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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关“文学史”的研究，从晚清的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算起，已有几代学人投身其中。作为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崛起的学人中的一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自1985年与钱理群、黄子平一起主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而闻名学界迄今，已然是该领域成就斐然的学者。如果说，在早期的“三人谈”中，陈平原通过对“现代文学”、“新文学”等概念的质疑，只是尝试从观念上突破以往主流意识形态施加给“文学史”书写的束缚，那么，从1995年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和1996年《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等专文开始，陈氏则真正从理论探讨与研究实践两方面展开对“文学史”的专门论述。今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推出的《假如没有“文学史”……》、《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两部新著，收录了包括以上两篇专文在内近七十万的文字，可以说是陈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 一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有关“文学史”的书写及研究，一度集中于对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作家、作品及相关思潮、流派的介绍与评价。如此单一的标准，难免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也由此导致了二十世纪八〇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出现和“重写文学史”大潮的兴起。基于此前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新文学”等概念的探讨，陈平原教授随后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著作①，虽然内容上与以往的“文学史”著述有所交集，但在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上却是迥然有别。这种差别，与陈氏在“三人谈”后对“文学史”的形成、建构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密切相关。 与同时代“重写文学史”大潮中高举“文学性”、“民间立场”等大纛的学者稍有不同，陈平原在自觉避开意识形态笼罩的同时，深入反思“文学史”在整个人文学科中的“合法性”地位。早在《探究文学史的形成》②一文中，陈氏就提出，“应该追问作为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著述体例三位一体的‘文学史’，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景。”而在稍后《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中，陈氏更指出，反省学科的根基而不是具体结论，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除了共通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更与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文学革命’的提倡与追忆、国家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与利用，以及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互动等密切相关。”③有鉴于此，陈氏极力倡导一种跨越原有学科边界的研究，而他更是身体力行，自二十世纪九〇年代中期开始，十多年来着力在教育史、学术史等不同学科的视野中展开对“文学史”的理论探讨与实际研究。而《假如没有“文学史”……》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两部新著，正是陈平原教授这一期间的阶段性成果。 《假如没有“文学史”……》是一部学术随笔集。除《小引》外，包含了“何谓‘文学史’”、“新旧文学史著作”、“文学史会议及文集”、“另一种‘小说史’”、“文学史研究新视野”等五辑。这五辑的内容，除了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诸多“文学史”散论外，还收录了大量相关著作的序跋、小引、后记以及学术会议的发言稿等。虽然都只是学术随笔，从整体上看，这些文字的主旨，大都与陈氏对“文学史”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思路有关，其中有些篇章，更可作为其相关著作的内容纲要或有力补充。因而，透过这些“逸笔草草，也自有其特殊魅力”的文字，读者仍能一窥陈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来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理论主张与学术思路。 在该书《小引》中，作者指出，对于什么是“文学”，如何进行“文学教育”，怎么看待文学史课程及著述，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思想史、学术史立场之外，必须兼及教育史的视野。如此思考，除了作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学术判断外，还有其从事教学实践的切身体会。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学史”的存在，首先与学科设置有关，是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物。 因而，在该书的第一辑“何谓‘文学史’”中，陈氏就有多篇文章涉及“文学教育”的相关讨论。比如，《假如没有“文学史”……》一文中，作者看到了“文学史”巨大的现实功能，认为“‘文学史’的写作，蕴含着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史’的教学，更是普及新的文学观念的最佳途径。”但现实是，“中国的‘文学教育’，主要问题出在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背后确有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处不赘)，窒息了学生的阅读快感、审美趣味与思维能力。”因而，对于二者之间的乖离，在《“文学”如何“教育”》一文中，作者指出了问题所在:一方面，“文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到底是积累相关知识，还是提高欣赏品位，学界并无共识”;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作为大学课程设置中的一个学科，“文学史”学科边界的界定，“更受到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意识形态的需求、教育体制的变更、校园政治的冲突等因素的影响。”