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南北朝文学史的著述形态，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为一门从西方引入的现代学科，“文学史”进入中国只有百年左右的时间。学科舶来品的定位使不少人认为，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本土似乎没有自己的文学史书写。其实不然。伴随中国文学的萌生和发展，古人先贤敏感而又深切地感悟着文学发展历程的每一步，并用文字将之记录下来，形成了关于文学史的著述形态。这些著述虽然形态各异，也有异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体系，但所涉及的诸多方面已然表现出古人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思考，保留于各种文献、资料中的文字也已构成现代意义的文学史研究与构建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且，作为一种传统的学术形式，它们所展示的相对独立的学术范畴雏形，也足以证明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学史”传统、以及大量丰富并有待发掘的学术资源。南北朝时期尤其可视作这一资源的一个范本。 从史学的角度而言，断限问题是史书内部结构确立的重要一环。史书的断限，指史书所记史事的起讫年代。司马迁在《史记》篇末交待: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班固《汉书》的叙述起讫年代则为: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说明中国传统史家断限的原则，一般从政权的“正统”观念出发。文学史作为文学的历史记载，在撰述过程中也势必涉及到时间问题，而与史书不同的是，文学史更加重视“分期”而非“起讫”。“我们在编纂或写作《中国文学史》的时候，首先要接触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1］(P68)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是根据文学本身的特征，确定中国文学发展的分期。做好了这一点，我们就大致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进程”［2］，“分期正是人们用以建构历史的重要手段”［3］(P278)。分期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南朝史家檀道鸾、沈约、萧子显、姚察和北朝史家魏收、以及南朝文学家钟嵘等人的代表性文学史作品为例，析其理念，探其方法，试寻绎我国传统“文学史”思维的特质，以期于今有所借鉴启迪。 一檀道鸾，生卒年不详，概为刘宋时人。所作《续晋阳秋》一书记述东晋一代史事，虽已亡佚，但从《世说新语•文学篇》辑佚的这段文字来看，却是具有明确的时间分期意识的一段文学史书写佳作。檀道鸾认为，《诗》、《骚》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并以此为基点和原则，对两汉迄于东晋六百余年的文学发展情况分阶段进行了梳理回顾。这对后世实具发聩之功。 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 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4］(P262) 对有汉一朝，檀道鸾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三位文人为代表，赞其体从诗骚传统，至建安时期，达到文质并重的“诗章大盛”的局面。而西晋潘岳、陆机等人虽时有质文，但已缺少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积极的人生理想，较为单纯地追求华彩和绮丽，同汉以来的诗统已有明显差别。尤其正始年间之后，玄言注入诗歌并渐趋统治诗坛。玄言风气始于魏正始之王弼、何晏，他们崇尚“庄、老玄胜之谈”，引发世人对玄学的追慕，到东晋偏安江左之时，更是风靡一时，在檀道鸾眼中，尤以李充为最。在五言诗方面，郭璞将“道家之言”引入玄言诗的创作，以《游仙诗》横亘诗坛;而许询和孙绰作为东晋玄学的中坚人物和玄言诗代表作家，又吸收佛家妙义入诗，由曹魏西晋时期的庄、老、易“三玄”，演变为佛道融通的四玄之学。这就彻底抛弃了两汉以来的诗骚传统，导致“《诗》、《骚》之体尽矣”。直到东晋义熙年间，以谢混为代表的山水诗的兴起，才一转百余年的诗坛玄言之风。 整体而言，檀道鸾没有照搬朝代更迭、或年号变换的历史分期方法，而是从诗骚两大文学传统出发来考察诗体的发展演变，体现了他独特的文学史分期意识。当然，作者依然需要借用朝代和年号作为时间单位———西朝、江左两个朝代和建安、正始、义熙三个年号，以起到对文学发展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断限作用。而这一方法，在其他文学史家的分期实践中，也有所借鉴。 和檀道鸾一样，在文学史书写中以诗骚传统为基准的是南朝齐梁人钟嵘。钟嵘的《诗品》堪称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详尽探讨文学源流的著述，在总论部分，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分阶段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与檀道鸾所作《续晋阳秋》实为史书不同，《诗品》的立足点则在于对“诗体”尤其是五言诗的考察，因而钟嵘的论述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更加显示了关注和探索文学的本体特质。这对后世的文学史书写也就更具启发意义。 