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李靓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和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现的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其中《史论》是王瑶在1942年至1948年期间于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这一课程时的讲稿。而《文学史》亦是林庚于厦门大学教学期间所写,全书在1947年5月出版。两部书诞生于同一年代,都是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专著。在这点上,不少学者曾做出过评价,如程千帆曾评价《史论》:这(《史论》)也许并不能完全代替那些断代分体的文学史,但它是一种独特的构思和编排,它能够使这一时期文学上的若干问题从不同侧面凸现出来,从而显示了整个中古文学的全貌……这部书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文学史的写作上,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为后出许多同类书籍所取法。〔1〕

袁行霈在评价《文学史》时也说: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2〕可见两部书文学史地位之高,程千帆认为《史论》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使得后来许多研究者效仿;而袁行霈则认为《文学史》的创新之处在于独特的研究方法———以诗人之心来解读文学史。事实上,学界在对于这两部书的研究方法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如孙玉石的《王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断想———以〈中古文学史论〉为中心》,〔3〕认为《史论》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于“史识”的自觉追求与客观的考证态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统一。①又如葛晓音的《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4〕作者从林先生的生平,对于楚辞、唐诗以及明清小说的研究中,探讨其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林庚先生研究文学史,既有宏观认识作为主线贯串始终,又很注意以微观研究作为立论的依据。尤其重视作品字词的解释。”此外,徐晓村的《学术研究中的理性的客观态度———王瑶先生治学特点管窥》、〔5〕陈国球的《诗意的追寻———林庚文学史论述与“抒情传统”说》〔6〕等论文都对两位先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这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创新性,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比堪两者的不同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一、阐释现象与沟通新旧

王瑶在《出版自序》中说:本书的目的,就在对这一时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7〕在《重版题记》中他又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7〕在他看来,文学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之研究亦有明显区别。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不仅在研究文学现象本身,更重要的是从中找出文学发展的规律。由此可见其写作目的即是对于中古时期的文学现象做出相对合理客观的解释,并从中探讨文学发展规律。而林庚写作《文学史》的目的则大不相同,他在与张鸣的谈话中说道:“1934年我还在北京民国学院教书的时候,没有可用的文学史,我就想自己编一本,而且这本文学史能跟新文学衔接,而不仅仅是把古典文学讲完就完了,我那时是在写新诗的基础上,作为一个作家去写文学史的。”〔8〕他在自序中亦提及其写作目的,也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沟通新旧文学史是为其一,其二则是因为“近世文坛上派别与纠纷之多,其所以有这许多纠纷的缘故,便因为缺少了一个主潮。”〔2〕从两人的阐释中可见出,王瑶想以一个纯粹学者的目光来剖析中古文学的各种现象,并用客观的态度从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中找出原因,从而得出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林庚则不同,他试图在新诗创作的基础上创作出一本新的文学史,用以沟通旧文学与新文学之关联,进而寻觅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主潮。

二、“史识”与诗意

“史识”是王瑶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史论》的特色所在。所谓“史识”即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与现象中,通过理性的思维和分析,进行提炼和升华。“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严肃地对待在研究过程中所陆续发现的大量的新的事实和资料,从它们的整体和相互关联的关系中来严格地加以分析,”〔9〕力求得出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判断和历史结论来。王瑶在大量占有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严密的分析论证,从而得出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如在《论希企隐逸之风》中,作者分别从文人自身的心理需求、汉末的时代背景、玄学的影响以及隐逸文学这四个方面对魏晋时期的隐逸现象进行了阐述。全文共列举了94条引文,其中包括《后汉书》、《魏志》等史书,《谢康集》、《弘明集》等文集,还有一些具体的诗作,如阮嗣宗《咏怀诗》等等。资料之详实令人惊叹,作者有条不紊地将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置于社会大背景之下进行探讨。他认为初期文人的隐逸只是为了逃避黑暗的现实,经过时间的沉淀,隐逸渐渐发展成理论,而理论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升华,变成了单纯的为隐而隐。又如在《文人与药》中,作者为说明魏晋男子喜爱“熏衣”这一习俗,列举了《魏志•朱建平传》、《太平御览》、《晋书•贾谧传》、《世说新语》、《南齐书•武十七王传》、《晋书•王述传》等九条引文,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当时男子爱美的现象。接着又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对文人的爱美心态进行分析,揭示了文人与药之间存在的不可隔断的联系。

一、彝族传统文学的定义

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学,是指在历史长河中产生于民间,在传承过程中被用文字记录成文本之后,仍然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和变异着的民族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在传承过程中,又会有新的文字记录文本出现。同时,它还包括没有文字的民族长期传承着的民间文学。彝族传统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及其记录本以及传统经籍文学两大部分。

⒈口头文学。彝族传统文学中的口头文学,是至今仍然流传在民间的活文学,包括数量众多的歌谣、故事,其中有韵文体,也有散文体。而在记录下来的文本中,却又是以韵文体为主,散文体文本很少。就发展的趋势来看,由于全球化和现代传媒力量的影响,彝族民间口头文学逐渐消失,渐趋湮灭。所以,长久地讲,彝族口头传统文学将会逐渐转变成文字文本保存下来。

⒉传统经籍文学。彝族传统文学中的传统经籍文学,以文字文本为主。这是因为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主要是由彝族从事祭祀、宗教和传统文化传承的毕摩所创制和传承,应该是最早将口头祭祀、宗教言辞记录下来的文字,由于其特殊的功用和地位,变异较小。因而传统的经籍文学是彝族传统文学固定性较强、变化性较小的文学。但是研究家和文学史家的著述中,往往把传统的经籍文学等同于作家创作的文字文学,而没有把它列入传统文学之中,这是一个错误的分类。

二、彝族传统文学研究情况与研究的难点

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彝族文学史论著作中,单篇研究的论文中涉及较少,即使是一些论文,多数都局限于对个别文本的研究,而没有整体的系统研究,因此从中很难看出对传统文学总体上的认识和区分。无论是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二卷本,还是沙玛拉毅主编的《彝族文学概论》,罗曲、李文华的《彝族民间文艺概论》,主要的篇幅都是关于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①这些史论著作与其他的文学史论著作一样,在涉及传统文学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传统文学的文字文本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中就反映出了传统文学文本形式的多样性的麻烦,也反映出了传统文学研究中的难点问题。

