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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汉语文学作品的数量与其所经受的非议呈同步升级之势。网络发表的绝大自由、出版门槛的空前降低，确使汉语写作一时泥沙俱下、泛滥成灾。不少人对新世纪文学振振有词地发泄不满和失望，但亦难免一个简单的质疑，即批评者是否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其视野是否遍及新世纪文学场域的每一角落，每一部作品。尽管要求阅读所有作品未免强人所难，但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盲目与独断同样不能令人信服。真正有意义的，当是踏实地回到鲜活生动的文学现场，捕捉具有闪光艺术质地的作品，跟踪在文学边缘化境遇中执着探索的严肃写作者，方能聚拢对新世纪文学的整体印象和价值判断。 何锐是业界公认的具有艺术眼光及文学良心的少数几个编辑家之一。为了让读者对新世纪小说创作概貌及实绩有一个见斑窥豹的认识，他曾于2010年选编了四卷本《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中的作品，主要选自他长期主编的作为纯文学重要阵地之一的《山花》杂志，本已能起到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效果，但在这种选编方式获得诸多业界人士肯定、引发较大反响之后，何锐遂继前志，不辞劬劳，续编了“新世纪文学突围书系第二辑”。这套丛书共五卷，分别为《回应经典》（两卷：“70后作家小说选”及“实力作家小说选”）、《感觉城市》（中国城市小说选）、《守望先锋》（中国先锋小说选）、《把脉70后》（新锐作家再评析）。其中的作品及文章已经越过《山花》，拣选自更大范围的文学期刊，因而能更全面更准确地展现新世纪小说发展的轨迹和成就。尽管新世纪小说数量繁多，犹如恒河沙数，但是何锐的精心与慧眼，使得读者透过这套丛书中的精彩之作，至少能把握新世纪十年小说写作的一息脉搏，顺带洞穿那些甚嚣尘上的新世纪文学业已堕落甚至死亡的不实之词。 一对于小说家而言，长篇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文体。不论是50、60年代出生的名家，还是70后文坛新锐，在新世纪都踊跃写作长篇。这其中当然夹杂着功利目的驱使。历史上确实不乏作家在经济利益的促迫下写出杰作的，比如巴尔扎克。但是巴尔扎克写作无疑绝不仅只是为钱。一旦作家为文学以外的因素攫住，要想写出好作品，特别是好长篇，是绝无可能的。长篇应是作家顺势而为而非勉为其难的结果，是作家丰厚的经验累积、饱满的情感蕴蓄、宏深的思想知识、广阔的想象力及卓越的叙事才能一同造就的产物。许多成名作家在90年代已经写出不少作品，耗费了大量写作储蓄，在新世纪其实已无多少“家底”，却又想“起高楼”，铺排大场面，难免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于是松弛、涣散、稀薄的写作陋相不时泄露，使人怀疑其创作动机并非指向文学，而是名利。 倒是在被他们视为“练兵”的短篇写作中，往往不乏凝练、有趣、想象奇特、含蕴深遥的精彩之作。《回应经典》卷一“实力作家小说选”收入的50及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短篇小说，让我看到了这些作家在新世纪长篇写作之外的生机活力。这些短制确实达到了短小精悍的艺术至境，于细微中见广远，含深意于言外，而这些又都消融在极富戏剧化、趣味性的故事叙述中。故事好读且耐人寻味———我想，这大约是回应经典的写作姿态，也是编者筛选作品的价值依据吧。 编故事是小说家的基本功，要编出好故事却远非易事。故事要有戏剧性，必然要有偶然事件来支撑，但用偶然事件来离析现实，处理不当则易流于虚假浅薄。好的故事总是能以跌宕起伏的叙述出人意料，予人趣味，同时切开现实的外壳，以实击虚，裸露现实不为人知的内相。失败的故事往往只在现实表象上游走，故事结束后，现实本貌依然云遮雾罩。麦家的《两个富阳姑娘》以女性的身体私密为叙事焦点，却不是在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借此剜出政治体制与封建道德合力吃人的罪恶，通达对荒谬历史及人心秘密的深刻剖白。莫言的《木匠与狗》用一个略带荒诞的民间故事，曲径通幽地穿透人与万物应该和谐共存的生态主题。