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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史习斌 单位：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近些年来，关于“同人”的话题在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者或是对同人团体的媒介活动、人事变化、思想轨迹等做单一考察，或是对单个的同人刊物做全面研究。事实上，要想从同人的角度深入讨论这些问题，需要对同人的所指做出清晰厘定，对同人团体和同人刊物的同人因素进行准确分析，对与同人相关的媒介活动尤其是写作活动进行系统而独立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同人的存在和写作方式所具有的文学和文化意义，才能避免用大而不当的同人概念笼统地涵盖包含着诸多非同人要素的团体和刊物。为此，笔者拟将同人写作作为与个体创作和集体写作并列的一种写作方式单独提出，以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上重要的同人群体新月派的写作实践为例，论述同人写作的内涵特点、典型方式和意义及影响，以期凸显这一独特写作方式的横向状貌和群体性价值。
同人与同人写作
20世纪以来，随着政治控制的逐步削弱、文化规训的不断失效、西学价值观念的冲击、科举制度的终结、大学教育的启蒙和留学运动的发展，传统读书人逐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其在行为方式、精神气质、信仰与价值追求等方面都产生了新变。不仅“个体”的自由独立与“人”的现代性格得以彰显，而且作为个体集合的“群”的现代聚合形式也得到较大发展。同人群体便是这种聚合形式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同人聚合成为一种新的合群形式，同人刊物成为同人群体诉求表达的载体与平台这一背景下，才出现了同人写作这一特殊的写作现象和方式。那么，究竟何谓同人写作？总的来说，同人写作是同人之间就某一观念、议题或认同的目标进行各自表达，借助同人刊物集中发表的一种非集体的群体聚合的写作方式。同人讲究的是“志同道合”，同人间自发或自然粘合在一起，不具有社团组织章程严格的事先约定性。同人们以言论、文化来影响社会，以文学来建设文化，他们通过聚餐、沙龙和同人书信等形式来联系感情、讨论问题，通过创办非官方的同人刊物开拓媒介阵地，通过写作活动进行文学理论提倡、创作实践尝试和观点的发言发声，从而实现同人的社会参与、专业责任和自我价值。
首先，同人写作是介于个人创作与集体写作之间的一种合作写作的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集体写作是伴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从苏联引进的一种写作方法和文学生产方式，经过抗战救亡的特殊需要和解放区的规范、培养逐渐形成模式，在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书写中达到顶峰。集体写作的发展与成熟自有其独特的功效，但对个人创作的独立与创造造成冲击和掩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同人写作不同于集体写作：它没有集体写作那么统一的创作主旨，不是集体署名，也不是各人写作然后集体统稿修改，相反，参与写作的个体同人自身有较强的独立性，体现出接近于个人创作的个体特殊性；集体写作将意识形态性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强调集体写、写集体，注重表达集体意识、集体精神与集体形象，同人写作则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延续和深化，在文学上多为对文学革命的反思与重建；集体写作看重群众基础和大众化效果，同人写作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化书写和文学实验。同人写作也不同于完全独立的个人创作：个人创作是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个体风格明显，而同人写作势必会受到同人共同思想、约定的写作主旨甚至同人刊物等媒介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同时，总体上表现出较强的群体特征和同人色彩。其次，同人写作是同人们为同人刊物进行的有明确目的和清晰目标的写作。同人写作以同人刊物为中心，同人刊物是其表达平台，一旦这个平台失去了，同人写作也就失去了聚集能量的磁石。同人写作是伴随着同人期刊的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彰显个人主义的五四文化精神与之相适应的个人创作方式不再一潮涌动，朝着集体写作方向发展的革命文学转向与左翼文学思潮尚未固化，客观上为同人期刊的繁荣和同人写作的勃兴提供了机会。