⒈文学分类之难。这主要体现在口头文本与文字文本的混同一体,纠缠不清。口头文本一旦记录在案,往往又叫口碑文献,逐渐形成文字文本。而上一个历史阶段与下一个历史阶段之间、此地方与彼地方之间、这个传承人与另外一个传承人之间都存在差异性,变异是永远存在的问题。体现在彝族传统文学上,其特别突出的问题,不单是口传文本与文字文本的差异性永远存在,尤其明显的是口头文本以散文体居多,而文字文本却以韵文体居多,在文学形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散文体更体现传统文学的变异性,而韵文体文本往往更具有艺术性,更能体现彝族传统文学的特征。

长期有感于因通俗文学一支的阙如而导致的残缺不全的文学史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范伯群教授就把研究的视域转向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在完成了资料汇编、作家传记、重要论文等先期成果后，终于在2000年4月出版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提升了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高度，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但范伯群并没有满足于此，为弥补《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粗放性、笔调格调的不一致等不足，他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对自己钟爱的通俗文学园地进一步精耕细作，于2007年1月出版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达到新的研究高度，贾植芳教授评价为：“这是设计精巧、施工精心的优质二期工程。”[1][p.3]对比这所谓的“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我们发现后者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作为一种“史”的整合，文学史同样需要文学史家的史识观照和勾勒，需要文学史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充分的理性把握，需要“突出文学演进的趋势，而不是大作家的生平逸事；注重结构的分析，而不是事件的叙述”[2][p.3]。否则，如果把重写文学史看作是单纯时间的延伸和叙述量的激增，那文学史就变成了散漫的“资料长编”，而真正失却了“史”的含金量。对比范伯群主编、著写的两部通俗文学史，我们发现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文学“史”的意识明显加强了。   首先，在书写体例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改变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板块式的结构形式，不再把全书主要分为社会言情编、武侠会党编、侦探推理编、历史演义编、滑稽幽默编、通俗戏剧编、通俗期刊编、大事记编等八个部分，不再遵循“大按题材小按时间”等形式的编写体例（如社会言情编分述倡门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地域小说，倡门小说，个案分析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从1848年的《风月梦》论到1938年的《亭子间嫂嫂》），而是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分时代地把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潮与报刊杂志的兴办结合起来论述，把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兴盛放置于现代传媒的文化语境中，突出了其世俗现代性的文学特质，进一步彰显了与精英文学互动相生的发展脉络：“19世纪90年代到‘五四’前，现代通俗文学曾得到大发展与大兴旺，它不仅有《海上花列传》那样的艺术成就极高的小说，而且有谴责小说这样的得到老百姓拥戴的通俗小说；而在‘五四’后，情况有了变化，它得在知识精英文学的相克中求得相生。这是一个通俗文学在被贬中不断改进自己，以求得自强，以及在自强中不断开拓新垦地，不断探索新的生长点的时期，无论是民国武侠小说的奠基，狭邪小说的人情、人道化，侦探小说的移植与本土化，都市乡土小说的崛起，电影、画报热的潮起，都说明通俗作家在相克中的求得相生，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途径；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刘云若与还珠搂主等人的作品更是形成了新的冲击波，通俗文学的成就已开始与知识精英文学‘双翼齐飞’的格局；到20世纪40年代，有的作家则已经进入‘超越雅俗’、‘融会中西’的境界，其实这是很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股势头不得不移到台、港去作通俗文学的血脉承传。”[1][p.588-589]可以说，变更体例后的通俗文学史较好地体现了上述的史识脉络，更容易从宏观角度把握现代通俗文学史的性质和发展历程，更加严谨凝练，通透性和体系性更加鲜明。   其次，在某些文学史观点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阐释，力求更加严谨可信。《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毅然把讲“史”的范围从原来的近现代压缩到现代，隐去了近代工商业日趋发展背景下的上海文学趋于现代的萌发历程，删去了关于《风月梦》、《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等作品的现代通俗文学“前史”或者说近代史的论述，而把论述的起点放到了《海上花列传》上，把它界定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并论述其六个“率先”的开创意义，赋予其成熟的现代性特征，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种界定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它改变了“注重作家作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突出外在价值和文学历史价值的文学史观念”[3]，体现了“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审美价值等内部本质特征，以此阐释评论作家作品本身的价值，突出作家作品对艺术本身的贡献”[3]的文学史观，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独到见解。另外，《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又在第十九章论述新市民小说时重点论述了张爱玲、徐讠于和无名氏，称其为文学领域中的“一国两制”[2][p.573]者，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通俗文学“融会中西”、“超越雅俗”的发展势头。以三位在新文学史上叫响的作家为其通俗文学史收尾，这也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一个新创，既能“承上”———是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结果，又能“启下”———为将来《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史》甚至《中国二十世纪通俗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某种契机，因此它的命名与确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对“都市乡土小说”的命名、对“黑幕”与“黑幕小说”的概念辨析、大众化和通俗文学的生命潜力等诸多文学史命题的分析，或是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思考，或是范伯群新近的思考所得，都显示了其通俗文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最后，在文学现象的成因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加注重“史”的勾连，努力把通俗文学现象放到与外国文学、古代文学或者知识精英文学的关联中去做动态的分析，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孤立的存在”。既然“凝聚与变异相交而成的坐标，是文学研究整体所依据的主要框架”[4][p.34]，那么古今融会、中西交流融会背景下的通俗文学同样也呈现着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印痕，表现出传播与接受之间的同步态与错位态，而这些方面的分析对文学史的勾连与叙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作为“一期工程”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也非常注重这方面的论述，比如在分析通俗文学中的社会小说时，指出明之人情小说的“世情书”和清之“讽刺小说”都是近现代通俗社会小说的“渊源”[5][p.3]；在论述社会问题小说时，专门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问题小说进行了比较[5][p.155-164]；在分析民国武侠小说兴起原因时，首先指出了它与晚清公案小说并非同一谱系，属于“新派”而不属于“旧派”，而是与“尚武”“、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外国有关思想特别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密不可分[5][p.451]。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史”的勾连，如《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在论述“黑幕小说”时，仅仅对“黑幕”与“黑幕小说”进行了概念辨析，为“黑幕小说”正名[5][p.105-112]；而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进一步把它与同时期的美国“揭黑运动”进行比较分析，找到了一个同时代的参照系，使得这时期中国“黑幕小说”的面目更为清晰。又如在论述包天笑创办的《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仅仅对这两个期刊进行了较长的资料常识介绍[6][p.576-602]，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承接上一阶段报刊文言的兴盛，进一步对其白话的运用原因进行了论析———民间倡导和官方的合围，从而对报纸传媒形式变革的论述更为周全深入。如此不一的深入剖析使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显通观理性。#p#分页标题#e#   当然，为了进一步强化文学史识的整合作用，突出文学史的整体色彩和理性意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还做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比如删去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一些主观情感色彩过强的小节标题———“啊！46年尘梦，秋海棠！”“、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上海小说’”等；一些过于招摇的小节题目———“从鲜血洗过的焦土中传来的鬼哭人声”、“那张抹不掉的血纸片”“、一只半夜伸出来的手”等；一些过于深奥难辨的标题———“既无‘屈子湘江’，不如‘信陵醇酒’”、“以罗两峰画鬼之笔涂抹小说”、“秋笳复作汉槎再生”等；一些冗长的标题———“孙玉声的《黑幕之黑幕》是一部佳作”、“恋爱全建筑在‘卖方自由’的金钱关系上”等，把主标题和副标题相结合的形式变成了较为简洁明了的单一标题，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史“史论”的表现力度，这些都是新著的可取之处。   二治史（包括文学史）离不开史识和史料，并且二者关系非常密切“，重史识者不能没有史料，要不然只能空口说白话；重史料者也不会没有一点史识，要不怎样知道那个是应该搜集的史料”[2][p.250-251]。虽然由于阅读对象的不同，文学史可以分为研究型文学史、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型文学史，在史识深度和材料展现上各有侧重，但是治文学史者不应以所谓的“质的规定性”从史料中抽出中意的部分来分析其线索、趋势、规律，用“性质”论来遮蔽或抹刷史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遮盖了文学史的基本面貌和丰富内容，这样的文学史只能是某种观念的产物。