或许因为洞察了“文学史”学科不无尴尬的现实处境，在同一辑《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一文中，陈氏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将学科建制的需要与学者的个人著述区别开来:“举例说，在国家教委正式下达命令之前，大学教师无权自行取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但撰写研究著作，却不必介意是否符合‘教学大纲’。”而事实上，也唯有保持这种明确的区分意识，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才不至于出现在第四辑《宝玉的意淫与柳生的侠义》一文中作者的慨叹:许多长期任教大学的教授如吴组缃先生，对完整的“文学史”(小说史)叙述过于迷恋，乃至将其定为晚年学术冲刺的目标，实非最佳选择。#p#分页标题#e# 在学术史的视野中研究“文学史”，是陈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来探讨“文学史”的另一思路。每论及此，陈氏屡屡自述如下“学术历程”:二十世纪八〇年代末追随导师王瑶先生编写《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九〇年代初与友人合作创办《学人》并提倡学术史研究，以及在北大中文系多次开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等学术史课程，等等。不惟如此，在第二辑《〈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一文中，从学术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作者直接表露了在此一方面的心得体会:“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具体结论之外，很可能是学术史上的‘文学史’这一研究视角，以及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回过头来重新构建‘文学史’的意向。”而在第一辑的《反思“文学史”》一文中，作者则强调:“将‘文学史’置于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上来考察，理解其得失与成败，不仅对于今日中国学界不无裨益，而且对于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由此，从自身的教学实践出发，陈氏指出，“学术史”研究方面的训练，不仅对学生开拓学术视野有好处，而且有利于其日后学问路上的寻幽探微。这是因为:文学史研究，就像所有的学科一样，存在着某种惯性，依照已有的思路，也能往前走，但发展的潜力很有限。不假思索地接受前辈学者的结论与思路，只能停留在枝节问题的不断修正上。而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或者称之为“真问题”，又很可能被目前学界新闻化、随笔化的著述倾向所掩盖。 当然，能否发现“真问题”，既取决于历史机遇、个人才情，也与学术史视野有关。在同一篇文字中，陈氏继而指出这种学术思路的诸多好处:第一，学会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以往的种种“定论”，这对于现代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第二，研究文学史，应当对研究对象和前辈学者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第三，套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研究学问，要追求“接着讲”，而不自限于“照着讲”。第四，反思“文学史”，或者说谈论学术史上的“文学史”，其目的是通过触摸历史来面向未来。第五，借助学术史研究，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除了理论探讨外，在《假如没有“文学史”……》一书中，作者还从学术史的角度初步考察了几代学人的“文学史”研究。比如第一辑和第四辑的文字中，作者不仅涉及鲁迅、郑振铎、胡适、来裕恂、罗根泽、林庚、吴组缃等人的“文学史”论述，而且关注当代作家阿城、西西等人的文学批评;而在第一辑的《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第五辑的《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等文章中，作者不仅关注同时代北大诸位学者的研究思路，更是将考察的视角扩展到近二十年来北大中文系诸多研究生后学的学术趋向……所有这些，都展现出陈氏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 二如此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中，得到了更为切实的呈现与发挥。按照该书序言《重建“文学史”》一文的自述，自1995年开始，陈氏所展开的“文学史”论述，众多评论、随笔、序跋，其基本思路都不外是在学术史、思想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作为课程、著述以及知识体系的“文学史”，到底该如何生存、怎样发展。换言之，落实到具体研究实践上，陈氏之谈论“文学史”，关注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第一，学者研究;第二，著述研究;第三，学科研究;第四，课程研究。而这些，也正是《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所要考察的基本内容。 在这部共十章、将近五百页的著作中，从第一章《新教育与新文学》至第五章《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作者从教育史的角度入手，以京师大学堂及后来的北京大学为中心，关注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教育如何在新式大学的教育体制下得以进行，并且关注作为知识、技能与情怀的文学教育如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得以展开的复杂语境，以及后人对当年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同时跳出课堂之外，关注近代学者白话文学与学术演讲的互动、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并及早年老北大国文系教师流落域外的课程讲义等。其中主要涉及学科研究、课程研究，但也涉及学者研究和著述研究，充分展现了作者在教育史的视野中研究“文学史”所取得的扎实成果。而从第六章《清儒家法、文学感觉与世态人心》开始到第九章《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入手，围绕着学者研究和著述研究两种类型而展开，不仅关注鲁迅“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以及孙楷第、郑振铎、俞平伯、阿英等小说史研究的历史价值，而且关注周作人等对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以及王国维、吴梅以及齐如山、周贻白、董每戡所代表的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不同路向等。