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底层文学批评主体的迷失及重构，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随着“底层写作”由一种冷门叙述变为一种热门叙述，由一种异质批评转变为一种主流阐释，以及它来自于社会学范畴的这一概念本身的含糊性和庞杂性，致使在讨论和批评的过程中出现了话语聒噪、鱼龙混杂的局面，从而遮蔽了一些真正问题的存在。为此，有必要对“底层文学”批评作一整体性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去发现其内在话语的困扰和精神迷失，最终维护和推动“底层文学”及其批评的再深入和再发展。 一阐释话语的无序 其实，对“底层”的关注并非始于当下，1990年代末诗人廖亦武就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系列，蔡翔1995年发表的散文《底层》更被批评家认为是较早在当下意义上使用“底层”概念的。但是“底层叙事”能被视为新世纪文学批评界“最为活跃的一个话题”却与两个事件相关:一是《天涯》杂志2004年开设“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二是曹征路反映当下工人阶级命运的小说《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的发表。这两个文学事件揭开了新世纪“底层”问题讨论的序幕，“底层”概念由此进入批评领域并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然而，由于底层创作和本身概念的庞杂性和暧昧性，批评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判断。一方面，批评者直指底层文学创作中存在模式化、概念化的缺陷。认为跟风式的写底层、写苦难具有了新的“题材决定论”倾向，底层文学的艺术性是粗糙的，情节是概念化和模式化的。有批评家据此出发，认为其归根结底为创作主体立场的空虚和价值判断的缺失，是他们造成了“无根的苦难”。曹文轩、南帆等人则更进一步指责底层文学在情感表达上存在着憎恨学派、怨毒文学，是学院黑话症、抢夺知识话语权和理论自娱症的体现;另一方面，李云雷、刘继明、旷新年、曹征路等人则极力为底层文学进行辩护，认为底层文学具有“新左翼”文学的性质，体现了新世纪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体现了文学政治诗学的重建。他们认为与阶级、阶层等左翼文化话语挂钩的“底层文学”存在重振文学的抗议性、战斗性精神。另外，在这些新左翼文学倡导者自我期许甚高的表述中，他们还或隐或显地引用了80年代初的文学策略和术语，如称底层文学是新的“先锋”，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建立。① 基于以上两种价值立场的差异，最终导致在“底层文学”论争中出现话语混杂、理论庞杂的局面，并常常纠缠于“底层如何表述”、“底层是什么”等一些无边际的问题上，给当下现实批评语境造成了种种困扰。具体表现在:其一，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纯洁化的底层。有批评家把“底层”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沉默批评对象，是一个等着被研究的对象个体，而没有从社会学角度去看待其作为阶层具有的不稳定性，看待它内在个体随时可能向其他阶层转化的特征。有人则提出，许多“底层”的“自主性”话语中有着“太多被多年的压迫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认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上却在表述统治阶级的思想”②。但问题是———世界上真的存在自我本真的“元表述”吗?人的思想难道真的可以不受任何社会信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纯洁”地存在和发声吗?这里暗含有将底层纯洁化的倾向。但绝对“纯洁”的思想只是一种虚无，是不存在的。其二，底层可不可以表述的问题。一些批评家指出，只有“底层”才具有资格去判断“底层叙述”是不是“真正地”呈现了他们的生活。但“底层”自我的表述就一定是其内在思想的体现吗?内部思想与外在表达的鸿沟却让他们自己也不禁怀疑起来:“我们如何断定何为底层的真正思想?又如何确定有多少思想其实是人性中共有的东西?什么样的才是被‘扭曲’的东西?”③于是，即使“底层”具备了自我表述的能力之后，“但是不仅他们对知识者的表述的判断可疑，而且他们的自我表述是否是真实的底层经验而非意识形态制造的幻觉同样可疑”④。至此，讨论就陷入了一个悖论，即如果底层不能自我表述，那么“被代言”的就不是真正底层的声音，但如果底层可以自我表述之后，其又不再从属于“底层”，也就不能代表底层了。如此，“底层”将陷入一个无法表述的困境。其三，何为真正的底层?有人认为，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被知识者叙述出来的‘底层’，真实的底层仍然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⑤。于是，所有一切有关“表述”的讨论都最终导向了“底层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有的批评家则为此提出要剔除“底层”自身的杂质，剩下的就是底层真正的思想了。但对底层的思想真的可以像剔除骨头上的肉，轻而易举地进行一刀切?如此，讨论又走进了一个无边概念和理论陷阱的怪圈。 二批评主体的迷失 文学批评的成就与局限取决于批评主体，离开了主体的参与，“批评”将不能成为批评。