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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相比其兄鲁迅，鲁迅是批驳的，那么周作人是建设的；鲁迅更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周作人更注重人内心的发展。批驳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需要着眼于传统文化的缺失，而输入对现实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周作人在《国粹与欧化》一文中，对当时已遭受批驳，而在新文化成长中“国粹”又酝酿勃兴的气氛下，倡导欧化，呼吸新的空气进来，“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目的是培育新的人，“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尽他本质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响，使其融合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而中国文化，在周作人看来，是无性的文化，缺乏情趣的文化，是于生命成长、生机勃勃上，即个性发育上欠缺的文化。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后，流行的大众思想，周作人给以警惕，在《贵族与平民》一文中说，“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并指出对于平民的精神有着漠然的不满足，倡导文学上的贵族精神。具体来说，针对传统文化的缺失，周作人有哪些具体的主张呢？周作人重视儿童，喜爱儿童，在《歌咏儿童的文学》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在儿童保育方面的盲点，“他们忘却了自己儿童时代的心情，对于正在儿童时代的儿童的心情于是不独不能理解，与以相当的保育调护，而且反要加以妨害。”接着指出日本文学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于中国的，“日本歌咏儿童的文章不但在和歌俳句中很多，便是散文的随笔里也不少这一类的东西。其中最早的是清少纳言所著《枕之草纸》，原书成于十世纪末”，对该书作者十分喜爱，称其“存留着女性优婉纤细的情趣”。在这一篇文章里，作者不厌其烦，一段一段翻译抄引下来，以引进新风：“留着沙弥发的小孩，头发披在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微微的侧着头去看东西，很是可爱。”“可爱的小孩暂时抱来戏弄，却驯习了，随即睡着，这是极可爱的。” “肥壮的两岁左右的小孩，白而且美丽，穿着二蓝的罗衣，衣服很长，用带子束高了，爬着出来。”一段一段看下去，写的是婴幼儿的顽皮可爱。 这样的引用，可见推介之力。初生的婴儿给大人们带来人生的乐趣。孩子们是可爱的。这在一再强调“孝”的中国，是很缺乏这方面的表现的。作者喜爱童心，赞美童心，这引起了一定的影响，在张中良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上的“‘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指出“五四”时期，随着对儿童体认的逐渐深化，儿童文学翻译越来越贴近儿童世界。译介过来的外国儿童文学除了童谣、诗歌、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格言、图画等一般文体之外，还有歌曲、滑稽画、音乐故事等对于中国儿童来说更为新鲜的样式。翻译方法有忠实于原著的直译，也有便于儿童领悟的译述，翻译时注意把原著中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句式、儿童的语态，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装帧印刷方面也颇下工夫，带给儿童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学乐园。 2003年在《苦雨》一文中，周作人写了孩子们对大雨的喜欢。 “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儿童与大自然融合，洋溢生机，代表着生命的新鲜，他们以自己的懵懂显示生命初始的元气。 对童心的提倡，对自然绿色的向往，师从周作人风格的废名的创作精神与之一脉相承。比如代表作《竹林的故事》。首先诗境的营构。