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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中国国民政府的陪都。 然而，重庆陪都文学却由多种因素所促成。重庆陪都文学的形成,重庆陪都文学之所以能成为大后方文学、抗战文学的重镇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奇葩，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即是“重庆精神”及其所起的支撑作用。当然，重庆陪都文学的“重庆精神”，既是重庆本土的、草根的，又是时代的、现代的。 一、“重庆精神”：内涵及其成因 “精神”一词，含义颇丰。我认同一种解释即“精力、活力”之意，有如李郢在《上裴晋公》诗所说的“龙马精神”——似龙的马，十分健壮，精力、活力无穷。后人常以“龙马精神”指称人的精神或一地方、一城市的精神状态。 人，只要是健康的人，都是有精神的。精神于人之重要，王充在《论衡》中作过这样的界定，他说：“人之所以能生者，精气也。”哲学层面上的“精气”指精神之气，亦即现在所说的精气神。“精气”——“精神”——“精气神”是为人之本、为人之根、为人之魂。那么人的“精气”——“精神”——“精气神”从何而来呢？我以为最简单、最生动、最确切的答案就是一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重庆精神”归根到底是重庆人具有的精神。重庆人有如重庆的山一般的坚韧精力和重庆的雾一般的旺盛活力。这样的“重庆精神”带有本土性和草根性。这样的“重庆精神”经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血与火的冶炼得到了提升而与民族解放意识合一了，因此有了时代的现代的浓厚色彩。那么，“重庆精神”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重庆精神”自然得力于重庆这方水土的孕育。 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两江拥抱。同时，重庆有南山、歌乐山等高山环绕，树木葱茏。造物主用鬼斧神工造就的雄峻幽深的群山和奔腾不息的江河，以及由此而生成的薄雾、浓雾、大雾，孕育着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英伟之士。号称“缙云之子”的黄帝，曾在重庆城郊的缙云山修炼，播下重庆文明和整个华夏文明的种子，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疏通九河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造福祉的大禹，在重庆歌乐山上召开治水庆功大会。巴人姬巴，为周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宋元之际，重庆及其所在的巴渝军民在重庆远郊的合川钓鱼城血战30年之久，不仅为中国还为世界文明的定格与走向，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现代以来，重庆亦出现过不少推动社会人生与文化进步的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件。这一切，充分表明重庆从古到今，都是一座“地灵人杰”的城市。 文化即人化，文学即人学。重庆这方水土不仅孕育了重庆人，同时孕育了重庆文。法国文史学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的“序”中，认为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有三：一是地理环境，二是种族，三是时代。他把“地理环境”放在决定文学的三大要素之首，意在强调“一方水土”对“一方文”的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重庆陪都文学恰恰是经历了重庆这方水土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代的孕育与濡染。重庆陪都文学承传、演绎、传播、提升着重庆精神——精气、精气神。重庆陪都文学的重庆精神与民族解放意识合为一体了。惟其如此，重庆精神才对重庆陪都文学起着支撑作用。 二、“重庆精神”：山一般的坚韧精力 重庆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城市，坡坎重叠。其状貌有如一句民谚描述的：“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20世纪80年代以前，重庆人出门，基本上是爬坡上坎。张恨水曾在《出门无处不爬坡》一文中说道：“重庆半岛无半里见之平原，出门即需升降。