同人刊物由同人合伙创办和经营，编者群和作者群高度一体化，变为“用稿封闭，较少采用外稿，稿件多为同人撰写，而且没有稿酬”，编辑也多是义务劳动。严格地界定，“‘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1的说法可能略显宽泛，但其数量也不少，从《新青年》（3至6卷）到《新潮》《创造》《语丝》《新月》等，同人刊物一度呈现繁荣之势，同人写作也成为一种显在的文本生产方式。直到40年代，仍有《希望》等将自身“不合时宜”地定位为同人刊物。新中国成立之后，同人刊物的创办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和政策风险，同人写作也随着同人刊物的日益衰落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再次，同人写作以同人之间共同的“志”与“道”的存在为基础，以同人群体的存在为前提。一旦这种共同的精神基础和组织前提发生了变化，同人写作也就不复存在了。例如，新月同人的骨干成员聚合的主体价值观念是以个体本位为主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群体的几个关键人物中，徐志摩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2，胡适曾不止一次地说，“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3，梁实秋也曾明确表示，“《新月》一批人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4。他们都是极具个性而又关注公共利益的人文知识分子。以新格律诗创作为主的文学写作者和以争自由、争法治、讲人权为主的政论文写作者，是新月同人中的两个次同人群体。从《诗镌》《剧刊》到《新月》月刊在2卷2期对编辑者做出调整5，新月同人写作基本以文学为主；从梁实秋执掌《新月》开始“谈政治”，胡适引领“人权大战”，新月同人写作转向政论文为主；《新月》后期显示出对文学的回归，1931年创办的《诗刊》则是新月同人中的文学写作者在《新月》之外回归文学的努力。
“热衷文学”与“转向政论”的不同侧重是这两个次同人群体的分歧，各自的妥协和总体的认同则是同人群体尚能存在的底线。直到《新月》终刊，同人解散，同人写作也随之停歇。因而可以说，同人写作是一种在同人精神与价值的感召和坚守之下从事的阶段性的写作活动，具有历史性。最后，同人写作是一种超越文学的文化写作，或者叫做大文学写作。无疑，文学写作是同人写作的重要内容和核心领域，但不能完全涵盖同人写作。因为文学的非功利审美特点和对人产生影响的长期性，使得同人文学写作有时并不能满足同人们表达观点、改良思想文化的直接性和迫切性需求。在新青年同人的文学革命中，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都不是作家，他们写作的成品不是审美的文学作品（当然不排除其文章的文学性成就），而是表达思想见解、用语言文学的变革来改良社会和启蒙大众的文章。新月派同人的政论文章，涉及政治、法律、人权、教育、财政等内容，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使用的却不是纯粹文学创作的形式，体现的也是同人写作的文化性特点。所以，对于同人写作而言，文化写作的光华很多时候会盖过文学写作。#p#分页标题#e#
同人写作的典型方式
如前所述，同人写作是同人们为同人刊物进行的有明确目的和清晰目标的写作活动，并不是同人的所有写作实践都属于同人写作，它是一个特定的对象范畴。概括来说，同人写作有立竿见影的议题式同人写作和相对松散方向基本一致的目标式同人写作两种基本类型。针对同人的写作特点和专业优势，或明或暗地形成议定的题目，或者确定讨论的框架，甚至相约合作形成专题，在同人精神的指引下各自撰文，这便是议题式的同人写作。因为有议题的相对集中性，又有相对开放的个体写作自由，所以这种写作方式对同人的思想和观点表达有很强的发掘潜能和吸附能力，在积聚力量方面有立竿见影的功效，是单个的个体创作所无法比拟的。在议题式的同人写作中，有的议题并非同人们事先商议选定，而是由主要同人发起之后，在同人间相互呼应形成的一种默契。新月同人政论写作就是例子。在《新月》第2卷第1期刊发了胡适的长文《人权与约法》之后，随之拉开了一场“人权大战”的序幕。梁实秋、罗隆基也先后加入了这场论战。