叶兆言的《我们去寻找一盏灯》漫不经心地絮叨着一桩寻常的家庭婚变，其用意则在揭示世俗生存中人心渴归真纯的永恒冲动。 《地球上的王家庄》经由貌似陈旧的公社生活叙述，不经意间抵达了对人的超越意识的生动写真。必须承认，范小青的《生于清晨或黄昏》里的巧合过多，略有夸张失实之嫌，但却道破了日常生存的隐秘真相，现代人置身于被表述与被建构的符号体系中，因着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极大随意性，身份认同难免主观虚构的性质。 在文学史上，许多短篇经典能以“四两拨千斤”，其紧要秘诀之一在于围绕人物来做文章。故事尽可千变万化，叙述不妨花样百出，但是都须在人物的统摄下进行。 只有在人物经营上下足工夫，把人物写活，写深，叙事才不仅不会沦为一盘散沙，在虚构中迷失方向，反而能显出作家对现实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准确的概括力。刘庆邦的《到处都很干净》的情节十分波俏，却不显离奇，主要得益于作者始终把人性披露当作叙事核心。艾伟的《小卖店》不像大多数底层文学那样，对妓女做概念化的简单图解，而是避开堆砌妓女辛酸际遇的陈旧俗套，着力于开掘妓女丰富幽微的内心世界，把妓女从各种符号标签所建构的脸谱中还原出来。孙惠芬的《狗皮袖筒》侧重于捕捉人物的内心流变与精神层次，使之富有个性和立体感，给人深刻印象。 如果熟悉迟子建与红柯的小说，不难发现本卷中《采浆果的人》与《额尔齐斯河波浪》两篇小说分别代表了两人写作风格的精华。前者体现了迟子建温婉从容的一贯笔调，以散文写意的语言传达作者对人生与自然的体味，整体意绪与叙述风格神似于萧红。后者秉承了红柯偏爱阐发人的神性的写作宗旨，但又规避了红柯许多小说中轻视故事结撰的写作毛病，能把人物奇特的性格描述与情节叙述融合起来。叙述上也不似他许多长篇那般放纵凌乱，显得更为沉稳明晰。在此意义上，这篇小说可以视为红柯叙述艺术已臻成熟之境的代表作。同样属于超越自己写作陈弊之作的还有李洱的《斯蒂芬又来了》。李洱常常自矜于能以嘲讽的笔法、多变的叙述手段巧妙建构虚无主义的小说思想，殊不知却掉进了智性写作缺乏情感体验的叙事陷阱中。这篇小说显然走出了李洱自设的写作牢笼，对底层平民不惜代价奋斗翻身的可悲行为所做的不动声色的讽刺，不禁让人想起张天翼的写作。#p#分页标题#e# 二《回应经典》第二卷“70后作家小说选”是这套丛书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本。70后活跃在小说创作领域的为数不少，入选的二十位小说家除却内地的外，还有来自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都可算是70后中的佼佼者，因此基本能代表这一代小说家的主力阵容。对于关注70后写作的人而言，这二十篇小说中，有些在各种场合及文章中经常被人谈说，可谓是耳熟能详的佳作，有些则尚待读者去领略其未得昭彰的艺术光华。何锐将其精心撷取，并在每篇作品后配发一则作家谈说经典的随笔，既便于集中展示70后写作群体的整体风貌、各式个性、叙事成就及写作志趣，又利于提请学界关注70后小说回应经典的不俗姿态，这种富有创意的编选思路凸显了编者深隐的文学史意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70后女作家以前辈女作家所没有的胆识，敞露了新一代青春女性的身体经验及私密体验。许多媒体敏锐地意识到她们身上的潜在价值，迅速将其包装，贴上“美女作家”、“身体写作”、“青春写作”等极具魅惑的标签加以炒作，一度在文坛上掀起了不小的声浪。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这批曾经迅速蹿红的女作家旋即陷入寂寂无闻的无声状态，图书市场找到了新的商业来替代她们，文学批评界则更加关注坚守着严肃文学立场的另一批70后女作家，例如魏微、鲁敏、盛可以、乔叶、金仁顺、戴来、黄咏梅等人。她们乍看上去和昔日的“美女作家”颇为相似：钟情于两性情爱的书写，着力传达女性细腻幽微的性别体验，然而，她们的叙述却很少直白而片面地呈示欲望，更不耽溺于肉体欢娱的大肆描摹，也不会喋喋不休地倾诉情欲受到阻遏的肤浅伤痛，有意与绵软温吞无病呻吟的小资写作划开界限。她们更加专注于勘察女性内心，而非记录女性的情欲，往往以独到而冷静的思考，探究残缺情爱背后的深层缘由。固然，她们也能道破两性交往悲剧中的男权根源，但也不时反躬自省，究诘女性潜存的劣根，甚至能触及人性和命运的死结，呈现出去情绪化的理性意识，非主观性的客观姿态，给人以更为深刻的悲剧感。