小说中的三姑娘，是住在一片竹林中，“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再看三姑娘和爸爸一起捕鱼的事儿，请看河面上的情景：四五月间，霪雨之后，河里满河山水，他照例拿着摇网走到河边的一个草墩上———这墩也就是老程家的洗衣裳的地方，因为太阳射不到这来，一边一棵树交荫着成一座天然的凉棚。水涨了，搓衣的石头沉在河底，呈现绿团团的坡，刚刚高过水面。“绿团团的坡”，也亏废名能够形容的出，那茂盛的水，是怎样的生命感觉呵。 近来产生很大影响的当代作家丁宗皓，在谈论自己创作的散文集《乡邦札记》中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的深刻，并不在于发现生活的不足甚至黑暗，也不在于让这些不足得到完全的呈示。”［1］“没有哪一种生活是完美无缺的，乡村社会一样，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亦如此，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是有意义、有尊严、有爱的生活的一面。我要写的，是乡村生活的这一面，我选择写出这一面，而不是另外的，比如让人感到苦难、绝望无助的那一面。我想我有这个权利，表达我喜欢的生活期待。”［2］我认为这可以很好地诠释周作人与其弟子废名的文学创作观念。当代作家与20年代的周作人及废名，是有着精神上的隔代共鸣的。 周作人倡导“梦想”精神。鲁迅曾在《阿长与山海经》中，记叙过自己儿时对神话传说的喜爱，那个深切的愿望，无意中被乡间保姆给满足了，引发他对这个保姆绵长深切的爱。神话是人类的童年，那些神话，给我们带来的是多么无羁的畅想。作为一个个体，从幼年到成年，仿佛与人类这个种群的发展一样，个体的与种群的历史，是叠印在一起的。我们需要种群的幼年记忆。记得自己幼时能够接触到的有限的神话，一是在报纸中缝，看到盘古开天辟地神话，说地球原先如鸡蛋一样，这引起我的遐想；后来又在查字典中，不知“刑天”是什么，一查方知，砍去头颅之后，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舞着干戚，当时或许正处于身体发育时期，关于反抗复仇这样的肢体想象，实在已经膨胀，无法想象。的确，神话给我们带来的是某种压抑之后的畅快。周作人表达了他对神话的喜爱，“在我们个人我幼年时候所最喜欢的是《镜花缘》。———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所以《山海经》《十洲记》《博物志》之类千余年前的著作，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2］这一梦想精神的倡导，是有着对现代都市物质文化的反叛的，周作人引用科伦的一篇序言中的话：“我们在他的著作里几乎不能发见一点社会的思想。但是，却有一个在那里；这便是一种对于减缩人们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对于凡俗的都市，对于商业的实利，对于从物质的组织所发生的文化之严厉的敌视。”不满于都市物质实利精神窒碍的现状，引用西方现代派作家王尔德的看法，“王尔德有一篇对话，名The Decay of lying（说诳的衰颓），很叹息于艺术的堕落。”并申说，“科伦在丹绥尼的《梦想者的故事》的序上说：‘养活他们的惊异的精神，惊异在人是神圣的。’”最后他奏响文章的强音，“梦想是永远不死的。”现代社会中人还有梦吗？仿佛没被污染的大自然已难存在一样，我们的精神因为物质实利科技已经压瘪，近于窒息。在物质科技实利的裹胁中，我们只有在这汽车的拥堵和尾气中勉力生存。但大自然、梦想是人类不灭的追求，曾经迷失过，现在仿佛是基于生命的本能，重返自然，寻找那原初的神灵。我亲眼目睹“十一”国庆旅游时节，多少人不远千里，蜂拥着爬山，欣赏山水，玩赏久违清澈的溪流，大石包围着的清澈的溪潭。在这里寻找梦想。#p#分页标题#e# 在新文化的建设中，周作人很关注两性之间的爱情婚姻问题，为此写了不少文章。在代表性的文章《结婚的爱》中他说，“不喜那宗教的禁欲主义，至于合理的禁欲原是可能，不但那因此可以养活纯爱，而且又能孕育梦想，成文艺的种子。我想，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禁欲是有碍人性的，而纵欲更是不应该的，从“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这一基点出发，指出适当的禁欲，较为合理。不止于此，周作人也注意到，“爱是移动的”，在《爱的创作》一文中他对婚姻有进一步的看法，足以启发后人，“爱是移动的，爱人各须不断的创作，这才是养爱的正道。”个体憧憬爱，但热恋过后，进入婚姻会发现，那种厌倦的痛苦逐渐产生。现如今“出轨”、婚外情、“三角恋”早已是社会热点、时髦话题，是婚姻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对此周作人指出，“人的心在移动是常态，不移动是病理。 幼少而不移动是为痴呆，成长而不移动则为老衰的症候。”