梁实秋先后撰写了《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思想自由》等文章，着重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等方面争取“自由”这种特殊的“人权”。罗隆基则一口气写出了《论人权》《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人权”释疑》等一系列文章，对人权问题作了全面的正面诠释。除了“争人权”，新月同人还通过同人写作表达对民主法治的争取。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站在人权的高度强调约法对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阐述了对宪法问题的系统论述。罗隆基的文章比胡适更为密集和猛烈，《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我对党务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们要财政管理权》等，每一篇都直击要害。尤其是在1930年，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查封，店员被捕，《新月》月刊被没收之后，罗隆基随即发表了《什么是法治》一文，直指政府及其执行者此举没有保障国民的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利。
新月同人通过论战宣示了同人的思想主张，扩大了同人的写作影响，充分体现了同人领袖的号召能力和同人精神在同人写作中的纽带作用。设置议题共同讨论、围绕议题分别撰文，是议题式同人写作的又一重要方式。当同人们集体发言时，可以在各抒己见的前提下形成基本一致的“大方向”，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对集中的探讨领域和核心观点，有利于聚集力量，获得关注并产生影响。新月同人的小团体“平社”的写作活动正是这种写作方式的最好例证。“新月社”解散后，新月同人原来形成的定期聚餐讨论问题的形式得到了保存。1929年5月11日平社在范园举行第四次聚餐，“努生述英国FabianSociety［费边社］的历史，我因此发起请同人各预备一篇论文，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讨论”6。三天之后，胡适便拟出了“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7：五月十八日到八月三日，计划每周一次固定时间的讨论，由潘光旦、胡适之、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十二人分别从种族、社会、经济、科学、思想、文学、道德、教育、财政、政治、国际和法律十二个方面来研究中国问题。之后的几次聚餐，基本按照这个日期单展开了讨论。在1930年4月12日的讨论中，胡适提交了《我们走那条路？》，他在“缘起”中说，“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之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个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今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分了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8胡适将该文作为表明同人们根本态度的“引论”开启讨论，1930年6—7月，先后讨论了罗隆基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郑放翁的《制度与民性》、青松的《怎样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等论文，之后又不定期地讨论了潘光旦的优生学、沈有乾的教育研究、全增嘏的宗教与革命问题研究等论文。这些成果最终发表在《新月》月刊上：潘光旦的《论才丁两旺》、罗隆基的《论人权》等“都是用讨论的文字改作的”9；《我们走那条路？》（胡适）、《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罗隆基）、《制度与民性》（郑放翁）、《怎样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青松）、《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潘光旦，讨论时题为《人为选择与民族改良》）、《我的教育》（沈有乾）、《宗教与革命》（全增嘏）等，也都是同人们聚餐时宣读讨论的论文。这种共同讨论分别撰文又集体发表的方式既能突出同人作为整体的群体智慧和一致方向，又不抹杀同人作为个体的专业优势和表达个性，是兼具个体创作和集体写作的外在特点而又在本质上与之不同的同人写作方式。
