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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翟月琴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胡适的白话文学思想，作为他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条重要的研究线索，也成为胡适研究中无法规避的核心内容。他的《白话文学史》出版于1928年，这部著作致力于“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嬗变，从正统的古文传统中剥离出一条属于白话文学自身的脉络，从而在文学内部为白话文学发展在“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1]6。《白话文学史》出版以来，可以说从上世纪20年代起至今从未间断地处于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中，作为胡适先生重要的文学研究著作，足见作品本身在研究过程中所具有的张力。笔者将《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1949年以前（杂音交织中的白话文学观念论争），1949年至结束（官方话语规训下的“形式主义”批判），1979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启蒙思潮下的文学史反思），以及20世纪90年代至今（百态横生的跨学科交叉渗透研究）①。试图从这条历时性的垂直脉络中，围绕时间轴线展开论述，从不同的历史阶段挖掘《白话文学史》背后所辐射出的时代痕迹和研究观点的演变。
一、1949年以前：杂音交织中的白话文学观念论争
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认为，白话文学“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其中有3层意思，其一，“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其二“，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其三，“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1]13。而与之相对的是“死文学”。针对这一观念，激荡起了不同立场学者之间的争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张荫麟以笔名素痴发表的《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2月3日，第48期)。作者比较客观地评价了《白话文学史》，认为这部著作在方法上为我国文学史著作开了一条新路径，开拓了包括佛教翻译文学在内的新思路，还增加了一些新考证的内容。文章对《白话文学史》中所涉及的考证问题（诸如《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等）、定义标准、实用主义的评判原则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剖析，认为，“以语体之文法及词句为主之文字为白话文。反之，以古书中之文法及词句为主之文字，为文言文”，因此，“文言文别于语体之文或称古文，随时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尝僵死。”这篇文章颇具综合性和客观性，在剖析《白话文学史》时能够超越个人化的立场。随后，1929年5月27日的《大公报》在“文学副刊”中刊载了一篇作者不详的《胡适白话文学史之批评》，就《白话文学史》所呈现的14种问题逐一进行了批评，其中包括材料以偏概全，概念区分界限模糊，言文无法统一以及诸多细节问题，而核心仍在于对胡适白话文学史观念的质疑，竭力凸显《白话文学史》中的缺陷。
1932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替诗的音律辩护———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①一文，认为胡适在定义白话文学史时，其聚焦的文学作品过于局限，以至于忽略了大量的优秀文本。朱光潜的立足点，无疑在一步步地扩展“活文学”的疆域，无论是音律，还是音律所指向的生命与情思，都从新的视角为文学的内涵提供了参照。1933年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也认为，白话文不一定都是活文学，“因为白话文固然是新文学达意表情的工具，但必须有优美的思想、内容、想象为它的内容，方可为美妙的作品。”[2]另外，周作人在《新文学源流》中凸显了思想与情感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他提到，“我认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3]他还主张“，要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尽可能地多写出来，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独抒性灵’。”[3]这股来自新文化内部的声音，试图为“死文学”所辐射的文本寻求生命空间，情感、音律等文学因素在“活文学”的范畴内逐渐膨胀，这就在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拓展了胡适白话文学观念的外延。
笔者认为，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才能更深入地洞悉时代的脉搏，把握颇具影响意义的个案在时代运动中所占据的位置。1931年6月，王礼锡在其创办的《读书杂志》第1卷第3期上，开设了“胡适之批判”的专栏，已经涉及到了文学史研究。他认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并非中国文学史，不是平民文学史，并非白话文学史，它“仅仅是五四时代白话文体运动的一部宣传品而已；这部宣传品虽然并不如何精彩，却曾在一时建立无上的权威，总是一部有过历史价值的东西”[4]。与之相类似的评论性文章中大多也都略有提及，只是并没有深入展开分析。他们在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正名时，却忽视了胡适思想的连贯性，而片面地将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念判断为一种工具论意义上的革命。这也为以后的学者提供了继续研究的可能。
二、从1949年至结束：官方话语规训下的“形式主义”批判
