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自杀与他杀的道德伦理，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似乎自中国进入市场语境以来，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关于“道德”伦理的话语讨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到今天的“价值伦理”争执，跨世纪，且话语严肃认真。上至中国孔教之礼，下至西方公共社会伦理，既有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换，又有左翼马克思的中国运用，还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公益伸张，云云，可谓理据繁复，论证铿锵，还有主流民间各派别和声交响。可惜现实社会，特别是活生生的人，就是朽木不雕、德衰难佐。好似“道德”这个词如吊死鬼一般被GDP劫持绑架，随其火箭似增长到了云层高屋，还不具备贵妃娇体能承万千宠爱之质，不能起舞更乏弄清影，于是，就越加是高处不胜寒，结果就只能滑溜溜板似的万有引坠。抗辩者不解：中国改革，怎么就损毁了道德价值呢？今天的自杀已经祸及到六岁的孩子。据《都市快报》报道，安徽省阜南二小两名六年级女生小梦和周周，在教室服下剧毒农药敌敌畏。写下一行对数学老师的愤怒粉笔遗书，于是社会各方老调重弹地纷纷论及“教育呀教育”。谴责这位数学老师是一方面，可是从孩子起教育他们尊重生命，我认为更是教育之责。从文学虚构到现实社会政论，即从作者到号称公共知识分子们，总过多地张扬叛逆与泄愤，还装裹在“批判审视霸权”的伪饰外衣下。比如：老师与学生，弱小六岁的学生当然是无辜的，具有规训霸权的老师当然责不可脱；但是让人从小就明白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将其视为人道德之根本，更重要。还有《重庆晨报》讯：“16日晚上7时，一名失恋男子在主城开往江津的大巴车上，用指甲割破了颈部动脉自杀。”自杀已不需要其他工具，不需要借助刀、绳、毒，抑或火车、大桥、高楼等，从外在的工具走向内敛极便，指甲就行，岂不怪哉？而且从小学生到这青年，都在公共空间———教室或公车，施行自杀行为，也就是说他们结束自己生命的随意性，几乎无需地点的选择。从哈姆雷特似的哲学追问“活着还是死去”到当下生命的随意轻掷，这世界是如何由思考走向浅薄之堕？文学及话语制造者有何责任？一直以来，许多鼓吹“死亡美学”者，却忽略了言说死亡背后的“生”。一如赞扬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忽略了“死”意象在诗句中有多重解释，即便是这诗人的生命意外地应合了诗句，其生命背后亦有许多不幸和坚忍。阐释和宣扬者往往疏忽了后者，太张扬前者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觑。故此本文将再次论及海子与海子的诗，兼谈诗人意愿中的使命。
再说他杀。本来理性社会建制的首要当是使敌我双方亦能在沟通的平台上得以协商、共建和平。当下社会几乎无需构建敌我，甚至都谈不上利益冲突，更不要说即使帮会也该有的法规门道，就像不需要工具似的无需武功，只是任性地随意戕害他人生命。“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中国留学生汪某因学费问题与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该男子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伤接机母亲。”弑母案已经无法以俄狄浦斯王的弑父娶母来做哲学省思和理论建构，无知、冲动及丧失理性，社会更多且几乎习惯性地以精神疾病来诠释。好像心灵的问题真的能由科学分析就了结了。一般多使用性格分裂或者双重人格等等遁词，我认为这样过于偏重科学主义的极端，是干扰社会价值及信仰构建的障碍。不少有意图的杀人者总幻想心理医学的庇护来逃罪。在心理医学的市场蓬勃下，社会伦理濒临崩溃。
