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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显扬门楣、克振家声的宗族意识 “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2］ 宗族意识是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在历代诗文中，称颂、追念父祖功德勋业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归有光来说，这份强烈的宗族意识尤具典型意义。 归有光的祖上显赫一时，在昆山曾是名门望族，“自工部尚书而下，累叶荣贵，迄于唐亡，吴中相传谓之着姓”［3］，“吾归氏虽无位于朝，而居于乡者甚乐。县城东南，列第相望。宾客过从饮酒无虚日，而归氏世世为县人所服。时人为之语曰:‘县官印，不如归家信。’”［3］但归有光未能“仰圣门之荫泽，挹令子之丰标”，从他的祖父辈起，归家日趋衰败。归有光的祖父归绅、父亲归正都未谋取功名，不曾有一官半职，祖辈的基业很快被消耗殆尽，至归有光这一代，只余留碎瓦颓垣、陋室空堂和无尽的惋惜与哀伤。在局促、破旧、阴暗的项脊轩中，“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3］，这便是少年归有光在读书习业、温籍经史的同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让归有光痛心疾首、“深自伤悼”的不仅是家族光景的衰落，更有人心的分崩离析与家风的急转直下。他在《家谱记》中痛陈:“归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远而未分，口多而心异。自吾祖及诸父外，贪鄙诈戾者，往往杂出于其间。率百人而聚，无一人知学者;率十人而学，无一人知礼义者。贫穷而不知恤，顽钝而不知教;死不相吊，喜不相庆;入门而私其妻子，出门而诳其父兄。”［3］目睹此情此景，归有光悲愤交加，亦心有不甘:“然天下之事，坏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于骨肉之间乎?”［3］归有光不仅赋予自己重振家邦的使命，潜心于科举入仕，还将儒家伦理道德观导入，作为治家的良方，希冀于“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经世尚儒学者的匡扶家国的使命与决心。 二涅而不缁、忠于内心的磊落性情 《北周书•卢诞传》曰:“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归有光卜居安亭镇时期的讲学授徒即为世人树立了“人师”的典范:“窃以为科举之学，志于得而已矣。然亦无可必得之理。诸君皆禀父兄之命而来，有光固不敢别为高远，以相骇眩。第今所学者虽曰举业，而所读者即圣人之书，所称述者即圣人之道，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之绪言。无非所以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3］，归有光在《山舍示学者》中语重心长地劝勉四方慕名而来听他讲学的弟子。明代的科举制度已落入程序化的窠臼，以八股取士，限制考生的自由发挥与创新思维，这是封建专制政权发展到极盛的产物。在这种形势之下，应举士人的志气和热血逐渐冰冷、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投机侥幸心理。但在归有光看来，既然所学的是“圣人之书”、所承续的是“圣人之道”，所传播的是“圣人之绪言”，那么就应该坚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以此作为读书人的毕生追求。放眼归有光的一生，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官场，无论是出，还是处，他都有着自己的坚守和追求，遵循着心底的道义和原则。 首先来看文坛上的归有光。归有光生活在明前后七子之交的时期，在七子的大力仿效和倡导之下，“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弥漫了当时的整个文坛。归有光和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也受到了复古思潮的影响。但与七子对古文的一味模仿和优孟衣冠不同，归有光以其对古文精神气质深入独到的领会对抗形式主义的复古逆流，自成一格。据钱谦益的《震川先生小传》:“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于六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3］，归有光的文风上承《史记》、《汉书》，下继韩愈、柳宗元，开启了明清古文创作的新境界。归有光主张文章的实质在于直抒胸臆，而非迎合世俗，除文风自出机杼外，在题材上，他创作了大量不避琐细描写日常生活琐事的散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前后七子复古思潮的批判。这些文章记录着与他的生命轨道相遇相交的人和事，抒写着种种往来际遇和悲欢离合，渗透了作者的真情和挚感，以清新朴实的生活气息和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独秀于当时枯槁晦暗的文坛。 