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此类文学史已经产生了不少，我们的文学史家秉承着各式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断地让一部分作家作品“笔下超生”，对另一部分作家作品“草菅人命”，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接触到的往往是残缺不全的隐去真实面目的文学史，因此对它的去蔽、还原是非常迫切重要的，而要摆脱某种“性质”论的束缚和制约，文学史家必须从史料出发，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发言。为复现真实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把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部分人“诊断”为“死亡”的通俗作家作为主体来展现，在史料的挖掘、打捞和整合上具有弥补文学史“空白”的开创意义，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做得更好一些。   首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从最原始的文学史料出发，更加注重作品的体验与分析，把作品细读与文学体验紧密结合，注重文学经验的传达。在大的编写体系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加严密了，但它并没有以大而皇之的史论代替史料细节的展示与分析，非常注重感性文学史画面的呈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独立的理性判断。以点带面依然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梳理通俗文学的重要方法，它把对通俗文学演进发展的论述化入典型作家与作品的论述之中，诸多文学个案的分析显示了它顽强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回到审美体验本身的努力。其实《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也比较注重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但是在专章介绍作家的时候采用史料比较庞杂，无形当中遮蔽或淹没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和作家独特的文学经验，如第二编第十章分析悲剧侠情小说家王度庐时，分四节分别介绍他的人生经历、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心灵悲剧色彩和“平民化”追求倾向，过多地方的平均使墨使得论述有泛泛之论的嫌疑；而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把有关王度庐的部分压缩为一节，简单交代他的生平资料后，重点分析了他的“鹤—铁系列”里两部作品《宝剑金钗》和《卧虎藏龙》，在对其情节、人物、主题等方面的细读比较后，得出侠情悲剧的共同点，又看到它们的重大差异：《宝剑金钗》以情节为中心，而《卧虎藏龙》以性格为中心，由主要作品的特色突显了作家的创作特征。这种抓典型作家的典型作品的描述方法与鲁迅用“药、酒、女、神”勾勒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用“庙堂与山林”勾勒唐朝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在分析“超越雅俗与融会中西”的张爱玲小说时，重点分析了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从小说的文化环境、情节发展、人物心理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它雅俗共赏的特征，说出了它是“将古老的‘梁祝’故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形式表现出来”[1][p.554]，实质上描绘了“香港的大坟山‘活埋’了一个‘拎得清’的上海少女”[2][p.552]。这种从作品细读中得出结论的方式成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一个表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还原、丰富了文学史的细节，使得文学史结论更加真实可信。陈晓明论述当代文学史时认为：“对文学经验本身的关注依然是基本评判标准，在这个学科已有的历史传统序列中来思考不断变更的文学经验，显然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7][p.2]其实从文学经验出发，对任何阶段的文学史都非常重要，显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   其次，《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还更加注重征引前人的观点资料，或对之进行批驳，或用它们证明自己的文学史观点，从而丰富、深化了对文学史的认识。“文学史研究是一种‘对话’，与凝聚为文本的作家心灵的对话，也与落实为论者的各式诠释者对话。”[2][p.42]前者的“对话”需要研究者从文学体验、作品细读出发，而后者的“对话”需要治史者充分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突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在论述《海上花列传》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多处征引鲁迅、胡适、刘半农、张爱玲、孙玉声等人的观点来阐释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在这些人论述的基础上把它定位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开山之作，深化它六个“率先”的前卫性。另外，两部书在为通俗文学“正名”时，都批判了茅盾等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通俗文学的责难和不实之论，引用了朱自清的通俗文学为文学史之“正宗”的观点，在为“黑幕小说”、前期《小说月报》、《礼拜六》等“正名”时均采用了这种批驳—立论的方式，显得论据充足、真实可信。对于独创的说法，《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也比较谨慎，力求追溯它能成立的渊源，比如为了命名“都市乡土小说”，范伯群拿来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人的观点，一步步引向自己的概念，从而彰显自己概念提出的“合法性”。总之，两部书不仅大量引用了与作家作品同时代人的原始资料，还大量引用了后来者的诸多资料；不仅援用了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对海外学者的重要论证也不放过；不仅引用自己前辈学者的科研成果，而且重视后来学人的研究资料。这种“拿来主义”式的开放眼光既展示了文学史的厚重性，又增加了它的可信度，比如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多处援引海外学者夏济安对通俗文学的赞赏言论，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论述张爱玲的小说时，用王德威与夏志清的相关论述来论证张爱玲作品与“鸳鸯蝴蝶派”和“旧小说”的亲缘关系；在论述徐讠于时，引用自己学生吴义勤的论述，这种原援引材料的实证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p#分页标题#e#   最后，相对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而言，《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增加了近三百幅的图片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复原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原貌”。这些来之不易的图片资料更容易把读者带向早已逝去的历史场域，在相对感性的历史语境中体味通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历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①重要作家或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小像；②作家的原稿或手迹；③代表作品封面或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插图；④编发的报刊杂志的创刊号；⑤与通俗文学有关的社会背景资料[1][p.587-588]。这些图片的篇幅相对于整部书而言，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认识的作用，并不像真正的“读图时代”那样图像淹没了文字，造就和培养了“识字一代的文盲”，使人们的思考在“视觉文化”的观赏中无所适从，委顿消弭。图片在书中起到一个介绍说明的作用，辅助于文字论述，让读者深入体会通俗文学发生的所谓的场域和契机，从而对这一被长期打入“冷宫”的文学“逆流”的生存历程表示同情和理解。相对于当前高科技的数码照相技术，这些大部分产生于旧时代的图片资料是比较粗糙原始的，有些作家小像甚至已经模糊不清了，更谈不上制作的精美与华贵。但正是由于它的原始，才显得难得，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相当一部分资料早已经“灰飞烟灭”了，这种原始资料的打捞是相当艰难的，它们不像知识精英文学的资料那样长期被人们重视而保存的相当完好（关于鲁迅、丁玲、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资料在博物馆、纪念馆里相当完备），因此需要搜集者通过向图书馆、向作家的家属和后代、向收藏爱好者等多种途径坚持不懈地摸索，范伯群在该书的《觅照记（代后记）》里详细记载了自己打捞这些图片偶遇阶段—主动“搜集”阶段—攻坚阶段“三部曲”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所以，文学史叙述中插入大量的图片资料不仅仅更新了文学史的表述方式，而且也是文学史家科学实证精神的重要显现形式，它既是一种新鲜的叙史尝试，又是现代通俗文学治史者艰辛付出的最好见证。   三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还仅仅是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一期工程”基础上的“二期工程”，属于范伯群及其同事所进行的“文学史拓荒性工程”的重要成果，这一工程有“一期”、“二期”，也可能有“三期”“、四期”等等，《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贾植芳评价为：“资料更充实了，论点更深化了，历史脉络梳理得更加清晰，发展周期得升降起伏得勾勒也显得全局在胸，了如指掌；还为现代文学史的一个不可或缺得组成部分留下一份丰富的图像资料。”[1][p.2]但是，我们在惊叹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巨大进步的同时，还应看到一些地方也值得商榷。比如，它在体例结构上更加严谨理性了，但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漏掉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某些内容板块呢？它对“通俗戏剧”和“幽默滑稽”文学的论述明显减少；它在论述“黑幕小说”时与美国的“揭黑运动”进行比较固然加深了论述的深度，但这一节是不是与全书结构显得游离呢？它在论述武侠小说家宫白羽作品的“现代”色彩时，用相当长的篇幅资料来证实鲁迅兄弟对他的大力提携，这种论证是不是到位呢？另外，该书在处理作家资料与作品细读、史的脉络与作品的赏鉴、文人群落与小说类型的关系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商榷。   但不管怎样，作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留给我们的开放性启示依然是非常珍贵的，比如期刊等印刷媒介的入史，电影等图像媒介的入史，文人—刊物经营者—编辑—读者等“文化生物链条”的入史，文学史发生点的确立，文学史的分期等等。另外，这两部文学史还仅仅处于将通俗文学从“逆流”的地位挽救出来为自己“平反”的研究阶段，对之进行策略性的“彰显”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它们的内容是非常庞大的（一部130多万字，另一部近80万字），为普及实用，它们还需要继续精简浓缩，还需要在与新文学的互补交流叙述中“比翼齐飞”，因为“是现代人文主义文化孕育了新文学，是世俗的市民文化滋生了通俗文学，只有两者的并存并行发展方能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审美期待和工商社会保持平衡的需要”[8][p.13-14]，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后记里有着清醒的认识：“‘现代通俗文学史’只是一部断代的专业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确定重点，遴选作品

