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化视角阐述地域文学现象，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地域是相对于整体区域概念而言的，地域的存在，单纯从自然因素考虑，更多侧重的是其地理方面的内涵，然而把地域一词放至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来看，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文化内涵。“从外延来说，它主要指自然地理地貌，再深一层有民俗习惯、礼仪制度、宗教信仰、方言俚语等，处于核心层面的则是人的心理意识、性情秉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1］那么，依托“地域”而发源的文学，也就会因为此地域与彼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或者说多元化的发展，这种依托独特的地域特色而发展起来的文学，我们可以粗略的称之为地域文学。地域文学是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地域文学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地方性、民族性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使得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而且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外在的表现形式来看，由同一地域成长起来的作家虽然作品各具特色，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相似点就是对本土精神的坚持和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地域文学现象或者形式上松散的作家群系列。 在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上，如果把对地域文学的作品所作的审美分析，诸如作品的思想意蕴解读、语言特色赏析等看做是内部研究的话，那么从文化的方面，诸如历史、政治、经济、风俗、宗教或者自然环境等方面对地域文学所作的研究应该属于外部研究，外部研究是一个更宽泛的环境，这个环境可以称之为是文化语境，从这个出发点出发所作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地域文学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点，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涵。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失，甚至可以说是偏颇，这就是将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对应起来，过于强调“一方水土与一方文学”的固有关系。而事实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这种关系不仅有相对程度的稳定性，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流变性。文化不仅仅构成了文学的一些背景和特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化是文学的深层底蕴与资源，文化的流变与文学的流变还有着深刻的互动性。［2］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审视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给予地域文学研究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把对文化的理解不是放在地域文学研究的背后，或者说是转变文化作为地域文学研究语境资源的固定套路，让文化放在一个与地域文学对话的位置，那么在文化参与地域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视角，从而拓展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并且还能多侧面、多角度地关注地域文学，反思地域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地域文学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本文以云南昭通作家群为例，探讨文化视角对地域文学研究的拓展。 一、文化与作家 地域文学中的作家，在文化的传承上是属于地域文化的，可以说地域文化是本质要素，而作家及其作品则是地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在地域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了地域作家群和地域文学作品。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3］任何一个有独特风格，尤其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作家，都有其浓厚而深远的文化传承渊源，他的创作必然带有地域文化的鲜明印记。［4］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个人少儿时期积淀的认识基础，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对他终生的经验都起着不可摆脱的“同化”或“顺化”作用。那些曾为我们深切体验的东西并未在我们脑海中消失，相反，它们储存和潜藏于个人无意识，而这个个人无意识包括一切在个人经验中曾被意识但又被压抑或遗忘，或在一开始就没有形成意识印象的属于视觉阈下的东西。处于无意识表层的个体无意识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可将一组心理内容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情结。［5］对于地域文学中的作家来讲，自己植身其中的就是文化土壤，这种文化土壤为其创作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基因模式。在这里，文化视角的介入，可以全方位的解读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品的文本气质和思想意蕴，并能对地域文学的兴起和作家群体的出现做宏观的概览和深入内部的透视。 近年来在文坛兴起的昭通作家群，主要指的是现在在昆明和昭通两地的一群昭通籍的中青年文学写作者，这是一个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作者群体。它不是一个很准确很严密的概括，但它又反映出了人们凭印象、直感感觉到的云南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九十年代以来，来自昭通的一群作者，文学创作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在云南显得较为突出；他们文学创作的相对丰收与他们文学发生地经济的相对落后，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反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昭通文学现象”。