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民主时期的左翼文学，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是与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同步发展的。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仿佛是时代的晴雨表，社会历史的每一次动荡都会从不同角度折射到文学上来，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运动从五四时代对外国思潮流派的兼收并蓄转到格外关注“普罗”(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是我国的革命文学对风行全球的左翼思潮的一个响应，是红色的30年代的一个健康产儿，更是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一次示威。因此，本文想从左翼文学这个特殊角度，探讨一下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党是如何以文学艺术为武器，历尽千难万险，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 概括来说，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反封建、反专制，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在这漫长的30年(1919一1949)的发展过程中，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不是笔直向前的，这之中也有反复，也有潜流，但它的基本脉络是革命的，是进步的。特别是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的洗礼，他们由单一的追求个性解放这一自身利益出发到关照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人农民的生活群体，就是他们思想的一大进步。如果说第一个十年是启蒙主义，个性解放思想压倒多数，那么第二个十年就是个性解放主题淡化，让位于阶级斗争。从“二七”大罢工到五州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已日渐被一些激进的青年所接受。1923年，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挥代英、萧楚女开始写文章，明确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号召作家深人革命实际，培养革命感情，由于他们本人不是文学家，考虑问题的角度多.从社会政治着眼，对当时的文学现象多有批评，但也在文坛上引发一r一场不小的讨论。 1924年，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召J下了“一大”，孙中山宣布并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结成革命统一战线，这不仅促进了‘!，国革命的发展，也给革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出版了一批宣传革命思想的进步刊物。这个时期，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南方一带，农民运动正方兴未艾，在广州主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随着农民运动的深人，各种矛盾也十分突出。为了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分析，澄清当时各种强加到农民运动上的罪名，在1925年至1927年相继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陆续发表在《中国农民》、《战士周报》等刊物上。这是共产党人关注进步文化运动，并在思想宣传上进行积极引导的一个例证。 正当革命文学运动出现勃勃生机、迅猛发展的时候，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他们查禁进步书刊，捕杀进步文化工作者，共产党人、萧楚女惨遭杀害;但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和残酷所吓倒，郭沫若写出了《请看今日之》的讨蒋檄文，为躲避迫害，此后远走天涯、亡命日本。北伐战争中投笔从戎的部分作家重新回到久违的文坛，为了反抗国民党的专制和暴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即左翼文学。当时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在欧洲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在日本、德国、美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苏联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很快，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策源地，苏联的理论对于各国想变革社会的文学艺术家都有着不同凡响的吸引力和不容质疑的正确性，这些主客观上的原因都在这一时期推波助澜，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主流一左翼寒学的一个高峰。 在1928年至1929年，同是进步文化工作者，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等又围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对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的广大群众起到鼓舞和激励作用，但不利于革命文化战线上的团结对敌，而且容易被敌人分化和利用。党中央注意到这场论争，为加强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根据党的指示，共产党人冯雪峰、潘汉年在论争双方之间做了大量工作，消除误解，达成共识，并具体筹划了左联的成立工作。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联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文艺战线领导的一个伟大胜利，也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我党领导广大左翼文艺战士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一个胜利。 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有其鲜明的革命色彩，在这十年间，中国的左翼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它不仅要正面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还要对付打着“中立”、“文艺自由论”，“无党派文学”等形形色色的文艺派别的围攻，压力之大在我国进步文化运动史上是空前的。继左联成立后.潘汉年代表党又先后领导了“剧联”、(左翼剧团联盟)，“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的筹备工作，并担任了此后成立的“中国左翼文艺总同盟(文总)”并担任其第一任党组书记，另一位共产党人瞿秋白到上海后，也积极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并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谈中国的左翼文学，不能不涉及苏联文学对它的巨大影响，当时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就叫嚷“革命作家是被卢布所收买”，文艺理论是“向俄国批发的”。