但问题的存在主要在于批评家的主体性复归和张扬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可视为是合理的?自上世纪90年代起，文学批评就在大众话语的巨大喧嚣声中走向没落甚至失语。在此背景下，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何以近年来对“底层文学”的论争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命名仪式、口号和旗帜。因为在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和讨论背后，多少隐藏着参与者乘机贩卖自己理论、炒作自己声音的企图。于是，总观对底层文学的命名，其中所谓“国民性”、“人民性”、“左翼性”或“新国民性”、“新人民性”、“新左翼”是最常见的，这种“国民性”、“人民性”、“左翼性”的命名，抑或在其前缀加以“新”字以示区别，笔者认为，其命名的方式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他们都是通过重返历史语境去“挖掘”底层文学的存在依据与价值立场，是缺乏对“底层文学”当下性的特征概括和概念建构的，其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观缺失，恰好证明了当前文学批评主体性精神存在的迷失。#p#分页标题#e# 在“底层文学”的具体讨论中，有批评家指出，应该把批评主体性的身份“放低”才能平等地实现与“底层”的对话———但随之这种说法就遭到了否定，如对张韧认为可以用“视点下移”的方法来考察“新写实”向“底层文学”转向的提法，被批评为是“暴露”了批评家潜在的优越心态;对于张清华在评论一些“打工者诗歌”时的言论，“莫言的说法(即“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潜台词是要知识分子去掉自己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并且倾听他们的心声”⑥，其中“接近”、“他们”、“降解”等词组的运用，也被人指责为是知识分子对底层根深蒂固的距离感、疏远情怀、他者意识和阶级定位。他们提出，这些词语无非是说作家的身份地位远在底层之上，因此需要“降解自己的高度来接近他们”⑦。但笔者认为，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认知和阐释到不到位其根本不取决于批评家是什么身份的问题，文学阐释的过程也并非只是主体性一种封闭且只关乎个人感观的活动。文学阐释是一个交互对话的过程，即既要有主体性元素的参与，又需要客观对象的互动，这种普遍的可传达性也即是康德提出的“共同感受力”(又称“共通感”)。因此，如果仅仅认为“视点下移”、“身段下降”就能够更好更充分地理解和认识“底层文学”，那也许是批评家们一厢情愿的事情。 文学“主体”具有双重的内涵，既包括批评主体，又包括了对象主体。作为对象主体的“底层”，其概念来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在此“底层”是指那些从属于、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是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定义，具有一种相对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这一特征使“底层”的定义和边界在现实中很难确定，以至于基层公务员也认为自己从属于“底层”。这样就引出了两个问题，即划分“底层”的界限在哪里，它与革命阶级论和“左冀”文学的话语资源到底有没有关联?对此，有人认为要通过“重新审视‘左冀文学’传统，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底层写作’能健康、长远的发展提供借鉴。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正视‘左翼文学’的传统，那么‘底层写作’也将行之不远”⑧。类似观点也存在于钱理群、旷新年、韩毓海、孟繁华等人的作品中。倘若说，这种姿态反映出一些批评家试图重新确认20世纪革命文艺发展史上的“中国经验”，那么其结论显然是比较草率和鲁莽的。笔者认为，底层文学的出路其根本不在于能不能“珍惜”、“正视”左冀文学的问题，而在于有没有立足于文学的当下性去审视这种文学现象的时代特征，因为它自身的时代性决定了它必须超越左冀文学的传统视角。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当代各种文学思潮的出现都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不能成为可以直接拿一个思潮的命名来替代另一思潮的理由。而对于底层文学，其独特的品质应该归附于其自身当下的人文关怀和现实主义品格上，如果无视这一点，随意混淆和扩大“底层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就等于取消了其作为一种新文学思潮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底层文学”作为源于我们对时代对现实最为切身、最为敏感的文学形式，它正是通过反映中国坚硬社会现实，批判当前不合理权力体制而获得其独特的美学原则和历史价值的。这一价值绝非传统语境中“人民性”、“国民性”、“新国民性”、“新人民性”、“新左翼”等所能涵括的。 三批评精神的重构 从反思新世纪“底层文学”的阐释现场出发，再经由对其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问题的审视，我们发现，这些问题作为同归属于一个批评现象的不同表征，其内部存在着种种的牵连。