［6］这个特殊的地域文学创作群体，始于上世纪80年代，并且到目前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这个中青年创作群体，从事着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方面的创作，著名作家夏天敏和著名诗人雷平阳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代表了这个地域文学群体创作的最高水准。 昭通文学现象的兴起和昭通作家群的出现，从本质上看，不可忽略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昭通文化摇篮”。在这个文化摇篮中，他们作为一个受动体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浸润和气质熏陶，并且积淀成为作家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着作家对文学价值观的选取，影响着作品的文本气质，以及作品思想意蕴的表达。故乡是伫立在他们心灵深处的一处永不褪色的风景，是他们心灵深处永远珍藏的一壶老酒，更是他们心灵深处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因此，昭通作家群的文本中更多透出的是一种对家乡的迷恋、热爱、思考、对弱势生命的关注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著名诗人雷平阳在《雷平阳诗选》封底中写到“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他写云南、昭通，写昭通的土城乡，乡愁、乡思和乡恋是他诗歌有力而坚实的依托；夏天敏《好大一对羊》，以凝重的笔触，描写了地处乌蒙山腹部农村的现状和窘迫的生活境遇，对农村农民的生命处境表现了深重的忧虑；陈衍强的诗《农村现状》、《母亲的远方》，泣血的文字书写的是背后的乌蒙泪；黄玲《四季流云》以自己的家乡“牛场坝”为题材，尽显凄美神韵；刘广雄《星光木棉》和《父亲的疆土》虽为军事题材，却不失昭通式的文化本色……。在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中，他们从自己生活过的那一片土地汲取营养，他们关注着自己的家乡，展示着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描绘着家乡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对家乡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给予揭示和理性思考。丰富的童年经验，深沉的童年记忆，对家乡生活的熟稔，与家乡文化的血缘关系，使得这些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与文本气质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通性。#p#分页标题#e# 相比之下，身处昆明的昭通籍作家面临的却是离开原生地带来的困惑，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在创作上各自不同的发展趋向。一方面，他们与昭通这片故土的精神联系永远也不会割断，他们与昆明这个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上的距离，不能完全地融入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一个人真正的家是伴随自己成长的那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家永远在他生长的故土。这一群人进入昆明时都已经成年了，也就失去了在昆明这个城市里拥有精神上的家的感觉。同时，这些年来，城市变化太快，不是他们拒绝了昆明这个城市，而是变化太快的城市拒绝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离生长的故土时间越久，对这片土地当下的生活就会越来越陌生，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极为不利的，特别是当他在写作时又不能忘怀这片土地时。这就是所谓的被“悬置”的状态。因为这几位作家都还很年轻，创作以当下生活、现场生活为主，还没到以回忆往事为主的时期，若到那时，写作的客体与主体精神也就统一了。目前，他们必然地要在一定程度上经历客体与主体的分离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渐渐与所生活的城市产生更大的交融，他们的创作与“昭通籍”这一指称渐行渐远，也就是说从作品中看不出多少关系，与故土渐行渐远，直到回首往事的年龄；另一些人由于“常回家看看”，而保持了与故土更长久的精神联系，在创作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寻求统一。［6］ 从以上昭通作家群的文学创作状况可以看出，地域文学依据地域文化而存在，文化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影响着地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那么从文化视角入手，通过文化与作家关系的纽带，可以带来对地域文学整体性的关照，以及对作家创作心理、创作个性、创作风格和文本的深入解读。 二、文化与读者 如果说从文化与作者的关系中，探讨的主要是文化对地域文学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关注和解读的话，那么，在文化与读者的关系建构中，强调的是地域文学的接受方面。对地域文学的研究，如果仅仅探讨其兴起原因及地域特色，或者把其创作者以及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话，就割裂了文学与读者的接受环节，文学如果失去了读者，就没有了生命力，也失去了成为经典的可能。姚斯在《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指出，文学作品并非是与读者无涉的客观存在，相反，作品渴求读者阅读，希求与接受者的对话。 文学接受具有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两种形式，所谓垂直接受即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考察作品的接受、评价和影响情况，而水平接受，指的是同时代人对作品的接受具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情况。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包蕴了接受的全部深度和广度。读者的接受和评价，反过来能影响作家的创作。因此，“文学接受并非是对作品的单一的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反作用。”正是由于读者的接受是对作品中蕴含的作家创作意象的检验，正是由于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判断标准会反馈到作家的创作活动中，所以作家就不可能再走司空见惯的旧路，他只能不断的创新以拉开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5］在20世纪兴起的众多文学研究浪潮中，无论是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还是以伊塞尔为代表的读者反应批评论，都强调不要把文学活动中“作家———作品———读者”这一动态持续过程分割成静态封闭、互不关联的领域。