本卷中的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与金仁顺的《彼此》，就是很好的例证。前者笔触大胆、真实、细腻，借助女性蠢动欲望的展示，来导出女性脆弱不堪、深度自卑的内心世界。后者写一位女性即将再度跨入婚姻殿堂，却因一时心软，和前夫发生关系。小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复杂诡异的人性对两性情爱的破坏。 从自我狭小的牢笼中挣脱而出，或以诚恳宽厚的人道情怀，瞩目卑微的生存个体，放眼沉默无声的芸芸众生，为他们鲜活的灵魂与闪光的品质留下一份备忘录；或秉承知识分子的人格品性，掘发习焉不察的现实暗疾，并予以强烈的质疑与决不苟同的否弃，为麻木不仁的人心刮垢磨光，也是新世纪70后女作家对欲望化身体写作的一种超越。魏微在《大老郑的女人》中诉诸“将心比心”的民间关怀，以及宽容的人性化立场，对漂泊者相濡以沫的姘居生活作了理解，甚至赞美。在《语文课》中，乔叶试图画出小生意人的精神图景，为其生命的自觉意识作证。鲁敏的《铁血信鸽》则对现代都市看重肉身而忽略灵魂的生存病症进行了尖锐的指证。 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面临更为剧烈的转型，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导致财富急剧分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又使乡村社会经历深刻变革，一个新的庞大的底层群体在此期间应运而生，他们的生存实状在小说中得到了迅速回应。70后男性作者，由于较少可供商业炒作的潜力，同时自身背负着边缘化的社会角色，因此大多倾向于走严肃文学的路子，对底层生活有更多的认同及表现的愿望。这种植根底层现实的及物笔法，使得他们与前两代名作家日渐浓郁的中产阶级美学情调逐渐分流。何锐将他们的代表作入选本卷，大概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朴实诚挚的民间立场，接续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回荡着经典所惯有的温暖人心的力量。田耳的《衣钵》在李敬泽眼里是写“沈从文式的乡愁”，但我以为这篇小说并非表达怀乡情绪，而是通过知识青年继承乡村父亲古老行当的故事讲述，来完成现代人向传统秩序致敬的主题表达。 李师江的《巩生与彩霞》延续了李师江机智俏皮的人物对话艺术，但在诙谐幽默的叙述氛围中，也细微地透露着底层生存的辛酸无奈。朱山坡在《陪夜的女人》中用节制的笔法和略带神秘的故事叙述，曲折而又自然地突出了民间个体的闪光品质，不带丝毫做作和煽情味道。 有些小说是以作家杰出的写实本领出彩，让读者折服于其严谨的笔法、细致的观察，以及对现实鞭辟入里的洞察。而有些小说则以作家奇特的想象力取胜，令人惊异于小说所开辟的迥异于常规秩序和逻辑的“第二世界”。这种“想象态小说”宛似一场游戏，却能打开别样的艺术空间，传递特殊的隐喻效果。台湾作家甘耀民的《香猪》、新加坡作家张惠雯的《水晶孩童》和李修文的《心都碎了》就属于“想象态小说”。前者虚构了一则日本人用野猪运送鲇鱼的闹剧，日本人及汉奸的各式丑行、暴行，在作者特异的想象性叙述中，得到了“陌生化”的鲜明展示。《水晶孩童》中的水晶孩童既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世人的庸俗、冷漠与功利，又是一种隐喻，暗示出圣洁之物必然难容于污浊之世。《心都碎了》以一种肆意大胆的虚构企图改写花木兰的形象，是一篇典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花木兰不再是巾帼英雄，而是一个有着“男装癖”的性倒错者。她对美丽女子的欲念，对销魂情爱的渴求，显现着作者的现代意识和人性视点。路内的《四十乌鸦鏖战记》以及葛亮的《无岸之河》也都充分地体现出作者生发于自我性情的特殊想象力。 三现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与文化环境，导致现代文学对城市书写一直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规约。在启蒙文学视域，暴露宗法农村的原始落后，挖掘农民的劣根性并呈示改造的必要，一直是更为核心与迫切的叙述主旨，创作主体朝夕寓居的城市，须臾不离的市民反倒成为文学表现的“在场的缺席者”。