这些牵连我们把它归结为是当下批评环境和批评精神的“异化”问题。对此，参照吴义勤先生对文学精神的要求，即“要以严肃的科学态度，赤诚的事业心，执着的生命意志，敢说真话的勇气，潜心以求，奋力探索”⑨。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弘扬批判精神、坚持审美原则、强调实证态度等方式去抵抗阐释张力下的话语歧途，并出离当前的复杂语境去实现“底层文学”其内在张力的平衡: 第一，坚持审美原则。对于底层文学的艺术水准和审美问题，洪治纲认为它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很多作家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⑩这种说法虽然过于极端，但也形象地揭示出底层文学中存在严重模式化、粗俗化和平面化的问题。然而，有人据此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吴义勤表示:“对于底层文学而言，真正有价值的是那种源自切身生命体验与精神冲动的原生态、自然、粗犷、野性的文学性，这对于长期以来那种被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教条、政治与道德说教反复修饰、污染过的文学性而言，无疑是清新、原始而有力量的。”瑏?瑡在此，批评者作了一个巧妙的概念转换，他把底层文学“艺术水平不高”等同于原生态、自然、粗犷、野性，把文学的艺术性与文学性都说成是“道德说教的污染”，这种“嫁接”显然有悖于文学批评的审美常识。文学之为文学，总有一个基本的审美标准。如若不然，那么诗歌最好还是停留在“哟嗬、哟嗬、哟嗬”的号子为好，因为它最原始、最自然。因此，对底层文学的评判必须遵循文学艺术的审美原则，在出离批评者先验的道德认同和同情心理的同时，去提升“底层文学”的审美品格和艺术气质，以避免其最终导向历史的沦落。 第二，强调实证态度。“实证”之于我们，不仅在于它提倡的观察、实践、材料论证以及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人文学科有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可以提供给研究以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而最终避免讨论陷入混乱的无边际状态。近几年来，在围绕底层文学的争论中就存在着概念凌乱、理论林立、讨论无边、话语泛化等现象，致使“底层”这一命题由当初的“自发自觉”转为人为的“跟风”炒作，充满了投机取巧的气息。针对这一现状，可以借鉴艾金伯勒在《比较不是理由》中提到三结合的方法，他指出研究要“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瑏瑢?这非常适合于当前“底层文学”批评路径的选取，因为三个“结合”揭示了文学研究中实证批评与审美批评存在着缺一不可的关系，从而体现出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也只有如此，才能尽可能避免集体喧哗对“个人声音”的遮蔽，“圈子化”批评和“跟风式”炒作的恶习。#p#分页标题#e# 第三，弘扬批判精神。“底层文学”正是基于其批判现实和关注底层的风格而获得其学理认定的，有人为此指出:“底层文学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试图召唤和激活一种被宣布已经失效的现实主义和左翼美学传统，在于它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消费主义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和批判性;而一旦这种异质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编，它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瑏瑣?但站在这一“元批判”之后的批判却相对地表现出批判精神的欠缺。这表现在:一些批评者陷入了某种迷惘性同情的误区，缺乏了对其创作必要的价值定位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一些批评家为了迎合某种意识形态的口味而刻意地寻求虚假理论的支援;还有一些在利益驱动的面前变“文学批评”为文学表扬，等等。面对这些状况，批评家只有以边缘者的姿态介入现实，以自身对文学语境变化的敏感为基础，才能克服意识形态对个体批评的干扰，去寻求当代文学批评所应具备的价值向度和批评高度。 综观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批评话语的走向，始终存在着要么积极肯定，要么消极否定的两个基本态度，并表现出诸多理论的纠缠和话语交错的繁衍局面。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对底层文学批评中存在问题的检视，其目的并不在于对“底层文学”批评的全盘否定。恰恰相反，这种探究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和推动“底层文学”及其论争的再深入和再发展。于是，当我们走在当下复杂的历史语境下，面对“底层”话语的混乱和主体精神的迷失，我们已无法逾越，或不得不去审视这些在“底层文学”及其论争中所积聚起的种种“断裂”和“异化”，从而在更为真实的话语中，通过弘扬批判精神、坚持审美原则、强调实证态度等途径，在出离其不断“命名”和对整个“文学”理论讨论无边的基础上，去推动这一文学现象及其批评的不断深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