昔《南风》之词……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 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以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5］(P1－2)#p#分页标题#e# 从这段文字的表面看，钟嵘针对五言诗的发展划分出七个阶段，所采用的分期方法仍为运用朝代和年号这些历史符号来标志诗歌的历史阶段及其意义:从“夏”、“楚”五言之滥觞，至“汉”、“东京”之体制初见;从建安“彬彬之盛”，到“有晋”、“太康”之“中兴”;从“永嘉”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至“江表”之“微波尚传”;从“义熙”之“谢益寿”，到“元嘉”之“谢灵运”。并且，钟嵘以重要作家作为年号分期的辅助手段，在最后分别举出建安、太康、元嘉这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陈思王曹植、刘公幹、王仲宣、陆机、潘安仁、张景阳、谢灵运、颜延年，称谓“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 然而，透过这些年号和朝代名称，则可以看到钟嵘是以诗骚传统为标的、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来进行文学史书写的。在他眼里，两汉时期辞赋创作竞相出现，却始终没有出现兼具文质的优秀诗作，诗歌发展整体非常困顿。至曹氏父子统领的建安时期，良好的文学环境、卓绝的文学领袖、整齐的文人集团，才形成了五言诗“彬彬之盛”的良好局面，而一代诗人所代表的“建安风力”也就成为钟嵘心目中的五言诗典范:“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此后，经过建安二十余年的发展，五言诗至曹魏时期走向了低谷，直至西晋太康年间迎来短暂的中兴。西晋永嘉年间，五言诗这一诗歌样式虽然继续发展，但在诗歌表现主题和内容上，由于追崇黄老、慕尚虚谈的社会风气影响了诗人的创作，玄言风气逐渐发展并涵盖整个东晋时期，以致出现了孙绰、许询、桓温、庾亮为代表的江左玄言诗人群体，尽失建安风力之优良传统。此期，虽然也出现了逆玄言而动的两位诗人———郭璞、刘琨，前者以《游仙》闻名，后者因“悲壮”称世，皆名扬当时、声传千载，但终未能够扭转玄言“平典”盛行的状况。直到义熙年间，谢混在变创体例方面独树一帜，其后，刘宋一朝谢灵运横空出世，创建山水诗这一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艺术流派，才宣告了玄言诗的末路，促使五言诗创作渐归正途。 二历仕宋、齐、梁三朝的沈约，在《宋书》的《谢灵运传》中写有“史臣曰”部分［6］(P1778－1779)。这部分文字立足南朝齐梁时期，以诗体发展为主线，从古代有虞氏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起点，一直延续至刘宋一朝。 这一勾勒同样并非局限于朝代，而是通过运用虞夏、周、汉、魏、晋、宋六个朝代以及建安、元康、建武、义熙、太元五个年号，分别论述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史标志性作家、作品以及文坛现象。由于檀道鸾著述早已亡佚，且沈约《宋书》被后世奉为正史，所以，这篇传论堪称这一时期文学史书写的代表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文学新变的认知和争论一直不曾间断。作为齐梁文坛领袖，沈约不仅从创作到理论都表现出了对文风变化的追求，和谢眺等人开创了“永明体”，讲求声韵格律，促成诗歌由古体向近体发展，而且他对文学自身的审视也更多地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捕捉。所以，他对文学史的分期书写，基本上每一个时间断限都是由“变”开始的。周王朝末年之后，文坛创作风气以战国的屈原、宋玉和西汉的贾谊、司马相如为代表，是为一变:“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 此后，情与志的追求在创作中愈发占据主要位置，两汉时的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骃、蔡邕等人“清辞丽曲，时发乎篇”，但终因音调芜杂、声气沉赘而无绝世之音，惟张衡长于抒情，开启东汉文人诗以抒情为主的创作趋势，“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是为二变。建安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主，终于将“情”、“文”、“质”三者良好地结合在诗歌创作之中，“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可谓三变。西晋孝惠帝元康年间，潘岳和陆机以绮靡繁缛的文风驰骋文坛，一改建安之风，“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馀烈，事极江右”，是为四变。其后，“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大概在孝怀帝永嘉年间，玄言始开入诗风气，一直沿袭到“自建武暨乎义熙”的东晋百年时间，玄言诗逐渐发展到顶峰，“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可谓五变。扭转这一局面的是殷仲文和谢混(叔源)二人，他们一改孙绰、许询推至极致的玄言之风，将山水题材逐步纳入诗歌创作，“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是为六变。其后，颜延之和谢灵运两位巨人登上文坛，“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在文学史上承上启下、沾溉后世，可谓七变。由社会时代之变，生发出文风之变，沈约的历史观念在上述文学史的书写中一览无余。 