2010年3月24日福建南平还发生了中年男子狂砍小学生事件，造成八学生死亡，三学生重伤。而事后裁决一个失恋说的“疯”字就了结了。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精神分析鉴定，几近干扰法庭治罪，甚至有些不无怂恿变态性破坏社会伦理的行为。我认为，让罪者明白其罪，罚之重要！文学，因其对人性有着超越极限的探险功能，所以常常刻画某些性格多重和分裂之人。但文学及心理学理论都不能沦为助纣为虐的工具。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多现他杀场景，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都可谓是多重性格者，在分裂病态中有犯罪行为和犯罪臆想。但是作者并没有把文学描写仅到“罪”的发生为止，或是用某些心理分析理论来怪诞地解构，而是在罪之后，在极其精彩的剖析心理纤维之后，强调“罚”的意义。于伊万，导致精神崩溃，由此阐明拒绝上帝拯救的后果。而在拉斯柯尔尼科夫，除了罚到西伯利亚流放，更是以索尼娅这人物的设置，来实施拯救灵魂之功。虽然她被生活所累沦落为妓，却有着凡人难以想象的与罪人共同承担苦难的超凡脱俗。
她作为倾听者肩负起与罪人共同分担灵魂重负的责任，劝说罪人自首，并承诺陪同流放西伯利亚。对罪之罚不是文学终极旨归，文学当追求的是灵魂得救之宗教信念。
西伯利亚的惩罚只是一种手段，而真正使得拉斯柯尔尼科夫灵魂得以拯救的是索尼娅每天坚忍不拔地墙外光芒式伫立，终于在故事的终结，罪人真诚认识到罪行，也同时得以灵魂的升华。此乃文学之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与西方再度交媾，九十年代诗人自杀却契合着西方二十世纪初诸多文人在世界大战中的毁灭心态，那种灵魂无所皈依的破碎情态，叠加进中国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冲击，从八十年代前期理想高歌渐渐步入后期人文精神的迷茫，像海子的自杀，纷纷被议论牵扯到诸如伍尔夫、本雅明、海明威、茨威格等等的自杀联想中。而到二十一世纪的他杀现象却暗合着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笔下的幽灵。我们的社会始终在高调否决自己与资本社会的不同，却仅从“杀”这样的微观中，不无十九世纪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梦误导。有人说这都是个人主义的错。我说，先要区分个人主义与个体叙事不可混淆。更不能将新时期中国重新拾起的个人叙事，轻率地否决，且盲目性地重新张扬起曾经被历史纠错了的“”集体叙事中的假大空。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中国二十世纪进入现代的特殊性，即人们熟知的救亡压倒启蒙的集体主义，的确在心灵上拯救了战争给予人的创伤，使得中国较西方，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少有自杀现象。当然在“”集权主义膨胀到极点时，亦有如傅雷、老舍等等自杀。故此，在强调民族的集体精神即人类的普世价值的前提下，本文拟似海子探寻汉语诗学的民族精神本源般，对人类的集体回忆和人性至善造型由衷呼唤，重思文学之质。恰如海子所言：“我们这个民族毕竟站起来歌唱自身了。”因此海子曾宣言，“我决定用自己的诗的方式加入这支队伍。我希望能找到对土地和河流———这些巨大物质实体的触摸方式。”（1）———珍视生命，善之美乃文学精髓。#p#分页标题#e#
二对于海子的自杀，我也借用西川引用的约翰·顿：“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2）对结束生命，无论有多少种阐释理由，都是让人痛心的。
我相信，许多优秀者在作如此选择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苦痛挣扎。
同时，我完全不能忍受俗世之人利用优秀生命失落的结果，或是作为隐遁的托词，或是作为泄愤抬高自己身价的筹码，比政客的投机更让我不忍，且为逝者痛心。因此，再度着重指出海子在汉语诗学中的时代意义。企图穿越死亡的疼痛，能获知新生的追求。对死的探讨，从来都显现对生的执著。海子的诗篇有许多“尸体”意象，但无不在谈诗的孕育和再生：“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土地·王》）我愿意相信是诗人灵魂对“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3）一如海子论及的荷尔德林和梵高。于是，诗与诗人、文学与作者，可以长青万万年。这也成就了海子诗言：“在大地中/死而复生”（《诗人叶赛宁》）不止一个“，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4）是在“复活”的意义上，我体会海子的汉语诗学追求，称其为“古典是一种黎明”。海子在1986年8月的日记中如此写道：“黎明并不是一种开始，她应当是最后来到的，收拾黑夜尸体的人。我想，这古典是一种黎明，当彼岸的鹿、水中的鹿和心上的鹿，合而为一时，这古典是一种黎明。”（5）我将这理解为中国汉语诗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旬经过漫长却始终处于阵痛之烈的历程之后，划过语言天空的一道曙光。中国现代诗，抑或现代语言，已经不可能撇得开“彼岸的鹿”，我们古老的民族语言不可否认地在进入现代以后已经杂糅进西方语言的林林总总，狭隘、闭锁、偏执，都不利于语言的更新发展，尤其是诗歌。在倾注人类情感、心灵的圣职中，更要求普世胸怀。问题是我们民族的语言特别在行诗中，花费大半个世纪在行埋葬之功，“旧语言旧诗歌中的平滑起伏的节拍和歌唱性差不多已经死去了。
