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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话语与权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以其蓬勃的气势,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更为宏观而合理的“历史─文化转型”,旨在强调并扬艺术与意识形态、文本与历史现实、文学与权力话语之间错综而复杂的关系。他们宣称,对任何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必须“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所谓特殊环境,不可否认是与“权力结构”有所关联的。 作为新历史主义的哲学基础，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对翻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福柯看来，话语即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机制、惯例以及习俗之间的“关系”。“话语”本身包含了“实践”，是“实践的语言”。任何话语都具备社会性和历史性。福柯承认，在他的概念里，话语包括各种实践、体制、标准、行动和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甚至学校和基督教堂等建筑物也可视为话语。他说，“我们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福柯提出，物质因素与思想观念之间并非因果关系，话语形成显示语言事件与非语言事件之间存在着立体的交换关系和交互作用，其中蕴含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 福柯的“系谱学”认为所有的知识行为同时就是权力行为。 这就将历史与权力、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凸显出来了。 话语权力指话语中蕴含的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权力关系蕴藏于话语方式中，并以此种形式彰显权力的影响。话语既是权利的表征，又衍生权力。 话语是权力的表征，是权力恩赐、挪用和争夺占有的客体，权力借用话语对人发挥压迫、操纵和解放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效应的产生往往是及其隐蔽的，它通过语言的表述来达到价值和规范的建构，进而将这种价值与规范强加于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送给参与者，从而规范他们的思想行为与价值观念。权力通过话语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使其服从并被整合到社会秩序当中。达到“话语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实际上不能在话语之外进行思想。”的目的。当然，福柯也指出，话语虽是权力的表征，但它们并不完全对权力俯首帖耳。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对权力的消解与反抗。因此，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辩证关系。 权力与反权力都需要借助话语来实现。 话语既是权利的表征，又衍生权力。“话语”是超越个人的系统性的东西。由于它已经受到特定社会团体的认可，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实践，可以用于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 甚至能无意识地被人们所接受并内化其行为准则。由此可见，话语一方面作为权力的产物使话语本身凝聚着权力的内涵，另一方面话语在其运作过程中又不断加剧着权力，掌握和支配着对象。 因此，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争夺话语权控制话语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掌握了话语权也就意味着在实践活动中占据了权威地位，具有了支配和影响他人的力量。 二、权利话语之于文学经典复译 译者的翻译活动，在权力话语的视角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游戏，而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权利功能。新历史主义诗学坚持权力话语的制约作用。其领军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认为，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个人与群体，文学与政治，社会权利与它异权利相互激荡的“作用立场”（王岳川，1999:459）。 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人在自主参与社会实践的时候已经被潜移默化地被强加一定的价值观和主观判断力。因此，其对任何文本的理解必然会包含自身所处时代语境和文化历史传统的独特性。一名译者，无论其学识、修养、主观意愿如何，在进行翻译实践的时候，除了要理解原文本和原作者意图之外，也不能完全将自身从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因此，译者的翻译实践，从对译著材料的筛选，到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把握，都受到隐形的社会政治和权力话语的影响和制约。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洞察力让我们发现权力话语与翻译研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根据福柯的理论，在任何社会，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利形式的筛选、控制、组织和再分配。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者自然要受到权力话语对自己的一种隐性的、微妙的、自发的、笼统的但有理所应当的制约。虽然语言本身是无阶级性的，但作为言语，乃至话语却无不关系着人的认识层次、主观意志，因而与意识形态、权力机关、社会政治相互关联。 我国每一次翻译高潮的兴起和沉寂都蕴藏着和权力话语的冲突和顺应关系。