官场的趋炎附势、人情世故，归有光不懂，也不愿懂。 他在科举之路上艰难跋涉，是为了有效实现家族的复兴、为了真正实践他经世治国的理念，断非贪慕荣贵、为区区五斗米折腰。归有光在长兴县令任上，体恤民众，兴利除弊，不惜为百姓福祉得罪地方豪绅。他用古时的教化理论和方式治理民众，每次审理案件之时，便令人把妇女儿童领到案前，用尖细的吴语循循善诱，断完案即打发他们走，甚至不写判决书。上级的命令若在归有光看来不切实际，他就搁置案头，不予执行;与上司意见不合，他也径自照自己的意思办。最终，归有光因秉性刚直而得罪地方豪强，遭到排挤，被调至顺德府(今河北邢台)任副职通判，专司马政。明代，进士作县令没有晋升副职的先例，因此，调任通判名为提升，实为重贬。即使遭受了仕途上的明升暗降，归有光依然不改敬业初衷，秉承内心的价值信念，勤政为民，恪尽职守。在这个岗位上，他遍览典籍，调查研究，编写了注重实际、眼光独到的《马政志》、《马政议》、《马政职官》、《马政库藏》等文章，梳理历代马政的经验教训以供世人参考。此种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三矢志不渝、忍辱负重的坚韧人格 少年时期，归有光即在项脊轩中开始孤星伴月、寂寞清苦的读书习业生活。王锡爵在《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记述他“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八大家之文及濂、洛、关、闽之说。邑有吴纯甫先生，见熙甫所为文，大惊，以为当世士无及此者。繇是名动四方。以选贡入南太学”［3］。归有光的好学不倦与天资聪颖使其最初的应试之路一帆风顺:19岁补学官弟子，20岁以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然而在此之后，这条道路开始急转直下、险象丛生，对归有光备加折磨，以致他耗费了毕生精力。从20岁起至35岁的15年间，归有光5次参加应天府乡试，最终在嘉靖十九年(1540)取得乡试第二名。从35岁起至60岁，在这段人生中最能一展抱负的年华，归有光继续在漫漫科举路上跋涉前行，承受着八上春官不第的磨难与苦痛，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终于考中三甲进士，第一次距离显扬宗族、经国济世的理想如此之近，然而彼时归有光已年近60，“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威胁也在另一个方向悄然逼近。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奋斗史，鲜有人能如此执着于心中的理想，人们或者被现实打败，或者被自己打败，做了人生的逃兵。#p#分页标题#e# 归有光的这份雄心壮志，具体可以概括为重振家业和经国安邦，能够同时达成这2个理想的方式，在当时首选登科入仕。经商虽能实现财富的积累，但要想以此显扬宗族，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非当时的主流。登科入仕与归有光匡扶家国的志向统一，因此他认准了科考举业，并为之忍辱负重，虽八上春官不第其犹未悔。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结构、句法、字数都有严格的限制，极大的束缚了举子的思想，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愤而指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4］，甚至断言“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科举制度正在渐渐失去活力，这条路之于“奔走富贵、行尽如驰”［3］、“习为记诵套子”［3］、“酣豢富贵，荡无廉耻”［3］之徒，往往坦荡通达，但对于磊落正直、坚守“吾心之理”、不与此世道同流合污的归有光来说，这条道路风雨如晦，他走得格外艰辛。 四细致纤敏、体察入微的仁爱之心 人之一生，俯仰一世，悲欢际遇、升沉荣辱是组成生命乐章的音符。一颗敏感善察的心灵，会因苦难的降临感到“创巨而痛深”，同时，一颗博大深邃的心灵，又能够消解、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生发出对抗“痛深”的力量，从深刻的痛楚中汲取前行的动力。丰富曲折的生活阅历并非成为作家的充分条件，一些仅有简单平凡的生活经历的人，照样可以创作出名留青史的文学作品，如普鲁斯特与他的《追忆似水年华》。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作家的艺术敏感。 归有光在《家谱记》中云:“小子顾瞻庐舍，阅归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独非素节翁之后乎，而何以至于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则饥寒而相娱，不思则富贵而相攘;思则万叶而同室，不思则同母而化为胡、越:思不思之间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时，兄弟呱呱怀中，饱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长而有室，则其情已不类矣。”［3］ 人心不古，世风日薄，兄弟族人并没有归有光“视其骨肉，举目动心”般透彻的思考和深沉的痛楚，而是麻木不仁地同其流、合其污，对“兄弟呱呱怀中，饱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的美好旧日时光和情谊全无眷恋。