死尸是不能出土的？”海子在日记中要说的不是尸体，而是“坟坟墓上的花枝和青草。”（日记1986/8）也就是说，“水中的鹿”如“水抱屈原”，尽管“尸骨难收”，却仅只“一双眼睛如火光照亮”，就可以激起“水面上千年的羊群”，让“世界上美丽如画”响彻云霄。（诗《水抱屈原》）要穿上“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是海子一直的梦，在著名的抒情短诗《亚洲铜》中，他把这民族祖魂的诗鞋幻化为“白鸽子”，号召“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但是，为诗的理想性行动要真正实施如诗节奏性跳跃有其现实困难，即如何将“坟墓上的”抒情进“清澈的”、“水中王冠”的状态，“流动的语言的小溪则是阻碍。”海子对现代诗语的“意象”说，尤其是技术分割型，有相当的警醒，他追求的是“意象与咏唱的合一”，他表白“当我从当代、现代走向古典时，我是遵循泉水的原理或真理的”。正是对语言的“自我审视”，这“心中之鹿”才是让海子困扰不已，也奋争不息的关键点，以对中国诗歌使命般的思考，海子指出：“中国当代的诗，大都处于实验阶段，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语言。”
对于诗歌本身建构性思考，要将中西古今内在外物三“鹿”合一，在诗清澈澄碧的王国高度腾跃飞升，这是我对海子诗学追求的读解。奚密也曾在讨论《亚洲铜》时总结：“海子的《亚洲铜》一方面表现了寻根、‘追求东方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结合’（1985年1月《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前言），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从对本土文化过渡到对诗本身的反思。”我却认为，1985年左右中国文坛兴起的“寻根”热，对海子当产生一定的影响，故在1986年，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王子、太阳神之子》）多数评论都注意到这段话，却没有多少深究海子为什么会如此说，恰是立于穿越现代意识之后的语境，思想再触及的东方实体，已不能放下现代之重。但要如何才能从当代穿越现代重抵古典，且立于“诗本身的反思”在幻象的旅途飞翔。
海子认为，“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目标的成功的伟大诗歌”，除但丁、歌德和莎士比亚之外，“还有更高一级的创造性诗歌———这是一种诗歌总集性质的东西———与其称之为伟大的诗歌，不如称之为伟大的人类精神———这是人类形象中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诗学提纲·伟大的诗歌》）奚密也注意到了海子“人类的集体回忆或造型”表现出的最高成就，一并“金字塔”、“敦煌艺术”、“印度及荷马史诗”，还有“圣经旧约和可兰经”，对这要建立（以西川的话说是）“庞大诗歌帝国的理想”，奚密没有做深入分析。
在西方现代意识统领百年之久的领地，集体的东方还有否可能，且要以远古史诗的形式再度表达？被幻象燃烧的海子说：“我一直想写这么一首大型的叙事诗：两大民族的代表诗人（也是王）代表各自的民族以生命为代价进行诗歌竞赛，得胜的民族在歌上失败了，他的王（诗人）在竞赛中头颅落地。失败的民族的王（诗人）胜利了———整个民族惨灭了、灭绝了，只剩他一人，或者说仅仅剩下他的诗。”好似海子以“处罚东方”的语气要倾导出的是即使百年来我们面对“死亡惨灭的秋天”，但依旧可以幻想诗歌“保留最后一个果实，除了失败，谁也不能触动它。”而这失败之血却可以飞跃入天堂“，血。他的意义超出了存在。天空上只有高寒的一万年却无火无蜜、无个体，只有集体抱在一起———那是已经死去但在幻象中化为永恒的集体”。（《诗学提纲·朝霞》）尽管奚密最后概括：“从到1986到1989年，诗人对诗本质———包括它与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吊诡运作———的思考，其普遍性和多元性、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及的。”（6）这给予了海子当代诗歌之位的不朽认可。#p#分页标题#e#
