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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吴宓是倡导新人文主义最用力的学者之一，然而，与其对现代文坛所做出的贡献相比，人们对其研究却显得还不够深入。本文在考察其与白璧德思想关系的基础上，从影响的角度入手，以期揭示出吴宓文学观的内涵与特征。 一、吴宓对白璧德模仿论的接受 吴宓非常强调模仿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白璧德认为“模仿”有三义：首先，“模仿”与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机械的“模仿”不同。他在《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中指出：“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喜欢搬弄大量根据外在的东西建立的概念，而不是那些根据自己的典范在实际的工作中极其需要的东西建立起来的概念。这样，伟大的古人可以教给任何一个想以正确的精神接近它们的人的关于形式的教训，现在堕落成为形式主义了。”［1］13其次，真正的模仿应该是模仿事物应该具有的情形，模仿事物的本质。他在《新拉奥孔》一书中捍卫亚里士多德的模仿学说，强调艺术家应该模仿事物应该具备的情形，而不是事物目前的情形。诗人不应该仅仅向人们提供典型的人的行动，“他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理，一个经过选择的真理。 这个真理应该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情形，清除了那些反常和怪异的方面，以至于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代表性”［2］10。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并没有将诗人固定在习俗和传统主义的窠臼之中，相反，它给予了诗人选择更高、更神圣的标准的自由。借助于这种自由，人们在进行各种努力的时候会更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其三，创新并非是完全抛弃传统的创新，真正的创新应该建立在模仿和学习传统的基础上。他在《论创新》一文中认为无论是现代艺术还是古典艺术，都没有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创新。“新古典主义以‘典型’为名扼杀原创性、限制创作冲动”［3］143，而现代艺术又过于推崇“原创性”。他指出：“真正的创新是艰苦的生发过程，并且常常以深深扎根以往文学的方式来获得而不是失去什么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与传统决裂的人在其实只是无知和自大的时候反而会认为自己具有原创性。”［3］148因此，他主张以批判的、实证的态度去模仿传统。 吴宓接受了白璧德的这些观点，认为文章的创作、民族文学的发展均离不开传统，离不开“模仿”。 在《论新文化运动》中，吴宓细致而充分地论述了模仿和文学的关系，以此来反对新文学革命阵营对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猛烈攻击。首先，他认为作家必须经由模仿才能达到创新。“文章成于摹仿Imita－tion，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4］。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需要模仿他人。其次，吴宓认为文学的发展和变迁也只是模仿对象转移的结果。他说：“文学之变迁，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转彼人。舍本国之作者，而取异国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代，于是异采新出，然其不脱摹仿一也。”［4］他指出即使是中国的新体白话诗，也并非是一种完全的创新，它实际上也是学习美国自由诗之后的一种模仿。因此，文学的变迁也离不开对其他文学家或者其他民族文学的模仿与借鉴。 当然，在处理模仿与创新的关系的时候，吴宓和白璧德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吴宓过于强调时下文学对传统的模仿，没有像白璧德那样在强调模仿的时候也同时推崇创新。因此，他的模仿论缺乏了辨证的色彩。不过，在五四激烈反传统的背景下，他主张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对新文学阵营的偏激态度也起到一种制衡作用。 二、吴宓对白璧德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思想的接受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属于文学批评中道德伦理批评范畴。白璧德认为整个世界上人的私欲极度膨胀，只有用鼓舞向善的意志对“自我”进行克制，世界才会呈现出一片光明的前景。作为一位关注现实的文学批评家，白璧德重点批判了对人性进行歪曲和夸张的各种文艺思潮。 他在《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中对浪漫主义展开了深入分析，认为“卢梭的审美浪漫主义所鼓励的特殊的幻想形式就是对素朴生活的梦想，就是返回从未存在的自然”［1］68。他认为传统最为清晰地表现出了永恒不变的人性，这个永恒不变的人性无疑是和谐的，是正常的合理的人性。从永恒的人性入手，他对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进行批判，认为各种现代主义艺术是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而来的，没有反映正常的合理的人性。他批评批判现实主义夸大了人性的恶，“想象仍然是理想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仍然在竭力挣脱现实，只是其理想主义经历了一种奇怪的演变。它没有夸大人性的可爱，而是夸大了人性的丑”［1］65。 白璧德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均偏离了正常的人性。吴宓接受了白璧德的上述思想，并以此来抨击新文学阵营盲目引进西方文学的做法。