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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早可以追溯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是欧洲中世纪末期以来，人们批判封建宗教文化的彼岸神性观念，凸现人性及自身价值的一种思想武器。对于中国来说，自由主义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它的传入源自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借用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对抗旧文化和旧传统，以达到社会变革、民族独立的目的。因此，从这一角度来划分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就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发端于北京的自由主义运动就在中华大地狂飙突起，引领潮流。经过不断酝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它已经成为引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早在“五四”之前，北京就是全国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网罗了全国大多数的新文化运动精英，其中就包括最早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文化先驱者。严复和梁启超主要从近代启蒙主义的角度出发，在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构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王国维则清醒地认识到“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1］，他从文学的角度阐述了自由主义艺术的超功利性，成为近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开拓者。不过单纯地从文学方面来讲，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占据着时代的主流，追求艺术性的自由主义文学只能在时代舞台的边缘发出微弱的声音，这似乎也预示着自由主义文学未来之路的坎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作为否定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破除思想禁锢的工具被广泛传播。 陈独秀、、胡适都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呼唤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倡导思想自由，这些与严复、梁启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有着一脉相承之处，然而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和艺术表现方式却缺乏深入探讨。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阵营出现分化，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性，自由主义文学才有了明显地发展。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然主要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但其对自然人性的肯定、对个人价值的鼓吹以及个人本位主义的立场无疑渗透着自由主义的精髓，为自由主义文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五四”以后，周作人更是宣称去开垦一片拥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2］的“自己的园地”，开始了对自由主义文学的自觉探索。在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影响和带领下，北京文坛出现了一批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刊物和社团，如《语丝》、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等，废名、李金发、沈从文等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作家也逐步走上了文坛。这些作家和团体在政治上大多向往英美现代民主制度，艺术上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坚持内心精神的独立性，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和个性化倾向，北京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源地，其基本特征已经初露端倪，并逐渐走向明朗化。 如果没有时代背景的转变，也许北京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会一直顺利地发展下去。不过到了1927年前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处于崩溃的前夕，加紧了对知识阶层的镇压，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大批知识分子被迫离京南下。而上海由于拥有租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比较成熟的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特征，很快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徐志摩于1926年移居上海，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胡适也于1927年5月底到达上海，与徐志摩、邵洵美等创办了新月书店，另外还有闻一多、饶孟侃、叶公超等相继离京南下，加上从南京来的余上沅、梁实秋，他们于次年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阵地由此转移到了上海。《现代评论》也于1927年3月从138期转移至上海出版，由丁西林主编。林语堂1927年3月受邀任武汉外交部秘书，不久飞抵上海全心写作。沈从文则在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先是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接着于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直到1930年秋接受武汉大学聘请离沪，后来还于1931年初在上海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些自由主义作家齐聚上海，再加上此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施蛰存、刘呐欧、穆时英、戴望舒等现代派作家，很快掀起了一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继北京之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并不仅仅因为大批自由主义作家的到来，上海发达的报刊出版业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早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转移之前，许多自由主义文学的书籍就在上海出版，例如，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就是1920年3月由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闻一多的《红烛》也于1923年9月由上海的泰东书局出版。另外早期新月派的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与上海的创造社曾经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交往，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刊物上，经常可见梁实秋的诗、散文和小说，创造社诸人还曾主动邀请梁实秋、闻一多主持《创造季刊》的编务工作。还有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以及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等都为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舞台。总之，在早期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起源过程中，虽然北京为自由主义作家提供了生活和写作的主要基地，但上海的报刊出版业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租界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上海的报刊出版业竞争激烈、盛况空前，营造出自由、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转移到上海之后，这些有利条件更为自由主义作家提供了得以任意驰骋的阵地。新月社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而新月书店的创办是他们在上海的重新崛起，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社团的重要标志。在短短几年之中，新月书店出版各类书籍近百种，其中大多数为自由主义文学的作品或理论著作。围绕着新月书店，《新月》月刊于1928年3月10日创刊，主要撰稿人有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等，刊物内容除了文艺外，还有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 它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在诗艺的创造和探索，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建树上都展示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强大实力。除此之外，上海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如《小说月报》《时事新报•青光》《文化评论》《现代》《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都先后刊载过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或评论，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万象书屋、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现代书局、光华书局、上海远东书局、大东书局、合成书局、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都曾经成为自由主义作家出版作品的阵地。许多作家虽然不在上海生活，但大部分创作却是通过上海报刊出版业这个窗口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例如，周作人的散文随笔《泽泻集》《谈龙集》《永日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都在上海的北新书局出版，还有《看云集》《艺术与生活》《瓜豆集》等都通过上海这个阵地影响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另外，沈从文、梁实秋等虽然在上海时间不长，但也大多借着上海报刊出版业这个舞台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摇旗呐喊、敲鼓助威。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成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也是势所必然。#p#分页标题#e# 在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勃兴的同时，左翼文学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中。随着政治斗争的日趋尖锐，主张文艺独立性的自由主义文学与要求文学做政治“留声机”的左翼文学之间的论争频繁展开。围绕着文学的批评标准与态度、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双方展开了尖锐地论争。作为自由主义者，无论是否承认文学的阶级性，他们都反对将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张尊重作家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维护作家追求思想和艺术自由的权利，反对用统一的思想框架和艺术框架来束缚作家。另外，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还强调对人生和人性的探索，主张用文学去表现人性，认为只有表现出人性的丰富与深邃，具有精神深度和终极关怀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 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到梁实秋的人性论，再到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在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层探讨，无不表明“以人为本”的创作思想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石。 在文学观念上与左翼文坛相论争的同时，上海自由主义作家还要面对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新月社的这些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说是一群自由主义者，他们接受了西方社会的现代价值观念和人权观念，积极呼吁民主、自由、人权。在《新月》月刊中，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写了许多诸如《人权与约法》《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思想统一》等鼓吹自由与人权的文章。而这些对独裁专制的国民政府来说必然是难以容忍的，刊登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的这期《新月》月刊就被国民党下令没收焚毁，刊物更是随时面临被取缔的危险。 而在文学方面，他们更是对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激烈地否定，胡秋原、沈从文等都曾撰文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本质予以揭露。可见，自由主义作家绝非左翼文坛所批评的那样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帮凶，而是始终坚持着对思想自由和人权观念的倡扬，反对任何将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艺术观念，在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的双重夹击下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