古代文学课的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传统课程中时数最多的。但随着高校课改的进行，在“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课程设置向实践倾斜，很多传统的理论课被大量削减课时。比如语教专业的古代文学，目前已压缩至98课时（本科院校为200课时左右），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系统地讲授古代文学的发展史，详细地介绍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其结果要么造成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囫囵吞枣，难以消化，要么根本完不成授课任务。

要解决“容量大、课时少”的矛盾，提高教学效率，首先应正确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关系，合理分配两者的课时。文学史犹如一条奔流的大河，文学作品就是那涓涓浪花，就学科性质而言，文学作品才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核心内容，且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鉴赏相比文学史难度更大，故而教学要以作品为本，以史论为辅，时间分配上约为7:3。其次应分别确定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重点。文学史中涉及基本知识、发展规律、文学流派等的内容要以点带面地讲授，至于背景知识、作家生平等可以让学生自学。作品选则要以经典性作品做点的示范解读，以教为主；一般性作品做面的铺开训练，可以讨论、自学，注重点面结合。在选择阅读的作品时，还必须关注中学语文教材，了解学生的既有知识。对入选中学课本的作品一般不再重点讲解，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某些有一定难度、深度或者存在争议、有最新研究成果的作品在大学阶段可再次讲授。当然，教师可跳过常识性问题，引入学术前沿信息，注重知识的广博性和分析的深刻性，提高课堂的层次。