上半城与下半城，一望之距，须道数里。若抄捷径，则当效蜀人所谓‘爬坡’。”他运用一句俗语来描述爬坡下坎之艰难：“上坡气喘喘，下坡打脚杆。”20世纪20年代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在《国难旅行》一文中，诉说出他面对重庆的坡坎及重庆人的感叹与感悟。他说“在90度的斜坡上，挑夫们是拼命地爬，几乎不相信人类这种忍耐力”。由此，他认定这是“吾人艰苦卓绝的精神和民族性”的体现。生于斯长于斯的重庆人，因爬坡上坎，练就成了如山一般的健壮体魄和坚韧精力。 重庆人如山一般的坚韧精力，为众多重庆陪都文学家所感知与知解。闻一多在《西南采风录》“序”中，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与称赞：“你说这是原始的，是野蛮的。对了，如今我们正需要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应该拿出人性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重庆陪都文学家们，把重庆精神中如山一般的精力转化为文学创作的话语，即“原始强力”。他们或写纤夫拥有的原始强力，或写重庆煤矿工人拥有的原始强力，或写一般中国人、重庆人拥有的原始强力。 坡坡坎坎不仅遍布重庆城，就是嘉陵江及长江两岸几乎也全是坡坡坎坎。当年的船，几乎都靠人来拉。因此拉船成为了一种行业。拉船的人被成为纤夫或船夫。这种行业，也是非常艰辛的。生活于重庆陪都的诗人们如阿垅、羽军、厂民、丹丁、胆石、高兰、李一痕等人深有所感。他们用诗的语言抒写出纤夫体现出的原始强力及其意义。阿垅在《纤夫》中描摹纤夫们拉着船一寸一寸地、一里一里地前行；丹丁在《拉纤夫》中写道：“拉纤夫/拉着自己的重担/用力拉/想把江流拉住/紫铜的腿/撑起炽热的沙层/一步紧一步/踏出自己的路。”高兰在《嘉陵江之歌》中写道：“在利刃般的石崖上/在生满荆棘的悬崖下/畜生似的爬着/四只脚爬着/有时头也是着地的。”诗人们不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纤夫拉船的状况，而且还揭示出其所深含的意义。#p#分页标题#e# 李一痕在《我徘徊在嘉陵江上》就这样写道：“纤夫的号子声音里/有饥饿，疲惫/他们拉着岂止是一只古老的木船/而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或沦亡。”路翎随逃难人群，由武汉而重庆，在重庆继续读书，后在北碚天府煤矿工作。在胡风的影响下，他把流亡途中对于社会人生的感受和生活于北碚期间对人生的体验与认识具像化，写出了多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最大限度地挖掘中国人——重庆人的原始强力。他在80余万字的《财主底儿女们》小说中，通过蒋家三个儿子在1932年“1．28”到1941年12月期间的不同的心态、生态历程的描写，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大时代背景下，要由原始强力而最终融入于民族解放之中，不但要和封建主义作残酷的搏战，还要和身内的个人主义及身外的伪装的个人主义压力作残酷的搏战。这部长篇小说，标明了重庆陪都文学家在重庆精神的濡染之下而探寻民族解放与个人解放相结合的人生之旅与精神之旅做出的努力。 路翎及诗人们着力于重庆人原始强力的开掘与描写，不仅具有强烈的思想文化价值意义，同时也具有文学历史价值意义。就思想文化价值意义而言，即如路翎在《论文艺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我试图‘浪费’地寻找人民的原始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乃因为“原始强力是个性解放的阶级觉悟的初生的带血的形态，是革命斗争和革命领导的基础”。就文学历史价值意义而言，原始强力是五四以来中国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作家们，在政治——文化——文学一体化语境里的精神之旅与心理历程之旅的起点，同时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家们的创作展现出的精神内容与精神动向。 三、“重庆精神”：雾一般的旺盛活力 重庆是一座雾城，一年之中约有一半的时间被雾所笼罩。阴历头年10月到翌年4月，谓之雾季。在雾季里，不少时候，大雾、浓雾从早上到中午都存在；也有不少时候，雾像一条条白色的纱巾一样缠绕着重庆城，显得婀娜多姿。造物主赋予重庆城的雾，构成重庆人生存环境的重要元素。没有雾，重庆人反而觉得不习惯，不正常。雾在重庆人的生态与心态里形成了一种情结，可称之为雾情结或雾文化。雾在重庆人眼里有一种充满旺盛活力的神秘莫测之感。其实，这种情结、这种文化、这种感觉，是重庆人的生命活力的对象化，是重庆精神又一物化展现。