真是让人卸掉一个包袱，不移动不产生厌倦还是病态，难道就离异吗？“理想的夫妇是每日在互换爱的新证书的”。 “爱是给予，不是酬报。”看来爱需要保养，需要双方为了婚姻而付出的热忱努力。文末作者慨叹“中国的结婚却还是贸易，这其间真差得太远了。”作者抱怨中国的落后现实，但现如今经济高度发展现代气息扑面的时代，多少婚姻又不是贸易型的呢？历史的二律背反多么深切的显现在眼前。 在新文化建设同时，显示出这些倡导者个人风采的，那便是坚持个性。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对于坚持自己的文学言说，进行了不断强调，“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他坚持自己的个性，种植“蔷薇地丁”，侍弄文艺，进一步说，“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接着他又强调说，“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表现出了“五四”一代文人学者令人敬仰的个性风采。“择其善者而固执之”，这是一种宝贵的精神品质，今人少有这样的个性、坚持这样的操守，大多不过随波逐流罢了。 周作人十分重视中国人“性”的教育，为此写下了不少的文章。他遗憾慨叹在中国性教育的匮乏。 其实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官方都是禁欲教育的。 但是在西方很早开始了对性的探讨。性的蒙昧在中国确是普遍的。当下性的问题尤其突出，一方面是大量的性的刺激，但另一方面关于性的安全，却没有及时补足。日本人为此感到不可思议，“中国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严重缺乏对‘性’的认识和把握。 许多中国年轻人对性没有正确的理解。这是牵涉生育的大事，应该重视起来。这不能不说是深远的社会问题。”高校校园里女大学生的流产，已是无需避讳的事实。这给女学生的身心带来很多严重后果。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在一个人的教育设计中，在他所设计的由具体的科学、抽象的科学、创造的艺术三部分组成的教育体系中，在具体的科学上，“学习人身生理的，特别注意性的知识”，将性的知识放在非常首要的地位。性的教育，中国长久以来在现实中是匮乏的。一个人从小学习数理化和外语，考上大学进行专业学习，这样的专业人才教育和周作人所设想的一个“人”的教育存在着很大距离。 以上的文化话语建设，都是完成于20年代。到了30年代，逐渐地转型。周作人开始了由个性的提倡到压抑的愤懑时期。他所面临的是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弊端，令他愤懑、痛恨。 在30年代的首个文集《看云集》中，他的起始，是一个集束炸弹一样，以刻薄的反讽，开始了强烈的社会批判。这部《看云集》，引用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命名自己的文集，其首篇篇名为《三礼赞》，分别为《娼女礼赞》《哑巴礼赞》《麻醉礼赞》。“娼女礼赞”，确是匪夷所思，娼女为什么要礼赞呢？ “尝读民国十年十月廿一日《觉悟》上所引德国人柯祖基的话：资本家不但利用她们的无经验，给她们少得不够自己开销的工钱，而且对他们暗示甚至明说，只有是补充收入的一个法子。在资本制度之下，成了社会的台柱子。”资本主义制度下，大量的底层女性做了娼妓。作者对出现的这一现象调侃道，“圣人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夫，乃寓饮食于男女之中”，令人不禁啼笑皆非。接着又引用美国现代批评家门肯发挥道，“牺牲了贞操的女人，别的都是一样，比保持贞洁的女人却更有好的机会———这样的结婚数目在实际比表面上所发现者要大几倍，因为两造都常努力想隐藏他们的事实。”“那么这不是终南捷径，犹之绿林会党出身者就可以晋升将官，比较陆军大学生更是阔气百倍乎。”这让我们注意到网络舆情，这一非常流行的媒介舆论中，热议的“潜规则”，纷纭热议，喧嚣叫嚷中表明对这一社会情形的不满、愤恨。所谓的公正公平夫复可言？接着文意递进一层，“我又记起友人传述劝卖男色的古歌，词虽粗鄙，亦有至理存焉，在现今什么都是买卖的世界，我们对于卖什么东西的能加以非难乎？”“什么都是买卖的世界”，古来的知识分子品格，至此的确遭遇困境。“资本主义将一切坚固化为烟云”，我们现在不也在这恶果里面吗？作者的痛苦无以抒发，借用日本歌人石川啄木的话，宣泄苦闷：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种种的东西，我岂不是连一个指头都不能触他一下吗？不但如此，除却对了他们忍从屈服，继续的过那悲惨的二重生活以外，岂不是更没有别的生于此世的方法么？我自己也用了种种的话对于自己试为辩解，但是我的生活总是现在的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制度、知识买卖制度的牺牲。