比如在上《诗经》这一章节时，一共4课时，我花了大约1课时讲授了《诗经》的基本概况、风雅颂的含义和赋比兴的手法，其他诸如《诗经》的编集、地域、四家诗、对后世的影响等文学史知识都布置学生课外自学完成。作品方面，主要选取了《芣苢》、《君子于役》、《采薇》三篇作品进行示范分析，并引导学生略读鉴赏了《氓》、《七月》、《子衿》，继而选择中学课文中的《蒹葭》，让学生抛弃成见，换一种角度进行解读，讨论诗中的象征含义，同学们反映热烈，各抒己见，开拓了视野又锻炼了创造性思维，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强化职业能力，注重师范性

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高职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具备过硬的听说读写能力和师范技能是其胜任日后工作的基础。因此，为了学生的成才和就业，增强其与本科学生的竞争力，我们的古代文学课必须改变长久以来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除了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外，更应重点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分析、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要将以往单一的理论教学模式调整为理论教学+实践训练两大模块。

实践训练分别为对应听说读写的各项训练，比如作品的朗诵、读背、口头讲解、摹拟教学，专题的小组讨论，写读书笔记、小论文，古诗的摹写或改写等，教师可根据课时内容安排相应的训练活动。这样既能打破老师的一言堂，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注重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能更好地实现课程目标。在这儿专门讲讲这几年来在教学实践中开展得最有心得的一种训练活动，笔者称之为“课前五分钟口头训练”，即利用正式上课前的五分钟，让一位同学上讲台完成某一项口头训练活动。语教的“古代文学”安排了三个学期，所以训练的内容每个学期都不同。第一学期为自由讲解古诗，学生选择一首喜欢的古诗用楷书抄在黑板上，然后有感情地朗读一遍，带领全班同学再读一遍，继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讲解赏析，讲完后由其他学生进行点评，最后老师总结；第二学期为小学古诗讲解，形式与第一学期相仿，不同的是作品必须来自小学语文教材或课标推荐背诵的篇目中，此外还要求学生在讲解时必须和台下的同学有互动；第三学期为片段教学训练，学生选择一篇小学古诗文，备好课后截取某个局部的内容进行教学。

一、教学内容改革的必要性

在如今流行的几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中，道学家的文论往往受到高度评价，政治性强、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注重实用性的作品不但被选入教材，而且还得到推崇。与此相反，一些政治性不强但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却往往被视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而受到责难。文学史教材一向对唐宋古文运动推崇备至，而对骈文、赋等文体不遗余力进行抨击，都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先秦两汉时期，文学还未独立，文史哲不分，真正的文学散文还未诞生，讲授古代散文自然不能不从历史散文和哲学散文讲起。经过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后，还将韩愈《原道》、柳宗元《封建论》等政论、史论文作为优秀文学作品进行讲授，恐怕是很不合适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载体，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等教材可谓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任课教师在选用教材时，应该依据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按照教学对象的学习目的和实际需求，本着“取法乎上，点面结合”的原则，选择一套学术观点公允，成果最新，材料丰富，学界有较高公认度的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以此为本，兼介其他影响较大的文学史。

通过不同版本、不同观点的文学史分析比较，任课教师可以加以点评，也可以说明自己的观点，为同学们既开阔了学术视野，也为学生思考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就方法意义上作了展示。尤其对那些拟报考研究生的同学帮助最大，为他们今后进一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就作品选而言，教师也应采取这种开放性的原则。在选择一种与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本的同时，还要向同学推荐介绍其他有关选本，并介绍各自的特色，并且鼓励同学们课下根据个人兴趣，指导他们阅读有关作家的选本及别集。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为那些将来有志于研究古代文学作家的学生指明了道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本身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不像我国现当代文学史那样，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更新很快。

建国之后编著的文学史教材，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其基本观点还是比较稳妥的，因而被使用多年受到众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师生的好评。近年来，由于学术研究的日新月异，很多新材料、新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出现，使新的文学史教材应运而生。老教材的优点是学术根基扎实、阐述精炼，缺点是名词老化，方法陈旧；新教材的优点是观点新颖，立论高远，缺点是有些观点争议较大。在教学过程中，建议把二者结合使用，取长补短，给学生介绍较为客观、准确、最新的文学史观点。另外，任课教师还应经常浏览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和前沿的学术信息，及时把学术界前沿的新成果吸收到教学中来，不断为自己的教学注入新鲜信息，增加授课内容的丰富性与科研色彩。

二、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

教学方法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教学目标的落实、教学改革的成败。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经常征求同学们对于教学的意见看法，并及时调整改变教学方法，以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传统教学方法要求学生熟读乃至背诵大量的名句名篇，让学生从诵读中领略作品的韵味，进而体会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特点，从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是其成功之处。但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传播信息量小，不大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传统教学方法的短处正是现代教学方法的长处。现代教学方法可利用多媒体技术，极大地增强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同时调动了学生视、听、触等各种感官，在短时间内全方位地接受尽可能多的信息，提高了学习效率。例如，在学生没有很多时间阅读大量文学名著的情况下，适当播放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可以使学生对原作有一个大致了解。指导学生将文学名著与改编的影视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改编的得失，也可以使学生加深对原作的理解。

当然，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古文教学中运用，也不是万能良方。除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之外，运用不当也会带来副作用。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时，每个学生脑海中浮现出的文学形象是不一样的，对作品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以观看影视作品代替对文学原著的阅读，就会削弱学生对文学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根据名著改编的那些影视作品已经被融入了改编者对原作的理解，即使标榜忠实于原著，也因艺术样式的改变导致不可能与原著完全一模一样。因此，在采用这种教学手段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学生阅读原作文本的指导，否则就会对学生造成误导，容易使改编过的影视作品等同于作家作品。

一、当代语境下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多维构建

当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已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构建全新、多维的教学实践体系，以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气息，提高古代文学的学科魅力。