1949年至结束，胡适被一次次地卷入批判的洪流中，随着历史的沉浮，《白话文学史》成为一部孤立的文本，与胡适的整个文学思想相割裂，所有的文章都带有一种官方的色调，而这种色调被统一命名为“形式主义批判”，与之相关的是一切关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胡适讨伐。1955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与胡风、绿原一样，胡适也成为阶级斗争批判的对象。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第1-8辑，于1955-1956年间陆续出版，与《白话文学史》批判相关的文章，包括李长之的《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谭丕模的《充满毒素的〈白话文学史〉》等。在这一阶段，诸如“批判”、“反动”、“阶级斗争”等词汇扑面而来，其《白话文学史》一书，更是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中。以李长之的《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一文为例，文章中写到，“就全书所使用的概念看也是极其混淆和模糊的”，还提到，“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进而补充道：“事实上胡适正是利用了不确切的白话概念，在极其任意的主观的取舍之下，用偷天换日的手段，借白话之名，抹杀了一切富有人民性的宝贵遗产”。可见，这一阶段，在官方话语的规训下模糊了作家身份与政治立场的界限，对于文本的研究无疑也被框制于作家研究的范式里。在如此的判断标准中，《白话文学史》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文学史价值，陷入到一元论的批判中。笔者认为，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的洗劫，《白话文学史》随着对胡适的批判一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加之1962年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随后，“”爆发，这期间，胡适研究可谓一直处于悬置状态。在这段停滞的历史里，一方面在1949年以前的白话文学观念更多地被诠释为一种工具论意义上的改革，另一方面，《白话文学史》出版之初的评论性文章中曾提到的考证、文学史问题也被颠覆性地摧毁了。可以说，这个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学史》研究仍然停留在1949年前的讨论阶段，这也自然使那些没有深入的缺口继续等待新的突破时机。#p#分页标题#e#
三、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启蒙思潮下的文学史反思
“”结束后，知识分子带着创伤开始反思过往经历中的历史记忆，从而重新探索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生命诉求，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新启蒙思潮的掀起，研究者将视角转向了重构与反思，对于所颠覆的文化传统，以及当下所延续的精神脉象，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1979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胡适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尽管依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干预，对于胡适后半生的评价仍然建立在“反动”的表述层面，但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又推进了一步，《白话文学史》也被放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给予重新判断。其中，较有代表性是朱文华《试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和张新《胡适“五四”前后的文学主张剖析》（均见《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朱文华在文章中提到，“关于包括胡适在内的一班新人物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意义，我们认为应作充分的估价，不能仅仅看成是‘文学形式的改良’。不错，胡适确有改良主义其症……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和白话运动之前，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胡适冲破这一罗网首先发难，难道应该多做苛求吗？”在这里，多少能够体察出为胡适翻案的痕迹。
张新也说，“‘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口号虽然是从文学形式方面入手，但其实质同样体现了反对封建文学的精神，是同新文学运动的主流相汇合的。”如此，被割裂的文本才重新回归整体的历史语境。但遗憾的是，这些评论者们又都被困在时代的局限中，无法完全摆脱阶级对立的思维方式，在意识形态的束缚中，仍然呈现出中的思想余烬。紧接着，在上世纪80年代，相继出版了耿云志编选的《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白吉庵的《胡适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易竹闲的《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朱文华的《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耿云志的《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关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孟悦的《过去时代的“文本”：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读书》，1987年第11期）一文最具代表性，他首次就《白话文学史》中所呈现出来的关于“文言与白话”，关于“活文学与死文学”等二元对立模式提出了质疑。孟悦认为，“‘白话文学’和‘古文传统’本身则已成为一双对抗性的概念集合体”，而“这些概念不一定精确，但却醒目，褒贬鲜明，其文化内涵更易为今日读者们接受和理解。”笔者认为，关于二元对立模式，胡适曾经说过，“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5]
