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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及人的多种存在状态中，有两种活动状态及体验方式最能够弱化甚至消解现实功利：一是文学活动及审美体验，二是生态活动及生态性体验。在这两种存在状态及体验方式中，人不以占有、征服、改造对象为能势，不以主体占有客体为前提，而是将自身融入到对象中，在圆融和谐中既认同自然，又确证自己；既体验客体，又激活主体。而这两种生命活动形式的有机交感互动，主体与客体的有机融合，又可以审美化且最佳地展示人的最优化的生存机能。 一、文学生态化的必然性 以文学的视野把握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起码可以表征两种可能：一是文学作为由人的活动而创生的一种生命存在形式，是难以别离自然而存在的，或者说，自然作为其根基，是文学“本然性”的存在形式。二是文学的意义及魅力，或者是其艺术本性的“敞开”，无不得自于自然，得自于人与自然的生态有机性。 文学的生态化实际上是环绕“自然”而表征了一种循环之链。一方面，文学本身要出自于自然，不仅出自于外在于人的自然，还出自于人的自然感性之身，出自于人的感性生命体验。另一方面，文学需要回复于自然，不仅回复于人的自然之身，更应该回复于作为人类家园的自然生态。事实上，人与自然的生态有机性，理应由这种循环性链条给予最佳体现，或者说，人们可以在这种链条结构中感悟生命真义，品味自然生态家园的温馨，归复“诗意的栖居”，进而深层次体认生命的回归性。我们应该肯定，只有在这种循环性、回归性的情境中，人们才能真正掌握及运行自然“复魅”的机理，才有可能真正“澄明”生命之魅。人类如何才能以这种既出自于自然、又回复于自然的生态性视野和逻辑来构建文学框架，又以文学的整体视野和人文指向观照自然呢？显然，这必然会引申出文学的生态问题，同样也会构建出生态的文学问题。这不仅是生态的必然，是文学的“本然”，更是历史与时代使然；不仅是生态学研究及生态学家关注的问题，是文学研究及文学家关注的问题，更是时代的问题，是面向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关注的自身社会共同体问题，或者说，是人类“自体”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只限于学科性研究本身，更重要的是关乎人类的生存，关乎人类的走向，这不仅需要有形而上的穷究，更需要形而下的体验。如果从观念形态和学理以及艺术的功能性上来回答这些问题，文学的生态化先天具有的那种融合、润化、激活、美化人的生态性生存机能的“天赋”，是可以履行这种职能的。此外，它不断构建人的生态性的生命体，诗意化、审美化地促成那种循环性链条，使之能够合理、有机且有效地运行，直至构建人的优化的、生态化的生存机能的作用及所内蕴生命力的冲动，也能够使其职能更加完备。 文学生态化启悟人们从“师法自然”中，从“性”与“情”的交合中，从“虚”与“静”的状态中，获取生命的滋养；从“心源”和“心统性情”的培育中，以“至诚”之理、之性统领人的精神，构筑人的精神生态平衡机制，从而在生态性的生命体验中感悟自然生态对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性，以及人的存在对生态整体结构的促动及创生之力。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在生命感及审美化的灵性之境中体验人的生态之“性”、之理，并以强烈的情感亲和力去践履由“知性”到“尽性”、“体性”的过程。“性”者，本于自然，更显现为一种人与天的关系，所以孟子就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下》）而《中庸》就直接讲：“天命之谓性。”“性”受得“天命”后便与人发生关系，于是人领悟和认同了天命，进而结晶为“性”，方可化入“心”，随成“人之性”。显然，“性”之于“天”，又非先天之性，而必须是与人的主体活动和“心性”相关的“性”，是由人天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构筑的“性”。这种关系的实施还需要有“情”，不过“性”始初并无所谓“情”，但要“成于心”，就必须融聚“情”。荀子也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荀子所论的“性”作为人的本性，是“天”的人格化，即为“天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存在的根本，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规律性展示，这里面既有人的感性自然的存在，也有对人的社会理性存在的企望和追求。其中的“欲”，更偏于感性自然的存在，是人之自然躯体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体现，也是“性”的运动和演化。事实上，“性”之“聚情”、“成心”，并配以“至诚”之理，方可提升人的精神品格，通过平衡人的精神生态，方可促使人们积极、主动地去探求化育万物的方式和方法，并能够在这种探求的行程中构筑人的生存与发展生态历程。《中庸•尽性章》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自然休戚与共而成“三才”，禀赋天地之本性，发抒生态之灵性，极尽融通“人之性”和“物之性”，从而以“赞天地之化育”之势，“造化”生态艺术及审美之境。 文学生态化应该是人类生态与审美活动的主要方式，文学活动的生态本质也使其活动本身成为审美的高级形式。在文学生态化的体验中，人可以消除现实的功利性存在，而游历于自由的精神及灵性的世界中，使自己成为“知性”、“尽性”、“体性”之生灵，在参天地、化育万物中追寻人类生态性存在的本真。 #p#分页标题#e#