在左翼政治观念中，城市是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温床，这就决定了左翼文学把城市纳入到革命逻辑的表述体系中，城市不过是与农村并存的引发革命或亟待深刻改造的特定场所。而在自由主义文学叙述领地，城市被视为是催发人的欲望，侵蚀人的道德观念，诱使人沉沦，导致人失去自由或自我毁灭的渊薮。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来看，城市文学的发展始终落后于乡村文学，许多作家的乡村成长背景使得他们在城市叙述中往往找不着北，无法进入文学的核心，他们更喜欢在乡村叙述中一展身手。城市叙述几乎成了一种文学冒险。然而城市毕竟是一个无法漠视的巨大存在，也是绝大部分作家栖居的主要场所，回避城市叙述，无异于对身边的现实无动于衷。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城市规模的扩容，城市新质的涌现及其内涵的复杂性，城市嵌入人的生存的独特性，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作家一味疏远城市，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事实上，新世纪以来，城市经验在文学中确实有大面积的展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关于城市农民工的叙述———城市叙述始终难以摆脱与乡村因素纠缠，这大概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宿命。在本套丛书的“感觉城市”卷中，就有多篇写农民工的小说。王安忆的《发廊情话》显然对乡下人出身的发廊老板及洗头妹怀有赞赏。这主要体现在对他们容貌神情及做事方式的状写过程中，特别是理发店老板对俗不可耐的上海女人的犀利点评中。以淳朴的乡村来批判堕落的城市，是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传续不衰的叙述传统，这不独为王安忆所承继，也为姚鄂梅所沿袭。在她的《秘密通道》中，小市民的自私自利、卑琐渺小在下层妇女仁厚善良、坦荡自若面前相形见绌，城市被置于与乡村截然对立的位置。野莽的《年关》同样如此。小说对民工讨不到工钱的同情，对为富不仁的大款朋友的不齿，充分流露出作家朴素的道义立场。邱华栋的《4分33秒》是一篇构思巧妙、蕴涵深刻的作品。一边是后现代的音乐演奏，雅到荒唐的情景，一边是弱势民工被警察击毙，惨到极致的悲剧。一边是节日，一边是末日。小说综合运用第二、第三人称视角，在两个事件中来回穿插叙述，以适配的形式传递着反讽、荒诞和悲凉的意味，对中国城市在当今时代的特征，进行了极其生动的状写和富含隐喻的表达。#p#分页标题#e# 城市对人的生存产生诸多深刻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人的欲望往往起着催生和加剧的作用。城市人群的繁杂，城市各部门的明确分工，使得每个人必定会频繁地接触不同对象，这为人的欲望的潜滋暗长提供了温床。 许多恋人与夫妻的聚散离合，其根由并非完全源自他们本身，而与作为欲望的策源地和加速器的城市环境有莫大关系。城市确实有太多的萍水相逢或注定相遇，有太多潜在的诱惑在向人招手。人的情感或欲望的火花，随时都有迸溅的可能。为爱情与婚姻提供保护的道德、理性和责任感，在城市中无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意志薄弱者常常缴械投降，坚定者也未免不心生波澜。强调城市对情欲的激发，不是为人的滥情与纵欲寻找责任开脱的借口，而是意在说明，城市是一个良好的舞台，便于让文学展演人性———人性在面对欲望的时刻无疑暴露得更加鲜明。本卷中多篇小说的主要内容都是叙说城市人在情感与理性、欲望与道德之间苦苦挣扎的生存故事，记录人性在城市中动荡不安的存在形态。潘向黎的《白水青菜》中，“他”本不愿落入“男人成功了就抛弃发妻”的俗套，可是偏偏遇到了年轻、执着又任性的嘟嘟，于是对妻子的冷落就在所难免。城市在无形中参与了对夫妻感情的离间。潘军的《纸翼》写一个女白领接到一个出差期间感到孤独的陌生男人的电话，引动了一场心理上的出轨。被丈夫发现后，他们的婚姻遂濒于破裂。传媒高度发达的城市，的确有太多的意外事件来勾动人的欲望，使人不由自主便越出雷池。林苑中的《女人上树》更是写出了人在城市中变幻莫测的命运遭际，在人海茫茫的城市出现两个长得很像的女人，由此决定四个人的命运，看似巧合，其实又属必然。 