(一)编写适应学校教学实际的教学大纲，确立少而精的知识体系及以“史”为纲，以“作品选”为本的教学原则

当前，《中国文学史》教材多种多样，各有特点。但大都篇幅庞大，难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之内完成教学任务，因此编写适应学校教学实际的教学大纲尤其重要。在大纲中，应强化基础，突出教学重、难点，确立少而精的知识体系，为教师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提供依据和准则。尤其要妥善处理文学史与作品的关系，确立以“史”为纲，以“作品选”为本的原则，强调原典教学。文学作品是文学史形成的基础和主要构件，折射了文学的发展历程。读者正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感知、欣赏和理解，来把握作家的理念与创作、文体的产生与发展、文学现象的诞生与演变等过程，并进而把握整个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可以说，讲述文学史是从宏观视角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客观条件及其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价值，解读作品则是从微观角度考察古代文学史的形成基础。借助文学史背景揭示作品内涵，可以延伸学生的审美思考，拓展其理解的维度;以具体作品为例印证文学史现象，则可以训练学生的史学思维，培养其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和“作品选”先天具备的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讲授者不能将它们判然分开。那种侧重“文学史”而忽略“作品选”的教学，无疑只是在形式上提高了效率，完成了教学任务，其实际教学效果则可想而知。

(二)完善课程结构，建设基础课、选修课及学术讲座相结合的网状课程体系

社会需求的多层次，人才模式的多样化，知识结构的多领域，要求教育与时俱进，具备科学合理的教育模式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并重的教学形式。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课程内容广博浩繁，因而强化基础，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展示亮点至关重要。而建设基础课、选修课及学术讲座相结合的网状课程体系不失为积极应对的合适途径。基础课是教学的重点，强调基础知识的积累，着重于“面”的拓展;选修课是基础课的补充，强调探究性学习，突出知识的研究性与前瞻性;学术讲座重在知识点的纵深，着眼于能力的提高。三者统筹安排，相互衔接补充，构成一个网状的立体教学体系，既促进了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也有利于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选修课的开设，就文体而言，可开设古代诗歌研究、宋词研究、散文研究、戏曲研究、小说研究等，以理清主要文体的发展线索，使基础课所学的文体知识更加深化、系统化;就文学史论来讲，可开设古代文论、文学思潮研究、文人心态研究。对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经典，则可开设专题研究，如神话研究、《诗经》研究、《庄子》研究、《史记》研究、《红楼梦》研究等，使学生加深对主要作家、经典作品的理解，提高相应的研究能力。也可开设一些跨学科研究的选修课，如经学与文学、儒家思想与古代文学、宗教与古代文学、中西戏曲比较研究等，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此外，还可增开地域文学选修课，加深学生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认同，激发学生爱国爱乡的热情。选修课应根据基础课的学习进度，面向不同的年级循序开设，既避免重复，又相互补充。在此基础上，每学期再适度安排几次学术讲座，介绍学术前沿问题及治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上述三种课型，共同形成立体的教学体系，适应了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

(三)更新教学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性，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与研究意识，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本文作者：张世红 单位：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英国文学史研究与整体外国文学史研究都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1956年，教育部参照苏联高等院校同类教学大纲，制定了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教科书则采纳了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该书1959年初版，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可见影响之大。尽管《美国文学简史》(上册)和《法国文学史》(上册)已于1978、1979年相继问世，中国学者用中文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本文首先回顾陈嘉、范存忠先生出版于80年代初的两部影响深远的英文版英国文学史，随后介绍王佐良先生领衔编撰的中文版英国文学通史，最后评述杨周翰先生撰写的断代史，总结前辈学者既有的学术贡献与成就，展望英国文学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陈嘉和范存忠先生的贡献

陈嘉、范存忠教授是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老前辈。20世纪30年代，两人在耶鲁和哈佛大学分获博士学位，是最早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回国后他们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研究、教授英国文学，并在80年代初分别推出两部英国文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嘉著《英国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册，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英国文学史教材。由于编写量大，四册教材全部出版历经了五年时间:1981年10月出版第二册，1982年7月出版第一册，1986年1月和2月出版第三、第四册。从1986年开始，陈氏文学史一直作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国文学史教材，已多次再版，声誉卓著、影响广泛。陈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他在著作前言中提出:“根据作家及其作品在社会和文学史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健康来确定其地位。”①陈著文学史采用了编年史的结构和体例，第一册分为四章: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资产阶级革命与王朝复辟时期英国文学;第二册不分章，标题为“18世纪英国文学”;第三册分为三章:19世纪初期英国文学、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第四册也不分章，标题为“20世纪初英国文学”。

本书内容丰富，学术性强是陈嘉先生多年研究讲授英国文学史的结晶，对于英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本书是在结束后不久编写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即“首先综述时代背景，然后介绍作家生平，再次分析主题思想，最后略及艺术特征”，②也就是说作品的艺术特点被摆在末位。但值得强调的是，著者在叙述和分析重要作家时，不是简单陈述其社会背景和创作经历、罗列作品，而是对其主要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介绍、分析。该书以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的分析方法具备了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双重特点，是国内用英语写作出版的篇幅最长、质量最高的英国文学史，是不少高校指定的英国文学教材。全书1986年2月出齐，而陈嘉先生数月后即辞世，令人扼腕叹息。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的陈嘉、宋文林合著《大学英国文学史》(上、下册)，这是弟子宋文林教授在陈先生指导下缩编的两卷本。1983年范存忠教授编著的《英国文学史提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范先生在“后记”中写道:“这份材料是1954年度和1955年度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四年级‘英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提纲。同志们认为仍有参考作用，有些高等院校还翻印流传。这次承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它在较大的范围内能起到更多的参考作用。”③

《英国文学史提纲》是英文稿，但“为了读者便利起见”，由张月超等翻译成中文作为“附录”，这份中文附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建国后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文版英国文学史。全书共12章，末章标题为“一些现代作家”，介绍了哈代、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萧伯纳等隶属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却没有提及现代派作家，真实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现代派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该书1983出版后，许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将其当作教材，受到普遍欢迎。关于这部书的编写目的，范存忠在“后记”中写道:“一方面对于并行的‘文学选读’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扩大文学视野，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④范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英美文学、比较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方面均造诣深厚、著述丰硕。他渊博的学识通过本书的三个特点得以体现:其一是将英国文学置于欧洲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叙述。例如，第三章谈到英国人文主义者时，介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对英国作家的影响;介绍伊丽莎白时代时则指出，此时文学翻译相当繁荣，众多翻译作品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文学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作包括廷德尔和科弗代尔的《圣经》以及托马斯•诺斯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其二是将英国文学发展史与英语发展史相联系，使读者既掌握英国文学的概貌，又了解英语的演变。例如，谈到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的区别时著者指出，古英语重音多，辅音多，词尾屈折变化大，语言的变化自然会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从头韵体诗到双韵体诗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三是在叙述作家和分析作品时，结合提出独到的、精辟的评论。例如，前人关于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评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反犹主义的作品，范存忠对此并不认同，相反，他指出莎士比亚对受到迫害的犹太民族表示同情，夏洛克对基督教商人的愤懑是有其原因的。又如，对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范存忠没有从阶级或意识形态方面去评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作品表达了普通人处于逆境时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二、以王佐良先生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史写作