二、文学生态化与生态人格体验 人的最优化的生存机能理应由一种人格机制来呈现，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态人格的活动机制，而践行文学生态化的主体就应该由这种人格结构来担纲。生态人格不是自然人构成，但也不可能脱离人的自然生存状态；生态人格不是单纯的社会人构成，但必然是以人的社会性存在构筑其基本的运行机能；生态人格不是虚幻的精神人及理念人的构成，而是以活生生的生命躯体在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态性整体结构中运动着的人格机制。作为体验性的存在，生态人格希求在生态整体性及有机性中，既能不断地汲取生存养分，又能够合理、有效且最大化地释放生命有机性能量。 从这种意义上看，生态人格是生成性的人格构成，它不是静止、凝固且虚幻的，其存在及生成的基础理应是能够主动地与自然生态构建有机性的关系。自然生态的本义是体现生物有机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由人的生存而介入的自然生态就形成了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的生存环境，而人与生存环境的这种关系就构成了人类存在的生态系统，同时也就成为生态人格的活动系统。生态人格体验的存在基础是人与自然的生态有机关系，但要使这种关系始终处于和谐、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中，使生态人格作为生命的运动体而游走在具有生态循环性的结构网络中，生态人格就必须完善自身对于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调适、融通的能力，完善那种始终处于自由、平衡的生态状态中的能力，而这一切的实施，需要由生态人格来构建自身的生态主体性地位，并在生成性的演替序列中通过人来不断地实施与完成。而这里的生态主体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对立关系中的主体，而是带有交往、互动及共生、共创意义上的“间性主体”。我们对这种生成性的人格机制及主体性构成的把握，不仅为文学、美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同时也为生态学、环境学、生命科学等自然学科，提供了一个审视的原则，供述着一种整合性的学科视野。 文学生态化必须能够呈现与体验这种具备生存环境特性的自然生态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及其文化生态，并使这种多样化且又是一体化的生态整体构合成为文学活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对于文学活动来说，体验自然生态并不是目的，因为文学活动是人的活动，文学生态化体验旨在生成人的生态性存在，这必然是通过体验社会、精神及文化生态的整体有效性来进一步体验自然生态，而对自然生态的深度体验又必然推进对生态整体有效性的深度理解和把握。文学生态化趋向若要激活这种整体有效性的生态体验，最基本的是需要构建一种生态人格的“做人”及“成人”机理。事实上，这种“做人”的机理不仅是个体性的，更重要的是还强调人类整体的“做人”。所谓人类的“做人”，就是人类在生态系统世界及生命共同体中如何“做人”，在生命共同体的生存家园中如何“做人”，即如何做合格的生态家庭成员，也就是主动、合理地寻求人类在系统中的生态位。“做人”的底线理应筑就在尊重方面，这主要趋向于道德尊重，也可称之为对“格”的尊重。对自然及生物存在而言，表现为对“物格”的尊重；对人的存在而言，则是对“人格”的尊重。人类的“做人”机理的底线不仅是对自身之“格”的尊重，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对自然之“格”的道德尊重，是对生命之“格”的道德尊重。 “做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现实人格存在的必然要求。儒家经典中有“成人”之说，它主要是从道德意义上谈“做人”。在儒家哲人看来，人如果完成了伦理性的自我塑造，就是“成人”，是完善的道德人格，或者说是理想人格。就人的存在本性而言，人格的内在机制或者说支撑人格的内在力量，在于人的精神，在于“心”。在孟子那里，“心”与“做人”、“成人”是相通的。孟子云：“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显然，“心”是通于人的道德性情的，道德性情伴随着道德理想使人在长期的道德修养中不断地锤炼道德人格。