同样，地域文学的存在相对于文学整体而言，如果单纯从地理系统上来看，似乎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虽然客观的地理环境因为人为区位的划分，不能得到无限的延伸，但是文化是一个动态的交流过程，无论在共时性还是历时性上，文化都是没有边界限定的，我们称之为某某地域文化，只是就这一地域独特的文化内涵而言，也是为了区分这一地域与另一地域的主导特色，在文化的本质上，并不能做出严格的区分，这也显示出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性及相互交流性。正是由于文化的无边界和相互交流性，也给地域文学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支撑，当然也扩大了地域文学的读者市场。 昭通位于云南东北部，自古历史悠久，是云南的一座文化城市。其地处滇川黔三省结合处，成为“锁月南滇、咽喉西蜀”的重要通道，境内乌蒙磅礴，金沙拍浪，山川俊秀，是我国“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为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过重要作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在这里繁衍生息，自秦开五尺道之后，它就成为了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到西汉时更是创造了灿烂的朱提文化，朱提文化介于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滇文化的交汇点，又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及区域特色，这使其成了早期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后来由于交通闭塞和地理条件限制，昭通成为全国相对贫困的地区，但也使昭通成为云南特色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区，崇尚读书，崇尚文化的传统在这里一脉相承。此外，杜宇传播先进的农耕文明演绎出“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千古绝唱；滇中瑰宝汉孟孝琚碑素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之美誉；融儒道释三教为一体的威信观斗山石雕群被称为“天下绝”。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形成了昭通独特的地域文化，昭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形成了其兼容并包的容纳精神。昭通作家的作品通过对大量的民俗、方言等的艺术表现充实着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他们对地缘环境的描写和对地域文化的展现既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也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历史纵深感和真实感。乌蒙大地对广大读者来说，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归流后，改乌蒙为昭通，“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无人不知。承载昭通独特文化气质的昭通文学，据不完全统计，昭通作家近年来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十月》、《钟山》、《诗刊》、《星星》、《大家》、《解放军文艺》、《散文》、《啄木鸟》、《文学评论》等数十种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数百万字，并有多篇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诗选刊》、《名作欣赏》、《作品与争鸣》、等全国著名选刊多次转载。［7］昭通文学走出昭通，走向全国，甚至有些文字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其中就有一个读者接受的问题，文学传播的实质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里涉及两种接受情况：一是读者与作者属于同一地域文化，二是读者与作者属于两种地域文化。#p#分页标题#e# 地域文化作为一定范围的社会文化，包围着、浸染着、熏陶着生活在这一范畴内的每一个人，它作为一种文化视野和水准，影响着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感受和理解，在文学阅读活动中，进入阅读过程的读者的心灵并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空无一物的单纯容器，他们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和地域文化知识积累，［8］这些参与进读者的“前见”和“期待视野”建构，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阐释。以昭通文学为例，在读者接受作品的过程中，如果作品所承载的地域文化与读者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接近，或者存在某种重要的相通的东西，就越能唤起读者的情感记忆，读者对作品也会投入极大的关注和热情。由于地域文化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建构，往往会使得读者在接触作品的时候，期待与自己地域文化相近和相通的作品，期待作品中熔注进作家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并希望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8］昭通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又是上千年来云南边地联系中原的咽喉要道，这种唯一重要的位置被改变不到半个世纪，中原文化对云南边地的影响，最早影响的是昭通，它是云南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6］ 这种文化积淀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学传承的文化因素，乌蒙大地古老神奇的文化，通过作家的作品表征出来，能让其他地域的文学爱好者，通过阅读作品加以了解和推广。读者对拓展文化视野的渴望，能带动作为文化主要表征的文学作品的消费，从而带动文学的发展。在这里，读者与作者之间，所联系的表面现象是作品，是文本，其深度的纽带其实是文化的交流。读者阅读后的反馈，能对作者的创作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能让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对话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必然能拓展作者的创作视界，不是仅仅把眼光限定在一个小的文学圈子内，自娱自乐，忽视文学在传播过程中的接受问题。作家在展现自己独有地域文化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地域的文化，让文学创作更加适合不同读者阅读的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给自己所属的地域文学增添魅力，也能使自己在创作领域视界更开阔，作品更成熟。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文学多元化状态的形成，中原文化对云南文学的关注目光也开始发生变化，不仅仅只关注云南边地与民族生活的作品，一些报刊杂志、出版社开始注意写更丰富的云南生活的作家作品，昭通这一群作品没有多少边地与民族特色的写作者获得了一次机会，他们的作品开始在全国的大刊物上出现。