同人们在重要议程的决策时刻或者重大事件的关键节点相约合作，采用集稿的写作和发表方式形成专题以集中表达同人诉求，是议题式同人写作的特殊形式。较之前述的议题式同人写作形式，其在写作目的上更为明显，内容范围上更为集中，同人间的写作联系也更加紧密。1929年梁启超死后，徐志摩等“新月社的老成员准备把即将出版的《新月》月刊第2卷第1期作为纪念专号出版”10，但最终却因“遭到部分成员的反对而没有出成”11。最热衷于此事的徐志摩未曾想到在自己死后实现了纪念专号的出刊。《新月》月刊第4卷第1期是“志摩纪念号”，除了刊登“志摩遗像”和两篇“志摩遗稿”，“志摩纪念”一栏选登了12篇关于徐志摩的文章，大多为新月同人的怀吊之作，胡适《追悼志摩》是对徐志摩一生的全面总结，梁实秋《谈志摩的散文》评中有持并借文怀人，方令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说出了众人对逝者的爱戴，储安平《悼志摩先生》和何家槐《怀志摩先生》则赞扬了他提携后生的师者风范。1932年7月30日出版的《诗刊》第4期也是纪念徐志摩的专号，在这期《诗刊》里，徐志摩的旧作和怀悼徐志摩的诗文共有14篇，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同人作者既有孙大雨、饶孟侃、朱湘等前期新月诗人，又有陈梦家、方玮德等新月诗人的后起之秀，当然还有胡适这个新月精神领袖，加上亡者徐志摩的戏剧翻译和诗歌旧作，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诗刊》对徐志摩其文其人的理解与怀念。这两期专题不是东拼西凑的版面填充和文章补缀，而是新月同人自觉合作以表达自我维护群体的直接展示，是议题式同人写作的集中方式和典型形态。与议题式同人写作十分集中的议题讨论和立竿见影的效果期待不同，目标式同人写作是一种相对自然松散的写作方式，同人的写作活动虽然受制于总体的同人精神和同人目标诉求，但在写作时一般不会直接受到同人领袖或同人的影响。这种方式可以满足长时期见效的效果期待，并表现出更接近于个体创作的独立性特点，因而在文学性同人写作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仍可以新月同人的文学写作为例。众所周知，由于社会关注侧重点的差别，新月派事实上是“派中有派”，关注文学的新月同人从新诗、戏剧、散文等方面探讨五四文学以后新文学应该具有的精神与形式，取得了富有建设意义的成就，其中尤以“新格律诗”的倡导和实验为胜。#p#分页标题#e#
早在新月社成立后不久，成员们就曾从事过读诗会等文艺活动。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后，直接刺激了新月诗歌同人的写作和发表欲望。徐志摩、刘梦苇、饶梦侃、闻一多、朱大?等一批新月诗人，在短短两个月11期《晨报•诗镌》上发表新诗达86首，此外还有《新诗评》（朱湘）等诗歌评论和《诗的格律》（闻一多）、《新诗的音节》（饶梦侃）、《再论新诗的音节》（饶梦侃）等诗歌研究的文章。同人们在“新格律诗”的理论倡导下进行创作，实现了理论、创作与批评的三位一体和同步推进，成为文学性同人写作的有效形式。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虽然曾一度热衷于“谈政治”而忽略了新月同人的文学诉求，但五年多43期的月刊仍然刊登了大量文学作品。在《新月》的文学世界里，诗歌是《新月》文学的重镇。《新月》同人和编辑者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诗人，《新月》所设的“诗”栏目也几乎是自始至终的。《新月》时期新月诗人的诗歌创作，走过了新诗草创时期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的“自由”，表现出对“诗之为诗”的“纯诗”追求。虽然这一时期已经经过了《诗镌》时期闻一多、饶梦侃等新格律诗的倡导者对新诗的格律、音节的严格要求，出现了诸多并不讲究新诗建行规整和音韵协调原则的诗歌，但总体上仍然沿袭了《诗镌》时期的诗歌主张。在《诗刊》成长起来的一批新月诗人后期表现出一定的现代主义色彩，但在精神特质和形式上仍无法摆脱前期新月诗歌同人的影响。新月同人的诗歌写作前后持续了接近十年的时间，先后产生了《晨报•诗镌》《新月》《诗刊》三大阵地，近百位诗人在上面发表诗作，其松散性符合文学创作的自由特点；当然，这种目标式的同人写作又不同于完全分散的个人创作，它以同人文学精神和主张为纽带，团结一批一批诗人，提倡新诗的“格律化”，形成了“新月诗派”，其理论倡导、创作实践和批评研究都是围绕新月同人对诗歌的理解进行的，都大致遵循着新诗规范化和理性节制情感的总主张，体现出目标式同人写作的特殊性。