但孟子并没有排斥人格的自然天性，他所构架的“知心”、“知性”、“知天”并且“事天”的逻辑脉络，实际上表征了人格自然天性存在的基础性和整体有效性。在孔孟那里，后两种天性往往是联通的，即他们认为，“尽善尽美”是人的最高天性，也是对伦理之“道”的最高境界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是一体化的。的确，在我们的现实生存活动中，道德人格与审美人格有时的确难以分离，或者说，审美人格往往就是以道德人格来表征的，道德人格境界的升华实际上就是审美人格的境界。在人格构形及情感体验方面，人们的审美感受及愉悦往往就呈现道德愉悦。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理念中，与道德理想与道德情感相伴并经由道德认知而形成的道德价值，实际上就体现为对“道”的把握及体验。人如果只是“知道”，不会“体道”，进而也不会“乐道”的话，他就难以进入审美的境界，那么道德愉悦也会是虚空的。“乐道”应该是生命存在的终极追求，只有在“乐道”的状态中，人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论是道德人格还是审美人格，其存在必须有基本的支撑，或者是有感性生命体的存在，如此才能真正显示机能与活力。 文学活动，尤其是文学生态化，始终是生态人格构建的最有效、最合理的融合机能，也是最能够为人所接受的人类活动方式。在文学的生态体验中，“心师自然”往往是主体消融在生态对象中，在对象是我、我是对象的情境中而“得其心源”。“心源”与宇宙的生态性关联，首先表征着人与宇宙自然本是两个实体性的存在，是“在场”者，但在情感的撞击中，两个“在场”者迸发出生命激情的火焰，遮蔽在幕后的体验生命存在的“灵性”便会登场，尽情地挥洒生命的激情。#p#分页标题#e# 三、文学生态化促成人的生态责任与使命 文学生态化的趋向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同时也是责任性的，这必然有效地推进人的生态责任使命的构建，而“生态人”活动机能的基本准则，就是充蕴及激发人们的生态责任感。生态人格体验生命活动的前提，就是要解决人对于自然的态度问题，而我们蕴积对自然的亲和性态度，首先要有对自然存在权利的认同，要倍加重视生物多样性，这本身就是生态责任感的基本内容。 生态人格体验需动态地运演节律，呈现蕴积生命活动的真义，而其中又必然蕴聚着生态艺术及审美的“真义”。这种审美“真义”的系统构成，就是要使生态人格在艺术审美体验中不断地去激活生命机能，不断地去创生生命的新质，就是要构架人们对自然的权利与价值的认同，并激发生态责任感的话语系统，示范人们在生态系统中体验生命自由的方法，从中学会爱，学会调适生态性生存的节律。王岳川认为，文学生态化“对生态现实的召唤，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向往，对人的精神生态平衡所支出的特殊能量，以及对精神生态体验给定的特殊魅力，或许是能够有效地畅扬这种逆向性及非线性、无序性艺术体验，并且生态文学还能够在发挥其‘反向’性功能取向上，以艺术体验的方式着力展示着多种精神活动状态”。①这也说明人格主体的生态责任是需要通过艺术与审美知解来实现的，其责任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自我的，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艺术审美而体现着人类的责任，这就如同原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Gore）在评价《寂静的春天》时所说：“《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②当年，美国的诗人、哲学家亨利•梭罗（HenryDavidThoreau）在颂扬并融入到“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的瓦尔登湖中，同时也在畅述着他那“我要为自然说话”的宗旨。美国的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在他的“大地伦理”的视野中，“要人们‘像山一样地思考’，即从生态的角度，从人自然的关系和保持土地健康的角度来思考，培育一种‘生态良心’”。③美国当代博物学及作家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TempestWilliams）的《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被称为美国自然文学史上的又一“经典之作”。作品是作者的亲历，不仅是自体的亲历，还是自己“单乳”家族的亲历。威廉斯所表达的精神内核与内容主旨正是当下生态文学的价值所在。作品通过对自然灾难与家族灾难史的并行记录，讲述了作者及其家人在面对不幸时，如何从自然中汲取力量，勇敢地面对现实，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升华；并在展现人与自然的灵犀相通与命运一致性的过程中，表明人类应有的生命意识、普爱精神及生存理念。正如威廉斯所言，这个故事是她的归程，也是她给自己铺的一条回家的路。