四先锋小说在新世纪的命运注定是孤独的，不单是消费市场不买账，据说连许多严肃文学杂志也经常拒绝刊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先锋写作对“怎么写”的特别强调，对当时偏重“写什么”的中国文坛无疑很有震撼性，其引领一种新的美学潮流可谓得风气之先。时值今日，人们对形式实验见怪不怪，先锋写作似乎近于明日黄花，再想博得格外关注，业已十分困难。特别是新世纪开初，学界把文学的边缘化、向现实进言能力的弱化，归咎于长期对“纯文学”观念的过分推重，先锋写作的合法性更是备受质疑。但在我看来，失去轰动效应，无人追捧喝彩的处境，却有助于涤除先锋写作的表演和随意，有助于作者把外在的叙述与内在体验融合，彰显主体精神探索的顽强姿态，呈示主体对现实的独特解析。总之有助于把先锋精神落到实处，避免凌空蹈虚，徒为自我指涉的文字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受关注的新世纪先锋写作反而更加值得重视。在我看来，何锐编选的这卷《守望先锋》把那些淹没无闻的新世纪先锋短篇小说归拢起来，不单是为了展现新世纪先锋叙述的最新状貌，更意在让读者重温先锋写作所独有的特异想象和奇诡叙述，质疑日益缺乏美学创造及精神探求能力的平庸写作和肤浅写作，从而为“言之有趣且有物”的严肃先锋精神招魂。 先锋小说陌生新奇的叙述方式往往能起到一种隐喻的修辞效果，从而对现实形成曲折而含蓄的间接反映，表达作者对现实的独特理解，以期引起读者的认同、警醒、深思与寻味。新世纪先锋小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时代感的增强，其把隐喻修辞的含义指向了对时代悖论式思想状况的概括，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潜在批判，为此采取了反讽的写作技巧，试图在幽默、诙谐、荒诞不经的叙事氛围中达成写作用意。韩少功的《第四十三页》完全可以视作是当今时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观点之间对立冲突的隐喻性表达。莫言的《月光斩》是对现实中老百姓仇官与惩官意愿的奇特隐喻。刁斗的《蹲着》对知识分子的“帮忙”与投机作了辛辣的讽刺。吕新的《我把十八年前的那场鹅毛大雪想出来了》里的审讯故事，虽则荒诞不经，却能以反讽的方式反映特定时代的荒谬，以及国家机器践踏人性的本质。 从西方起源语境来看，先锋写作是审美现代性的一种重要类型，其目的是为了对抗西方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对启蒙逻辑给人造成的异化进行反思。新世纪中国的先锋小说承继了西方先锋写作的传统，质疑理性、知识、道德或信仰营构的生存秩序对人形成的无形压制，呼吁人主体自由的回归。东君的《鼻子考》亦叙亦议，集合散文、说理与事件等多种文本，根本意旨在于对人的现代处境的深刻揭示：知识与理性高度的过度膨胀，形成了对身体与生存的无形遮蔽。刘建东的《师长的雕像》揭穿了信仰作为一种威权意识形态的荒诞与残酷。七格的《吹糖人》充满了童话与哲学的意味。吹糖人照着人身吹出人形，此人便能与糖身融为一体，获得永生。糖身可以人去执行一切吃喝拉撒等表象性质的活动，而作为主体意志的人身却永恒不变。小说暗示的是人之存在于世的一个奥秘，即表象与主体的分裂。 当常规的文学手段不足以表达主体独特的存在体验时，就需要寻找新的表现方式来取而代之，这就是许多作者进行先锋写作的重要缘由。阿乙的《先知》是一篇气势非凡、宛如疾风暴雨的奇文，写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农村青年朱求是，凭借自己苦苦的思索有了重大发现：人类一切看似有意义的行为其实都源于对空虚的恐惧，而空虚是时间过多造成的，所以人类存在的本质就是与时间对杀。小说宣扬的奇谈怪论固然警心，但朱求是的备受压抑、冷落、歧视、羞辱，贫病交加，孤独愤慨，更能给人锥心之感。这种底层之痛其实寄寓着作者的人生感受，由此越轨的叙述便非务虚的戏言，而有了切实的生命体验。陈希我的《我疼》是一篇直抵存在感的小说。一位女孩由小及大，始终承受着各种疼痛，让医生检查，又没什么大毛病。无论是用药治疗，还是母亲以各种堂皇的大道理劝慰她，转移她的注意，甚至呵斥她娇气，都难阻止女孩尖声叫疼。这种“疼”显然只能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来理解。身体是接通存在的，漠视或遮蔽身体，任何形而上观念，例如价值、意义、信仰、道德等，都无法单方面澄明存在，这应当是小说的寓意所在。 