事实上，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正是整个“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如果说《文学改良刍议》等有关文体改革的短文中“，白话”问题不过是一个语言问题，那么在《白话文学史》的上下文中，“白话文学”却已是一个可以与诸如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人生的文字、被统治者的文学等一系列时代色彩更鲜明的语汇互相置换、互相翻译，至少处于同位的概念。由此推之，“白话文学”是胡适用以所谓被历史地排斥于封建文化舞台边缘的一切非正统文学传统的总称，虽然不一定是恰当的总称。由此可见，在新启蒙思潮的推演中，五四与传统的断裂，以及由此引发的危机成为这一时期观照的聚焦点。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正是基于对整个文化传统的反思结果，其意义也就不仅仅局限于开创性，而更指向了新文化运动本身。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百态横生的跨学科交叉渗透研究
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方法大讨论开展相呼应，1990年代以来，更有大量的研究资料在各种刊物上涌现。这一阶段，研究的重心一方面仍然延续着文学史问题的思考，但又汲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又不再局限于系统的评价，而将触角伸向了更广阔的学术领域，采用多元化的阐释方式，将该著作当中未被阐发的空白点铺展开来，不断填空、补充，构筑了新的阐释空间。而这种方法论的延续，在为当下文化困境突围的同时，也呈现了各个领域从“五四”寻找思想文化根源的一种精神诉求。对于《白话文学史》的思考也进入了比较研究的新视域，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陈平原的《胡适文学史研究》，吕微的《论学科范畴与现代性价值观———从〈白话文学史〉到〈中国民间文学史〉》（《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郭琳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与胡适〈白话文学史〉之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8年），以及杨扬的《现代学术背景下的文化熔铸———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中国民俗学网，2010年1月）。以陈平原的《胡适研究史》为例，他把胡适的研究方法纳入史学的研究轨道中，从方法上来探讨文学史研究，一方面肯定胡适在拓展白话文学的范围和拉长了白话文学的时间，为文学研究树立了典范作用；另一方面则对胡适所构建的两条文学史线索颇为关注，认为古文所指向的正统文学和白话所引导的民间文学对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仍有影响，这就更加推进了学术研究在方法上的借鉴意义。另外，大多研究者还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或通过不同时代的文学史之间的比较研究，或通过与胡适同时期新文学运动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呈现了胡适《白话文学史》在初期文学史编纂过程中的地位与缺陷，从而打破了孤立的研究思路，呈现出交叉研究的新走向。再者，伴随着西方新理论的介入，为学者们进一步思考《白话文学史》提供了更广阔的新视角，“全球化”、“文化记忆”、“文化霸权”、“传播学视野”、“网络语言”等作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也开始介入到《白话文学史》的研究中，在重新释义的语境中，这部文学史所指涉的内容一步步地渗透到整个文化历史的思考中。
如加拿大学者米列娜的文章《文化记忆的建构———早期文学史的编纂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针对被遮蔽的文学史现象展开讨论，追忆进化论推动过程中那部分被消声的文化记忆。另外，还有阮艳萍的《白话•媒介•讯息•传播学视野中的胡适白话文学观》（《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第1期），黄华的《从文化霸权的角度分析白话文运动》（《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5期）等，都可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将跨学科交叉渗入对《白话文学史》的解读中，使其呈现出一派百态横生的新景观。可见，《白话文学史》从上个阶段的整体性文化思考走向跨学科领域，民族文化的内在反思性发挥着关键作用。个人立场的偏见，官方话语的规训，以及时代本身无法避免的局限，都无法掩盖研究者对这部著作的关注。如何看待《白话文学史》的缺陷，成为我们反思“五四”，以及与“五四”相关的现当代文学、文化史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小结：综上所述，在不断地阐释中，我们不难发现，《白话文学史》决不止于一场事件，它已然突破事件本身，迈向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然而，这种形式上的胜利又没有停留在形式的争论中，而是掀起了挑战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浪潮。#p#分页标题#e#
在没有文学史的年代里，胡适的这部《白话文学史》标志着一个范式的建立，在文学史大批量出现的时代，它恰恰又成为了多重视角中一个不断接受反思与重建的关键点。但《白话文学史》所暴露的局限，比如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权力话语背后所掩盖的历史真相，等等，都成为当代学者进行的反思整个文化思想史的突破口。可以说，从杂音交织中的白话文学观念，官方话语规训下的“形式主义”批判，新启蒙思潮下的文学史反思到百态横生的跨学科渗透研究，研究者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打开《白话文学史》研究的路径，从孤立研究渐进为通盘思考，将这半部文学史放在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流变中，放在全局性的文学史发展脉络中，放在宏观文化思潮的线性变迁中，不断推进研究进深，为未来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