对于这些学术史上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陈氏充分发挥了“扎硬寨、打硬仗”的研究精神，不仅精心梳理了诸位学者“文学史”研究的思路和特色，而且对于他们的学术贡献也都给出客观而又贴切的历史评价。 在评判这些学者的研究特色及学术贡献时，作者再次秉持“做学术史研究的，当有更多悲悯之情”(《假如没有“文学史”……》第87页)的立场。比如在第八章《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中，对于以发掘明清散文而闻名学界却也饱受世人争议的周作人，作者客观地指出:除了公安三袁外，其实对于明清文章，周作人还有不少精彩见解。只是因其藏学问于随笔，不曾将明清之文的思考系统化并形成完整著述，学界一般不太关注。在我看来，周作人关于明清文章的论述，比许多专门家还要深入，还要精彩。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周氏的阅读不受传统诗评文论的束缚，更多地体现现代人的眼光与趣味。二者，未尝不是一种值得欣赏的途径。 而在第九章《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中，对王国维、鲁迅分别在治戏曲史、小说史方面取得突出业绩却又都突然撒手且不再重理旧业的事实，作者则在充分考察了二人生活环境的变迁、学术兴趣的转移等因素后指出:“对于当事人来说，大局已定，日后只是补苴罅漏，没有多大的意思，及时撤退，实乃明智之举。”有趣的是，纵观陈平原教授这些年来在小说史、俗文学史、五四新文化史、大学教育史、城市文化史等研究中纵横驰骋、频繁转换“战场”的事实，这样的品评，除了对研究对象深切的“悲悯之情”外，恐怕不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况味。#p#分页标题#e# 与此同时，基于对“文学史”学科价值的客观认识，陈氏时刻保持作为一个学者的理性与清醒。因而，在第十章《重建“中国现代文学”》中，作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指出:“我并不完全否认‘文学史’的存在价值，我质疑的是世人对于‘文学史’的迷信;另外，就是想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学史’为中心。”有鉴于此，他更倾向于以“教科书心态”来批评当今中国学界的“文学史”编写热潮: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撰写一部进入大学课堂的“文学史”确实是名利双收的大好事。 可要说这就是学问的至境，我不太相信。我甚至怀疑，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之倾心于编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除了学问上的追求，还有利益的驱动，以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过去之“统编教材”，容易造成思想专制以及知识垄断;现在的全民大编“文学史”，则走向另一歧路———除了不必要的浪费，还可能污染学界的风气。 这样的批评不仅切中时弊，而且，其对“文学史”编写热潮背后的学术体制和社会因素的反思，更体现了身为当代学人的学术良知、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总之，身兼教育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角色，陈平原教授执着于在教育史、学术史的视野中展开的“文学史”研究，无论是品评人物，论史衡文，还是漫议当下，都可以说尽量做到了客观、妥帖《作为学科的文学史》集中讨论了学科建立、学人著述、专业领域三大问题，称得上是一部“正襟危坐”撰述的专业著作。因其学术命题的厚重，与《假如没有“文学史”……》一书信笔而谈、轻松为文的风格相比，行文自然显得有些滞涩。然而，由于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切体贴和触摸，以及对学术命题的精彩思辨，使得这些看似枯燥的论说文字，读来却让人颇觉有“涵养沉潜，炼至‘如愚’光景，则英姿不露，浮俗全销”④的气韵。此外，就章节构成来看，该书的内容并非成于一时，有些部分之间的跨度长达十多年，而作者的心境、思路乃至文笔，也有不小的差异。然而，作者在序言中主动说明了各章节在成书之前发表的具体情况，丝毫不隐晦其作为学术论文集的“本色”。这样的“本色”，其实正应了作者十多年前在《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中所表述的志向，即主张“明知世人对于专著的器重近乎盲目，厚积薄发的论文集，或许更值得咀嚼……”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因其所涉论题的意义重大和所展现的远见卓识，更因作者长达十五六年的专业思考和“扎硬寨”、“打硬仗”的研究精神，作为近年来“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典范之作，称得上当之无愧。 三在教育史与学术史的多维视野中探讨 “文学史”，这是陈平原教授《假如没有“文学史”……》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两部新著的整体思路。从它们所展现的理论视野与学术思路看，陈氏的“文学史”研究，显示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大文学史观”———其不仅关注文学史上的名家名篇，同时关注作家、学者的讲义、演讲稿、手稿，并及作家型学者的“文学史”论述、相关报刊杂志的研究、文学生产场域的特点，以及当代学人的研究思路、年轻后学的学术趋向等等。如此宏阔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思路，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术版图的开拓与重构，乃至对于二十世纪八〇年代中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正如克罗齐(BendettoCroce)在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时候强调:“没有一部历史能让我们完全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任何营造都会产生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因此，罗马史、希腊史，基督教史，宗教改革史，法国革命史，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其他一切题目的历史总是经常被重写，总是重写得不一样。”⑤在这个意义上，陈平原教授所倡导的教育史、学术史乃至思想史多重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文学史”。君不见，在十多年前完成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中，陈氏强调:“‘重写文学史’，乃笔者本行，始终耿耿于怀。”而这回，仅从这两部新著中的《反思“文学史”》、《重建“文学史”》、《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等篇章的标题中，就可再次读出陈氏志在“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追求。 然而，在笔者看来，陈平原教授此番的“重写”，无论是其理论视野，还是其学术思路，都更多地落实在对既有“文学史”研究的“眼光的调整”与“理念的更新”上。