同人写作的意义与影响
同人写作作为一种文学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表现形式，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同人写作固化和加强了知识分子的群体聚合，开创了一种用写作活动和媒介资源实现群体表达的新方式，此其一。从新月社聚餐会开始到新月书店终止经营，新月同人先后以《诗镌》《剧刊》《新月》《诗刊》为阵地，经过数次分化整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同人圈子，他们通过文化和媒介活动聚合成群，实现了知识分子从个体到群体的嬗变。在整个过程中，写作活动成为群体聚合的核心内容。如果说新月社前期还是宽泛的文化活动，那么随着一群新月诗人的加入，文学的内涵和同人写作的性质便越来越明显。1925年闻一多回国后，“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12。他们“每天论诗、做诗、写文章”13，把闻一多的家变成了“一群新诗人的乐窝”14，由此形成“新月”“派中之派”的“闻一多及‘四子’一群”15。《诗镌》前期，“约定每两周同人们聚会一次”16。尤其是闻一多、朱湘和饶孟侃，“常常来梦苇的小屋聚会，互相传阅和朗诵他们的新作，间或也讨论一些新诗上的问题”17。这种聚会上对作品的讨论是一种宽松自由的文学探讨，并未形成定例，也没有议题式写作的讨论那么强的指向性，但却与个体创作区分开来。随后，这个群体在总体上不断扩大，经过《新月》的扩展和《诗刊》的强化，形成新月诗派的强大阵容。与此同时，以胡适、梁实秋为代表的政论型新月同人以《新月》为阵地，以讨论、专题为主要形式，通过同人协作的论战方式表达群体诉求。此外，同人们还通过集体推出同人稿件形成影响，通过作品背后的同人书信的探讨过滤或强化观点。
总之，同人们为了同人目标的实现聚合在一起从事写作等活动，同人写作又反过来使得同人的群体聚合得到了加强和固化，并探索出不同于集体写作和个体创作，也不同于其他同人活动的群体表达的新方式。其二，同人写作的圈子特性形成了同人文学的独特风貌。如前所述，同人写作是一种介于个体创作与集体写作之间的写作方式，既具有不同于集体写作的相对独立的个性特点，又具有不同于完全独立的个体创作的同人共性特征。同人写作的同人性决定了这一写作方式所产生的文学是一种“圈子文学”，这是在创作主体上表现出来的明显特点。同人刊物的编者与同人写作的作者身份的同一性强化了“圈子”的封闭性与稳定性，通过同人写作不断扩大的同人影响力又会吸收新的文学力量扩大“圈子”的阵容和影响。正是因为同人写作所具有的“圈子”特征，其同人作品在艺术原则、题材的关注点、总体风格、精神价值追求甚至形式特点等方面都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通性和近似性。以新月同人的写作为例，新月诗派在诗歌创作中遵循的新诗格律化，梁实秋对文学的纪律与理性的强调，凌叔华小说的“适可而止”，从多方面显示了新月文学在总体上对追求纯正、讲求形式和理性节制情感原则的认同守持。新月文人对文学题材与主题关注的兴趣点，并不在能产生轰动效应的重大社会问题，也不在革命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而是着力于表达对爱情的不同体验，一种个体化的叙述中对“永恒人性”的执著书写。具体到同人写作的成果，相同的文体、近似的题材或关系亲近的同人的作品，会呈现出相似的风格。
如新月散文中与爱相关的作品中，储安平的《墙》充斥着一种独语式的自责与忏悔，《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则表现出作者性格中独具的忧郁气质，何家槐的《白莲藕粉》在平凡的故事中间杂着欢乐和孤独的复杂情感，孤独与忧伤成为储、何散文的突出特质，二者总体上又与新月同人的核心人物徐志摩的散文以情见长、勇于自剖的风格有着惊人的相似，自然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在文学的精神向度上，新月同人在写作中始终坚持追求自由、尊重人性、看重自我的价值观，这也成为新月同人写作中最有力量的粘合剂和新月文学最有魅力的价值源泉。同人写作主体的圈子化使其作者在文化教育背景、思想艺术观念等方面具有某种天然的同类性，在同人作品中表现出原则、题材、风格、精神和形式等方面的相通性。同人的主体特点、创作实绩和同人写作的这些共性特征结合在一起，便聚合和强化为同人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和形式，形成了同人文学的独特风貌。