#p#分页标题#e# 《哑巴礼赞》一文，指出“口”的功用在于吃饭和接吻，说话则完全不必要，所以“哑巴礼赞”，表达了在政治危机社会中，“莫谈国事”，人人缄口沉默的无奈。“但云‘今天天气———哈哈哈！’不再加说明，良有以也，盖天气虽无知，唯说其好坏终不甚妥，故以一笑了之。”“犹如湖南十五六岁的女学生们以读《落叶》（系郭沫若的）而被枪决，同样的不可思议。然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世界，其奈之何哉。”《麻醉礼赞》表明了在一个痛苦的社会中，该如何生存，那就是麻醉，“麻醉礼赞”。“中国古已有之的国粹的麻醉法，大约可以说是饮酒。”中国历史只能敢有魏晋风度竹林七贤，在政治不安定中，追求生命的放达狂诞，让生命在另一方面得到满足。这是痛苦的显现。“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人到中年，早已经失掉了年轻人的恋爱、信仰气息，但此刻恋爱时那种无我的二人世界，那种陶然两个穿行于人群之中，确也令人歆羡。“醉生梦死，这大约是人生最上的生活法罢？”这三篇檄文一样的文章，寄沉痛于幽闲，讽刺现实社会的污浊不堪。 在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文学观也逐渐的完善。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一文中，对一个人的教育设计中，有过就人的成长中文学所处地位的看法。在“具体的科学”一类中，关于人类及生物者方面指出学习文化发达史，在“创造的艺术”一类中，指出学习艺术概论、艺术史，在周作人看来，人的成长中，文化、文学是必要的，不可或缺。那么他是如何看待文学史和文学的呢？《修辞学序》这篇文章不大引人注意，所提观点也为人忽略，而在笔者看来，这是高度概括性地、可以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中西方文学的不同，他的概括是很有力量的。西方的文学，“一政治的，二法律的，三临时的，———基督前5世纪中，希腊政体变为民主，公民在议会和法庭上的活动渐以增加，前两类的演说遂很重要，而临时尚有一种臧否人物，如送葬演说之类的东西———此三者皆系口述，唯名作传颂，家法习作，影响至大，其时历史而外实唯此为散文之大宗，其措词结构之法遂沿为散文的准则了。”“在中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中国人向来是没有谈国事的自由的，除非是宣讲圣谕，上条陈，在衙门则等候老爷的判决，希腊首二类的文章在中国就变了相。第三类似乎还多一点，史论传赞墓志，门类繁多，也多少有些文学的意味，然而都是写而不是说的，不，也并不是预备或模拟说的，这便与希腊以及欧洲是一个极大不同。”历史上我们多是被压迫的文学，载道的文学。在回顾传统文化中，我们汲取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也在瞻顾文化基因，这都是很有益的，同时也需具此眼光，审视传统文化，以开拓我们的未来。 集团的载道与个人的言志，是周作人观察文学史和文学的重要理论视野。经由韵文、散文以及其叙事、抒情、说理的发展顺序的考察以及载道、言志的眼光，周作人指出中国历史上晋文里开始增加了小品文的色彩，“文艺的发生次序大抵是先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正如中国要在晋文里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来一样。我鲁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应该说这是富于史识的洞见［3］。在30年代特殊的年代里，1930年9月，周作人开始大力提倡小品文。“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说的‘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3］“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它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3］于此不难见出周作人的文学情怀是怎样的了，那是于王纲解纽时代表达自己见解的、反抗的文学。 对于周作人，我们已有的认识，是其前期“浮躁凌厉”，后期隐逸闲适，所说前后期都有所偏差。怀以“同情之理解”，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他一再申说的“苦”，其“苦雨斋”，其“煅药庐”，其“苦茶苦竹”“药堂”，这精神愤懑是更具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