这种现象在五四前后、解放初期、期间和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十世纪初，国人处于文明启蒙觉醒时期，各界知识分子在翻译语言的选择上曾展开过与封建八股文这一充分凸显权力话语的文体进行的博弈和斗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翻译活动也被要求配合新的政权的巩固，译者只能在隶属国家权力机关的翻译机构的监管下进行译著工作，自然而然此种环境下的译本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痕迹。期间，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翻译工作得不到支持、甚至受到诸多掣肘。到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政治方针的调整，文化氛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界重新绽放出勃勃生机，翻译理论与实践也迎来了新的跨越。 文学经典是具有内在审美本质和特殊语言构造的典范、权威作品。英国新批评文论家简•汤普金斯指出，“那些获得经典地位、因而被认为是象征了普遍价值意义的作品实际上只能是代表了那些保证了它们显赫地位的群体和派别的利益。”而艾略特也认为，文学经典“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可见，经典不是孤立的文化事件，而其中深藏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操纵。文学经典作为社会政治权利主导团体或阶级树立的规范人们行为、道德标准的文学事件，随着历史的变迁，根据统治团体或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点的变换或许会不断更迭，在经典和非经典之间产生反复。但既然能被称之为“文学经典”，其相对于其他文学作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历时性。对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实践，也随之具备特殊的稳定性和历时性，这就造就了文学经典的复译现象。#p#分页标题#e# 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都会有相应的译作产生。例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废奴文学中的丰碑式作品。作为第一部被林纾译成中文《(黑奴吁天录》)的美国小说，它对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半个多世纪后，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翻译的全本《汤姆大伯的小屋》，黄继忠充分论证了该小说的文学价值。两个译本均诞生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即文化转型期，林纾的译本处在鸦片战争延至前的文化近代化的转型期，黄继忠的译本则出现在1978年到至今的当代文化转型期。依照传统的翻译理论，遵照原文与译文的语言对比，或者仅仅只从字面上去对比、去衡量译文，是无法解释其译本中出现的某些翻译现象的。但是从权力话语的角度来分析，就能挖掘出文学经典复译背后的社会政治操控现象。在这两个特殊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权力话语的更迭，文学经典在人们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也在悄然转变，这就要求新的译作的出现来为当下的政治利益团体服务。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受到历史性的译入语文化氛围中权力话语的操控，在译入语读者尽可能接受的范围内，对原作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而对原文本进行适当的删节、补充，最后得出一部历史性的主观的译作。 三、“权力话语”理论对复译研究的启示 福柯的权利理论的提出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它对人文科学的自我认识的深度与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西方有人评论说:“由于他的著作的跨学科性质,每一种学术性学科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启发。”（徐贲1996:156）他提出人文学科仅仅只是知识和权利相互渗透的产物，它本身只能归属于某一个具体历史时期，是这一时期权力控制的产物，与此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想控制的一方面。翻译同样属于一种操控行为。所有的翻译行为都是为某种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文本进行的操控。所以，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复译，是历史性的对原文本的改写，而不是机械地“再现”原文本。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假设就归功于福柯“权力话语”的思想内核，从而使文化系统与语境的关系受到关注，文学经典作品复译研究也必须重视这一理论内核。 时代、译者、语境的变化，伴随的是不同的文本阐释和意识形态趋向，受到不同的权力话语操纵。因此，一方面译者对原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需要加以考量；另一方面，译入语读者也应当考察到译者执行翻译工作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即使是译入语读者本身也是出于特定的语境当中的。根据福柯的理论，权力话语弥散在这错综交错的相互制约之中，只要接触到话语，无论是译者、读者，还是文学批评学者，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甚至操控。这为复译研究增加了一个不可缺的维度.四、结语在各个学科飞速发展的今天，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正在以势不可挡的趋势迅猛发展，任何一个门类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只专注于单一因素，要求的是多维度的考量和探索。许多当代西方翻译学家如AndreLefevere、TheoHermans、StephenGreenblatt等人已放弃了以原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模式，着手将翻译放到社会、历史、文化等宏观背景下展开研究。不可否认，任何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都与历史、乃至政治权利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新历史主义以崭新的视角为翻译研究注入一股勇敢、新鲜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