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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了黄彤光老人的委托,写一本能表现黄显声将军完整人生历程的书。 当年最一早写出《赵四小姐与张学良》一书的小说作家,曾到南通来住了五天,专访黄彤光,希望她提供资料,写一本以黄显声与黄彤光恋爱史为主线的小一说,但采访的结果是恋爱史不够浪漫,而当事人黄彤光也不愿意刻意宣扬个人隐私,书终究未能写成。经过一再拖延,直至黄彤光料理了丈夫的后事,物色了我写书,以了却她出书愿望时,她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 在我采访写书的过程中,由黄彤光老人出面联系,一些与黄显声共事过的战友及其家属、子女,都纷纷对我提供了当年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例如王凤起先生的手写回忆录、王永生的回忆笔录等。我也多次与周平生先生电话联系阁,了解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写黄显声,实地采访息烽集中营和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一些幸存者的情况(这些人现在健在的已很少)。有些问题以前受历史条件限制,未能客观反映,他这次也提供给我,希望我补充在书中。黄显声生前战友刘澜波之子刘安东,遵照他父母遗愿,对写书之事十分关心,百忙之中专门到南通与我会面,谈了一些应注意的问题。尤其是黄彤光保存的黄显声当年给她的信件复制件(原件在公安部存档),提供了他们之间来往的一些真实情况。 我对黄显声将军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资料进行详尽的采访、阅读及整理分析后,便考虑写作重点应放在哪里。黄彤光是黄显声将军在息烽集中营的难友和恋人。他们在年龄上相差二十岁,两人的阅历和经历也大不相同。黄显声将军当时已是身经百战的军队将领,又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中共特别党员,与、等中共领导同志有特殊的接触。西安事变后,他接受的指示,为营救张学良被秘密逮捕人狱。黄彤光是一位在抗战中从北平流亡到重庆的学生,演过一些宣传抗战的进步戏剧,参加过一些抗战的进步活动,是一位有爱国心、正义感,但涉世不深的女青年。她有一位女学友徐煊,是国民党内高级官员的媳妇。黄彤光与这位女学友之问的来往,被戴笠等人纳人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视野,牵连到一桩她并不知情的案件中,被捕人狱。黄显声与黄彤光在国民党息烽集中营充满残酷斗争的环境里相识,逐渐相知,直到相恋。 如果全书以黄显声与黄彤光的恋爱为主线,确能引人注目,也许能够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从黄显声将军与黄彤光的交往过程看,恋爱虽然具有传奇色彩,可在黄显声将军的一生事业中所占比重极小,如果将一本描写他一生斗争经历的书的重点放在“苦恋”_上,不但是本末倒置,也无法表现黄显声将军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风范。 薰笼藻翰薰嚣漱薰,他放弃了金钱、地位、物质生活和家庭,认受到重用和提拔。在“九一八”事变中[3],他,虽败犹荣。后来由于与刘澜波等人的接触,他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刘澜波是共产党派到他的部队中来做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他的秘书。黄显声义无反顾地加人了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斗,直至被捕人狱,英勇牺牲。 黄显声被捕之前有过两次婚姻,密切接触过三四个女人。他在武汉执行任务时,同志曾批评他说,生活上不够检点,这对于一个当过国民党军队将领的人来说,是一种严格要求,但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十分重视这一批评。当他在狱中遇到黄彤光时,他不仅在政治上很成熟,而且_在处理两性关系问题上也相当谨慎。他与黄彤光有共同的抗日思想和正义感作为基础,黄彤光对黄显声将军的学识、才华很是仰慕,更重要的是她对黄将军的人格不但敬仰,也有一种依托、。黄彤光是一位在将军战斗生涯中难得知遇的知识女性,黄将军对初涉世事的黄彤光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怜惜,对她的文才和人品备加赞赏,共同的牢狱之苦更使他们互相牵挂。他们的相恋,在这样特殊的土壤中产生、发生、发展,是不足为怪的。但由于艰险的斗争环境,他们的爱情只能深藏在只言片语之中,一个眼神,一丝表情,一次探望,都是他们爱情的流露。漫长的等待,盼望,对能在一起生活的向往,是他们爱情的寄托。也许爱情是黄彤光能够在恶劣环境下生活下去的主要动力。对于黄显声来说,虽然他向往着出狱后能与黄彤光生活在一起,甚至在形势乐观时,他让黄彤光在狱外买房子,准备出狱后共同生活,但是他始终表现了理性重于情感,对黄彤光的尊重重于自己的情欲冲动,与黄彤光之间的爱情服从于事业之情、同志之义。他把她对自己的事业支持当作是对自己的最深重的爱情。当她准备营救他出狱时,他坚持尽量多营救一些难友一起出狱,为此失去了一次次生的机会,也放弃了一次次可以与她重逢,建立家庭的机会。 从事纪实文学的写作,要害的问题是真实,若是用虚构的情节吸引读者,只能是纪实文学的悲哀。我对黄彤光进行了详尽采访,认为她是个乐观、坚强而又很现实的女性。尽管黄显声将军的被杀,使她悲痛欲绝,但她还是很快就从悲痛中走了出来。解放后她面对现实,与徐陶先生结婚生子,除了工作,就是一心相夫教子。她不但在艰难处境中将自己亲生孩子抚育成人,也善待丈夫前妻所生的子女。的确,她的内心深处,从未淡忘过黄显声将军,而且随着世事的艰难,越来越理解黄显声的为人,越来越为黄将军的人格魅力所感动,她以黄将军的气概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磨难。当她脱去了四类分子的帽子,逐渐恢复了政治地位,最后享受了离休待遇,处境好转后,她念念不忘彰显黄显声的事迹,让世人了解黄显声将军光辉的一生。她将这件事,作为自己有生之年一件有价值的事,这不但得到过丈夫徐陶的支持,徐陶的孩子们也十分理解,他们也都为黄显声将军的高尚人格所感动。 此书出版后,当年与黄显声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王凤起的爱人富平(已有九十多岁)[s],当年黄显声从白公馆营救出狱的《大公报》主编顾建平的爱人董述文闹,当年在息烽集中营为黄显声和黄彤光刻过章的朱吟猿先生,周平生、宋振中先生(小说《红岩》中小萝卜头的哥哥)等人都来信或来电表示祝贺,对此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黄彤光本人更是为了却了她的最终心愿而感到高兴。他们一致认为,该书感人的力量是建筑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的。#p#分页标题#e#