目睹族门满目疮痍的光景，以及种种不合儒家仁爱礼仪的歪风恶俗，归有光不禁“慨然太息流涕”，这让他备加追忆和景仰先世的道德风范。“有光每侍家君，岁时从诸父兄弟执觞上寿，见祖父皤然白发。窃自念，吾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尝不深自伤悼也。”［3］祖父的银丝在心性渊沉的归有光看来，见证着家族的兴衰，记录着父辈的成长历程。 但家族的日暮途穷，加上明代江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伦理和宗法制度的冲击，使得父辈的关系在成年后不甚融洽，人心不古的现实与归有光忧时伤乱的情怀相互交织，使他的文章具有撼人心腹的艺术力量。 五经世致用、崇儒尚实的载道情怀 归有光虽将毕生精力倾注在科举考试上，但并未因此而迷失自我，他深刻认识到“科举之学，志于得而已矣。然亦无可必得之理”［3］，视科举为工具和媒介，而非人生的终极理想。归有光不仅自己践行这种思想，还希冀矫正歪曲萎靡、投机取巧的社会风气，严斥举业态度不端正的读书人:“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放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则区区与诸君论此于荒山寂寞之滨，其不为所嗤笑者几希。然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材，其于世道，为害不浅。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要之，穷达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过酣豢富贵，荡无廉耻之限，虽极显荣，祗为父母乡里之羞。愿与诸君深戒之也。”［3］ 嘉靖二十年(1541)，归有光在第一次参加礼部会试落第后，南返卜居安亭，开始边读书习业边讲学授徒的生活。 在30至60岁这段困顿于科场的漫长时光里，归有光除了定期参加礼部会试，便致力于在安亭的讲学授业。数百学子从四方慕名而来，听他解读经义、谈古论今。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记载，“归震川太仆有光讲学安亭，地址实在嘉定县境，因此嘉定人士多从之游，后来学者皆私淑之。 阎百诗太史若璩至谓:隆庆以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以为得太仆之真传。”［5］归有光不仅指导学生习科举之业，更以儒家义理点化学生，在读书的同时不忘关注国计民生，使他们懂得读书人的终极舞台是江山社稷，不是科举考试，经世致用才是正确的读书习业态度。“有光学圣人之道，通于‘六经’之大指，虽居穷守约，不录于有司，而窃观天下之治乱，生民之利病，每有隐忧于心。”［3］ 崇儒务实的归有光在困顿的布衣生活中，一直将国计民生作为自己的关注的头等大事。他思考水利的兴修，着有《水利论》、《水利后论》、《三江图叙论》、《淞江下三江图叙论》、《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提出切实可行的治水方案。《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了归有光的《三吴水利录》，并对此有积极的评价:“有光居安亭，正在松江之上，故所论形势，脉络最为明晰。其所云宜从湮塞而治之，不可别求其他道者，亦确中要害。言苏松水利者，是书固未尝不可备考核也。”清代丁元正曾主持修复归有光的陵墓，在他的《修复震川先生墓记》也有“其所著《三江》、《水利》等篇，南海海公用其言，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6］的记载。嘉靖三十三(1554)、三十四(1555)年，昆山地区倭患极为严重，他不仅参加抗倭战争，还作有《御倭议》、《备倭事略》、《论御倭书》、《昆山县倭寇始末书》等文章，提出御倭于海上的对策，集合备受倭寇侵扰之苦的中国军民力量，在各地严加查管外人等极具可行性的措施。无奈位卑言轻，这些原本眼光独具的提案未能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和采纳。但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使得归有光远远拔出流俗之上，与众多死读经义的两脚书橱高下立见。#p#分页标题#e# 六结语 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有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短短几句道出了人伦与物理的真谛。在人性的本质与心灵的深处，古人与今人并不因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而有所区别，人类的性情心态与精神追求一脉相承，前后相续，因此我们可以借古鉴今，也可以借今推古。 归有光生逢家道中落，担负着考取功名、重振家业的使命，虽未能像先祖那般免科举之业的俗，但他始终保持主体独立的精神境界，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践行着仁者爱人、匡时济世的最初信念，并以自己勤于事功的一生将这情怀诠释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