正因此，重庆的雾吸引了感染了重庆陪都文学家们。雾进入了重庆陪都文学家们的文学创作之中。 重庆的雾，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对于重庆陪都和重庆陪都文学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雾护卫了重庆陪都和重庆陪都文学。雾季里，能见度很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无法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重庆陪都和重庆陪都人的财产与生命免遭残害。这一点，重庆陪都文学家们深有所感。他们一致感到，雾成为了重庆陪都的天然防空设备。他们凭借着这一天然防空设备，大力开展文学活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项活动即是每年的雾季演出。据统计，1941年到1945年，雾季演出的大型话剧剧本就达130余部次，《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南冠草》、《大地回春》、《天国春秋》、《雾重庆》、《法西斯细菌》、《清明前后》、《万世师表》、《原野》、《北京人》等等的演出，深受观众的好评，场场爆满。这在中外话剧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重庆陪都文学家们，在雾季里也奋力创作。巴金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火”的第二部和《憩园》都是在雾季完成的，《寒夜》也是在雾季开始写作的；老舍的长篇小说《火葬》是1943年底写成的，《四世同堂》于1944年冬和1945年冬完成前两部写作；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等剧本也是完成于1942年1月、2月。.其次，重庆陪都文学家们大写对雾的喜爱和雾的象征意义。也许正是因为雾护卫了重庆陪都和重庆陪都文学，重庆陪都文学家们才对雾有了特殊的情感，纷纷执笔为文，表达对雾的喜悦之情。司马訏在《重庆客•黑天使》中就写道：“对于雾，我不讨厌，而是喜欢。世界上有雾，世界就像喝了酒，朦朦胧胧，有趣得很。”张恨水用他的笔写了多篇称赞雾的作品，其中《雾之美》堪称经典。他用诗的语言描写雾呈现出的不同形态：“雾正盛时，含水分少，而上漂，其色青。青雾终朝弥漫天空，不见天日，山川城郭，皆在愁惨景象中，似阴非阴，似雨非雨”“;若浓雾中，己身以外，皆为云气，则真天上居也”。王亚平的《火雾》可以说把雾的美、雾的活力推向了极致。他喝道：“‘火雾！火雾！’力的旋动！/火雾！火雾！光与火的灼烧！/你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万物的形象！”王亚平把自己对重庆的雾的感受、体验与理解，同诗之思融合在一起，使自然界的雾有了活力，甚至使火雾成为重庆形象的代表，成为重庆精神的一种诗化表征。 当然，还有一些重庆陪都文学家赋予了雾另一种含义，直接现实政治意味较浓。任钧在《雾》一诗中，把雾比拟为魔手：雾像“一只惨白而又巨大的魔手”，“遮断了璀璨的阳光”，“让人们的视线/所有的道路”，“变成了一个谜/更看不清眼前的一切/更猜不着/道路/正有什么东西在等待/在埋伏”。 江村在《灰色的囚衣》一诗中，把雾比作“一副苍白的纱幕”，比作“无数根铁柱/围成了人间的囚室”。老舍的《残雾》、宋之的的《雾重庆》和李辉英的《雾都》等等作品，都让雾负载了深刻的鲜明的政治意义，正如徐迟在《重庆回忆》中所揭示的：“风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杀人，大雾弥漫的天气里可以干一切见不得人的卑劣龌龊的勾当。”《残雾》写大雾弥漫中重庆陪都的官员们，为一己之私利而成为汉奸敌特的保护伞；《雾重庆》写一群外地来到重庆陪都的青年，在大雾包裹的重庆陪都社会里，灵魂被吞噬，或堕落，或沉沦，或彷徨，或忧郁。 重庆的山与雾，孕育了重庆精神。反之，山与雾也成为重庆精神的对象化和诗化展现。重庆陪都文学家们或以“他者”身份或以“自者”身份将重庆精神融入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这就使得重庆陪都文学不仅有了大后方文学、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意义，同时又了重庆特性。今天，我们探讨七十余年前的重庆陪都文学的重庆精神这一话题，对于建设现代化的重庆文化文学和净化与提升重庆人的精神，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裨益的。#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