［6］其实这中间体现的就是一个文化视界的开放，读者对多元文化的接受，所带给昭通地域文学的一次发展机会。 三、文学与文化品牌的互动 文化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把精神生产中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凝聚于建筑、工艺品等各种物质形式或音乐、文学等非物质形式对象当中的一种创造性活动。精神创造是文化的本质，没有创造，文化就会缺乏内在生命力而衰竭。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化观念的更新和变革，是文化本质的内在要求。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把关注点更多的投向精神需求，对文化消费的渴望将越来越大。［9］ 文化品牌的推广，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大到世界范围的竞争，小到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竞争力可以说是竞争核心，它直接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表征多种多样，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同时也包含非物质生产，而地域文学就是地域文化一个极其突出的表征，地域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实践，地域文学的充分发展，并且在全国能崭露头角，就可以成为当地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对本地域起到宣传带动作用，对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促进。兴起于滇东北的昭通作家群，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与当地经济的相对落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反观此文学群体走过的发展历程，更能看到其可贵之处。昭通作家群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主流是“精英文化”，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构造着关于国家、民族、理想、信念与自我的文化想象，当时港台传入内地的流行音乐、电视剧和通俗读物虽然受到部分读者的欢迎，但并没有对“精英文化”构成严重冲击，也没有引起知识分子强烈的关注。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的生存局面被纳入到市场选择的境地，新兴的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精英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都受到了挑战，于是就有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直至今日，大众文化从生产、传播、流通到消费都受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文学适应新的时代转型，也被纳入了生产消费机制。生产消费文学，实则是生产消费一种文化，诞生于滇东北偏僻地区的昭通作家群，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个文学群体，并没有受到太多经济浪潮的冲击，仍然保持着对文学本真精神的坚持，并不断涌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的创作让此地区之外的人了解到这个独特的群体，了解到他们生活的环境，同时也更关注此地域独特的背景文化。 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域文化有所冲击和消解，但是很好的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融入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并不会使自己原有的文化失声，多种地域文化的并存与良性发展，让整个文化局面“多声调”，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展开对话和交流，有利于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给地域文化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关键看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品牌，并利用此达到经济与文化的良好互动。作为昭通本地具有影响力的昭通作家群，肩负着塑造本地域文化品牌形象的重任，各级领导和同行们这两年多以来对昭通作家群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可以看出，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与过去相比也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绩，这是令人欣慰的事。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成绩放回全国背景上去衡量的时候，我们仍然感到实现文学梦想还很遥远，这个群体还没有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群体，云南文学界期待着这个群体出现更多的有厚度有冲击力的作品，这个群体在目前取得的成绩面前，必须更上一层楼。［6］ 因为昭通作家群的努力，使昭通文学创作走出云南，走向全国，这其实代表着一个欠发达地区不断在增强着自己的发言权，文学上的成功，向外输出的是一种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的扩张，能吸引更多的眼光关注这块古老的土地，也必然带来经济上的发展与繁荣，经济的发展也能给文学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在这块贫困土地上诞生的作家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越走越远。#p#分页标题#e# 四、小结 地域文学是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地域文学的繁荣能促进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在当今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文字式微，图像兴起，人们对于“读图”的渴望胜于对文字的阅读，文学作为发扬传统、表达人文精神、承担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其发展繁荣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加强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从文化角度探讨地域文学发展的规律，多侧面、多角度地整合地域文学研究的资源，可以有效地引导地域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