这从反面也说明了苏联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有着多么至关重一要的影响。在这里谈苏联文学的影响，不能低估日本的媒介作用，在中国的左冀文学发展过程中，日本是兼有模式和媒介和双重身份的，一方面，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较之中国开展得要早;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坛大多是由日本留学生筑成的，”•(郭沫若语)，因此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通过日本间接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的。一方面中国的左翼作家接受了苏联文艺思想中阶级斗争白尔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注意力不再集中于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体，视野和创作题材也都拓宽，使左翼文学无论是表现思想还是艺术手法都日臻成熟。另一方面，中国也接受了苏联排斥“同路人”思想，中国的左翼作家认为当时“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广大工农群众”。甚至提出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斗争对象”。.这样做的结果，使自己很孤立，而且授敌人以攻击的口实，他们还接受了苏联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机械地在现实主义与唯物主义、浪漫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划了等号，这些影响都是消极的。、在这十年间，由于左联的工作和世界性左倾思潮的推波助澜，特别是苏联文学的巨大影响。使中国的左翼文学成为国际范围内“红色的30年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左翼文学在30年代，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使国民党在文化领域一直处于防范的地位，终于一败涂地。#p#分页标题#e#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积极宣传与介绍，是左联当时开展的一项主要活动，被誉为“文艺的重工业运动”。先后出版了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普列汉诺夫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论》，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鲁迅译的心车勒丙绥夫斯基的文学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家与艺术家》。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对尚在迷惘中徘徊的左翼文化工作者无疑是久旱遇甘霖，他们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对苏联的文学艺术采取教条主义的照搬，以致在左联前期产生了二些标语口号文学，多是图解革命的急就章，大多数比较粗糙、简单，曾授论敌以攻击的口实。随着左联各项活动的开展和冯雪峰、鲁迅的积极倡导，一些左联成员在仓啡实践中逐步克服了革命文学倡导时期的幼稚现象，•作品日趋成熟。同是写劳动人民的遭际，五四时代单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同情，.怜悯。到了30年代，’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文艺的领导，‘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阶级斗争思想的深人人心，左联作家笔下的工农群众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有了反抗意识，如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等。由子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这一时期写工人题材的作品较之五四时期大量描写农民生活的困苦和知识分子苦闷的作品，在数量上增加了。这也与左联成员身体力行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包括培养工人通讯员)，发动工人罢工的实践有关。 国民党当局是不会听凭左翼文化的蓬勃发展的，他们加强了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查禁进步书刊，捣毁进步书店，捕杀左翼文化工作者。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五位左联作家被害，被收人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激愤于此而写成的。丁玲被监禁，应修人被国民党军警所逼坠楼牺牲。墨写的谎言是永远也掩盖不了血写的历史的。 中国左翼文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尊重厉史_并不等于美化失误。在充分肯定左翼文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史_上的主流地位的同时，也要一分为二地总结它的不足和局限。 首先，左联时期的作品题材比较单一，社会涵盖面有限。因为左联作家声称要当一个政治的“留声机”，因此他们没有时间在斟酌作品的布局谋篇，加之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一个作品往往不是深思熟虑，经过时间积淀的产物;而是革命热情加创作冲动的产物，题材也多集中在左联倡导的几类之间，如写兵变等，这无形中限制了作家配创作视野，作品的单一、粗糙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二，宗派思想作怪。宗派意识是封建帮会意识的产物，是一种极其狭隘的观念形态，是产生无原则纠纷和个人主义、滋生文艺市侩习气的土壤。可以这样说，宗派主义在左联时期一直存在，只是或轻或重的区别。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置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的社会现实不顾而故意危言耸听，由宗派情绪引起的几次论争，影响了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也使大多数中立作家长期处于仿徨状态，不利于他们向左翼作家靠拢。 其三，教条主义。左联时期，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学习有生吞活剥的现象。苏联文学对我国左冀文学的积极影响是无可辩驳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它的消极一面，即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的一套，甚至左联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左”的不易被人接受的理论，视苏联为自己的祖国，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这显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它不利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大多数的民众来拥护自己的主张。 纵观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的文学一直是它的主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黑暗统治的斗志的决心，在中国革命史上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