灵魂受洗，几乎是海子在诗中体现的生与死的态度。在《王子·太阳神之子》中他曾如此赤诚表白：但丁“领着你在他王座周围盘桓。但丁啊，总有一天，我要像你抛开维吉尔那样抛开你的陪伴，由我心中的诗神或女神陪伴升上诗歌的天堂，但现在你仍然是王和我的老师。”关键是中国诗人要在被西方语言几乎统领吞没的语境下探寻汉语诗的天空。
海子说：“如果说海是希腊的，那么天空是中国的。任何人都不像中国人对于天空有那么深的感知。”（《太阳·断头篇》代后记）在海子的理想中，似乎只要汉语诗学能省思转身，一如“中国乐器用泪水寻找中国老百姓”，那么，“瞎子阿炳站在泉边说/月亮今夜也哭得厉害”。远古犹如婴儿诞生的啼哭恰是“断断续续的口弦”，将钻入“港口的外国船舱”，让“第一水手呆了/第二水手呆了/那些歌曲钉在黄发水手的脑袋上”。（《中国器乐》）因此，将海子阐释为悲观厌世和灰暗落魄，是荒谬的误读。尽管他有着执著民族语言挥之不去的忧伤，但诗人心中的追寻总是现出某些喜庆，一如他的诗篇《新娘》，诗人总在告别一种不满意的现代自己，要去追寻“故土的小木屋、筷子、一缸清水”，这些意象一如他的“喂马、劈材”（《面向大海春暖花开》），都是对土地之呼唤，而且总要抱着明天“春暖花开”的幸福许诺来作今天的“告别”。但是，海子的告别从来都不是颓废，而是被他喻示为民族语言的“河流幽幽的眼睛”像“一盏灯”，呵“，新娘”般“照耀”啊！诗人真的如新郎般喜庆：“这盏灯今天睡在我的屋子里。”因此，我愿意在“伟大诗歌的宇宙性背景”下来体会诗人博大的胸怀，那种“超于母本和父本之上，甚至超出审美与创造之上”的追求。海子说那是“人类之心和人类之手的最高成就，是人类的集体回忆和造型。”当我们怀念诗人时，让某种情感和理想复活于我们自身，一如诗人说“想在我的诗学中表达一种隐约的欣喜和预感：当代诗学中的元素倾向与艺术家集团行动集体创造的倾向和人类早期的集体回忆或造型相吻合———人类经历了个人巨匠的创造之手以后，是否又会在二十世纪以后重回集体创造？！”（7）海子认为“：灵性必定要在人群中复活”，是要强调民族史诗的魂灵在涌动。我曾在论述史诗文章中写过：史诗精神乃雄浑广博浩大之超越，虽以“英雄”人为之本，即死亦不乏灵魂的飞升。海子的“太阳”、“麦地”和“田野”皆是灵动元素，一如他反复歌吟的：“复活的那一天必定是用火的日子。胚芽上必定会留下创世的黑灰。一层肥沃的黑灰。
我向田野深处走去，又遇见那么多母亲、爱人和钟声。”（8）神性的晚祷霞光，从远古的旷野幽幽长鸣，民族的传奇，神话般与世界融合，海子预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
这是我，一个中国当代诗人的梦想和愿望。”（《伟大诗歌》）扼腕痛惜的是在诗中千万次否决自己的个体“海子”，以自杀的方式，戕伤了“集体”的海子，而我们，却只能呼唤其精神的复活，以坚持梦想。
三对个人功利的极大膨胀，亦是他杀的主因。在资本积累漫天膨胀的时代，尤为明显。
这是为什么十九世纪文学作品中，许多以他人为阶梯，谋利不成而屠杀他人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理论就是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本来英雄精神是追求奋斗的动力，可是在资本积累的残酷中，扭曲地将他人作为了自己利益的垫脚石。拉斯柯尔尼科夫人物谱系前身有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热衷拿破仑沙场取胜的角色，任何妨碍其攀升利益的无辜者甚至爱人，都可以格杀勿论。对此利欲熏心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中的警示如《白痴》中描写的经典情节，被金钱糜烂社会伤害至深的纳斯塔霞，勇敢地拍卖自己，将获得的十万卢布随手扔进火力，让贪图利益、伤害爱情的甘尼亚爬着去取，如果这男人还可以保持不像狗一般地往火堆里抢救钱财的话，说明他还有点人味。这是纳斯塔霞狂笑世间的表达，而这个与于连、拉斯柯尔尼科夫，还有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提格涅同类型的资本社会的畸形体，终于煎熬不住以昏死过去保全了自己仅剩的人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文学价值就在于揭示如此社会恶俗时的批判和拯救。《白痴》中正是以一个癫痫症患者梅什金公爵，他曾穿越死亡，来启迪在金钱权势下堕落的俗世人间。曾面对死，几分钟之后灵魂就将离开躯体，于是希冀生的渴求那样强烈：“要是我不死，那该有多好！倘若我能死而复生，那就会有无穷无尽的时间！一切都会是我的！那时候，我将使每分钟成为整整一个世纪，一点也不糟蹋，每分钟都计算清楚，连一分钟也不浪费！”（9）以文学来启示生命的意义，有说《罪与罚》，只不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将个人英雄主义者转变成了宗教狂热者。