五从创作数量、实绩以及提供的文学新质来看，70后作家显然已是新世纪文坛特别值得重视的新锐力量，也必将是未来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对象。把散布各处的70后研究论文择其精粹汇集成册，对于全面了解学界对这一写作群体的追踪、描述与探查，是很有裨益的。何锐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他主编的《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第一辑中，集合了多篇探讨70后写作的论文，但限于篇幅，尚有许多重要作家的研究论文未能收入。这本《把脉70后》，增添了上一辑未曾涉及的作家如盛可以、田耳、李修文、路内、戴来、葛亮、甘耀明、朱文颖等的专论，也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如陈思和、洪治纲、孟繁华、张颐武、黄发有等的70后综论，可谓是上一辑有益的充实。#p#分页标题#e# 群体性的透视与分析，是评论界审视70后时所惯用的视角。这种考察方式，便于勾画70后在文学发展历史脉络中的总体状貌和具体方位。洪治纲近几年重视对作家进行代际视野的考察，在他看来，70后写作的共性特质在于充分地体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艺术格调，在叙事上体现为对丰饶细节及微妙体验的捕捉与呈现。陈思和认为70后的出身环境十分恶劣，成长时期被市场经济的观念侵蚀了精神世界，缺乏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意识，所以他们的写作缺乏大激情和大胸怀，没有真正的先锋精神。孟繁华认为尽管70后被视作是夹缝中的一代，缺乏精神和历史的依傍，但是一些小说家如东君、鲁敏、魏微、李浩、张学东等却能从夹缝中突围，写出杰作。黄发有的《70后与媒体风尚》是一篇考察细致、论析透辟、见解独到、发人警醒的论文。文章在对70后在媒体空间中的成长轨迹进行细致追踪的基础上，认为70后写作的许多关键词，如“美女”、“都市”、“身体”等，都是被媒体建构出来的，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标签写作”。 70后的夹缝式生存状态，乃因“用过就扔”的商业逻辑所决定。在叙事上，他们大多放弃了形式探索，主要依靠新奇经验和故事来吸引读者。文章重申写作是个体的自由创造，媒体与批评家不应以简单的代群归纳来暗中引导他们的创作，应该给予更多重视的是70后作家对乡村和底层的独到书写。 作家论对于70后研究很有意义，切实、细致、深入，能避免空疏、笼统和片面，对整体性研究是一种有效的充实和支持。王彬彬以其良好的艺术感觉，对鲁敏小说从容、生动、饱满、细致的叙述作了很好的品析。李敬泽认为田耳的小说是一种“灵验的讲述”，这源于作者活跃的心智，对偶然性及巧合的迷恋，以及对人的可能性展示的用力。张清华将朱文颖小说的情绪内核及叙述语体象喻地解读为“南方的细小、漫长与悲伤”，可谓得其风神。程德培以一个“乱”字来统括盛可以小说的情感内相及叙述创意，准确而又形象。张学昕认为，戴来的小说结构精微、密实、整饬，掘发了生活中无数的“扭结”。在阳燕看来，现代主义的先锋精神、古典的传统文化和流行的大众文化，是李修文小说创作的主要文学源泉，三者相互交织，促成了一种众声喧哗而个性鲜明的文学风姿。谢刚对葛亮小说中关于宿命、死亡和悲剧的人生内核及其演进过程作了深入而细致的解析，认为其内隐着“本真的为死而在”的死亡哲学，且善于挖掘爱与温情来对抗宿命悲剧。张艳梅认为路内的小说貌似嬉笑人生，实则真诚，满怀生命关爱，涌动着理想主义的精神暗流，从中也可以窥见时代的真相。李丹梦分析魏微的文章有入木三分的透辟，既体味了魏微对沈从文、张爱玲、萧红等人的承接，体现出一种背靠文学史的考察视野，又紧扣魏微小说“乡村”、“身体”、“父亲”等几个关键词来透视其精神内质，展示出由表及里的概括力和洞察力。“魏微既有先锋的笔调，又不乏日常的温煦；骨子里是坚强的女性主义者，但表面并不张扬、激烈”，类似于这种见解是十分独特而深刻的。 70后的写作依然在不断展开，未来存在各种可能性，相关的考察研究，也将会有新的生长与变化。像《把脉70后》这样，阶段性地收拢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在为文学史建设垒砖加瓦，也是在促成批评与创作适时互动的良性格局，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