这首先体现为陈氏自觉的理论介入。在《假如没有“文学史”……》第一辑的《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一文中，作者从教育史的角度提倡重新界定学科并划分疆界时指出:“在我看来，置身某一学科，远不如采纳某一理论假设重要。”而在同书第四辑的《戏谑小说与旅游叙事》一文中，作者借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一文，对此做了进一步发挥:本杰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曾引述德国谚语:旅途的人总有东西要说。远方来客或旅行归来，需要讲述新鲜的见闻，这点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问题在于，“远游”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不应只是经验的积累，更应包括眼光的调整与理念的更新。尤其是，涉及文化冲突的“东游”与“西游”，更不应该只是“传播福音”或“夺宝奇遇”。 很显然，陈氏的理论介入，注重的是理论对学者“眼光的调整”与“理念的更新”的实际效用。而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的第九章《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中，陈氏肯定了徐中舒在《王静安先生传》中对王国维移居京都后学术进展神速的评价:“故虽由西洋学说以返求我国经典，而卒能不为经典所束缚。正因为由此前研习‘西洋学说’垫底，才有日后的‘不为经典所束缚’。”联系陈平原教授早年对西方叙事学的借鉴，以及近年来对欧美新历史主义、年鉴学派、新文化史等流派、方法的涉猎⑥，不难看出，陈氏显然不惮于成为学术界热衷理论引进与应用的“开风气”者。#p#分页标题#e# 或许有人会担心，陈平原教授在多种理论思路、多维学术视野中展开的“文学史”论述，及其相应“当代史观”下的研究与教学实践，可能隐含着过多理论介入乃至“过度阐释”的危险。这样的担心，在理论上不无道理，但在实际中或许有些多余。正如陈氏此前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导言》中对自我学术路向的表述，虽然承认读过史蒂芬•格林伯雷(Stephen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White)、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勒高夫(JacquesLeGoff)等欧美学者的著作，但他认为自己的述学方式主要得自钱锺书、金克木、陈寅恪等中国学者的启示。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陈氏承认，自己强调对古人的同情与体贴，警惕“过度阐释”，实乃源自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说法:“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⑦这亦即陈氏在《反思“文学史”》一文中所强调的，“研究文学史，应当对研究对象和前辈学者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假如没有“文学史”……》第21－22页)正是本着这一立场，反观十多年前的“重写文学史”大潮，陈氏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二章《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对王晓明九〇年代初的翻案文章《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提出商榷，认为王晓明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众多负面因素(如轻视文学自身特点、主张文学应有主流和中心、文学进程可以设计等)，一股脑儿算到《新青年》头上，将一份由“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的“同人杂志”解读为主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轨迹的执政党“文艺政策”的源头，似乎颇有偏差。⑧ 如此不无坦率的批评，体现的正是陈平原教授所提倡的当代学者之间的“对话”姿态。在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所开设的“学术规范”课上，陈氏曾对当代学术风气有过评述，其中一点提到，当今的一部分学者在从事专业著述时，有个不太好的习惯，他们往往不屑于在行文中征引同代人的相关论述，其结果，在缺少学术“对话”的同时，很容易给别人造成自己就是相关领域学术权威的错觉。 而反观陈氏近年来的诸多专著，其篇幅巨大的注释中，除了习惯性的引经据典和丰赡的史料之外，很大一部分正是对于同代学人和青年后学成果的引用、辨析与评价。陈氏如此做法，体现的不仅是主动寻求“对话”的姿态，更是对于同行的尊重和对后辈学人的奖掖。不惟如此，据笔者所见，在其所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现代学术史研究专题”、“章太炎思想研究”等研究生讨论课上，陈平原教授与学生们讨论一个对象或一个文本时，往往因为各自的史料来源与阐释工具的差异，而展开激烈的驳诘与辩难。这种师生之间的直接“对话”，还常常因为在某个问题上的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直到双方都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罢休。有时一次课下来，由于某一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分歧，师生就相约在课后各自用功，努力搜求相关证据，放到下一次的课堂上继续切磋和辩论。如此“对话”的好处，陈氏则在《假如没有文学史……》一书的《学术史课程的理念与实践》等文章中，屡屡提及学生的选课与争论对于自己不断调整教学、研究领域的直接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陈平原教授在《假如没有“文学史”……》、《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中所展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思路，对于开拓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版图而言，不仅指向学术领域的专门研究，而且指向学科课程的教学实践。换句话说，陈氏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等多维视野中考察“文学史”，其理论主张及研究实践所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将不仅关乎作为专业追求的“学术”，而且关乎作为大众普及的“教育”。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陈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来有关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虽然延续的是以往“重写文学史”的志向，但其所展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格局，已然开启了一段新的学术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