在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大背景下，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此次印发的是调整后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目录。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关儿童文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发展，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推动了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些经验，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学科设置问题做一番探讨。   首先，从国内外设置儿童文学学科的状况和发展情况来看，儿童文学学科是关系到民族阅读能力提升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教育理论问题。   在我国国家标准GB/T13745—19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中国儿童文学”是“文学”下的二级学科;在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下的二级学科。   近些年来，我国每年也都会有若干儿童文学研究的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例如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涉及儿童文学研究的，分别是“中国儿歌的审美艺术与现代演进”、“现当代美国少年小说类型研究”、“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研究”、“中美科幻小说发展机制比较研究”等。   在美国教育部2010年版的《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目录》(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简称CIP)中，儿童与青少年文学(Children'sandAdoles-centLiterature，编号为23．1405)是英语语言及文学(EnglishLanguageAndLiterature/Letters)学科门类下，文学(Literature)一级学科中，与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美国文学［AmericanLiterature(U-nitedStates)］、加拿大文学［AmericanLiterature(Canadian)］、英国及其他英语文学［EnglishLitera-ture(BritishandCommonwealth)］相并列的二级学科。它的宗旨在于“关注儿童及青少年文学的学术研究，以促进教师、图书馆员、出版者、图书经营者和写作者的专业工作，也包括对某个时代、某种体裁的文学研究，作家论，文学批评，以及对各种文学文本、对书籍装帧设计者、对儿童电影的研究”。同时，还在图书馆科学(LibraryScience)门类，图书馆科学与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一级学科 下专门设置了儿童与青少年文学服务(ChildrenandYouthLibraryServices，编号为25．0102)的二级学科。这一国家行为，足以彰显美国对儿童文学发展、对儿童阅读的高度重视，也显示出了儿童文学、儿童阅读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长远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警醒。   在我国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儿童文学学科的存在。因此，长期以来，在实际儿童文学研究生培养中较为通行的办法是挂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之下进行招生。例如:在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招收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在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中，除北京师范大学自主设置儿童文学二级学科、下设儿童文学研究和科幻文学研究两个方向外，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也都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下招收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还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招收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就是在现行学科制度中，我国儿童文学学科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方卫平认为，“这一安排既为儿童文学学科在主流学术制度设计中争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在事实上也维系了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在各项学术指标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最基本的学术体面”，但是“从儿童文学研究的内部知识构成和学科组合上看，它同样包括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比较儿童文学等分支领域”［1］。因此在总体定位上，笔者认为，包含儿童文学研究与儿童阅读推广研究等内容的儿童文学学科，应该成为“中国语言文学”(0501)或“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1205)等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   这样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虽然不能排除儿童阅读成人书籍和成人喜爱儿童文学的可能性的存在，也不能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在艺术上没有相通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现代儿童文学的预设读者首先是儿童。在学科设置中没有儿童文学的存在，实际也就是对人生旅程中十几年的阅读生命的漠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可以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目录》(CIP)中，要在文学(Literature)、图书馆科学与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两个一级学科之下设置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二级学科，也可以从中体会到美国从国家总体战略的层面对儿童阅读的重视程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认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体系”这样的一些提法，包含了成人因为职业发展需要参加成人教育和培训，以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样的功利性目的。而学习和阅读作为一种享受审美愉悦的过程，一种人生的姿态，当然也是一个国民素质培养、造就和提高的过程。《纲要》指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正是看到了美育在培养合格、健全的国民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而阅读恰恰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时美育、阅读也是与“生命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等命题息息相关的。儿童阅读能力的提升对儿童的成长，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所面临的事关民族未来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中国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正是从这个方面讲，从与世界比较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儿童阅读整体上还是缺乏的。正如梅子涵起草的第4届21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郑州宣言》(2010年)所指出的那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在世界的景象中，属于贫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只是在很少很少的城市，很少很少很少的学校，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家庭开始了，进行着，而更多的地方，还是深夜熟睡，懵懵懂懂。所以，仍旧贫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捧在手里的，是经得起抚摸、珍惜的，书页中飘出的味道是纯正的真快乐、真智慧、真诗意的，仍旧很稀少，很零零落落。这照样还是贫穷。所以，请注意，我们要认识‘贫穷’这个词，我们要很真实地看着它，要继续行动。要热情持续，行走持续，大声疾呼持续，大声朗读持续，娓娓讲述持续”。事实上，阅读习惯的养成，更多的依赖于童年时期的阅读习惯和体验，也仰仗于儿童文学学科地位的建立。詹丹就认为，儿童文学不仅仅是阅读而已，其实它是一门学科，应当从学科的角度认识它的作用，给儿童文学以学科的地位，对于儿童阅读的推广具有深远的意义。［2］#p#分页标题#e#   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探讨儿童文学学科设置问题，有些杞人忧天，好像现有的状况，对儿童文学的发展来讲，产生的也许并不都是负面影响，就像韦勒克所说的比较文学学科中“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完全可以弥补缺少多年专门研究的不足”［3］。但是，从中国教育事业的宏观角度来看，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学科设置和目录常常是各个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是对国家发展全局在教育层面和人才培养层面的“顶层设计”。我们在看到儿童文学学科现有的发展水平的时候，还是需要想一想，这是在儿童文学学科多么被忽视的情况下取得的。从全局来看，儿童文学学科在极少数高校取得的长足发展的同时，在绝大多数高校中，对这个第2期齐童巍:中国儿童文学学科设置研究11预设读者的年龄跨度达十几年、对培养一生的阅读习惯和人生姿态十分重要的学科，基本是空白和漠视。这不能不说是学科设置中的一个缺憾。《纲要》指出:“加强教育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实际上，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就是一个关系到民族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教育理论问题，儿童文学学科设置也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和提升国民素质的“顶层设计”。有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名目，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在更多的学术土壤中得到良性发展，也能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环境。因此，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个讨论中来，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第二，在实际发展中，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相对明确的研究方向。   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在现行的学科体制中，因势而为，在不同高校已经取得了不同情况的长足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独立的学科知识系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出现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当代儿童文学思潮、图画书研究等领域众多的研究成果。