该书的翻译者程虹教授说：“威廉斯所说的‘记忆是唯一的回归家园之路’实际上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她的记忆指的是人类与土地密切相连的记忆，是人类当隶属于大地而不是相反的记忆。”④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作家徐刚曾经深情地呼唤着“伐木者，醒来”，警醒人们注意：人类的贪得无厌使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界的毁坏规模越来越巨大。在后来的《地球传》中，徐刚又发出“末日”说的呼唤：“‘末日’这一词语确实让人惊心动魄。可是如在未来的近万年之内，世界上所有国家、族群中的所有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敬畏自然、珍惜地球，让山川大地江河水得到休养生息，不再贪婪，不再无度地挥霍资源，我们的蓝色星球有没有可能美丽依然？我期待答案是‘有’，尽管我忧心忡忡。”⑤陈应松的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豹子家族的最后遭遇来反衬人类境况，其“最后”的忧虑作为提示符，起码启示了两重含义：一重是通过最后舞蹈着的豹子的“无奈”，意味着濒于绝迹的野生动物的“无奈”。另一重则最为重要，即表现人的活动及最后境况的象征，隐含并昭示着人只有改变对自然、对动物的态度，转换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能面对自身真正的生活与生存状况，使人规避这种最后的状况。安徽作家刘先平被称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他致力于大自然文学创作，1980年出版了第一部描写在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的长篇小说《云海探奇》，此后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参加野生动物考察，在艰难中跋涉，刘先平的足迹踏遍了我国主要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外的部分自然保护区，并且多次深入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历尽艰辛危险，创作了《千鸟谷追踪》、《山野寻趣》、《黑麂的呼唤》等大自然探险及纪实系列作品20多部。他的作品不是空谈生态意识，而是最为直观地深蕴着人类意识以及世界意识、全球意识和未来意识。 上述作品所承载的显然是艺术家的“生态良心”，是人类的生态责任。生态责任的目的指向应该是明晰的，应该依据生命演替的节律，表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且诗意化的目标指向。康定斯基在评述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时曾说，艺术“不能是短暂的、孤立的、糊里糊涂的生产活动。它是一支陶冶和培育人类心灵的力量，它有助于加高精神金字塔”。艺术作品是这个“精神金字塔”的载体，它是“艺术家用神秘莫测的方法创造出来的。作品一旦诞生，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成为一个实体。艺术作品的存在并非是偶然和无足轻重的。无论在它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中，艺术作品都具有一种明确而有目的的力量。”“一个艺术家千万要正确估量自己的地位，明白对艺术和自身所负的责任，懂得他不是一位君主皇上，而是一个为崇高目的服务的仆人。他必须深入地探索自己的灵魂，充实它，护卫它，这样他的艺术才能有所依托，而不是有肉无骨的东西。”①同时，康定斯基还为艺术家设定了一个表现精神三角形的三大责任：其一，必须发挥自己的天才；其二，必须创造一个清洁纯净的精神境界；其三，其行为和思想必须对这种精神境界发生影响。#p#分页标题#e# 以文学生态化趋向引导并且构建生态人格，必然是通过生成“清洁纯净的精神境界”，展示人的生态责任，体验人类存在的“真义”。这里的“真义”，不仅内蕴而且呈现着宇宙和生命的真义，是以艺术的小宇宙见睹自然和生命存在的大宇宙。文学生态化要面对实存的自然，但它所吸纳并与之协同共进的自然，却不只是实体性的、亘古不变的。文学生态化所指向的自然，是对实体自然的超越，是在关系性的体验中被情意化了的“自然”，所谓“心师自然”更多的也是指这种意义上的自然。从结构性状态看，它是本源性自然、情境化自然和心意化自然的三位一体结构。这种结构形态是双向流动的，一方面由自然生态的实在性、本源性流向主体的情意和心意结构，另一方面又由心意回归自然的本源。流动形成了生命能量的互动与交换，并且涌动着生命激情，更构筑着人类的“生态良心”，背负着人类的生态责任。就生命运行的节律特征而言，“自然”的这种双向流动，不仅印证着生命的实在，更是生命活动中蕴聚的诗性韵律；不仅是“有感而发”的生命律动，更是在生命律动中通向人类未来的诗意生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