态的或类型的文学硬装进去也不会受到平等的对待合理的评价。例如有些文学史将通俗文学作为一翼或一单位纳入新文学史学科或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总有些勉强有些不相宜，因为通俗文学既不“新”又缺乏现代性的鲜明特征。所以，惟有建设新的学科范畴，才有望解决好这个局限，以推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向新的学术层次运转。
究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学科，既能扬其已有学科的优长又能避其已有学科的短处即克服其局限，并能开拓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新局面?在我看来，应建立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而建立这个新的学科意识首先要弄清楚，“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概念，虽然它们在内涵与外延上有相通之处，甚至有某些同质同构性，但是前者的观照视角、对象范围、史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格局等却发生了变异，使这个新学科具有了自身的独特性。“现代中国”和“中国现代”不仅仅是从语序上的前后置换，而且它们是从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价位来判定“文学史”，后者主要指涉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着重突现其现代性，即中国现代型的文学史或曰中国新文学史，那些非现代性或非“新”的文学并不包括在内;前者不是着眼于“现代文学”，即只是规范现代的文学，而是首先放眼并关注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即整个现代国家的文学。“现代中国”是与“古代中国”相对应的，是从“现代中国”的大视野来审视文学，即凡是“现代中国”历史时期生成的文学都是研究的对象，不管是否具有现代性也不管是哪个民族的文学，只要属于“现代中国”这个大家庭的文学都应平等对待、合理排位。
其次要明晓，“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上，既不是新民主主义观念又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建立于现代性民族国家观念之上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它不同于古代中国文学史以改朝换代的皇权意识变换为轴心，即一朝有一朝的文学，代代相传而永不变的则是皇权主义与宗法思想，即使非正宗的民间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学介入也改变不了以皇权主义为支柱的正统文学。所以古代中国文学史不可能演变为在国家现代化观念制导下的平等相待的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联合体。到了上个世纪之交即现代中国肇始之时才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之士和革命先驱孙中山把“民族国家”现代化观念由西方引入中国，并与维新实践和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步兴起一股现代民族主义政治思潮。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流变，或处于世界列强瓜分的危机之时，或处于日寇入侵的救亡之际，或处于新中国建设时期，或处于改革开放以复兴中华时期，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始终是社会文化思潮的主导意识，救亡图存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近百年来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文化先驱、革命先贤、英雄壮士和知识精英，为了祖国的救亡与复兴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实践着种种国家现代化的策略与方案，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思想救国到政治革命、武器批判、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再到改革开放、经济为纲、科学发展等，无不体现出近忧而远虑的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的深邃复杂内涵，无不充溢着想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强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激情。虽然现代性民族国家观念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思潮经过了晚清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相冲突又相结合、五四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冲突又相结合、此后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相冲突又相结合的三个逻辑阶段，而且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功能效用也有正负大小之别，但是在拯救民族于危亡、振兴民族于贫弱、建设富强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上它们却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或一致性。正是在这样一个宏伟而艰巨的充满悖论的救亡与建国的民族国家想象现代化的多种具体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同时也制定并实施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并举的方案，有意无意地把现代中国文学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想象与设计之中，使现代中国文学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形象化语符载体。由于现代性民族国家观念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多元性，由于我国进入20世纪后依据不同的现代化方略先后建立起社会性质有别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我国是个在经济、文化、思想、习惯演化中极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所以适应不同民族现代化意识需求、适应各民族各阶层人群审美取向以及承续不同文化传统而兴建的现代中国文学，无疑是形态各别、异彩纷呈的。尽管如此，但现代中国文学却以不同的审美形式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地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民族主义意识或爱国主义情思应似现代中国文学的主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文学实质上是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
再次要理解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石所建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仅可以全景式地揭示现代中国文学流变与我国跨入新世纪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错综性和同步性，透过现代中国文学这面巨大而多棱的镜像能够折射出中华民族推进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总体风貌;而且可以为我们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提供新的观照视角、新的框架结构、新的考察对象、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研究格局等;特别是以之与现有的“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学科相比，“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具有一些新的功能特点:
一是以现代国家观念为基石建立起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框架，可以突破以二元对立思维为认知结构所规定的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土与洋、左与右相互对峙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带有偏见的界限，将现代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所生产出的所有形态的文学都作为同构同等的研究对象或书写对象。固然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是所有形态文学中的研究或书写重点，但它不能遮蔽或取代对其他形态文学的研究或书写，只要是生成于现代中国这片沃土上的所有样态的文学，哪怕是现代中国人移民到异国创造的反映故国生态与心态的文学也应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这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固有的功能特长。二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对待能够纳入研究或书写的所有文学对象，不论是原定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汉民族文学或各少数民族文学，或者原定的通俗文学、古体文学，民间文学或翻译文学，台港澳文学或华人文学，都要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既要消去阶级的、党派的政治偏见又要清除狭隘的地域的民族的偏见。因为它们都是现代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区域或不同文化生态创造出的文学，其差异性极为明显，这正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性;而其趋同性也是有迹可寻的，这正表明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目标则是一致的。所以对待所有形态的文学，作为研究者或文学史书写者来说，务必要有一颗公正公平之心，务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这并不是说，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所有形态的文学，其思想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就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了。至于应该持有何种价值观念来研究或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笔者认为应坚持“一个原则三个亮点”的价值评估体系。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范畴从时空维度上现示了“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优长，即上可与古代中国文学对接下可随着现代中国文学的演化不断延伸，直至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同步地实现终极现代化目标而终结;而在横向上它不仅包容了不同历史阶段生成的一切系统或形态的文学，并且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取得广泛联系。
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功能特长，正合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诉求，也适应了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并且当下的中国，对于遵循“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来建构文学史文本，也提供了可能性。从时代需要来说，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应体现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的精神，人类的普世价值追求应该在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中越来越得到呼应。所以只有按照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规范研究或书写的文学史才能消取国家的民族的党派的不必要的偏见，消解以往坚持机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造成的不同形态文学之间的人为隔阂，真正把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积极参与全球化语境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文化对话;而进行交流与对话的不再仅仅是中国的新文学或现代性文学，不再仅仅是中国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文本，而是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的无限丰富性，也是现代中国全景观的文学史风貌，这样才有可能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从当下提供的可能性来说，其一学术性的文学史研究或书写已游离出主流话语的严格掌控，过去那种绝对权威的政治理论也不再是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必遵的“圣旨”，学者们可以根据研究或书写文学史的需求自由地选择文学史观、价值标准或叙述模式，因此那些普世的人文理念或价值观越来越得到尊重和运用，这种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态有利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其二国家主流话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也解构了主观臆断的机械阶级论及其谎谬的阶级分析方法，公开宣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已成为最高原则，建立和谐的中国与和谐的世界已成为奋斗的目标，科学发展观则成了现时代的最强音;由此可见，这不只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提供了可以运用的新的理论与思维范式，尤其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和谐理念更适宜于中国多元文学系统的研究与整体和谐文学史文本的建构。
遵循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文本，虽然并不多见，但是201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却是一部“尝试性的、实验性的、探索性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只要有更多的学人认同现代文学史学科范畴并付诸研究或书写实践，它的功能特长一定会彰显出来。
本文作者：发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