他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浪漫派文学，其流弊甚大，已经前人驳诘无遗。而19世纪下半叶之写实派及Naturalism，脱胎于浪漫派，而每下愈况，在今日已成陈迹。……美国如IrvingBabbitt（白璧德）……诸先生，其学识文章，为士林所崇仰，文人所遵依者，均论究浪漫派以下之弊病，至详确而允当。”［4］不过，在这里，吴宓并没有仔细分析浪漫主义有哪些弊端。 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吴宓甚至直接借鉴白璧德的人性论来批判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他认为浪漫派文学追求“创新”，即使实现了“美”，但却偏离了“真”和“善”。而自然主义文学“昧于人性二元之要理，不知人实兼具神性与物性，而视人如物，谓人之生活纯为物质机械，受环境之支配，为情欲所驱使，无复意志责任道德之可言”［5］。他认识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对于人性“皆只注重表现人性之变，而遗弃其常”［5］。总之，在吴宓眼中，文学和人性、道德是紧密相连的，文学是通过特殊的具体形式来表现普遍人性的一种艺术。 三、吴宓对白璧德古典主义文类观的接受 白璧德关于文类的许多观点都来自于新古典主义。他认为各种文学体裁应该有鲜明的界限，有各自独特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不应该过多地相互借鉴以至于泯灭了各类艺术之间的界限。他曾经从永恒的人性、人的法则和读者接受的角度阐述了文类应该秉持简单原则的原因。他认为从人性上讲，浪漫主义产生之后形成的各门艺术均偏离了永恒的普遍的人性。他在《新拉奥孔》一书中揭示了艺术界在文学和艺术标准日渐衰落后所出现的混乱状态。 在该书第五章，他论述浪漫主义艺术（此处应指的是反映具有内倾性特征的现代主义艺术）混淆了各个文类之间的界限。“用文字生动描述”（word－painting）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诗化的散文不仅混淆了散文与诗之间的界限，而且使散文延伸至绘画或者音乐的领域［2］157。“标题音乐”（programmed music）的出现则显示了19世纪的音乐变得更有诗意化和图示的色彩，逐渐向文学与绘画的领域扩展［2］159。白璧德进一步认识到，在19世纪，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音乐领域，人文主义和宗教的观点逐步让位于感情自然主义的观点。浪漫主义作家试图保持心灵的纯真，而浪漫主义音乐家则试图保持耳朵的纯真。他们在抛弃传统的限制的时候，冒着偏离普遍性、代表性和人性的危险［2］161－162。从永恒人性的角度来讲，各种体裁的艺术应该秉持简单的原则，保持自我的鲜明艺术特征。 此外，白璧德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反对混淆各类艺术之间的界限。他说：“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文类、艺术界限的相关问题的时候，这的确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一个清晰类型的人，而不是生活在虚幻的感情世界里的人，肯定喜欢一种非常明晰的文学类型。”［2］247他还从人文主义的观点出发，反对混淆各种艺术之间的界限。 吴宓接受了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文类观，认为各种文类之间应该界限分明。在《诗学总论》中，他强调诗与文的差别，认为文重思想，诗重感情；诗歌是“音律之文，而文则无之耳”。他进一步指责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歌，“既无外形之美，而亦何尝有内质之美哉！”［6］他甚至直接引用了白璧德在《新拉奥孔》中有关文类的观点来分析诗：“诗之媒质为文字。诗附丽于文字，每种文字之形声规律，皆足以定诗之性质。……又各种美术之媒质既不同，故不可以此美术之媒质，强用于彼美术。譬犹以声音作画，势有所不能。夫诗亦犹是也。不可以作画作乐之法而作诗也。若然，是乱起畛域（Confusion of the genre）而灭其本质也。此Lessing所以有《Laokoon》之作，而白璧德有《New Laokoon》之作也。”［6］吴宓在分析诗歌的时候，只是从媒介的角度认识到不能混淆诗歌和其他艺术之间的界限。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上升到新人文主义的批评高度———文学不仅和物之法则相关，而且和人之法则紧密相关。他没有像白璧德那样把文类与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联系联系起来。此外，白璧德认为“优美的文学应该是完美形式和合理的质的巧妙结合”［7］。吴宓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白璧德的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这样，诗歌既可以有古典的音律美，又可以表现新的内容。 总之，吴宓的文学观深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对白璧德文学思想的接受也并非全盘照搬，而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尤其是以宋明理学为期待视野的，因此吴宓的文学批评总是萦绕着道德理想主义的光环。在与新文化阵营的论战过程中，他的许多观点来源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批评，但更多的却是他对时代、对东西方文化碰撞后思考的结果。与吴宓本人的道德观、文化观相比，吴宓的文学观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这些主张却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例如，吴宓主张新诗的发展方向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是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所提出的设想。时值今日，中国诗歌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或许正与当时所选择的道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