［1］   从学科知识体系建设来看，“儿童文学是具有自己独立学科体系的，它包括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文体学、中国儿童文学、外国儿童文学、民间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学等”［4］。而学科知识的积累、学科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石。“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学术建设在视野、话题、方法、知识生产、学科推进等方面，显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1］。这在已有的授予博士学位的儿童文学研究学位论文中也有体现，如《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1999年)、《“训诫”到“交谈”———中国新时期童话创作发展论》(2003年)、《儿童文学的童年想象》(2004年)、《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2004年)、《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2004年)、《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2004年)、《植物与儿童文学研究》(2005年)、《中西童话的本体论比较研究》(2005年)、《幻想世界与儿童主体的生成》(2005年)、《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2006年)、《轻逸之美———对儿童文学艺术品质的一种思考》(2006年)、《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2006年)、《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研究》(2006年)、《荆棘路上的光荣———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2006年)、《成长之性———中国当代成长主题小说的文化阐释》(2006年)、《论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基本精神》(2007年)、《出版文化视野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以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为个案》(2007年)、《雅努斯的面孔———魔幻与儿童文学》(2007年)、《女性创作与童话模式》(2007年)、《马克•吐温青少年题材小说的多主题透视》(2007年)、《格林童话的产生及其版本演变研究》(2008年)、《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译介学视野下的晚清儿童文学研究》(2008年)、《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初期(1917年至1927年)的外来影响———以安徒生童话为个案》(2008年)、《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2008年)、《中韩现代儿童文学形成过程比较研究》(2008年)、《1949—1999年中国的图画书》(2009年)、《当代儿童文学的十年———1966—1976年儿童文学史研究》(2009年)、《类型视野中的儿童幻想电影研究》(2009年)、《伪满时期的蒙古族儿童文学研究———以伪满洲国蒙古文机关报为中心》(2009年)、《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2010年)、《中国现当代幻想文学研究》(2010年)、《另一种现代性诉求———儿童文学中的图像叙事》(2011年)、《日本儿童文学中的传统妖怪》(2011年)、《论安徒生童话里的“东方形象”》(2011年)等。这里仅依年份粗略梳理了各个年份授予学位的儿童文学研究博士论文，而没有列举出所有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积累重要组成部分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近年来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儿童文学史、比较儿童文学与外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教育等各个研究方向上的广泛而深入的掘进，已使得儿童文学研究呈现出日渐丰富和成熟的多元化趋势与面貌。   第三，社会对儿童文学学科有很大规模的人才需求。   最近这些年，儿童图书出版事业飞速发展，其码洋在整个出版业中所占的比率越来越高，成为出版业中增速最快的业务。“中国少儿出版在经历了十多年的10%以上，甚至15%的环比高速发展后，2010年继续以两位数的增长率‘领涨’中国出版业”［5］。行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儿童文学专门人才提出了新的更大的需求。王泉根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儿童文学专业“毕业生大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还有用人单位已经向明年毕业的儿童文学研究生‘订货’了”，因为“全社会关注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涉及到下一代成长的相关用人单位，学校、少儿出版社、报刊杂志、影视传媒动漫等，都急需懂得儿童文学、儿童阅读、儿童心理的专业人才”［6］。另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列入了语文课程的学段目标之中，并在“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列出了“童话，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叶圣陶《稻草人》、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等”以及寓言、故事、中外童谣、儿童诗歌、“科普科幻作品，如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小说”等等。［7］#p#分页标题#e#   这对小学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师资培养中，重视儿童文学学科知识的传授。而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儿童文学和那些预设读者并非儿童的文学是血脉相通的。儿童阅读习惯和兴趣的培养，对整个语文教学都有着奠基性的作用。詹丹就认为现在没有把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教是一个突出问题，其根源与儿童时期缺少人文性的阅读有关。［2］   第四，经过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实践已经初具规模。   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开始于1979年。   方卫平指出:“1979年，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在中国当代大学的人才培养体制中首次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生，相隔20年之后，1999年，朱自强在东北师范大学以学位论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成为当代中国大陆第一位以儿童文学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台东大学先后招收并培养了多名儿童文学博士研究生，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高端人才的培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2008年开始，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又创新地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培养儿童文学研究生。这些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实践也为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壮大、成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2009年9月“儿童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项目获得了教育部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授予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果的集体和个人，在总体上代表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儿童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进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显示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儿童文学学科积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依据《关于做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1〕12号)，2011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学科作为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三个一级学科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在教育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息平台”进行了公示。根据该论证方案，我们看到该校儿童文学学科的研究和招生方向将进一步细化为中国儿童文学、比较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三个方面。这也是二级学科设置自主权交给高校的新形势下，儿童文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工作要点》指出，2011年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工作包括“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编写一级学科简介，编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目录》”。但是根据《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教研厅〔2010〕1号)，今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的二级学科目录将不再是体现国家权力的指令性目录，而是根据各个高校设置的二级学科进行统计汇编而成，是指导各个高校设置二级学科的参考性目录。［8］   这既意味着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自主设置的儿童文学二级学科有可能进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但同时也表明今后我国儿童文学学科设置主要还是依靠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及相关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的自主意识，依靠社会对于儿童文学学科的自觉、主动意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儿童文学学科由于发展历史等原因，在我国主要还是聚集在不多的院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当中，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但儿童文学学科却成为了这些学校的特色学科。《纲要》指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儿童文学学科的现状其实正符合这样的办学要求。因此，当前，儿童文学学科既可以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9］的切入点，同时也是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所面临的重要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