如果说，沈约还是在为大诗人谢灵运立传时不经意间写下了这段文学史，并在其中清晰地流露出文学新变主张的话;那么，萧子显作为梁代著名史学家，则是在《南齐书》中专门设立了《文学传》一篇，并在这篇传论中明确强调了文学需要不断发展的“新变”观:“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而就在详细论证这一观念时，他对昔日的文学历史亦作出了明确回顾: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7］(P908) 对东汉建安至刘宋时期诗坛的大体发展情况，萧子显举出了十位文士作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以说明文风的变化情况。虽然对建安文学的认识，萧氏明确提出邺下俊彥与曹氏父子差距明显，但其所点出的潘岳、陆机、许询、殷仲文、谢混、颜延之、谢灵运等人，都曾是沈约推举出的曾经引导文坛新变的重点作家，可见两位文学史家前后相继的历史传承关系。而且，不同于其它文学史书写实践，萧氏仅借用了两个具有时间断限意义的指称“建安”、“江左”，其余则是利用代表作家来完成分期叙述需要的。有学者曾发出“经典作品成为了文学史上的高潮和分期依据”［8］的感叹，其实代表作家同样可以成为文学史的分期依据，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的文学史编撰就是明证，而代表作家的选取，则是依据史家心目中对文学发展所认定的新变观念。可见，萧子显有关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出发点同样不在朝代，而在文学自身的发展变迁上。#p#分页标题#e# 三南北朝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与这一时期社会和文学发展的情况有所类似，那就是北不及南:北朝由于先天不足，在文学发展方面明显落后于南朝。但是作为北朝史家的魏收，却不仅在《魏书》中学习汉族史书体例设置了《文苑传》部分，而且在序言中进行了文学史书写的尝试。 淳于出齐，有雕龙之目;灵均逐楚，著嘉祸之章。汉之西京，马扬为首称;东都之下，班张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罗俊乂。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9］(P1869) 魏收针对南北朝时期南北相对的政治局面，进行了地域的区分。先是论述了中原地区的文学发展历史状况，从以齐楚为代表的战国时期落笔，然后是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四个朝代;文学发展分别举出淳于髠和屈原、司马相如和扬雄、班固和张衡、曹丕、陆机等作为各自时代的代表作家，并且以西晋永嘉孝怀皇帝司马炽时期为转折，指出其后“天下分崩”、战事纷仍，中原文学发展受到沉重打击。而对此时的北方，作者则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梳理:首先是北魏的初期。“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罗俊乂”，扩大疆域，广揽人才，储备条件;其次是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迁都洛阳、禁鲜卑语推广汉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兴办学校等政策措施，都为推动北方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统治者大力提倡文学，开创了北方文学发展的新局面。故而作者对孝文帝不吝溢美之词，以为足以同汉武帝、魏文帝相媲美。再次为肃宗孝明帝元诩在位时期。 作者认为，在前面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至此，北魏文学发展呈现出“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的繁盛局面。这三个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着层层递进的关系，从早期的网罗天下贤才、到中期的大力发展文学、直至文坛呈现的繁荣景象，可见魏收具有的历史的脉络和思维逻辑。 这则文学史书写实践，还透露出魏收对文学发展动力论的一个观点，即统治者是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在南北朝时期，持有这一观点的也不只是一人，由陈人姚察及其后人共同完成的《梁书》亦设有《文学传》［10］(P685－686)，在《文学传》序言中亦充分表达了对梁武帝萧衍大力推动文学发展的称颂:梁武帝“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注重“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每逢百官来临、兴致高雅之时，便命群臣共同吟诗作赋，对出类拔萃之才俊，更是出手慷慨，奖励以重金，“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诸多光耀后世的文士俊杰，像沈约、江淹、任昉、王僧孺等，出现了“文章之盛，焕乎俱集”的盛大场面。而究其原因，正在于“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 从这一结论以及这种文学分期的表现意识来看，虽然他们的考察仅局限于有梁一朝，但通过所推举的代表作家———前为沈约、江淹、任昉，后为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区分时间先后的方法，却是与其他文学史家的书写实践前后相承的。 四通过列举檀道鸾、钟嵘、沈约、萧子显、魏收、姚察等文学史书写的代表性著述，可以发现，他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具有很多的一致性。首先，文学史书写的介入时间节点虽然不同，但将汉代作为中国文学开始稳步发展的一种起点考察，已成为史家的共识，下限则是书写者所处的年代。