这是极端错误，难以沟通的谬论。宗教与宗教精神是不同的，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不乏宗教，即使是街道上，或者闭门家居，都不时会被什么和尚之类的要讨香火和超度的钱财。念经燃香，或者竖起十字架传销些商品，几乎是当今市场的宗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明示的却是宗教精神，以此情怀来超越罚之上的灵魂拯救。在《罪与罚》的结尾，杀人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西伯利亚，终于从抗拒心理走出，融化进爱的暖流中。索妮亚没有向他宣传过宗教，没有使他痛苦，没有把宗教的书籍硬塞给他，而是他终于忍不住向她要了《新约全书》。但是，他依旧没有打开过，但却与她同时认识到，流放的七年是幸福的开始，他们俩都愿意将这七年当作七天。但是必须首先认识到：“他不可能无价地得到新的生活，必须为它付出重大的代价，往后必须为它作出重大的功绩……”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总结说：这是“一个新的故事，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熟悉新的、直到如今根本还没有人知道的现实的故事”（10）……我希望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当下的文学中也多多发生，于是他杀的野蛮，不会在文学中嚣张，到现实中也禁止残暴地模仿。#p#分页标题#e#
四美国9·11之后，有这样一本书《艺术犯罪与恐怖行动》（“CRIMESOFART+TER-ROR”），（11）谈到生活对艺术的模仿，复仇的恐怖分子也许就是从书本上获得灵感。犯罪欲望导致作者与杀手某种程度上存在隐在的共谋关系。这颠覆了艺术唯美的先定假设，在野心和欲望的挑战下，艺术迷恋甚至往往要超越极限，暴力与性，在当下都是热门。这使得文责话题，几乎困难无比。
中国当代文学本来是非常讲究文学责任的，从延安讲话、整风运动起，作家的世界观改造和文学责任往往上升到政治问题，直至“”，历史上出现不少集体无意识下的强行暴力行为。而当下的个体欲望、野心如市场资本般也几乎成了某种新型的集体无意识，意识与下意识、图谋与随意的暴力行为，随时随地可能发生。诸如自杀他杀现象，许多9·11似的行为是对暴力游戏及影视的模仿，抑或灵感就来自某本书写暴力残杀的小说。故此，我们需要重提文学的责任。如何把握适度，使得文学既要有对社会负责，又不失去创作精神的自由，实在还需研究探讨。
本文书写时，正给学生讲解顾城，许多年前我就坚持，无论怎样的天才，都没有权力自杀和杀人。记得十多年前，中国已经热衷实践禁忌的小说，其中有这样一个书写情节：某人为了体验杀人，就随意瞄中一个对象，但行动失败，于是，谋杀者就上了任意的一辆公共汽车，杀了全车的人然后自杀。小说仅写谋杀犯的实验动机，而无其他理由。我曾有文质问：倘若你就是这辆公车上的乘客，倘若书写暴力实验的作者也成为了这实验谋杀者的枪下鬼，你是幸还是不幸呢？今天重提十五年前的文字，深深感到，文学责任，既是一个集体性的社会问题，又是人人个体自身的问题。1995年《中华读书报》为中国当代文学做过一个“文学可以放弃理想吗？”的专版讨论，5月3日版有谢冕老师的《理想的召唤》、洪子诚老师的《文学“转向”和精神“崩溃”》，还有我的《文学需要理想精神》，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仍然以当时的文字作结：“古人云：‘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实为创造的真谛。这里有必要再重申文学艺术何为，它应该是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的行为，是一种人对自身个性的超越性活动。托尔斯泰曾这样说：‘如果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二十年后，会因为我写的小说而哭，而笑，而热爱生活，那我愿以毕生的精力来写它。’因此我说，每一个以文为生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份职业的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