其三，同人写作的得势与成熟易于形成同人性文学或文化流派。在文学史上，流派指的是相同或相近的艺术观念、创作主张和作品风格的作家的集合体。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是划分流派的两大标准和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文学流派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的自觉集合体”，另一种是“不完全具有甚至根本不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但在客观上由于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半自觉或不自觉的集合体”18。这种划分颇有道理，却难以精准概括由同人写作形成的同人性流派的特征甚至本质。在文学史上，风格、社团、时代、地域、题材等都可能对流派的形成产生影响。从同人写作与流派形成的关系来看，文学流派的形成不一定都是同人写作导致和造就的，同人写作只是有可能形成文学流派的一条路径；同人写作也并不一定产生和形成文学流派，只有当其集中书写产生一定的影响，所倡导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等得到足够的人的接受和效仿后才可能形成流派。#p#分页标题#e#
同人写作可以作为一种非审美性文章表达观点、提倡某种社会或文艺思潮，也可以作为文学创作形成某种文学的实际力量，当然如果创作实绩与理论倡导同步推进相互支撑，流派形成的条件就会更加充分。同人写作形成流派有很大的优势。由于同人写作是面向同人期刊的定向撰稿，同人期刊的编者与作者的人员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因而同人写作在创作和发表上具有先天的媒介资源。《晨报•诗镌》时期，名义上担任主编的徐志摩和实际发挥核心作用的闻一多为这个仅存11期的园地写稿都在10篇以上。负责编辑《诗刊》的徐志摩和陈梦家（徐志摩去世后接编了《诗刊》第4期）也是《诗刊》发表诗歌最多的两个作者。《新月》月刊的10位“编辑者”19在43期《新月》上发表文章共计达245篇，刊物的核心成员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胡适4人所发文章就多达165篇。编辑是刊物稿件的“把关人”，他通过对稿件的邀约、取舍、修改和是否刊发来实现某种思想、观点和艺术的表达，通过刊发时的时间安排、栏目编排、版面位置等手段来体现这种表达的被重视程度。而作者则是意见的最初贡献者，是观点产生的源头。这两种角色的合二为一无疑使得意见生产的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意见表达则受到最低程度的修改和源头控制，这对实现同人媒介的群体诉求是一个天然的优势。不仅是作为重要作者的编者，普通同人的写作成果在同人写作中同样享有发表优势。
关系亲近的同人之间通过写作彼此联系构成各自的小“圈子”，这些有着共同性的“圈子”在大的同人精神的粘合下聚合为同人群体，通过同人写作的聚合效应集体表达观点和形成影响。同人“志同道合”所具有的思想、艺术观念的接近性和趋同性是同人写作形成同人性流派的又一优势。因为同人写作是以同人之间的所同之“志”和所合之“道”为基础和纽带，所以在思想与艺术观念上具有先天性的共同特征，也极易取得目标的一致性，这种共同特征和一致的目标是形成流派的重要条件。正是因为先在的、彼此认同的文化、文学追求才让同人们走到一起，同人写作的表达和创作也正是为了实现和佐证同人彼此认同的价值和观念，似乎可以说，同人性流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同人们通过同人写作人为努力而“制造”出来的。新月派的形成正好显示了同人写作的思想精神之于派中成员的粘合凝结作用。这个较为松散的同人性文化派别，虽然“无组织规程，亦无活动计划，更无所谓会员会籍”20，但却有一群相对固定的“朋友”在一起聚餐、论时事、写文章、编杂志，“朋友们在自由‘松懈’、没有纲领的结合下，也有相同的大方向，也尝试着对问题取得集体性的看法”。21新月同人群体这种彼此兼容并包的特殊结合方式，在同人媒介的聚合作用和同人写作的集中展示下，逐渐形成了由“强烈的个人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新月派”。
对于同人性流派而言，同人写作是流派形成的预演和必经阶段。同人写作和同人文学必定以一定的群体为特征，当这个群体特征产生一定影响的时候，就会促进甚至直接导致以文学或思想文化自身为目的（而不再是以政治为目的）、具有明显的精英化特征的同人性流派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