其次，对文学史的回顾与总结虽然立足点稍有不同，有的因循诗骚传统，有的追求新变，但在宏观把握上并无太多抵牾之处。 尤其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建安、义熙等年号以及像许询、谢混、颜延之、谢灵运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状况、以及所开启的文学发展的新途，因此，诸位文学史家对此的应用和评论都显示了较多的一致性。第三，不论是以史家身份出现的檀道鸾、沈约、萧子显、魏收、姚察，还是以文学家身份示人的钟嵘，由于他们自身对文和史的充分储备和积淀，在进行文学史写作中基本没有倾斜于哪一方面，而是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文学的发展，并且呈现出前后相互借鉴、吸收承接的关系。余嘉锡先生曾指出，相比沈约和钟嵘的文学史书写，檀道鸾更具开创之功:“二家之言，并导源于檀氏……其间源流因革，檀氏此论实首发其蕴矣”［4］(P266)。 由此，在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处理方法上也就具有共性。首先，不论是列于史书中的文学史撰写，还是文学家对文学发展作出的回顾，文学史家虽都遵循基本的历史时间发展顺序，但也并未局限于朝代文学，而是充分尊重文学自身的内部因素。其次，这些文学史家多善于运用年号，而文学史论述中的年号则不仅仅代表统治者，也代表一种社会整体风貌，一种文化时尚和审美趣味，由此，可以更好地将文学自身的发展嬗变同政权的变迁更替衔接起来。再次，文学自身的发展事实上是构成文学分期的内在条件，这种影响也还体现在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甚至某个时期、某个时代都会被这种光芒闪烁的作家及作家群所笼罩。故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史家已经意识到，举出某位作家似乎就足以能代表某个时代的全部，而无需再提及朝代甚或年号。这样，总体来看，他们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而又不拘于王朝的嬗替进行梳理，又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为重;既可以跨越朝代，也可以根据年号选择某一阶段集中论述。 限于篇幅，堪称这一时期文学史书写集大成者的刘勰本文未作涉及。相比上述文学史家，虽然刘勰的文学史书写成就更为斐然，但在文学史的分期意识和处理方法上，则显得彼此内在呼应，并基本囊括了这些文学史家所有的分期方法。与众不同的方面，则是表现出更为重视王朝统治者的基础定位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多次以统治者引出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在《时序》一篇中甚至举出五十余位王朝统治者。如果就文学发展的动因问题考察《文心雕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倾向。究其原因，可谓刘勰正统文学思想的一种表现。#p#分页标题#e# 当代学者严家炎指出:“文学史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划分时期或段落?关键要看文学自身有无重要的演化，甚至有无新形态的文学出现。……文学史分期必须从文学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看重‘首尾贯穿的特色’，可以与历史的分期不一致，不一定跟着朝代走”［11］。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将汉代文学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自高祖至景帝的初创期、从武帝至宣帝的全盛期、从元帝到东汉和帝的中兴期和从安帝到灵帝的转变期，举出各个时期的文体发展情况和代表作家［12］(P167);在其后的正文撰述中，又分列七章:秦及西汉散文、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司马迁与《史记》、两汉乐府诗、东汉辞赋、《汉书》及东汉散文和东汉文人诗。编者解释说:这种分期方法“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它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13］(P12)。细细比较不难发现，这些今天看来科学先进的文学史分期理念，与相隔千余年的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史著述分期方法，实质上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承继关系。由此可见，南北朝文学史家的分期意识和方法虽不免朴素简单，但其所具有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当今文学史学的构建完善依然具有良好的示范参照意义。 历史学作为现代学科体系分类中的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时序性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所谓时序性，是指历史学“为各门科学提供了一种以时序为基准的参照系，一种对于事物或对象按其发展方向作顺势态纵向考察，以把握其研究全过程的研究范式。……当将历史考察的眼光局限于王朝本身的更迭时，王朝的兴衰更迭、帝王的承袭传递，成为历史活动的时序坐标，……而一旦冲破传统的王朝体系，将目光转向全球竞争与人的普遍发展时，历史学的时序将转而以世界普遍认同的纪元为坐标……”［12］(P32)。如此来看，自觉地把握这种历史的视野和意图，或许应成为文学史分期问题存在与发展的一个终极意义与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